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复古文学思想探析_文学论文

章太炎复古文学思想探析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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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文学上的复古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林琴南、梅光迪、 胡先骕、章士钊,和他们所代表的桐城派、学衡派、甲寅派。不错,这些人当年都曾经提枪跃马与新文化战士交锋过,这些派别都在文化阵地上竖起过复古主义的旗帜。但是,无论从旧学的修养上看,或者就文坛上所处的地位看,他们都抗不起复古派文学的帅旗。

那么,复古主义的中坚力量在哪里呢?答曰:国粹派。他们的领袖人物又是谁呢?章太炎(炳麟)。章太炎是经学专家、小学大师,是有主张、有成就的文学家,是当时公认的领袖人物。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之言’。”

1、保存国粹与民族革命

国粹派的形成,可以1905年2月《国粹学报》的出版为标志。

章太炎因《苏报》案系于狱中时,曾宣称:“上天以国粹付余”。这句话被《国粹学报》刊于报端,以相号召。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特别强调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务,即召刘师培前来协助工作,他们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宣扬国粹,与《国粹学报》遥相呼应,使国粹主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国粹派的目的性很明确,诚如章太炎所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1〕他们有所倡导,有所言说,无论正误,均是循此目的而进行。

国粹主义者所要保存的国粹,是指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他们要复的古,是指汉族古代的典章制度。为了反对满清皇室的统治,他们把汉族的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都说得很好,而且在他们看来,汉族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汉族。章太炎就曾公开宣布:“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2〕章太炎此言, 也正是爱国激情支配下的语言,并非理智的科学分析。可以说,国粹主义是晚清时期以民族革命为背景的一股社会思潮;光复旧物是革命者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因此,国粹派在广泛地宣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还特别鼓吹明末清初那些反清志士的学行风范,并认为顾炎武、王船山以访古碑、讲古学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绪是一个好办法。他们想走的就是这条路。顾炎武、王船山的办法的确起到了作用。那时,许多青年就是打着复古的旗帜来宣传革命的,并从中寄托了一种浪漫情绪。

应该说,在清朝末年,国粹派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章太炎是革命的一面旗帜。国粹派企图以宣扬国粹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革命思想;而有许多青年却因他们的革命思想,而从之学习国学。在这里,因果虽然有些颠倒,但革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的。鲁迅说:“我们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3〕

光复会和国粹派与孙中山革命派的联盟,主要也在民族革命的共同性上。待到清室逊位,民国建立,他们之间的分歧便明显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这当然更为国粹派所不能接受。大部份的国粹派就“成为新运动的反动者”。

2、 恢复古义,标举立诚

国粹派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他们的兴趣在于全面地恢复汉族古代文化和典章制度,文学只不过是他们视野中的一个角落。

国粹派中,在文学观点上形成自己独特看法的,是他们的思想领袖章太炎。

章太炎的文学观形成于晚清时期。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学观当然是有针对性的。那时新文学运动还没有出现,他所针对的不是新文学,而是曾国藩所中兴的桐城派古文、阮元所提倡的文选派骈文,还有梁启超所开创的新文体和科举制度下作为敲门砖用的八股、策论。

桐城派以古文正统自居,但作为朴学家,章太炎压根儿看不起他们。他在《检论·清儒》篇中,就揭了桐城派的老底:“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戴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4〕对于桐城末流, 则更不在话下了。对于林纾,他根本看不起,对高于林纾的严复,他认为也不过只是“略知小学”、“得其句读”而已,“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呜,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也。”〔5〕

在清朝文坛上,与桐城争雄的,是文选派。我国自晋以后,文章有文笔之分: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阮元作《文言说》,借孔子于《易》所著《文言》之篇,来发挥己意,抬高有韵之文,而贬低无韵之笔。他以大学士、封疆大吏之尊,提倡此道,影响当然很大。许多人靡然而从,文风导向绮丽。章太炎颇不以为然,他的《文学总略》,主要是对此而发的。在他看来,奇偶之别,文笔之分,只在于写作需要的不同而已,并无高下之别。而在魏晋以前,且并无文笔之分,“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

在此背景上,章太炎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认为“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这些文字也见之于《文学总略》,但这个见解却早在1902年的《文学说例》中就提出来了,1906年在东京给鲁迅等弟子讲课时,又重加发挥。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逐步完善的。他是以“文章”的古义来规范文学,虽然目的在于矫正当时文风的空疏、绮縻之弊,但走的是复古主义的路子。这种理论显然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而且也没有把握住文学的特点。他主张文贵质直并不错,只是连文章中的夸饰、比喻都不要,就走过头了;他反对文必骈俪也是对的,但把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都称之谓文学,那就太宽泛了。鲁迅当年听讲时就觉察到这个弊病。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载,他们在课上与章太炎讨论文学的定义后,鲁迅曾对他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但章太炎提出以古人所谓的“修辞立诚”为作文标准,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虽然这一标准的提出是与上述宽泛的文学主张相联系的。比如他在《文学总论》中说:“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但离开这个宽泛的文学观,修辞立诚之说,是很好的作文标准。他在《与人论文书》里说:“仆闻之,修辞立其诚也。自诸辞赋以外,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远于立诚之齐者,斯皆下情所欲弃捐,因不在奇耦数。”这就是说,说话要实在,行文要质直,不管单笔或者偶文都应如此。这无论是对空疏的桐城派、绮縻的文选派,或者按格式作文迎合上意的八股策论、叠床架屋的梁氏新文体,都有针贬作用。

章太炎于语言文学上多所发明,他认为:“语言文字,出于一本”,“古今语虽少不同,名物犹无大变。至于侪偶相呼,今昔无爽。助词发音之声,世俗瞀懦,疑为异古。余尝穷究音变,明其非有差违”〔6〕。并举了很多例子,证明现在口语中的某字即古代典籍中的某字。这种见解,在文字学上是有所建树的。但他以此种文字学上的专门知识来反对白话文,却走到歧路上去了。林纾骂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章士钊说白话不如文言简洁有力,而章太炎则认为做白话文比做文言文更难,因为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云云。这真是书呆子的理论。难怪他的弟子鲁迅要批评他为“专门家的话多悖”了。鲁迅说:“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 〔7〕

不但鲁迅,章太炎的许多学生都不赞成他反对白话文的理论。

章太炎青年时代因参加革命,反对满清皇帝,而受到老师俞曲园的责骂,他写过一篇《谢本师》的文章,以示决绝。现在他自己落后于时代,成为新运动的反对派,却轮到他的学生与他分道扬镳了。这正是历史的前进,伟人的倒退。正如鲁迅所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3、 承先启后,相反相成

章太炎虽然是白话文的反对者,但他毕竟是严肃的学者,是有识见的理论家,而不同于林琴南之流的骂街者。凡是真正的学者,他的理论观点总能对后代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人也能获得人们的尊敬。章太炎的许多弟子成为新文学家之后,虽然与他思想倾向不同,在理论观点上也对他有所批评,但如鲁迅所说,仍对他执弟子礼甚恭。

章太炎是中国旧文学的终结者,同时又对新文学产生了无可怀疑的影响。

首先,是他的批判精神鼓舞了新文化战士。章太炎眼界极高,傲睨万物,他不是匍匐在古人脚下的信徒,而是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他对于思想史、文学史上许多名家,多持批评态度,对当时称雄文坛的桐城派和文选派,更是不屑一顾。这对打破长期以来漫空塞野的迷信思想,很有好处。新文化战士普遍受到他这种批判精神的影响,大胆地批判旧文化、旧文学。钱玄同提出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就是直接从章太炎那里引伸出来的。胡适之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陈独秀要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的旧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新文学,也莫不与章太炎的主张有些关系。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书中,发挥胡适的观点,就常常借用章太炎的理论,有些地方,连文句也极为相似。如驳桐派与文选派道:“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愈之作《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吾友刘申叔先生即笃信此说,行文必取骈俪。……)则当语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之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此段文字一看便知,原于章太炎之《文学总略》,当然,也有所发挥。

其次,章太炎的理性主义,也启迪了新文化战士的思维。章太炎对于未有文字以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认为那只是推测,不足徵信,只能研究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他说:“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所以研究思想学说史,只能从先秦诸子开始。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截断众流”,从先秦诸子写起,不能不说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疑古学派,钱玄同是中坚人物,也是承章太炎的余绪。章太炎反对思想上定一尊于孔子,反对数千年后仍然照搬周公、孔子那一套。他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晚近?……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9〕章太炎虽然是经学家, 但并不盲目崇拜孔子,他反对建立孔教,而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他认为先秦诸子各有优于孔子者,如“言心莫眇于孙卿,言因莫远于庄周,言物莫微于惠施”。他是抱着理性的态度来评价孔子,把孔子作为诸子之一家来看待的,而且,对孔子、对儒学都常有非议之处。比如,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又批评孔子为“哗众取宠”,“诈伪”,并说:“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10〕这就把孔子从至圣先师的地位上拉下来。这种观点也启发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想。

再则,章太炎的许多具体学术观点,也对新文化战士们产生影响。比如,鲁迅在《故事新编》和某些杂文中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就深受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出关》中对于孔、老关系的描写。鲁迅自己很坦率地承认:“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11〕按,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说:“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鲁迅历史小说《出关》的主要情节,就是照这段话的意思,而加以形象化的,有些语句也相同。当然,鲁迅也并非完全照搬,他有自己的创造:“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12〕

总之。章太炎对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影响,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不能以新旧之分,复古和革新之别而一刀切断。那种一刀切的看法,是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说明事物的复杂性。

章太炎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人物。

注释:

〔1〕〔2〕《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期。

〔3〕《且介亭杂文未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4〕《太炎文录初编·与人论文书》。

〔5〕《太炎文录初编·(社会通诠)商兑》。

〔6〕《太炎文录初编·驳中国用万国新请说》。

〔7〕《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8〕《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9〕《太炎文录初编·与人论朴学报书》。

〔11〕《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1906年第8—9号。

〔11〕〔12〕《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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