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周年论文,讲话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0周年。理论要与时俱进，纪念历史事件，回顾历史进程，也要与时俱进。也就是说，要进到现时的高度，进到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高度，来总结南方谈话以来的10年历史。
历史判断：三个历史关头和三大历史阶段
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算起，经历两年徘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五大报告把它评价为：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从1989年算起，经历国内风波和国际风波，直到南方谈话发表。十五大报告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一论断是比照着对第一个宣言书的评价来写的。
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从邓小平逝世算起，经过十五大，直到20世纪结束。
邓小平逝世，领导我们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历史人物不在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党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个关头，后继的人们怎样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需要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郑重地作出回答的问题。在国际上，注意中国发展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也都在观察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的走向，有些人担心，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转向，转到这个方向或者转到那个方向。国内情况也是如此。正是在国内外议论纷纭面前，十五大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领导我们开辟的、又在南方谈话中指引我们坚持和发展的新路。
十五大报告有两大贡献。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从回顾20世纪和面对21世纪的历史高度，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一个是进一步展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法治国家），绘制了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继续发展的蓝图。
十五大报告结束语高瞻远瞩地讲准备迎接风险。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容应对和战胜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风险，有系统地提出和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国企改革、第十个五年计划和西部开发问题，宣布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从2001年开始我国将迈开向第三步目标前进的步伐。
七一讲话是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同志最重要的一篇讲话。根据时代需要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三个代表”思想的概括就是这种需要的产物。七一讲话系统总结了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刻意义和时代内涵，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的历史任务。
所以说，十五大报告和七一讲话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在邓小平逝世后秉承和发扬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面对时代和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提出和探索新结论的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三大历史关头，三大历史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个历史关头的考验）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经历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第二个历史关头的考验），为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20世纪结束（经历了邓小平逝世后第三个历史关头的考验），为第二个阶段；从21世纪开始，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理论突破：确立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这是由邓小平奠基，江泽民提议，十四大决策来实现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是以市场为取向，迈步前进的。但在理论上，很长时间内总是迈不过“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的坎。
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对外宾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85年，邓小平又对外宾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但党的正式文件没有说过市场经济，还是说“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理论界又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批市场经济，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1990年底同党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又同地方领导同志说了同样意思的话。不过都没有形成文字印发，没有准确和广泛地传达。理论界还有纷争。
这样，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毅然决然郑重申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邓小平不仅重申了以前多次说过的话，而且从理论上把市场和计划的问题与如何观察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引人注目的新概括。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形成了正式的文字，为党中央所赞同，给予高度评价，在党内印发了正式文件，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并且公开发消息表示了坚决赞成和贯彻执行的态度。这就给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是，邓小平南方谈话还留了一步，还没有直截了当挑明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尽管上上下下不少人都根据实践发展的经验和需要、根据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主张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还是有人主张不要搞什么新提法。我记忆中印象特深刻的是，有位中央元老说：现在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索性明确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个时刻，江泽民同志拿什么主意就很关键了。1992年4月30日在一个重要的决策场合，江泽民表示：十四大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年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他指出现在共有三种主张、三种提法。他表示，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成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他自己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说这虽然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同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还要十四大来最后确定。
6月22日江泽民向邓小平汇报了他的这个想法。邓小平表示赞成，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表示，如果大家都赞成，就可以讲了，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当时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讨论，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于是，党的十四大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这个历史性的决策。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任务作出了系统的决议。
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现在已近10年。尽管主客观困难还多，但总的发展态势是好的。我们已经宣布，到20世纪末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于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大的动力和机遇，当然也是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战略估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在南方谈话第一次提出来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就讲过：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又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十三大报告中说：“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但南方谈话不止是重申这些意见，而是以过去不曾有过的力度重申，是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新的有针对性的重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十四大将这一论点论述得更丰满了。表现在：
首先强调了讨论问题的范围——“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是不问对象的泛泛而谈。
其次是丰满了对“左”和右的表现的论述——“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其三是丰满了对“左”的历史和影响的论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
其四是提出了应该注意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
十五大又重申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七一讲话在文字上虽然没有重复这个论断，但充分体现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精神。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根据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和探讨了那么多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到困扰的实际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表现出多么大的打破思想束缚的理论创新的勇气！而且从原则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提出三个“自觉解放”（“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多么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所以这是一次色彩浓烈的事实上的重申。
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从文字上再一次重申了“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这对我们理解七一讲话的精神，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当然，“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也是《决定》中重申的话。要讲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能只讲一条战线。要全面估量形势，不能只作片面估量。要讲辩证法，不要搞形而上学。但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同“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连在一起说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始的历史关头，重申这个战略估计，是很重要的。有这个估计和没有这个估计，很不一样。有了这个战略估计，可以帮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在战略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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