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试论论文,史研究论文,观念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5)02-0007-09
与同道中人讨论学术问题，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质疑：“这个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假设， 而不是事实。”或者：“要严谨一些，别动不动就假设!”在这里，“假设”是贬义词 ，与此相对，“事实”、“严谨”是褒义词。这好像很自然，因为学术研究就是要讲求 事实、讲究严谨。但往深一层细想，会觉得其中所包含的学术观念问题，还是很值得好 好探究的。
人们常引用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话。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假设和求 证(即本文所说的“证明”)并不仅与“大胆”或“小心”有关。本文想从另一角度，讨 论一下“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文中所举的例子主要是语音史方的。
一 论汉语史研究需要假设
“假设”其实不应该是个贬义词。假设(或者叫“假说”)是科学研究中针对研究对象 作出的假定性命题。引入假设是一切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只就材料论材料、就 事实论事实而不作假设，就谈不上科学研究，这是科学上的常识。科学研究不仅仅是收 集和罗列材料、观察和描述事实而已；那只是科学研究的前奏。引入假设以图解释材料 、解释事实，并尽可能地对假设作出证明，才是科学研究。假如有人认为采用假设对于 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是有害的，那只是表现了对科学和学术的一种误解。
汉语史研究也是如此。没有假设就无法进行汉语史研究。汉语史研究不仅仅是要简单 地摆出汉语历史上的材料、事实，而且还要对材料、事实作出解释，而作解释本身就是 在作假设。
例如，《切韵》的唇音是一类，而在后代，唇音有帮组和非组两类，这是事实；我们 说，在《切韵》后的某个时候，在一定条件下，双唇音变成了唇齿音，就是对上述事实 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就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有极多证据支持，而且可以近地视为历史 事实，但这终归是假设——今天的人们毕竟没有亲历这个变化。
又例如，先秦古籍中有“不吾知”、“吾谁欺”一类句子。甲学者说上古汉语句序一 般是SVO，而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当O是代词时，则常为SOV；乙学者说这种SOV句式可 能是一种残留形式，反映更早期的原始汉藏语普遍的句式。我们很自然地会说：乙学者 在作假设，而甲学者是在陈述事实。其实，如果甲学者是在反对乙学者的观点的话，那 么他也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即SOV只是一种特殊句式，而不是什么残留。当然，他也可 以说，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残留，而只是说出古籍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一个事实而已。要 是这样，他就要么是在做研究之前的资料准备工作，要么是在进行古代汉语基础教学， 因为他没有对这种语言现象即“事实”加以解释。笔者这么说，并非要指责甲学者，因 为要证明“残留”之说对或不对，实在非常困难。
这两例有证明上的难易之别，而作为假设则是一样的。当然，没人会提倡学术研究应 该就易避难，所以也没有道理要褒扬易于证明的假设而贬抑难于证明的假设。
其实，不但作解释需要假设，就连对材料的收集和罗列、对事实的观察和描述，常常 也会得益于假设。例如，一般认为，古全浊塞/塞擦间声母仄声字今变不送气清音是个 规则，只有少数例外，如古上声的“艇、挑～战、强勉～”等、古去声的“萃、恸”等 、古入声的“特”等。如不作新的假设，对事实的描述也就到此为止了。而如果假设这 些字读送气未必都是例外，重新进行观察，会看到原先看不到的事实：凡古全浊塞/塞 擦音声母上声字不变去声者，今读送气清音，如同平声字。要解释这个事实，则需要进 一步的假设：古全浊塞/塞擦音声母在后代读送气与否的界线不在平仄之间，而在平上 与去入之间[1]。
研究汉语史，必然要作大量的假设，而且还往往以一个或多个假设为基础，去推论另 一个或多个假设，而这些推论的内容依然是假设性的。例如，把中古的见母构拟为k， 这是一个假设(历史音韵学上的“构拟”就是假设)，在对这个假设作出证实之后，以此 为基础，假设上古见母字及与见母有关系的字的声母也跟k或其相近的音有关。我们可 以去讨论各种假设的论据是否充分、前提是否稳固、推断是否合乎逻辑、与我们所掌握 的汉语史材料有多少相符多少相左，可以去证明(证实或证伪)它们，在一时无法证明时 也可以存疑，但不应对引入假设这种做法本身加以贬抑。
凡是广义的“历史”学科，即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过去的学科，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研 究对象，研究起来自然离不开假设。除汉语史研究外，历史学、文学史研究、考古学、 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宇宙学等等都是如此，无须多说。
那么，与研究者共时的、可以直接面对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否就只需看事实而不需作 假设了呢?答案是：都需要。例如，我们可以直接听到现代语言的语音，这些声音就是 “事实”。对这些声音，不要说进行深入研究，即使作初步的整理和排列，也要进行分 析，譬如分析为音位，而说人类语音中存在“音位”，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假设 。又如，说语言中存在一种叫做“语法”的东西，可以分析出“主语”、“谓语”等等 ，也是语言学的假设。我们接受这些假设，可以说是像接受事实一样地接受，并非因为 这就是事实本身，而是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解释事实。
假设与虚构的界限在哪里?一看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本来就不是科学的(例如神学的、 玄学的，或者文学创作方面的)，虚构当然是意料中的事；二看事实依据，不顾事实的 、歪曲事实的、捏造“事实”的是虚构；三看逻辑，无视和抛弃起码的逻辑的是虚构。 凡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是要探究科学真实，并根据一定的事实材料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出 的观点、说法，都是假设。有的假设比较可信，有的不可信，可信与否要看能否作出证 明。即使被证明是不可信的假设(包括因材料错讹或误解材料而导致的错误假设)，一般 也不应被指为虚构，除非要质疑提出者的学术道德或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 试讨论假设是怎样提出的
在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假设的提出大约有两途，一是根据或然性推理，一是凭直觉。 直觉，或者说灵感，其发生过程目前无法窥探，本文不谈，下面只说推理。
汉语史研究中最常见的大概是根据简单枚举归纳的结果来作假设。清人钱大昕提出“ 古无轻唇音说”和“古无舌上音说”，尽管他举例以百计，依然是简单枚举。由于简单 枚举是一种不完全归纳，即使举例极多，对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外的例子，就有可能无效 ，除非能做到完全归纳(穷尽性枚举)，否则就只是或然性的推理。今天的汉语史学界认 可钱氏这两个观点，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举的例子多，而是依凭对重唇音、轻唇音之间 和舌头音、舌上音之间互补分布的认识(注：尽管钱大昕还有主要涉及章组的“古人多 舌音说”，但王力不能解决章组与知组之间的分布问题，就不肯把章组合并到舌头音中 [2]p74。这是个好例子，说明理论假设对认识事实的约束力。而李方桂假设章组与知组 是互补的，所以他就把章组合并到舌头音中了[3]p10-15。又，钱大昕的假设本应称为 “古重轻唇音不分说”、“古舌头舌上不分说”，而“无轻唇”、“无舌上”实际上是 要另作假设、另作证明的[4，5]。)。
又如看到“衣”、“冠”等读平声是名词，读去声成动词，“好”、“恶”等读上 声、入声是形容词，读去声成动词，便可以假设上古的去声有构成动词的作用。这种假 设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出现反例。例如上面这个假设，就会碰到“藏”读平声、“度” 读入声是动词，而它们读去声是名词的例子。有的学者提出，去声在较早期有构成名词 的作用，后来则有构成动词的作用，两者不在一个时间层次[6]。这一假设的基础也是 简单枚举归纳，是把“去声别义”字分两类来归纳。但如果继续考察材料，有超出这两 类的例子，还须另作解释。
又如有学者假设上古有双唇的清鼻音声母[7]，由此类推，假设还有龈部和软腭的清鼻 音声母，乃至清边音声母，用以解释某些谐声现象[3]p100-103。这是基于音系学的类 推。
又如现代方言中实词的虚化过程往往伴随语音变化(主要是弱化)，由此可以假设古代 或近代的实词虚化也可能与语音变化相联系。这是基于类型学的类推。
近些年来逻辑学界有一股热潮，推崇“回溯推理”(abduction)。这是把正三段论的演 绎推理倒过来，从结论来推测前提。需要注意的是，与演绎推理相比，回溯推理的有效 范围较窄，所以其结论只是或然性的。运用这种方法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不要误把它 当作是确然性推理。它在提出假设这方面很有用，即可以指出某种可能性以供进一步证 明，但作为一种或然性推理，用于证明时就很有局限(注：例如：“A班的同学全都及格 了——张三是A班的—→所以张三一定及格了”是正三段论，回溯过来，以结论为小前 提，则：“A班的同学全都及格了——张三及格了—→所以张三可能是A班的”。对于“ 及格”来说，“A班”是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只要是A班的就都及格了，但并不一 定是只有A班的才及格)，所以这是“充分条件肯定后件式”，其结论必须有“可能”字 样，否则便犯“中项不周延”的错误。作为一个或然性推理，这个回溯判言可以把“张 三是A班的”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但并不能证实它。)。
例如：“当入声韵与阴声韵合并时，它们的押韵表现会相同——在元曲中，古入声字 与阴声韵字混押→所以古入声韵在元代与阴声韵可能已合并”。之所以说“可能”，是 因为这里的大前提只包含了“当入声韵与阴声韵合并”这一种条件，而在另一种“当入 声韵与阴声韵还未合并”的条件下其押韵表现会如何未得到证明之前，这个判断还不具 确然性。
三 谈用演绎推理证明假设
假设需要证明。假设和证明是一对双生子，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内容。研究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提出假设和对假设进行证明的过程。所谓证明，包括证实(证明其正确或合适) 和证伪(证明其错误或不适)。如上所说，假设可能起源于直觉，当然要经过证明才能上 升为理性的认识；通过或然性推理得到的假设，虽然已经是一种理性认识，但是一种不 确定的认识，也要再经过证实才能成为科学的命题，要么就是被证伪，从而被放弃。
假设可以通过直觉或者或然性推理获得，而证明就必须运用逻辑推理，而且彻底的证 明一定要运用确然性推理。确然性推理有两种，一是完全归纳，一是演绎推理。完全归 纳就是把研究所涉及的对象无一遗漏地找到，进行归纳。如果做得到，就很简单，不必 谈；但在汉语史研究中这又是无法做到的(注：历史文献上留下的语言材料是古代语言 的有限记录，即使把所有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材料搜罗净尽，对于古代实际出现过的言语 来说，当然也还是远不完全的。研究现代语言也不可能进行完全归纳，因为现代实际出 现的言语对于语言学者所掌握的语言材料来说，永远都是“无穷大”。)。所以这里只 谈演绎推理。下面举两个例子。
现象：韵图把《切韵》音系的三等韵中的庄组字列于二等位置。
假设A：韵图只为齿音安排一栏，一、四等列精组，二、三等列照组，但照组实分庄、 章两组，且两组共现于三等韵中，韵图的齿音三等位置无法同时列出这两组字，故不得 已把其中一组安置到二等去，是为“假二等”。这是传统的观点。
假设B：由于在编制韵图的时代，三等韵庄组字中的前腭介音已经脱落，在韵图的编者 看来，它们跟列于三等的其他字不同，而把它们列于二等是与其当时的实际发音相吻合 的[8]。
两说的主要区别在于：三等韵庄组字的前腭介音在韵图时代存在与否。假设B有一个预 设：韵图的音系与《切韵》音系有距离。按：韵图产生的唐末上距《切韵》产生的隋代 有300年，语音确已变化，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三等韵庄组字的前腭介音在唐末已 消失。
与上述现象有关的两个情况如下：第一，照组在唐末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庄组和章 组已经合流，至少在音位上是一套。材料：《守温韵学残卷》。第二，在元代，古庄组 三等韵字已经不与前腭介音拼合，而古章组字大多数仍与前腭介音拼合，两组字基本不 混。材料：《中原音韵》。
为了利用这两条材料，先定两个工作前提：α.《守温韵学残卷》的庄、章组合流可以 代表韵图的情况；β.《中原音韵》音系是韵图音系的继承者。
下面把假设A和假设B改写为对立的判断假设：
H[,0]：在韵图中，三等韵庄组字前腭介音还存在：
H[,1]：在韵图中，三等韵庄组字前腭介音已经不存在。
若H[,0]成立，则三等韵里庄、章组字都有-i-介音，根据前提α，这两组字同音。但 这样它们后来分化成《中原音韵》的情况的条件就找不到了。所以根据前提β，当判H[,0]不成立；反之，H[,1]成立。也就是说，假设B成立，或者说它被证实，而假设A被证 伪。
这个推理的大框架是：“两类字合并后不会按原来的界限再分化——韵图时代庄、章 组声母俣并而两组字音没合并→可见在其声母合并之前，韵母必已先分化(庄组前腭介 音先已消失)”。这个推理并非无懈可击。大前提里谈“分化条件”是按新语法学派的 说法，但语音发展不一定是非此即彼，词汇扩散理论就认为可以有两读情况。不过落实 到这里的具体问题，依然有利于假设B：庄组字可能有带前腭介音和不带前腭介音两种 读法，这仍可以成为后代的分化条件，也可以成为韵图把它们安排在二等的依据。
有没有反证?有。在五代朱翱反切中，三等韵庄组字与其他三等韵字互切，没有失去前 腭介音的迹象[9]。然而，除非否定α和β两个前提中的至少一个，上述推理不会因为有反证就被推翻；如果坚持α和β，朱翱音的现象就只能另寻解释(注：有一种说法：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结论。对于基于逻辑推导的结论来说，这是不确的。要想推翻一个遵循正确的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否定它的前提(譬如上面这个例子，如果要推翻假设B、维护假设A，则需否定前提α或β)；而否定一个前提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更合理的前提取代之。如果既无法挑剔获得结论的逻辑，又无法否定其前提，则应是反例或例外本身需要审视或解释。例如我们相信“轻唇 + 韵系 ”必定都具有一种一致的、促使声母唇齿化的语音特征，尽管东三、尤韵系的唇鼻音不变轻唇音，也并不能推翻此说。此外，即使不考虑逻辑推导，对于有较多互相独立的证据支持的结论来说，少数反例也是不足以把它推翻的。)。
演绎推理明确而肯定。倒不是说一用上演绎，结论就一定正确。方法科学跟结论正确 之间本来就不能划上等号。但至少读者及研究者自己都可以根据逻辑顺序逐一检查其前 提和证明步骤，假如结论不妥，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就是说，它具有可检验性。可检 验性是科学方法的重要特点。
四 谈用或然性推理进行逼近证明
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有条件用得上演绎。有时我们可以运用或然性推理进行“逼近证明 ”。
举个例子。现象：一部分中古心、生母字与一部分喉牙音字在上古关系密切。
假设C：上古有一类sk-型复辅音声母。
在讨论之前，也先定几个工作前提：ε.谐声字与声符读音相近同(包括声母和韵母，下同)；
假借字与本字读音相近同；η.亲属语言中存在的早期关系词(其中可能包括同源词和早期汉语借词)与上古汉语对应词读音相近同(注：历史比较法更讲究语音对应。但语音近同也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早期借词。这问题当另外讨论。)。下面尽量简明地举“户”、“午”两个谐声系列为例。
(1)生母字“所”以匣母字“户”为声符。依李方桂，匣母在上古是g-[3][p18]。可以 假设“户”在更早时曾读为sg-声母，而“所”的声母也可拟作sg-或sk-(暂不考虑介音 问题，下同)。这个假设与ε前提相容。
(2)古藏文“门”为sgo[10]p723。比较研究时择对于汉语“户”(注：关于历史比较研 究中的“择对”问题，请参看参考文献[11]。)，则可假设上古汉语“户”字为sg-声母 。此与η前提相容。
注释：
②此依旧说。古文字研究界一般认为，“卸”实为“御”之初文，是则它们原本应同 音。
③阿含语(Ahom，印度境内一种已经消亡的台语支语言)的“午”作Shi-nga([16]p83引 )。
(1)和(2)是“户”系列，(3)、(4)和(5)是“午”系列(注：“午”系列里有个谐声表 现比较特殊的字：昌母“杵”(古文字学界一般认为其初文就是“午”，干支用字是假 借)。它之所以到中古读成送气塞擦音，可解释为与上古带s-有关。李方桂把此字拟为s kh-[3]p26。实际上也不妨拟为
)，汉字谐声和亲属语言材料两边都对得上，而 (6)把两个系列连上了。就这两个谐声系列来说，sk-型复辅音声母的构拟是可以成立的 ，或者说假设C在所定三个前提之下，与材料是相容的，它在这个证明程序内被证实了( 注：这是简化了的说法，实际上复杂得多。譬如这些字在后代演变的线路和规律，就还 需要证明。)。考察更多的谐声系列，可以发现这种构拟还可以覆盖更大的范围。
在这个例子中，拿每一单项材料分开看，都不排除有关的词可能只是偶然与s-拉上关 系，或者可以另作解释，但把多项材料联起来看，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概率上认为这些 词与s-的联系不是偶然的。在方法论上说，当多个互相独立且角度不同的或然性证明都 指向同一个可能的结论时，其或然概率就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就可以近似地视为确然性 结论了。这是基于概率论的原理，即指向同一结论的独立事件越多，则该结论为真的概 率就越大；反过来说，这种独立事件多到一定程度，与此结论相反的情形就成了一个小 概率事件，也就可以近似地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所谓“逼近证明”。
五 论证明的意义在于逼近科学真实
上面谈到用或然性证明方法可以逼近确然地进行证明。其实，即使是运用确然性证明 方法，实际上也都不可能最终揭示真实，而还只是在向真实逼近。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在逼近真实 ，而且是永无止境地不断逼近。这里说的“真实”是哲学上所说的“科学真实”(
scientific truth)或“逻辑真实”(logical truth)，它跟“事实”(fact)不是同一个 概念，而是指隐藏在表面事实背后的、由事物的内部规律支配的事物的本质(注：对于 “真实”的定义，是博士研究生郭萍提醒笔者的，谨志之。又，按一般的理解，语言材 料就是语言事实。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事实”是个总体概念，“材料”是分体概念 ，全部材料总起来就反映事实的全体。但研究者永远无法掌握全部材料，就是说，总是 只能观察到事实的或大或小的局部，总是在“盲人摸象”。此外，材料和事实本身也有 不同的层次。譬如，语音的物理性质与人对语音的主观感知，以及语言学者对语音的记 录(用音标符号或用录音设备)，都是材料，也都是“事实”，但并不等同。不过为表述 方便，本文在多数场合还是浑言不别了。)。譬如说，语音是材料、事实，则语音的系 统(音位系统)就是它背后的真实。在科学研究中，证明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的认识通过 事实去逼近科学真实，而不仅仅是展示事实，仅仅说明“事实就是如此”。有对事实背 后的真实的认识，才有科学；有对真实的不断逼近的认识，才有不断发展的科学。
前面多次提到“相容”，这是个重要的概念。一个证明的过程，就是运用一定的方法 去测试一个假设与材料及前提之间的相容度。一般来说，相容度越高，越说明假设反映 真实。一定时代一定领域的研究者所提出的、能与该领域当时的“学术认知系统”(包 括被认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前提、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在逻辑上相容的假定 性命题(即假设)，就反映该时代的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对象所能够认识到的科学真实。对 于汉语史这门学科来说，现代学者对汉语史的“历史真实”的认识，表现为他们对汉语 史发展所作出的、与汉语史学界的学术认知系统和汉语史的资料(“历史事实”)在逻辑 上相容的假设。随着学术认知系统的发展、材料的更新，原来相容的假设可能变得不相 容，原来不相容的可能变成相容，即使不变，也可能需要重新证明，这便为研究者进一 步逼近真实提供了空间(注：这个问题涉及学术范式及其更新，可参看库恩等科学哲学 著作[17]。)。
例如，清人多相信“古音敛，今音侈”，以为u、o一类音是鱼部、歌部的古音。至汪 荣宝受海外汉学家的启发，用梵汉对音考得汉魏以上歌、鱼均读a音[18]，才开始科学 的证明。换句话说，他的假设与当时作为新的研究材料的梵汉对音资料及新的研究方法 相容。这个假设曾引起一场学界大辩论，它与反对一方的章炳麟较陈旧、保守的学术认 知系统不相容[19]。辩论的结果，是新的学术认知系统和新的学术观念获得学术界的广 泛认可。在后来的构拟中，歌、鱼两部或有零韵尾与-g韵尾之别[20]，或分作前后两种 a[2]，两种假设各有所据，但都与一个事实相容：此两部在上古有区别。再往后，王力 把歌部构拟为ai[21]，两种a的对立又被取消，则有两方面的根据：一是现代语言学对 语音系统性的考虑，二是新发现的方言材料的支持。近年，一些学者主要参考古藏语材 料，又有拟歌部为al之议[14，22]。同时，对汉语历史上a元音向o、u方向的演变，作 为一条规律如何作出语音学上的表述，也被提到研究议程上来了[23]。这些新的假设也 与新的材料和新的学术认知系统相联系。
在这个例子中，每一次新假设的提出(或者对旧假设的修改)和重新证明都是一次新的 进步，都是向真实逼近的新的努力(当然无法保证每一次都一定能更逼近真实)，而每一 次都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或全新角度的证明。每一个证明结论，都只是人们对汉语史认 识的阶段性成果。在科学史和学术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假设总是需要不断修改和 推陈出新，证明也总是需要不断地反复进行。任何假设和证明结论，无论多么有解释力 和说服力，在科学和学术的发展史上都只是相对真理，只具“暂时性”，都不可能是绝 对的、一劳永逸的、最终的。
但是，无法作出最终结论的证明不等于无法证明。在理论上说，科学假设都是能够证 明的；从长远来说，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坚定地与不可知论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划清界限。
汉语史上有些问题，尤其是距今久远的上古、远古乃至史前时代的问题，确实很难证 明。但既然我们本就不奢望得到在一切细节上的绝对复原或者“终极证明”，那么相对 合理的证明就不是不可及的了。
例如“孕”字中古在證韵，现代有的方言与此对应，如太原
但也有一些方言 读成-n尾，如北京jyn。有学者假设此字-n尾的音来自古-m尾韵，理由有两方面：一， 此字上古属蒸部，而蒸部字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更早期的-m尾韵[24]；二，古藏文有“胎 ”lhums、“孵”rum、“怀孕”sbrum[14]p240-241。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假设仅与两 个不十分确定的证据相容(从-m尾韵变来的蒸部字中是否包括“孕”?古藏文这几个词是 否确实对应汉语的“孕”?)，所以它还是有待进一步证明的。但在目前，它仍不失为一 个有一定合理性的解释。将来我们对诸如蒸部字的来源、汉藏语比较研究等问题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对有关“孕”字的各种材料有了更多的了解，还可以回过头来对此进行再 证明。
有时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假设，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 时就要看谁对材料的解释力较强、相容度较高。例如上古音研究中有“上古有复辅音声 母说”与“上古只有单辅音声母说”，前者力图对谐声系统、同族词以及被假定为亲属 语言的同源词等表现出的上古声母情况与中古声母不对应的部分加以解释，后者则基本 上放弃了这方面的解释，但对中古声母的来历的解释就很方便。“复声母说”要想有进 一步的成绩，就必须寻绎复声母向中古发展的条理，而学界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则应考 虑用单辅音是否能说明一些“特殊”的谐声现象。
总之，我们对汉语史的认识是一步步前进、一步步“逼近真实”的。我们既不必追求 “一锤子砸实”的证明(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也不要因为觉得作不出绝对正确的、永 恒的结论就对假设和证明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六 论假设的意义在于引导研究，兼论严谨
建立一个假设，就是建立一个研究的角度和方向。好的假设，可以引导研究走向深入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假设对有关研究所起的引导作用，可能会超出假设本身(数学上 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对《切韵》的性质一直 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有不同的假设)，就大端而言，也有多达四、五种观点，经过几十 年的论战，各方提出了各种证明，至今未有定论。然而通过不同论点的交锋，发掘了许 多材料，揭示了更多的问题，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学界对古代“通语”的基础方言 、古代汉语方言、重纽、重韵、所谓“橄榄形发展”、中古音位系统、元韵系的地位， 中古押韵材料分析、中古各家注音材料整理等等的研究，乃至于对汉语语音史本身的总 体认识，都或多或少地受《切韵》性质论争的刺激而不断深入。不同假设之间的碰撞， 大大地推动了《切韵》及中古音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不断推出的假设和对 假设的反复的证明，是学术发展、前进的动力。
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不同的假设是好事，这说明学术界看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 避免片面性。不同的假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引导研究。科学史和学术史上常常 能见到，不同的假设之间有巨大的歧异，通过真诚的反复争论和研究，到后来得出公认 的结论，合理的假设得到证实，不合理的被证伪，有时则是对立的假设中的合理成分都 获得彰明，都对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尽管持“古无复辅音”观点的学 者是少数，但他们不断为古复辅音的构拟指出毛病，这对研究的正常发展无疑是非常必 要的。
凡假设只要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有一定的道理，就有其一定的价值。诚然，有道理的 假设不一定正确，其价值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那些被证伪的假设有时只留下教训，或 者起到立个“此路不通”的警示牌的作用，然而这也是一种贡献。证伪一个假设的过程 ，也是一种引导研究深入的过程，也有益于学术进步。所以，哪怕是不很严谨的假设， 只要足以进入证明程序，学界也不但应该宽容，而且应该欢迎，即使结果是把它证伪。
当然，我们要求建立假设须以事实为依据，每个学者也都会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苛求所有的假设在提出时都要先经过严密的证明。 笔者曾主张，应提倡把还没有很大把握、还需要进一步证明的假设公布出来，让大家参 与讨论，这本身就是对研究的一种引导，比个人埋头钻研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应该加 以鼓励，只要我们对之有个清醒的认识就行；这跟严谨、求实的学风并不矛盾[25]。提 出一个好的假设，有时比证明这个假设更有价值。例如喻[,四]在上古的音值一直难定 ，王力拟为软化边音，当时除引法语为类比外，并未作出证明[26]p23。近二十年过去 ，学者们已经有多项证据确认喻[,四]为边音了(尽管各家在细节上的认识还会有不同) 。
大家都同意，做学问要严谨。对此，笔者想谈两点：
第一，什么是严谨?
一向说严谨，多是指材料要扎实，不妄说。笔者的看法，材料扎实是严谨的一方面， 但没包括严谨的全部内容，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甚至可以说没包括严谨的主要内容；强 调“不妄说”也要适度，过分了会走向反面。
有一句常被人引用以表示严谨的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意思是不要说超出材 料以外的话。如果这仅限于指尊重材料，不臆造事实，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在引入假设 时也要限定不能超出所掌握的材料之外，那么笔者要说：这不是严谨，只是谨小慎微。
假设，就是从有限的材料出发，提出有规律性的、比所根据的材料涵盖面要大的假定 性命题。假设必定超越材料，否则不成其为假设。在这个意义上说，假设就是根据小几 分材料讲大几分话，甚至是根据几分材料讲十分话。如果说要求引入假设也要严谨的话 ，并不在于假设与材料之间的“分”的多少，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逻辑。联 系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假设—证明”就是根据研究者所掌握的局部事实去推断事实 的全体，以及推断事实背后的逻辑真实。
做学问的严谨与否，最关键是看证明。运用确然性推理来作证明，是最严谨的；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尽量严密的或然性推理，是次一等。只凭感觉来作论断，不运用推 理，或者只是不自觉地用上，或者错误地运用，都是不严谨的。材料再细致绵密，在研 究中不能正确地运用推理方法，不可能达到严谨。
第二，严谨与宽容和创新的关系。
严谨的目的在于让学术健康发展，绝非要求完美无缺。在学术上，严谨与宽容都是不 可少的。“假设—证明”作为科学研究的步骤，是从已知领域走向未知领域的过程，是 一种创新活动。在走向未知领域的路途上，总是荆棘满布。对于在此间艰难跋涉的研究 者，我们希望他们小心谨慎，但无权苛求，相反，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学术界亟 需宽松的学术空气，尤其是对疑难问题所作的假设，更应多加鼓励。容易证明的问题， 可以要求严格些，越是困难的问题，就越要有更多的宽容。一般来说，对假设可以宽容 些，对证明要严格些，但也应给予斡旋的空间(注：挖掘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没有这种工作也就没有汉语史研究。所以对以整理材料为主的工作也不能苛求，不要 偏颇地认为不作假设、不做推理证明就一定不是好的工作。在这方面也需要采取宽容的 态度。)。
例如汉藏语比较研究以及利用这一比较来研究上古汉语，是个难度极大的、创新性的 工作。汉藏语同源，这本身就是个不易证明(既不易证实也不易证伪)的假设。其中，不 同语言之间亲疏关系的认定、关系词的择对、关系词性质的辨别、关系词历史层次的剖 析、语音对应规律的疏理、同源体系的建立、形态的界定以及语音与形态之间关系的归 纳，等等，极其复杂，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需要作各种假设，并辗转证明。无论以后 结果如何、无论这些假设(包括“汉藏语同源”这个大假设)能否被成功证实，它们都已 经在引导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汉语和汉语史研究，对于藏缅、壮侗、苗瑶语等少数 民族语言以及南岛、南亚语的研究，乃至一些语言学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有非常重大的 意义。对有关的研究成果，应作出适当的评价，看到成绩，也要及时指出问题，而总的 来说，批评者要坦诚、充满善意和宽容。责备求全不是正确的学术评判态度。
为了学术上的严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要求学者所提出的假设尽量合理，所进行的 证明符合逻辑、运用的是确然性推理(至少逼近确然性)。不过这种要求应以有利于创新 性思维为度。过了这个“度”，使人缩手缩脚，表面上是不会犯错了，可是妨碍了学术 发展，是犯了更大的“不作为”的错。另一方面，提倡“大胆假设”，也要有个“度” ，更不能把创新庸俗化为为立异而立异。能在创新性发展与保持严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是最好的。然而，如果在某个时候，这个平衡点不好掌握，那么是更倾向于有利于创 新性发展，还是更倾向于有利于保持严谨呢?笔者宁愿是前者，因为，学术如果削弱甚 或丧失了创新性，便等于削弱、丧失了生命力，谈“严谨”就没有意义。
做学术研究，有几样是不可少的：一是材料，二是理论，三是研究方法，四是学术观 念。这里的每一样，都需要随着学术的进步而更新。学术要现代化；学术现代化意味着 科学化，即本着现代科学的精神去从事学术研究(注：李慎之对学术的现代性与科学性 之间的关系有过很中肯的论述[27]。)。本文谈到的“假设和证明”主要涉及学术观念 ，也涉及一点研究方法，都跟科学化有关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笔者自己来说也 多是新的想法，不周全甚至错误之处难免，希望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