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资本外逃因素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分析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继续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的同时，资本外逃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及时的分析诱发中国资本外逃的因素，对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在保证资本项目安全的条件下扩大出口，增收外汇，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资本外逃的测算模型选择
1.资本外逃定义之我见
资本外逃也称资本转移或资本逃避，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稳定状况，反映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国际理论界比较流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1)“投机”说。卡廷顿(Cuddington,1986)认为资本外逃是短期投资性资本的异常外流。它不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对以下因素作出迅速反应以获取短期收益：金融风险、预期资本管制、通货膨胀和税收优惠政策等。(2)“规避风险”说。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78)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投资者由于恐慌和怀疑所造成的异常资本流出”。即指资本由高利率国家流向低利率国家。(3)“规避管制”说。多利(Dooley,1988)认为资本外逃是“居民希望获得不受本国政府当局控制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的愿望推动的资本流出”；金(Kim,1993)认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躲避官方管制和监管的短期私人资本”即为资本外逃。(4)“福利损失”说。托尼尔(Tornell,1992)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福利国家的流失”，此时的资本流失是国家财富的损失，它大大降低了社会福利和国民效用。
1995年世界银行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居民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
综合上述对资本外逃的种种定义，我们可以将资本外逃的特征概括为：首先，资本外逃是一种异常的资本外流；其次，它既包括短期资本也包括长期资本的异常流出；第三，它既包括国外流入资本的抽逃，也包括国内资本的非正常流出；最后，资本外逃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原因又有规避经济风险的原因。因此，本文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基于避险或牟利等动机而在一国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
2.资本外逃规模测算模型的选择
由于概念界定不一致，国际上测算资本外逃规模所采用的模型也不尽相同，大致划分为三类：
(1)直接测量法（国际收支平衡表法）。即直接通过一个或几个对国内异常风险反应迅速的短期资本外流项目来估计资本外逃规模。该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收集数据，同时参考“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值反映资本外逃规模，是一种直观的测算方法。IMF经验认为，一国收支平衡表中，如果“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值超过该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那么该国就有资本外逃的可能。
(2)间接测量法（余额法）。其中包括世界银行法(World Bank,1985)、摩根担保法(Morgan Guaranty,1986)和克莱因修正法(Cline,1987)。该方法通过平衡表中四个项目的剩余部分来间接估计资本外逃数额。这四个项目分别是“外债增加额(△D)、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FDI)、经常项目逆差(CAD)和官方储备增加额(△R)”。资本外逃规模(CF)就是：CF=(△D+FDI)-(CAD+△R)。
(3)综合测量法。此法主要由杜利提出，相当于在直接测量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是混合使用直接法和间接法估算资本外逃规模的方法。
以上各种方法在实践中各有优缺点。从实证分析来看，间接测量法使用较为广泛，而且其测量值更接近实际。因此，本文所选用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算值依据为世界银行余额法(World Bank,1985)。
二、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与影响
1.中国1982年－1999年资本外逃规模及统计特征
为了直观地了解我国存在资本外逃的可能性，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期的有关数据，笔者计算出1992年－1999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数值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如表一：
表一
(单位：亿美元)
年份
92
93
94
95
9697
98
99
误差与遗漏(1) -84.19 -101
-92.75 -178.2 1555.59 -169.52 -165.7 148.04
进出口总额(2) 1655.3 1957.0 2366.2 2808.6 2898.8
3251.6 3239.3 3606.3
(1)/(2)5.1%
5.2% 3.9%
6.3%
5.4%
5.2%
5.1%
4.1%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各期
从下表可见，1992年－1999年我国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数值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平均是5.0%左右，等于IMF所认定的5%的警戒线。尽管我们只做了部分年份的计算，但仍可看出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外逃现象。
我们对资本外逃规模采用世界银行的余额法进行了测算，整理后数据如表二和图1：
表二(单位：亿美元)
年份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估算值
0.39 120.17 46.84 -42.94 13.16 58.37
61.06 2.09
137.27
年份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估算值 106.9 6244.4 236.96 181.57 267.66 233.47 503.47 790.95 499.3
数据来源：李庆云、田晓霞：《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1999》，金融研究，2000.8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如下特点：(1)总量上已经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我国资本外逃除1985年为负值外，80年代基本维持在100-200亿美元。90年代前期，各年的资本外逃额大致是在200亿美元上下波动，但1997年、1998年外逃额有了明显增加，达到500-800亿美元。(2)中国资本外逃的波动周期比较明显，周期最短为两年，最长为四年。(3)从资本外逃的趋势方面看，呈现逐年扩大的局面。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外逃总量不断扩大，1998年达到巅峰，199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逃规模才有所减小。(4)资本外逃背景为国际资产调整中资本往返表象所掩盖。90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在利润机制的推动下不断流动，造成资本的往返，中国也受到极大影响。据此，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外逃之所以不明显是与同期伴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给人以国际资产调整中资本往返表象不无关系。
2.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及其影响
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首先是出于牟利目的。由于我国长期执行“金融抑制”政策，尽管近年来金融改革在不断深化，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了金融资产价格管制、市场准入限制和规模管理等方面的低效率的阻滞，促使资本的海外牟利行为的发生；同时由于我们执行对外资优惠政策，也诱使了一部分国内资金偷逃海外，再以外资的方式流回，套取优惠政策的好处。其次，资本外逃是为了避险。由于国内外汇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规避外汇风险的手段，使得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保值活动抵补风险，加之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的本币贬值预期和前一时期国内通货膨胀的扩大，都强化了经济主体的风险意识，形成了事实上的资本外逃。第三，国内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利也为资本外逃提供了方便。
目前，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主要有：现金转移、黑市结算、贸易转移、对外投资、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等，其中贸易转移与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是最为常见的手段。一些不法商人大肆利用银行远期信用证、低报发票金额、伪造进口发票、虚开增值税发票、转移定价、以提前付汇伺机投机等手段骗汇、逃汇和套汇，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国外。
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它是资本形成中的漏出因素，并且具有循环反应螺旋上升的作用，因而造成国内资本的减少，致使在大量引进外资的情况下国内资金紧缺的状况仍不能得到有效缓解。而且，资本的外逃还会使国际收支顺差出现逆转，给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极大压力。它也会削弱金融监管的作用，给我国外汇体制和政策带来巨大冲击，进而造成国家潜在的金融风险。在微观上，资本外逃还会造成企业经营的衰退，就业减少，进出口受阻，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对影响资本外逃因素的数据统计分析
一般来讲，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有：本币汇率水平、财政赤字状况、存贷款利率等基本指标。
1.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理论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变动会对中国资本外逃数额产生滞后的影响。结合实际，我国1979年－1999年的汇率水平如表三：
表三 (人民币/100美元)
年份
79
8081828384
85
汇率
NA
NA
170.51
189.26
197.57
232.70 293.67
年份
86
8788899091
92
汇率 345.2 8372.2
1372.21 376.59
478.38
532.27 551.49
年份
93
9495969798
99
汇率 576.1 9861.87 835.07
831.42
828.98
827.91 827.9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4年人民币实现了汇率并轨，名义汇率由1993年的5.76跌至1994年的8.61，受其滞后影响，相应的资本外逃额1995年跃升为267.66亿美元，是1994年的1.47倍。至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尽管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政策，但人们的贬值预期在不断增加，致使外逃资本数额大幅攀升，1998年达到高峰790.95亿美元，1999年才有所回落。
2.财政赤字状况的影响
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状况也会影响该国的资本外逃，即随着政府负债的增加，居民会大量增加其对外国资产的持有。在资本管制国家，这一过程就要通过非正常的资本流动来实现。我国1979年－1999年财政赤字状况如表四所示：
表三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份
7980
81
8283
84
85
赤字 -135.4
-68.9
37.8
-17.7
-42.6
-58.2
0.6
年份
8687
88
8990
91
92
赤字 -82.9
-62.8
-134
-158.9 -146.5 -237.1 -258.8
年份
9394
95
9697
98
99
赤字 -293.4
-574.5 -581.5 -529.6 -582.4 -922.2 -1743.6
数据来源：1979年－1985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逐年增加，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从结构上看，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对于外债的依赖还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财政赤字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居民增加外汇持有，形成资本外逃。但中国财政赤字对外逃数额的影响大小尚需实证检验。
3.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影响
除上述两点之外，国家利率政策对资本外逃也产生影响。一般来讲，名义利率每相对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资本外逃数额下降0.5亿美元。从我国1978年－1999年的实际来看，银行存贷款利率如表五：
表五 法定存贷款利率
年份79
80
81
82
83
84
85
存款利率 3.96
4.86
5.4
5.4
5.4
5.4
6.3
贷款利率 5.04
5.04
4.53
5.4
5.4
5.4
5.76
年份
86
87
88
89
90
91
92
存款利率 7.2
7.2
8.46 8.46 10.17 8.1
7.47
贷款利率 7.92
7.92
9.0 9.0 9.63 9.0
8.37
年份
93
94
95
96
97
98
99
存款利率 9.18 11.61 11.61
9.23 5.67 4.59 2.25
贷款利率 9.54
9.99 10.53 10.62
8.64 7.08 5.8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期数据整理而得
观察表五可以发现，我国资本外逃与利率政策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中国经济的紧缩，存贷款利率的不断下调，资本外逃数量在不断加大，1996年－1997的利率下调使资本外逃增加了270亿美元。
通过以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确定上述各因素对资本外逃均具有影响，因此需要对其作用作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四、影响中国资本外逃因素的回归模型测算
对中国资本外逃数额(Y)影响因素的测算模型应该考虑如下因素：滞后一期的人民币汇率水平(e<-1>)、中国财政赤字(f)、存款利率(rd)和贷款利率(rl)。
通过图2的直观考察，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上述因素与资本外逃具备线性关系。
因此将回归模型构造如下：
Y=C+A(e(-1))+B(f)+C(rd)+D(rl)+u
依据表二至表五的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回归测算，其估计式如下：
Y=179.21+0.90e(-1)+0.05f-18.52rd-33.54rl
(1.14) (3.08) (0.39)(-0.65) (0.71)
R2=0.81
D-W=2.16
F=12.64
以上回归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财政赤字(f)、存款利率(rd)和贷款利率(rl)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严重不通过，说明在变量的筛选中存在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剔除某些变量，作进一步的验证。
将上述模型修正，逐步剔除某些变量，可得到如下回归结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计量检验结果
模型1
模型2模型3
C
157.33(1.11)92.85(0.95)
e(-1) 0.81(4.83) 0.73(6.80)
0.78(8.66)
rd
-18.06(0.65)-34.57(-3.30)-26.74(-4.17)
rl
-28.12(-0.64)
R[2]
0.810.80 0.79
D-W
2.202.26 2.08
F17.9827.92 55.32
注：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
通过以上数次回归检验，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对中国资本外逃影响作用最为显著的因素是滞后一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存款利率水平，其各检验指标令人满意。
五、主要结论与对策
首先，从定性的分析看，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的国内诸多因素中，人民币滞后名义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存款利率水平所起的推动性作用比较显著，人民币滞后名义汇率会促使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形成，从而对资本外逃起到一种推动性作用。另外，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与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额具有负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国内名义存款利率水平，在我国通货膨胀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缓解汇率上升的压力，对资本外逃起到一定抑制性作用。其次，从定量的分析看，综合考虑拟合程度和显著性两方面的检验结果，笔者认为模型式(3)是最理性的构造，即该式对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最具解释力。
其结论如下：（本文未对随即扰动项u作进一步的分析，忽略其影响）
Y=0.78e(-1)-26.74rd
(8.66)
(-4.17)
R[2]=0.79
D-W=2.08
F=55.32
观察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可以被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存款利率水平所解释的资本外逃额大约占中国资本外逃总额的79%，其余约为21%的资本外逃额则是由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产权制度因素或本文未加以涉猎的因素）所推动的，如中国的外债水平、国外实际利率水平等。
从系数的反映看，滞后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引起0.78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而名义存款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就会减少26.74亿美元。很明显，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资本外逃。有关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消除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才能预防大规模资本外逃现象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有效地缓解通货紧缩，刺激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人民币价值保持稳定，使国内各种资产和要素的收益高于国外，才能阻止资本外逃。
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首先必须保持政治的稳定，重视法律体系的建设，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其次，完善金融市场，适时适度地推进金融深化，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直接的管制和行政干预，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控。此外，还应适时地调整宏观金融政策，协调财政、货币、汇率政策，降低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从源头上控制资本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