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中，江泽民着意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提升为同一层次且三者相提并论，凝缩为高度概括的党建纲领和执政理念并成为党的先进性的灵魂。把文化提到立党、执政、治党核心的理念高度，从而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也昭示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更佐证着党的执政、治党思想的成熟。
一 文化、先进文化及先进文化精神
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大文化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其及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而通常的文化概念还是指狭义的或中观、微观层次使用的精神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大类。其基本含义是文治和教化，基本定位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基本特性是在总体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这就是文化的结构功能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将精神文明与文化的含义视为具有一致性。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应该说这是一个新观点、新创造。而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规定文化的本质，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特征；把文化的发展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联系起来，坚持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立场和向度，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特色和价值指向。
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持久发展的精神动力。它作为社会发展的灵魂、历史发展的内驱力，先进文化本质上不仅是对现社会的肯定与支撑，而且包含着对其的评价与批判；不仅是包含着社会“是什么”（合规律性）的价值支撑，而且蕴含着社会“应如何”（合目的性）的价值观念，更内蕴着社会“是什么”和“应如何”有机统一的“美的尺度”（合理性、和谐性）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先进文化必然对现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合理的规范作用和强大的动力作用。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此，十五大报告作了精辟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主要具有科学性（客观真理性）、时代性（时代精神精华）、民族性（民族文化精华）、开放性（“三个面向”）、群众性（以人为本、以群众为本）、创新性（超越前人的精彩创造）等基本特点。
文化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一种文化精神对人类力量的整合、实践活动的范导与文化模式的选择。文化精神即文化的精气神，是先进文化的集中表达，是凝聚在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精髓，作为时代文化本质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即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优秀民族精神的观照。它作为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整合抽象出来的“应什么”的价值系统的精华，既是一种文化体系的主导理念和内在品质的感性表征和显性表达，又是处于特定历史维度之中的人的类本质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双向统一中所建构的人类群体生活意义世界的理性浓缩和隐秀涵摄。例如西方文明史上尤其资本主义文明史上传留下来的民主科学精神、法理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等等。又如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蕴或表达的实践性文化精神、主体性文化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本真人文精神、创新精神等等。还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传承来的和合文化精神、“天人合一”精神、“内圣外王”精神、“中和位育”精神等等。再如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井冈山精神”（毛泽东）、五种革命精神（邓小平）、不懈奋斗五种精神（江泽民）等等。
二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建构的文化精神
我们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相联系。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文化建设，不仅相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理念、价值系统的精华——文化精神，成为贯穿三代领导人文化观的红线、支撑其文化大厦的阿基米德支点。这种文化精神至少包括：理性精神、哲学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
（一）理性精神
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既是人类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又是它的本质和灵魂，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并通过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来表达我们的文化立场。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具有无可辩驳的理性力量。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理性精神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性精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论述。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艰难曲折斗争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并先后在军事、政治、组织、思想诸路线上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成为时代的最高理性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和历史课题，并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实现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十四大所概括和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的九大方面内容，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最高的文化理性精神。
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成熟于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之中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高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而且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诸如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概括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十二大关系辩证法；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一条历史经验；作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决议；开展了领导干部“三讲”教育；指出了党始终要做“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党建新课题，并成为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等等。同样，江泽民论述也体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时代精神，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导理念。
（二）哲学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即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又是时代的文化本质之集中表达和体现。因而，在哲学中总是贯穿着和投射出特定文化模式对世界的理解。离开了哲学精神，也就无所谓有时代的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通过主体的创造活动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和说明人的解放、发展过程的实践哲学，正是这种时代特征的集中反映。从文化上看，这种时代的主体性精神要求塑造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开拓创新、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精神氛围。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精神，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上。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中实事求是是精髓、核心，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具体运用又是其力量源泉和根本方法，独立自主则是前两个方面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体现。
邓小平虽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所有著述却无不凝聚着哲学思维的力量。作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它和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同一个哲学精神：“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真理标准讨论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一次根本变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哲学”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高的哲学精神和文化精神，也是党、国家和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江泽民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显示了高超的哲学智慧。诸如：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唯物论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提出和阐释了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十二大关系的辩证法；运用认识论思想，概括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一条基本历史经验；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特别是提出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等等。无一不昭示着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的哲学壑智和领导艺术。
（三）科学精神
科学不仅仅是指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还包括更重要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是科学认识主体活动的内在精神状态、气质、品质、责任感和思维方式等总和，其丰富内涵至少包括：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践验证的求实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宽宏大度的谦恭精神、顽强拼搏的执着精神、永不满足的赶超精神等，其中求实创新是精髓。科学精神高度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和创造。由是观之，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的根和体，居于核心和灵魂地位，而且是人类精神的基础，近现代文明与文化的内核，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作用，尤其建国后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口号，把科学实验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强调必须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否则“生产力无法提高”、“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他更重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意义。在他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就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注：江泽民：1999年12月9日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信。 ）他认为“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最严密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强调共产党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为此，他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倡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创立了中国气派的立场观点方法新范畴和一整套方法论体系。由此真正领悟和总揽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真谛。
邓小平更是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条件下，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一系列极富时代精神的光辉论断，强烈昭示了邓小平站在时代前列，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强大杠杆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同样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早在1941年就提出“提倡科学，宣传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加强马列主义宣传”之文化工作方针，改革开放后更是创造性丰富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干部“迫切需要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1989年甚至把“科学是了不起的，要重视科学”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之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顺应时代潮流，于1995年明确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尤其重要的是，江泽民首次提出“四科”问题，即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使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注：江泽民：200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首次指明，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是务真求实，开拓创新”，（注：江泽民：1999年8月23 日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不言而喻，江泽民关于科学精神的思想意义重大。
（四）民主精神
民主的原意是多数人统治。它作为理论范畴是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作为制度则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制度，民主的实质就“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列宁也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注：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同时， 民主还泛指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种与封建伦理原则和专制思想、等级观念相对立的精神，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模式，一种新的道德精神。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奠基者、开创者和探索者。早在1945年7月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率问题时， 就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欧阳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载1999 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在民主性质上， 确认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政治民主化思想，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民主制度上，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根本政治制度及其他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民主方法上，着眼于其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等等。
邓小平在新时期在纠错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基本要点可概括为：一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民主”，指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二是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认为民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并据此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规划了改革蓝图。四是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十四大宣称“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具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纲领，特别是首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的里程碑，是治国方略的一次飞跃。跨入新世纪的春天，江泽民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的重要治国方略，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党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的重大发展。
（五）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含义颇丰，但若一定要用精炼的话概括的话，那就是对人性、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关注与高扬精神，是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幸福的终极关怀和价值取向。若再具体化一点，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大化于天下的生命大智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它体现着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毛泽东也是我党人文精神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他所独创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上。一是从解决政党与阶级、领导与群众关系入手，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他用更加明确的语言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二是从解决“为什么人”问题入手，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观。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注：邓小平：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英文版《邓小平文选》序言。）认为树立了此价值观且能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三是从解决实践和认识关系及领导和群众关系入手，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爱、价值的肯定和为民的专注。
邓小平在新时期把毛泽东所建构的人文精神推向新的高度，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建立在他的人学理念基础之上，充满着深厚的人学底蕴，内含着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深沉眷注，具有独特而又深厚的人文精神。第一，对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注是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他曾满怀深情地表达过自己的最高价值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鉴此， 他的社会主义的最高理念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对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呼唤构成了他人文精神的时代特色。邓小平坚持“人民主体论”，将现代人定位为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是“四有”新人，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特别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赞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谦虚地评价“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而已。因此，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塑造现代人格，促进人的发展，一直是他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宗旨和归宿。第三，对人民本位论（“新民本主义”）的确认和坚持是他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石。江泽民对此有过集中概括：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允不答允，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扬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倡导的人文精神。首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并提高到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经验之一的高度。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展好。其次，以人为本，重在素质。1994年10月全国社会发展会议先于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把“着眼于人民群众”提高到社会发展本质的高度，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落脚点”。1994年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提高人的素质的“四人”方针，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十五大报告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再次，江泽民在“三个代表”中包括“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世纪之春提出“以德治国”新方略，都充分显示了对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视。
（六）创新精神
何谓创新？顾名思义就是在思维领域追求“独到”和“最佳”及“最优”，勇于标新立异，敢于离经叛道，以获得首创性的、独具真知卓识的思维成果。其哲学本质，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之能动的、现实的和双向的统一活动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它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足和超越，意味着对未来的探索和建构，也意味着对理想客体的规范和追求。其重要意义，创新作为人类最高本性，它是历史进步的首要本质，民族的真正伟力，国家强盛的深层动力，也是激越、壮丽的人生价值。
无疑，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并为在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以创新理论而论，毛泽东认为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要求，“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16页。）；他将创新问题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只有创新才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指出“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注：《刘少奇选集》，上册，第336页。）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就创新成果而言，最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内容和活的灵魂上。正如刘少奇所说，“大胆的创造”使“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册，第319页。）， 成为“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注：江泽民：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凝聚着高度的也是更艰难的创新精神，才实现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阶段。其一，从创新前提看，邓小平十分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其二，从创新原则看，他提出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三个有利于”原则和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允”原则，也成为衡量创新精神的科学标准、价值标准和群众标准。其三，从创新方法看，他提出了著名的“闯论”（看准了的大胆闯）、“不争论论”（“拿事实去说话”）、“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尊论”（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等，成为实践创新的重要方法论。其四，从创新成果看，则是十五大报告所高度概括的“四新”（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由是观之，邓小平把毛泽东倡导的创新精神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
江泽民作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全面振兴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对创新精神又作出了新的建树。首先，在创新理念上，他对创新重要性首次作出了高瞻远瞩的新概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注：1998年6月2日《光明日报》。），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后来，1998年6月全国创新大会和2000年6月视察西北地区讲话又再次重申，并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显然，把“创新”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高哲学理念和共同意识，并上升到“进步的灵魂”、“不竭的动力”、“生机的源泉”之至尊价值高度，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创新意识的历史性升华和时代性自觉。面对中国必须加速度创造的紧迫现实，江泽民大声疾呼：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注：江泽民：200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其次，在创新内容上，取得了多层次创新成果。例如在体制创新上，提出了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尤其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破解世界级难题“弗里德曼之谜”的重要里程碑等。再如在理论创新上，概括十二大关系建设辩证法，总结改革开放十一条历史经验，开展“三讲”教育，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光辉论述等。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所建构、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六大文化精神，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论述为集中代表的文化理性精神是党的文化精神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是文化精神的总纲和总指导思想，也是其他文化精神的最终的综合结晶。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精神是时代文化本质的集中体现，是我党文化精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党所建构的文化大厦的理论基石，体现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文化精神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象一根红线贯穿于文化精神的始终并成其为活的灵魂。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哲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强烈体现，理性精神的主要表达，它与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深层动力，因而也必然是“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民主精神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阶梯，尤其是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党的一贯追求的民主政治目标，是党的文化精神的制度性基础，也是群众发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精神、实现人文精神的民主保障。人文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硬核”和旨趣，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党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即人的解放、自由的追求和全面的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的人的现代化所迫切寻找的精神家园，更是党的文化精神所聚焦的目标和发展动力。创新精神则是党的文化精神的生命力和本真基础，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党的文化精神，因此它作为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动力、党生机的活力，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
三 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的意义
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首先，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是我们更全面、更深刻理解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客观需要，也是开拓了对之深入研究的一个新视野。“中国先进文化”不仅仅是指形而下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形态，而且更应指形而上的中国先进文化精神。它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和脉，是文化形态的灵魂和核心。只有先进文化精神才是真正强大的、永恒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江泽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也一再重视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培育。例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所塑造的“井冈山精神”及源流传承关系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解放初期精神”、“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等，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精神在这个时期的具体化、凝聚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号召全党要继承发扬无不体现着党的文化精神的理念和内涵的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精神和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心地培育并倡导了“64字”创业精神、孔繁森精神、98抗洪精神等，并新概括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等。特别是在新世纪第一春，江泽民又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并将其具体概括为五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由是观之，只有从先进文化精神的这个文化“软件”和“硬核”的高度来理解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才能真正把握住其精神实质和本真理念，同时也开拓了对之深入研究的一个新视野。
其次，研究和探索党的文化精神的建构和发展，是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论述的文化底蕴及其文化支撑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开辟了对之深入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及其两大理论成果，都是既植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之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是植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之中，顺应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其宝贵结晶。而三代领导集体又都十分注重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精神的塑造。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建设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作出了有关决议；江泽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并也作出了有关决议，更提出了包括“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内的“三个代表”光辉论述。党的80年历史充分佐证，什么时候党的思想、理论、观点、精神等体现了先进文化精神，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就能保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先进性品格，党就有生命力，党的事业就会辉煌；反之，什么时候党的思想文化精神状态出了问题，理论、观点发生失误，党就会遇到挫折。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尤其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出，就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52年、 我党的8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深层总结。
以实践意义而论，首先，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是保持我们党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先进性的迫切需要。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不仅在于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先进，而且更在于它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及文化精神是否先进。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消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片面性与负效应？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关注人文人价值取向、尽快提高国民两大素质？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相互激荡中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如何使冷冰的经济理性和温暖的人文理性、刚性的法理精神和弹性的德性精神、追真的科学精神和追善美的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使之融通与共建、互动与协调？等等，已经成为在新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优先解决的紧迫课题。而这些课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又都是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问题。
其次，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是尽快提高国家、民族的素质和能力，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文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践对环境的改造来提升人的素质和价值，把旧人改造成新人，是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扩大再生产。而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状，都迫切要求加强“人心建设”和“智力建设”。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小生产意识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消极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多样化”使人们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带来了深层次思想问题；国民的科教文化素质与先进国家和我们目标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等等。而这些问题又都依赖于文化精神的弘扬和落实之基础工程，唯如此才能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真正确立起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主体性、创造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法治型、契约型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才能为我们的国魂、国脉和国力的增强以及“三级两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中的两次飞跃）中的文化建设，建构起牢固的文化底蕴。
再次， 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 是我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临近，迎接中外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机遇和挑战的必然的文化选择。21世纪，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集中于科技人才竞争、教育素质竞争，而实质已是“文化原创力”的竞争；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也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中国“西化”、“分化”图谋越来越集中到思想文化的侵蚀和识形态渗透上；信息技术发展与中西信息差距扩大，因特网普及与网络文化入侵，使得我们主旋律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所谓“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殖民”、“中西文化交流逆差”、“数码鸿沟”等不再是杞天忧人的梦幻或“纸上谈兵”的“乌托邦”，网络语言英语化、网络边缘文化威胁和“网络文化殖民”的危胁已成不争的现实。不言而喻，主动迎接这种挑战和压力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文化精神并加快文化载体、文化产业的建设，尽快提高国民的两大素质，才能真正建构起抵御“文化入侵”、“文化殖民”的文化长城，并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通和共建中跟上与世俱进的文化步伐，并作出应有的贡献和占有与之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一席之地，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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