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论文,价值链论文,格局论文,重构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如技术变革、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了以“全球生产再组织”和“全球产业转移”为核心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在此背景下，《“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稳步提高”、“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积极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上述逻辑显然不局限于战略新兴产业，对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所有行业都适合。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并简要评述现有文献，为经验检验提供依据。 第一，国际竞争形势日趋激烈已成为共识，各行业国际竞争格局正发生变化（葛顺奇和谭人友，2015）。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竞争格局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如何？国别和行业差异如何？现有文献采用传统贸易数据来测度（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以并未充分考虑各分工环节相互影响的国家投入产出表来测度国际分工，导致严重的测度误差（Koopman等，2014；葛顺奇和谭人友，2015）；而且只利用单国的制造业数据来检验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够全面（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文东伟和冼国明，2009；唐杰英，2013）。这一方面忽略了多个行业都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尤其是服务业已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Low，2013；Ahmad，2013）；另一方面仅针对单个国家而没有使用跨国数据，相当于只考虑了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自然忽略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无法展现全球价值链重构特征和刻画国际竞争格局。 第二，何谓国际分工地位的稳步提高？这涉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决定因素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国际劳动成本差异是发达国家发包决策与选择接包对象的决定因素，技术水平则决定接包国是否具备承接发包国发包任务的能力（Harms等，2009）。Sirkin等（2011）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劳动成本上升致使美国在华企业开始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业务却无法转移至这些国家，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技术水平和熟练劳动力来承接。可见，劳动成本和技术水平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会产生不同影响。但现有文献的研究设计中没有考虑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在分析思路上也没有将国际竞争模式和国际竞争行为纳入考虑（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胡昭玲，2007a，2007b）。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实证数据使用涵盖40个经济体35个细分行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根据Dietzenbacher等（2013）的研究，它包括“不同行业部门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交换情况”，故能同时考虑不同国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展现各分工环节及其相互影响；它还包括“所有国家不同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以及所有国家各部门的产出”，能够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个行业都纳入考虑，并避免传统测度指标存在的重复计算问题。第二，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在计量方程中加入技术进步和劳动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交互项来展现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进而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方式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差异。第三，在影响机制和回归结果分析中，引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影响国际竞争模式和国际竞争行为这一全新视角来解释国际竞争格局，深化对全球竞争的认识和提升对现实的解释力。 二、影响机理分析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更佳的要素配置模式，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世界经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如劳动成本上升、新技术变革等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配置，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谭人友和葛顺奇，2015）。 第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助于强化既有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一个全球生产再配置的过程。其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当产品由单一国家生产而不可跨境分割时，其生产规模是以某关键环节的有效规模来设定，故最终品只实现了该环节的“规模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充分利用国内资源，选择最优化生产模式来进行特定环节的生产，理论上可以实现各个环节的“规模效应”。将它们整合起来设定生产规模，则实现了最终品的“整体规模效应”（胡昭玲，2007a，2007b）。另一方面，各国根据要素禀赋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不同环节具有比较优势，最终出现这样的全球产业格局：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活动，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产生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发达的国家聚集大量的技术型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引导这些利用“类似”生产要素的行业的“类似”生产环节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节约行业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二，借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调整机会，居于价值链高端位置国家，一方面可以将国内相对低效率、高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集中发展既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依据要素成本差异对已外包的生产环节重新调整接包对象，选择性价比最好的国际中间投入，整合全球资源的比较优势来支撑自己的竞争优势。其三，位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国家可以借由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会，依托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承接位于价值链更高位置国家的产业转移，有效释放剩余劳动力，集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其立足于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第二，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助于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和离岸外包是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外资的进入有助于帮助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前后向的经济联系，这既有利于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主动转移，又有利于通过示范与模仿、市场竞争、产业关联等效应推动技术在东道国被动扩散，甚至帮助东道国企业在现有基础上派生出新的竞争优势，比如从价值链低端的装配环节向中端的零部件生产环节攀升；另一方面，离岸外包要求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国家进口外国先进设备、高质量中间品，并按照发达国家较高的质量、安全、环保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倒逼代工企业主动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组织能力和生产体系（王玉燕等，2014），为将来技术升级，构建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第三，全球价值链重构促进国际竞争。全球价值链重构意味着对各分工环节进行调整。其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国际竞争模式，增加了国际竞争的参与者。传统的生产过程不可分割，意味着产品比较优势包含了所有生产阶段的比较优势，可称之为“整体优势”。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品由各国投入不同生产要素和中间品联合生产完成。竞争优势则相应地从传统的最终品优势转移至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的竞争优势，即“环节优势”（曹明福和李树民，2006；孙文远，2006），国际竞争模式相应地从“最终品竞争”模式转变为“价值链环节”竞争模式。这样一来，即使一国在最终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只要在特定环节具备比较优势就可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调整机会使得不具备整体优势的国家有机会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增加了国际竞争的直接参与者。其二，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国家竞争行为，加剧了既有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分工地位临近或价值链位置相近的国家差异较小，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彼此可替换性较大，因而竞争激烈。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竞争优势不稳定，竞争异常激烈。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细分行业，比如美国苹果公司与韩国三星集团在智能手机相关领域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赋予各国不对称的垄断势力，促进了战略性竞争行为的发生。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国家为维持高阶地位或获取垄断利润，可能会实施“技术锁定”战略抑制价值链低端国家的技术进步，阻碍其向高端环节攀升（刘志彪和郑江淮，2012；王敏和冯宗宪，2013）；或者对其国际业务实施利己的战略转移，比如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等困境，实施了回归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在此指引下，美国在华企业部分已开始回流美国，或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Sirkin等，2011；UNCTAD，2013）。与此同时，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为避免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困境，以及避免被锁定在中低端环节，会积极争取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这将和处于价值链高端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产生直接的冲突。这些都将促进国家竞争行为与加剧竞争激烈程度，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并参照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胡昭玲（2007a）以及文东伟和冼国明（2009）关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力的计量模型，将计量检验方程设定如下：
c是国家代码，i是行业代码，t表示时间。α为截距项，
表示国家个体效应，
表示行业个体效应，
表示时间效应，
为残差项。 （1）产业国际竞争力（Comp）。以常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衡量。RCA计算公式为：
，表明国家c行业i在时间t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则表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弱。计算公式中，
是国家c行业i在时间t的出口额；
是国家c在时间t的出口总额；
表示世界w行业i在时间t的出口额；
表示世界w在时间t的出口总额。由于使用传统贸易数据计算的RCA存在严重的测度误差（Koopman等，2014；葛顺奇和谭人友，2015），故本文使用贸易附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计算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记为RCAVA。此处的贸易附加值是指传统贸易数据扣除国外附加值和国内重复计算的中间品后的净值，其是采用Koopman等（2014）的方法对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进行分解得到的。 （2）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VS）。以广泛使用的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VS share，VS）”指标来度量。VS度量了每一单位出口中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份额。垂直专业化贸易是指一国总出口中由进口的中间品创造的贸易额。根据Koopman等（2012）研究，单国投入产出模型如下：
其中，u为（1×N）维元素为1的向量，
为（1×N）维附加值占总产出比重矩阵，
是（N×N）维国内产品的直接投入系数矩阵，
为（N×N）维的进口产品的直接投入系数矩阵，I是单位矩阵，N是产业部门数目，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 由于在单一国家的投入产出模型中忽略了中间品的双边贸易，故存在中间品的重复计算问题。Koopman等（2014）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下修正了该假设，将中间品部分按照其初始来源地进行分解，有效解决了该问题。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下，VS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G表示国家数量，N表示部门数量。A和B为（GN×GN）维矩阵，
为（1×N）维分块附加值系数矩阵，B为（N×N）维分块里昂惕夫逆矩阵，
表示国家s生产的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分块矩阵，
表示国家s生产的产品中来自国家r的附加值，同理可解释
为（N×N）分块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式（4）中最后一项可解释为对国内内容进行的校正，即扣除国内内容中又回到来源国的部分金额（重复计算的中间品部分），因而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初衷。VS指标是按照Koopman等（2014）的研究方法对WIOT分解得到的。 （3）技术进步（tfp）。测度技术进步的指标有三种（WTO，2013）：全要素生产率（tfp）、研发费用支出与专利申请数量。由于无法获得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的研发费用和专利数量数据，加之服务业通常没有类似的数据。故本文使用tfp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用来衡量生产过程中将投入品转化成产出品的效率（WTO，2013）。参照龚关和胡关亮（2013）的研究，采用Levinsohn-Petrin（LP）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出各国各行业的tfp。计算所需数据来自SEA。 （4）人力资本（hc），以高技能员工工作时间占行业总工作时间的比重来测度。劳动成本（lncost）和固定资本（lncap）分别以每千位员工的劳动补偿金额和每千位从业人员拥有的固定资本金额表示；对这两个指标都取自然对数以控制异方差和离群值的影响。数据来自SEA。 （5）制度环境（inst）。由于无法获得各行业的制度环境情况，故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来控制制度的影响。以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es of Economic Freedom）表示，该数据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该指数的值域范围在0-100之间，是基于法律结构、金融、商业管制和法律体系等领域的子指数所得出的合成指标，各子指数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价格管制、腐败控制等项目；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一国真实的制度环境。 与金额有关的指标均以2005年美元价格表示，GDP平减指数来自Timmer等（2013）研究。 2.数据说明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WIOD由四部分构成：一是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WIOT），该表是考虑各国各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二是国家投入产出表（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NIOT），这是在WIOT基础上分解得到的各国单独的投入产出表；三是社会经济账户（Socio Economic Accounts，SEA），SEA包括行业层面的就业数据（员工数量和教育程度）、资本存量、产出等数据；四是环境账户（Environmental Account，EA），包括行业层面的能源使用、
排放、大气排放物等数据。本文将使用WIOT和SEA中的部分数据。 WIOD是公开可用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中最合适的。就国家范围而言，样本包括40个国家或地区，全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包含其中①。就行业范围而言，每个国家的产业被划分为35个细分行业，涵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就经济重要性而言，2009年这40个国家的贸易额之和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5%，GDP之和约占世界GDP总额的85%。就时间跨度而言，1996年-2009年间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入，展现了各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变化过程。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本文的数据结构是包括国家、行业、时间三个维度的面板数据，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在检验过程中控制了国家个体效应、行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以有效控制变量遗漏问题，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无需做个体效应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个假设是必须的，特别是模型设定中可能遗漏重要变量时，随机效应会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陈强，2010）。为实现三维面板数据的估计，我们采用分组（group）方法将三维面板数据降为二维面板数据。这样处理的优点是能够使用常规面板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并同时控制异方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的影响②。本文借鉴Stehrer和
（2013）的方法将35个行业分为10类，选择其中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较高的四大类进行细致分析，即低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③。
1.初始检验 首先采用计量方程（1）进行初始检验。表1中第（1）列是针对全样本（All）的检验结果；第（2）-（3）列分别对应发达国家（Developed）和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的检验结果；第（4）-（7）列分别是针对商业服务业（B）、低技术制造业（LT）、中低技术制造业（MLT）以及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MHTHT）的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考虑国家类型和行业类型差异后，全球价值链分工（VS）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tfp）和固定资本（lncap）的系数显著为正，劳动成本（lnc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这都与传统预期一致。制度环境（inst）的系数大都显著为正，与预期基本相符。人力资本（hc）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未达成一致。我们将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考察后再做解释。 2.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检验 表2-表4是采用计量方程（2）的检验结果。它们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即加入技术水平（tfp）、劳动成本（lncost）两者与全球价值链分工（VS）的交互项以后，重新考察VS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为便于比较分析并得出更稳健的结果，接下来将结合表2-表4的检验结果作综合分析，对各控制变量的分析也以此为基础展开。比较表1和表2可以发现，变量VS的回归系数和t统计值均显著提升且在1%水平上显著，再结合表2-表4中V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再次确认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对不同国家类型和不同行业类型而言，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都可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综合考虑表2-表4中VS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和数值大小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略大于发展中国家，说明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容易建立国际竞争优势。行业类型差异表明，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各行业竞争力影响最大的是商业服务业（BS）；在制造业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低技术制造业（MLT）、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MHTHT）和低技术制造业（LT）。现实中，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同，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应该不同。接下来将通过剖析不同因素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差异来解释上述行业影响差异。 （1）全样本检验 表2-表4中的第（1）列是针对全样本（All）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技术水平（tfp）与VS的交互项VS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促进了国际竞争力提升。劳动成本（lncost）与VS的交互项VSlncost显著为负，说明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不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由此可知，通过技术投入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一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取国际竞争优势。 （2）考虑国家类型的检验 各国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也不同，故应针对不同国家类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表4中的第（2）-（3）列所示。交互项VS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自身技术进步来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其一，技术进步本身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竞争优势得到强化；其二，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主要由技术水平决定（Harms等，2009），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意味着该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进而赋予其实施诸如阻碍处于价值链低端国家向高端位置攀升、“技术锁定”的利己性战略行为的能力和意愿，以维护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此外，比较交互项VStfp的回归系数值发现，技术进步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总体大于发展中国家，这与传统预期相符，即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与经济势力总是优于发展中国家。这也支持了前文“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略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发现。 至于交互项VSlnc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两点：第一，国际劳动成本差异是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国家发包决策与选择接包对象的关键决定因素。劳动成本上升增加生产成本，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发达国家虽然可以利用主导权实行全球生产再配置，寻找新的低成本优势国家，但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其制度环境不健全，可能产生较高的额外成本（Blonigen，2005）。第二，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可能导致产业对外转移（UNCTAD，2013），却没有充足的技术优势支撑后续发展，在高劳动成本和技术劣势的共同影响下，甚至可能面临“产业空心化”困境，严重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对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低劳动成本优势被逐步削弱，传统的低劳动成本发展战略已不适合且不能支撑其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3）考虑行业类型的检验 首先考察技术进步（tfp）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VStfp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明显，如表2-表4中的第（4）-（7）列所示。第一，商业服务业（BS）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明显大于其他三类行业，这说明较之制造业，商业服务业通过技术进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空间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两点：其一，近二十年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行业整体发展滞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其二，商业服务业属于高端服务业，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比如信息科技和金融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银行业的服务成本，拓宽了服务范围，提升了服务质量，实现了整体效率的提升（Berger，2003）。第二，在制造业中，综合比较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数值大小发现，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低技术制造业（MLT）的影响略高于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MHTHT），对低技术制造业（LT）的影响最小，这说明中低技术制造业更可能通过技术进步深入全球价值链来获取国际竞争优势。Córcoles等（2013）的经验检验对此提供了间接支持，他们发现在汽车行业中技术复杂度越高、参与程度越高的国家，更可能在多变和动荡的全球价值链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至于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MHTHT）所受影响不如普遍预期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其往往被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国家所掌控，并被实施“技术锁定”等战略性行为，弱化技术进步在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促进效应。至于低技术制造业（LT）所受影响最小，可能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对技术的需求明显小于其他两类制造业。而且，低技术制造业的进入壁垒较低、竞争极为激烈，削弱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积极影响。
其次考察劳动成本（lncost）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VSlncost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同样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如表2-表4中的第（4）-（7）列所示。第一，商业服务业（B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其他三类制造业，这说明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商业服务业的影响大于制造业，这可能是因为商业服务业属于高端服务业，高技术人才的专用性放大了劳动成本的负向影响；第二，在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LT）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MHTHT）的VSlncost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低技术制造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不明确。这可能是因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主要由技术水平决定（Harms等，2009）。此外，这两个行业中的VStfp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系数值均大于VSlncost，也对此予以了进一步印证。整体来看，中低技术制造业（MLT）中VSlncost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都最大，说明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会削弱国际竞争力。这可能是因为中低技术制造业的竞争极为激烈，使得劳动成本上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加显著。 （4）控制变量分析 在表2-表4中的所有检验中，技术水平（tf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总是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对此的一个直观解释是，技术水平高的国家（产业）通常生产效率较高，而且技术专用性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赋予其技术垄断优势和产品稀缺性，以制定最大化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战略。劳动成本（lnco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显著为负，意味着劳动成本上升增加了生产成本，进而削弱了国际竞争力，这与传统预期相符。固定资本数量（lnca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充足的固定资本有利于改善国际竞争力，因为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其强度大表示该国拥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优质的生产经营环境，先进的技术研发平台；制度环境（inst）的回归系数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达成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数据的限制使得本文只能使用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量，无法完全控制不同行业对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差异。我们也曾尝试不控制制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几乎未发生改变，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变化较大。由此可见，加入制度变量来控制制度影响差异是很有必要的。 3.稳健性检验 由于考虑全球价值链重构更切合经济现实，因此稳健性检验均使用计量方程（2）进行。鉴于前面的分析是综合表2-表4的检验结果展开，故此处不再重复进行分析。 （1）针对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检验结果 在全样本估计中，采掘业、公用事业等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水平较低的行业也包含其中，可能会产生误差，因此我们将低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这四大类参与全球分工较为深入的行业放在一起进行检验，如表2-表4中的第（8）列所示。由此可见，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2）替换因变量 出于稳健性考虑，将因变量替换为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I）。TCI通过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来反映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其计算公式是：
，表明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则表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弱。其中，
是国家c行业i在时间t的出口额；
是国家c行业i在时间t的进口额。此处仍使用贸易附加值数据进行计算，记为TCIVA以示区别。表3的数据表明，前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3）控制内生性：滞后一期 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加之在35个细分行业层面上更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是以核心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来控制内生性，例如徐毅和张二震（2008）的研究。因此，我们将VS及相关交互项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再次表明前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在逻辑为“通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中建立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思路可以扩展到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所有行业中。 本章利用1995年-2009年间涵盖全球具有代表性的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系统考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之间的关系。区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在指标选择上使用扣除国外成分和国内重复计算的中间品后的贸易附加值来计算和测度国际竞争力水平（葛顺奇和谭人友，2015）；在影响机制分析上，首次引入全球价值链重构改变“国际竞争模式”和影响“国家竞争行为”的观点来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在研究设计上，引入劳动成本和技术进步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交互项来刻画全球价值链重构特征，并以此系统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如何影响国际竞争优势。通过计量检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国家类型差异后，上述影响仍然显著存在，但发达国家所承受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考虑行业差异后，上述影响则发生分化，其中，商业服务业承受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低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承受的影响不确定。由此可见，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机遇总体优于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优于以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参与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好于仅参与制造业的行业。 结合全球产业发展现实来看，似乎发达国家的发展机遇总体优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商业服务业发展集中在英美等少数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严重滞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原来以低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技术制造业，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但这种模式经过数十年发展未来难以长期持续，转向以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迫在眉睫。结合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中低与低技术制造业的竞争日益加剧意味着其亟须转型升级，但提升价值链地位意味着打破既有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国家将承受巨大的外部阻力。由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较为激烈，并被处于价值链高端国家所掌控，它们可能利用其垄断势力阻碍处于低端价值链国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这也将导致参与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效果有限，故发展中国家以高技术制造业为发展主体则发展空间必然有限，不妨考虑将发展重点转向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这也更适合高端服务业发展极为滞后的发展中国家。 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来看，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都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价值链低端产业为先，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意味着转向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会面临内部环境的诸多制约。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应立足于国家经济现实。具体而言，第一，在整体布局上应以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为主，通过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来维持国际竞争地位，以维持经济稳步增长。第二，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应有的放矢而不能片面追求价值链位置的全面提升（除军工、航天等特定产业外）。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应该是把握技术变革的新机遇，例如当前大数据、云计算、页岩气等新兴科技处于萌发期，它们将推动“智能化制造与数字化服务相融合的‘服务—制造革命’”，引发全球性的公司长期成本曲线的全面创新。这正是中国实现高技术制造业突破的良好机遇。第三，打破以制造业发展为先的思维桎梏，积极发展服务业。事实上，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环节是研发服务和营销服务环节，而且服务业的投资和应用都以本地为主，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例如商业服务业中的金融中介业，其满足人们的金融需求的过程往往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发展服务业有助于避免过于倚重制造业而承受处于价值链高端国家的垄断行为，也有利于打造本国的服务业国家价值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①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巴西、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 ②根据Driscoll和Kraay（1998）的研究，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计算统计值，他们提出一个基于非参数方法的协方差估计量，能够在考虑异方差的同时控制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的影响。相应的stata命令是xtsce。 ③剩余六大行业分类是农业等、采掘与公用事业、建筑业、不可交易的市场服务业、交通和通信业以及非市场服务业。关于各大分类下的细分行业名录可以参见Stehrer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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