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近代论文,策略论文,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K3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 07）02—0093—08
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此后相继和英、德等国缔约，从此朝鲜对外开放，向近代化历史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朝鲜政府决定放弃闭关锁国政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的劝导和斡旋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发挥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些主观臆断或偏颇之见，曹中屏先生曾经指出：国外学者多指责李鸿章“独断干涉”，对朝鲜施加“直接威压”[1]。而国内学者有的则夸大李鸿章同朝鲜大臣李裕元之间建立的“热线”联系的作用，以强调清政府的干涉。近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开始注意到黄遵宪《朝鲜策略》对朝鲜外交的影响，如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李德征《论〈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对外开放》等，颇有新意。但是，此中曲折和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和仔细研究。
一、清政府开始关注朝鲜问题
19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和朝鲜仍旧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接受宗主国——清朝廷的册封并定期纳贡，内政则自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朝鲜因远离太平洋主航线而僻在一隅，尚未受到干扰。60年代后，被西方称作“隐士之国”的朝鲜，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再不可能置身局外无忧无虑了。
经历了“丙寅洋扰”（1866年）、“辛未洋扰”（1871年）等事件，朝鲜击退了法、美等国的武装侵扰，执政的大院君政府更加坚定地奉行攘夷锁国政策，在城镇通衢树立斥和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可是，列强企图叩开朝鲜国门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日益频繁。
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后，俄国西进政策受挫，转而向东方扩张，矛头指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地区，1860年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攫取到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因之使互不相邻的俄、朝两国接壤，进而俄国向朝鲜提出“开港通商”要求，图谋南下发展，寻找东方海口。
朝鲜的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吞并琉球，侵略台湾，“征韩论”甚嚣尘上，发动“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订立《日朝条约》，并且处心积虑想削弱中朝宗藩关系，为将来控制朝鲜做准备。
面临错综复杂、日益紧迫的国际形势，朝鲜继续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何去何从，事关亚洲大局，和中、朝两国的安危。尤其朝鲜作为中国东北的屏障，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围绕朝鲜外交问题开始积极筹议对策，劝导朝鲜对外开放的工作便提到清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最早建议朝鲜开放的意见来自两方面：
一是国内封疆大吏，光绪五年四月廿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上《条陈海防事宜折》，指出日本扩军备战，来者不善，“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舰，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又说：“法、美等国前欲与高丽立约，而高丽拒之。果能闭关自守，岂不甚善，乃旋为日本兵威所胁，竟与立约。高丽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似可由使臣密劝，勉从所请，并劝高丽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苟能聘问不绝，自可休戚相关，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否则高丽亡则倭、俄与我东三省实逼处此，此固心腹之疾，非仅肘腋之患。”[2](p.395)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建议：“务劝朝鲜结好泰西，以杜日、俄窥伺。该国万一有警，中国亦应明目张胆，遣兵赴援。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3](p.16)
二是来自驻外国官员，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也明矣，既不能闭关，则不如倾心结好，可不陷安南之覆辙。而无事立约，熟思妥议，有异修降之表，即可稍立自主之权。”[4] 主张朝鲜主动开放，争取签订较为平等的条约。
清廷采纳了以上建议，七月初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李鸿章照丁日昌条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5](p.304) 初五日发布上谕：“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唯该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著李鸿章查照本年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5](p.305)。清政府令李鸿章以个人名义向朝鲜方面进行劝告。
二、李鸿章开启联系热线
李鸿章对劝说工作能否奏效并无把握，在奏折中表示：“其（指朝鲜）于西洋各国深闭固拒，不稍变通，”“彼国旧相李裕元老成宿望，亦颇畅晓时势，”“似识略较胜于侪辈。现已遵旨寓书密为劝导，如能设法转圜，冀于大局有裨，未知果肯听从否？”[5](p.309)
李裕元字桔山，系国王李熙叔父，原任领议政大臣，光绪元年曾经奉使来北京，与李鸿章建立了私人联系。因李裕元地位显要，目前虽暂时不在政府，李鸿章仍相信他在朝鲜政府的决策方面会有相当的影响。
九月七日致信给李裕元：“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去，其意终未释然。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苟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慓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李鸿章又讲国际公法的保护作用：“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5](p.309) 说服李裕元劝导朝鲜对外开放。
十月七日李鸿章收到复信，但是李裕元“绝不提及前事”，只字未提对开放的意见，李鸿章觉察他“似有未便明言之隐”[5](p.327)。又据转达信件的永平府游智开密禀：李裕元另有函，称：“该国本意不欲与他国往来，日本开港，实出于不得已，若西人通商，则莫敢开口。”又说：“渠于七月晦间接到信函，当经言之于朝，而以解官归乡，不敢力争，务求鉴原。”李裕元没有直接拒绝，实际上通过永平府转达了不与西方交往的信息。李鸿章以为李裕元个人意见也代表了朝鲜政府的态度，故上报清廷：“朝鲜既坚不欲与西人通商，中国自难强劝，敝处似不必再行渎奏。”表示不再继续劝说。
次年二月九日，李鸿章收到李裕元写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来书，明确表态拒绝开放，函称：“敝邦僻在一隅，谨守规度，恬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有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对李鸿章“以夷制夷”之说，李裕元大不以为然，“古昔谋国者有曰远交而近攻，有曰以蛮而攻蛮，斯乃以敌制敌之术也。而目下局面与古昔顿异”，“今要制敌而我先受敌，要攻毒而我先中毒，窃恐一遇毒而不复起也，奚暇以制敌乎！”对李鸿章藉国际公法保护朝鲜的观点，也不客气地予以辩驳：“且泰西公法既不许无故夺灭人国”，日本吞并琉球，为什么不见有行动？并且质问：“救土国（指土耳其）于垂亡，则公法可仗；而兴琉邦于已灭，则公法有难行欤！”[5](p.329附[1]) 然后以朝鲜“向称贫瘠，不能多容商船”为辞，拒绝通商。
李鸿章见李裕元反对开放，知道这次劝说归于失败，只好静观待变，他奏报朝廷：“李裕元牵于众议，玩其辞旨，亦似未以此事为然。因势转移，相机利导，殆非一朝夕之功也。”[5](p.329)
三、美国特使东来
在寻求朝鲜开放问题上，美国的热情显然高于其他西方国家，并很快付诸实施。1878年美国政府决定派海军准将薛斐尔（R.W.Schufeldt或译作肖孚尔）为特使，率“太康德洛加”号舰出访非、亚等洲，并赴朝鲜实现建交通商。海军部训令指出：“访问朝鲜几处地方，以求用和平方式打开对该政府的谈判。”[6](p.370) 这一消息在光绪五年二月经同文馆译出：“美国遣使高丽，议立通商条约。”[5](p.296) 美国的行动受到清政府的关注。
次年春（光绪六年，1880年）薛斐尔东来，指望依靠日本为中介叩开东方“隐士之国”紧闭的大门。四月初六日（5月14日）抵达釜山港， 试图通过日本领事近藤真锄的斡旋向朝鲜递交国书，朝鲜东莱府使沈东伯当即拒绝，不与美国人接触。薛斐尔逗留一周，只得转赴日本长崎，随后赶往东京见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请日本方面照会朝鲜礼曹劝说，“连同他本人的信一并送去，同意他自己在长崎等候回讯”[6](p.371)。结果仍是徒劳，再次遭到朝鲜拒绝。这期间清朝驻日使馆一直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
不久清朝驻长崎领事余隽得到了美国致朝鲜国王书，同时何如璋了解到“闻美国总兵官私以告人，则谓日本不愿朝鲜与他国通商，不肯为周旋云”[5](p.335)。美国人感觉“使人顿疑日本又从中捣鬼之嫌”[6](p.371)。何如璋将此情报通知国内，并发函报告总理衙门说英国也在积极谋求与朝鲜通商，曾表示：“中国何不劝高丽与各国通商？既不能闭关，即多与一二国结好，亦有益无损，否则将为俄人所吞噬。”[5](p.332) 又报告说俄国屯兵图们江口，“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建议：“此意似宜告高丽知之。”
何如璋同参赞黄遵宪讨论朝鲜开放事宜，再次致函给李鸿章，强调“五利”：一、牵制俄国，我国乘时自强。二、中朝“属国之义益明，后来交涉之事易于措手”。三、从此朝鲜自强，“固其疆圉，壮我屏藩”。四、派专使驻朝鲜，“绝日、俄窥伺野心”。五、朝鲜主动缔约可以避免不平等条约的损害，而且，重要的是“他日我与泰西换约，抑或可因势利导修改条规”。有利于修订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建议清政府以积极态度促成朝美缔约：“使此事成于日人之手以固其东西之交，万不如我自为之，犹得揽其权而收其利。”“此机会不可失也”[4](何如璋《再上李伯相论朝鲜之通商书》)。
此际薛斐尔不愿无功而返，由怀疑日本人无诚意，很快转而求助于中国，6月12日走访清朝驻长崎领事馆，请中国政府从中协助。李鸿章接受了驻日使馆的建议，邀请薛斐尔来华。六月间在天津会晤。李鸿章表示愿意承担朝、美沟通，实现缔约的工作。
实际上李鸿章对如何说服朝鲜仍然一筹莫展，因别无他途，只得依旧寄希望于李裕元来实现，向朝廷表示：“臣仍拟不惮苦口，善为开导，冀其或有转机。”[5](p.339) 九月朝鲜赉奏官卞元圭到天津，李鸿章会见卞元圭，再次“迎机善导”，“告以法、美志在通商，并无用兵强逼之意，而俄人窥伺甚急”。劝说的结果如何？李鸿章难以预料，在给总理衙门的咨文中说：“一切俟（卞元圭）归国后妥为酌度，当不至如从前之扞格。”[5](p.341)
四、金弘集访日
当李鸿章一时之间无法化解朝鲜坚持闭关的坚冰之际，清朝驻日使馆成功地打通了直达朝鲜政府最高决策层的渠道，迅速收效，使劝导工作顿现转机。
光绪六年五月末（1880年7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弘集任修信使，率领使团访日。七月十五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走访慰问了初到日本的朝鲜使团。十六日金弘集回访，会见何如璋与黄遵宪。其后多次互访、笔谈，就国际形势、朝鲜外交和朝、日贸易关税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金弘集表示：“第本国尚如中朝三十年以前士大夫，未悉外国事情。”何如璋告之：“若固守旧习，恐非长策。”[7] 谈及李鸿章劝说李裕元一事，金弘集说：“朝野风气如上所陈，只知守经之为正，所以不能一朝开扩，奈何？”他对朝鲜开放、广泛外交极表赞同，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一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7]。
八月初二日，修信使团即将返国，何如璋授意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一册，黄遵宪亲交金弘集，笔谈中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金弘集说：“通商虽无显害，日后应接极难，以是为苦。闭关亦不足无上善策，我国读书人皆以通商为不可，此论于时务何如？”黄遵宪正告金弘集并勉励他：“今日尚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吾子！”①
五、《朝鲜策略》的内容和影响
金弘集回国后，即将此次出访写的《修信使日录》和《朝鲜策略》一起呈送国王。八月二十八日高宗李熙召见金弘集，详细询问了俄国危胁，日本吞并琉球等情况，关于朝鲜形势，金弘集称：“向后唯在我应接之得其道而已，以故清使亦以自强相勉矣。”李熙曰：“自强是富强之谓乎？”弘集曰：“非但富强为自强，修我政教，保我民国，使外衅无从以生，此实自强第一先务也。”[8](p.17) 君臣讨论了朝鲜自强、外交等重要事务。
高宗对《策略》很重视，分发大臣们详阅。奉高宗之命，五大臣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领府事李裕元、领敦洪淳穆、判府韩启源举行会议，奉贺姜老列席，对“中国人册子”内容逐一讨论，认为：“其所为对策，自问自答，设疑设难，忧深虑远者，比诸前日所见各国文字益加详密。虽未知其言言皆是，亦安知非大加讲究于安不忘危之义乎！”[7]
九月初八日，在例行的“次对”时（朝鲜李氏王朝循例每月六次在宫中君臣议政），继续讨论《策略》，“教曰：‘修信使行中所来册子，清使所传，而厚意甚于日本。其册子大臣亦见之乎？’领相（李最应）曰：‘臣毕见之，而彼人之诸条论辩，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他又说：“清人册子中论说若是备尽，于他国则深有所见而然也，其中可信者信之，而可以采用。”[8](p.17) 以上对话中不难看出《策略》的许多基本观点，被朝鲜君臣认同，准备接受。
《朝鲜策略》是黄遵宪以设问的形式写作的外交文书，论述了朝鲜面临的国际形势，开篇即指出俄国南进的威胁，“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十余年来，得桦太洲（库页岛）于日本，得黑龙江以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踞高屋建瓴之势”，“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9](pp.393～404)。
所拟以及所拟应对的策略，中心论点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
亲中国 中、朝两国“休戚相关而患难与共”，“向者朝鲜有事，中国必縻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泰西通例，两国争战，局外之国中立其间不得偏助，唯属国则不在此例”。“今日朝鲜之事中国，当益加于旧”。表明了宗主国清朝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藩属国朝鲜应加强对清朝的信任和亲近。
结日本 朝鲜与近邻日本同样存在“北有豺虎”的威胁，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那么，“外侮自无由而入”。
联美国 认为美国“守先王（指华盛顿）遗训，以礼义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国际交往中，“故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议，使欧人不能肆其恶。其国势偏近大东洋，其商务独胜大东洋，故又愿东洋各保其国”，“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因此主张首先和美国缔约建交。针对朝鲜国内必然发生的种种疑问，又逐一释疑解惑，计有：日本喧嚣的“征韩论”、开埠后“绘图测地我险尽失”的忧虑、风气初开易起的争端、与美国结盟形成的“均势”、外交的经济负担与惯例、传教问题和教派问题、对欧洲各国全面开放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分析说明，打消朝鲜的疑虑，“群疑既释，国是一定”。
图自强 从通商之利、练兵之利、富国之利等方面，论述建立“自强之基”。强调和平时期主动外交，争取签订平等条约来维护主权。最后告诫朝鲜政府：接受建议改变政策，绨约通商，是为上策；维持现状，不得已稍作变通是下策；如果闭关守旧，事变逼来时“卑屈求全，仓皇失措”乃是无策。呼吁朝鲜政府力破积习，发奋兴起，“一转移间而朝鲜之宗社系焉，亚细亚之大局系焉”。
《朝鲜策略》不胫而走，在朝鲜传遍朝野，反响巨大。反对开放的守旧人士群情激昂，儒生们掀起声势浩大的上疏运动，“安东进士李应接等率乡间老儒数百人伏阙上书，请禁外交”[5](p.361)。光绪七年二月，岭南儒生李晚孙等万人联名上书，称：“修信使金弘集所赍来黄遵宪私拟一册而流传者，不觉发竖胆掉，继之以痛哭流涕也。”[10](p.14) 书中不仅对《策略》内容逐条辩驳，而且连带指责高宗：“先王典宪，至于殿下之身而破坏之；先王礼乐，至于殿下之身而弁髦之；先王疆土，至于殿下之身而捐弃之；先王臣庶，至于殿下之身而沦陷之。”辱骂赞成开放的大臣，金弘集如卖国秦桧；低毁黄遵宪“自称以中国之产而甘为日本说客，为耶稣善神，甘做乱贼之藁矢，自归禽兽之同科”。书中还表示：“臣等宁蹈海而死，不忍与禽兽犬羊杂处苟活！”李裕元也上疏反对说：“李书、黄册，俱是夹杂，不足取信。”[8](p.17) 并致书李鸿章不同意开放建交。抗议的声浪震动全国，给朝鲜政府造成很大压力。
朝鲜政府筹议后，已经决意外交，高宗批驳儒生迂腐短见，“辟邪卫正，何待尔等之言乎！至若他国之人私拟文字，初不足深究，而尔等又误看而抉摘焉，若藉此而又烦疏举，是谤讪朝廷”[8](p.17)。朝鲜政府接受《策略》的建议，是大势所趋，走向开放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了，只是迫于国内守旧儒生的压力，不敢贸然明诏颁示而已。
六、《朝鲜策略》的政治意义
朝鲜政府决计外交，迅速将信息转达清政府，途径有二：一是利用金弘集建立的渠道通知清朝驻日使馆；二是由奉使到中国的官员赴天津面见李鸿章。
朝鲜密使李东仁于九月二日由汉城启程，在元山津停留十余天等待政府的几份文件到手，抵日本后于十七日到清使馆，面见黄遵宪，“解衣襟取出红绫包裹之一纸”[5](p.342)。内有印信三颗和国王密诏，告诉黄遵宪：“朝鲜朝议，现今一变。”请清使馆作中介联系美国“前来结好”。
十八日晨李东仁再次到馆，取出几份文件，一是金弘集致何如璋书信大意，二是朝鲜君臣密议的“当筵笔记”，三是大臣“与主上世家几处公论”，四是政府公议文件。何如璋当即把朝鲜最新动向专函发往国内，惊喜地说：“朝鲜国是，果将一变矣！”[5](p.342) 同时发回的还有何如璋与黄遵宪商议的意见《主持朝鲜外交议》。
另外，有朝鲜中枢府知事李容肃随同贡使来天津见李鸿章，转述：“获见何侍讲（指何如璋）笔谈，黄参赞《策略》，节节窍要，于是乎廷议回悟。”[5](p.353《附件》) 表示朝鲜政府改变国策，愿意开放建交。
此后清政府和朝鲜政府为适应外交新形势的需要，对政府机构和相应职能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清政府一方面修正原先的宗藩关系，直接介入对美谈判、起草条约；另一方面简化处理朝鲜事务的程序，“朝鲜外交遇有关系紧要之件，由敝处（指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与该国通递文函”[11](p.126)，不必沿袭旧制，再经礼部中转。朝鲜则仿照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例，设统理军国事务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专设交邻司，以主管外交事务。十二月初四日清廷发上谕：“朝鲜与美国订约通商，关系大局，著李鸿章相机妥办。”[5](p.382) 李鸿章约美国特使薛斐尔到天津，开始谈判朝美建交事宜。终于在光绪八年四月（1882年5月）朝美实现了签约。
《朝鲜策略》赢得了朝鲜君臣高度评价，高宗称其“厚意甚于日本”。领议政李最应钦服地说：“诸条论辩与我之心算相符。”“论说若是备尽，既给于我国则深有所见而然也”。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金弘集十分推崇：“黄公所赠《策略》一通，代为筹划，靡不用极。”“敝廷莫不感颂大德，异声同叹。”[5](p.353《附件》)。《策略》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朝鲜放弃闭关政策，走上开放之路，促进了朝鲜近代发展的历史进程。《策略》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引起全国性的激烈论争，给朝鲜民众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封建保守的旧观念逐渐被抛弃，近代开放的意识空前加强，使朝鲜民众急于了解新世界，接受新事物。对外交的理解再不是“拯飘风之船，受叩关之书”等原先的陈旧观念。
《策略》在日本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在横滨法文报馆全文译载，随即转译成日文，编者按语评论：“论黄某之官职，不如李鸿章远甚；而李鸿章之识见，又不如黄某远甚。虽然，我日本五尺童子，早经知之。惜乎堂堂大国，至今仅有一人焉。而又未必其果能见诸施行也。”[9](p.805) 日本人士服膺黄遵宪的卓越见解和外交才干，并将《策略》收入《外交文书》存档。《策略》产生的后果导致了朝美建交，对日本而言则失去了日美接近的一次契机，同时也削弱了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使日本“征韩”野心有所收敛，并且导致了日本对联合拒俄政策的认可。
英国一直谋求朝鲜开放，清政府代朝鲜首先选择了美国，英国不甘落后，当李东仁密访清使馆仅三天，英驻日代理公使坚尼迪便向何如璋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这一连锁反应促使英、德、法等国相继与朝鲜谈判建交，活跃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外交。
《策略》开宗明义强调俄国的威胁，朝鲜接受《策略》建议，意味着对清政府遏制俄国政策的认同，就此意义上说也是清朝外交的收获。由此也显示了清朝在亚洲地区的作用，欧美列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承认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事实。
七、《朝鲜策略》体现的外交思想
《策略》中体现的外交思想，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且贯穿了黄遵宪个人的外交见解，显示出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对形势有深入的分析，对问题有透彻的说理，对观点有详尽的论述，是一份富有见地、颇具说服力的外交文书。
李鸿章与黄遵宪在劝导朝鲜开放过程中，其结果不同，固然因为劝说对象各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乃在于两人外交思想的差异。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代表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即洋务派外交观，其核心是“以夷制夷”，设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创造外交活动空间，利用毫无约束力的国际公法和强国的公正、调停以解决争端。这种在外交活动中屡试屡败的说教，如何说服朝鲜？李裕元就是以琉球为例反驳李鸿章的。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现在外交方面矛盾重重，所以同样遭到了李裕元的鄙弃。尽管李裕元出于守旧的目的批评“李书、黄册，俱是夹杂”，但洋务派外交观念已经失去说服力却是事实。李鸿章与李裕元间的热线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次年春李容肃带来李裕元反对开放的信件，随后朝鲜又派卓挺植传达求助信息：“国主与二三大臣决意外交，以惮李裕元之故，未能遽发，若得中国劝谕之力，事必有成。”[5](p.345) 当此重要关头，李鸿章舍本逐末，依然固执地对李裕元“又加敦劝，使不致从中作梗”。而对于朝鲜希望借助“中国劝谕之力”的请求予以拒绝，表示只承担调停，“密为维持调护”[12](p.2)。乃至朝鲜始终未能派全权大臣到天津参加谈判。洋务派外交思想的僵化拘泥、缺乏灵活，妨害了外交应有的活力。
黄遵宪代表了晚清新崛起的务实外交思想，这批有历练、有见识的外交官在国际大舞台上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认识与洋务派人士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外交界正由“夹生”向着“成熟”转变。他们熟悉国际公法与外交惯例，对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具有深刻理解，在实践中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争艺术。曾纪泽对俄谈判伊犁问题，折冲樽俎，终获成功。黄遵宪一册《朝鲜策略》影响了邻国的历史进程，绝非偶然。
黄遵宪是在尊重朝鲜主权的前提下写作《朝鲜策略》的，谈到朝鲜开展外交活动时，可派外交官分驻北京、东京、华盛顿。这本是遵循国际惯例，但是李鸿章却在后来拟定了“三端规定”，对朝鲜向各国派驻使节横加干涉，以致酿成了“朴定阳事件”②。
《策略》对朝鲜形势的解说犹如感同身受，为朝鲜“自强”规划的蓝图有可操作性，认为无论东、西方，语言文化、练兵造器、科学技术，“皆可往学”。论缔结条约，坦然承认中国和日本“两国与泰西所定条约皆非万国公例”，特别是领事裁判权有损主权，以此说服朝鲜争取签订较为公平的条约。许多充满善意的内容均为朝鲜君臣前所未闻，所以收到了动其心、坚其意的效果。
《策略》是晚清新型外交思想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重要的外交文书。近几年《策略》全文才在国内广泛传播，引起重视，值得继续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朝鲜问题始终围绕着中、俄、美、日等国展开国际活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6—10—30
注释：
① 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金弘集与驻日清国外交官的笔谈》。
② “三端规定”，指李鸿章拟定的限制朝鲜派驻使节的“变通办法三端”：1.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部。2.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3.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朴定阳事件，指清政府对朝鲜遣派朴定阳任美国公使一事横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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