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取代激情 冷静但不冷淡——“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会议纪要论文,但不论文,中国论文,共同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下称“北京峰会”)虽已落下帷幕，但许多领域，尤其是学术界对中非合作的论题却在以学者特有的客观、公允、冷静的眼光，探寻中非关系的新视角。在此背景下，2006年12月18～19日，“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主办。来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国内外非洲问题专家学者近百人欣然与会。18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友好而简捷的气氛中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先生、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戴伟先生(Adrian Davis)、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李小兵先生、中国外交部非洲司戴兵处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安永玉大使和部分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分别致开幕辞。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研讨会进入热烈的学术研讨阶段。与会人员围绕下列议题展开讨论，观点鲜明。欧洲学者、非洲学者和中国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中非合作进行解读与评价，其中既有共鸣，又有思维和观点的交锋，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颇具见地的看法和建议。
北京峰会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北京峰会在3个层面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
1.在国家层面，这次友谊与合作的聚会结出了丰硕成果，《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勾画出中非合作的美好蓝图，将会推动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发展。 正如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戴伟在研讨会致辞中所言：“北京峰会是一个盛举，中非签订的一系列合作协定既为中国商人提供了很好的商机，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洲的减贫事业”。从更深层次看，一方面，北京峰会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平、合作、开放、进步的形象和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良好风貌；另一方面，塞拉利昂驻华公使约瑟夫·萨卢·康特(Joseph Sallu Conteh)认为，北京峰会是集合非洲领导人规模最大的盛会，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可以和联合国大会媲美，从而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这一点与云南大学刘鸿武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中非关系的发展使非洲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非洲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事实上，继北京峰会后数日，韩国在首尔举行了“韩国与非洲论坛”，俄罗斯学者也提出了在2007年举办类似论坛的动议。
2.在中非关系层面，北京峰会开启了中非合作的新纪元，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戴兵处长的发言则主要侧重政治和外交层面，他认为北京峰会增进了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加深了双方友谊；中非双方确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非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在一系列多边、双边活动中密集会晤，交换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了彼此了解和信任。李小兵副司长的发言则主要侧重经济层面，他认为北京峰会规划了中非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为双方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经贸合作提供了日益健全的机制，有益于拓宽双方合作的规模、加强中国对非洲人力资源的培训，等等。
3.在国际关系层面，与会者认为，北京峰会期间，48位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齐聚北京，乃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将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有利于改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杨立华研究员认为，基于中国与非洲在国际领域的合作目标(即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合理、国际政治秩序的民主正义)，提出中非合作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3点作用：一是促进世界大多数人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发展；二是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力量；三是加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尤其是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非洲的包容共享原则，对世界的发展是有益的智慧贡献。
中非关系同西方与非洲关系的比较
与会者首先分析了中非关系的特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安山教授将之归纳为首脑外交、平等观念、互利共赢和规范机制4个特点，并对“中国在过去30年来对非洲不闻不问，只是近年才由于资源需要开始对非洲进行渗透”、“中国发展对非洲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石油和资源”，以及“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等不实言论，从中非关系的历史发展轨迹、国际政治理论等角度进行了驳斥。津巴布韦驻华公使塔旺嘎·穆沙亚瓦胡(Taonga Mushayavanhu)也表示：“中非关系的语境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讨论，双方紧密关系缘于中非在历史上形成的长期休戚与共的共同经历与联系”。
继而，在剖析中非关系同非洲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差异性问题时，来自英国、非洲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域的学者，似乎在这一问题上体现了以下共识：一是中国的外交独特之处在于与非洲国家平等相待；而西方国家常常对非洲指手画脚，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强加给非洲国家。伦敦外交政策分析中心保罗·穆尔克拉夫主任(Paul Moorcraft)坦言，西方对非洲而言，不应说“让贫困成为历史”，而应说“让说教成为历史”。二是中国对非洲国家实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诚援助；而西方国家则以良政、民主等条件为前提。三是从历史情况看，中国对非洲的承诺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而西方国家常常“雷声大，雨点小”。四是在将合作计划付诸实践时，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指定具体的合作伙伴，落实程序简单；而非洲国家与欧盟合作时，却要与其25个成员国分别磋商，且每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落实合作计划时存在不确定性。
与会者对于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解读饶有兴趣。南非斯坦陵博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博士(Martyn Davies)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战略性伙伴关系包含7个因素：(1)美国入侵伊拉克，改变了世界能源供应格局，整个世界都在寻求能源供应的新渠道；(2)俄罗斯与日本在商讨铺设输油管，但却绕过了中国；(3)台湾在非洲已无发展空间；(4)日本永远不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中非贸易额不断增加，非洲成为中国商品重要的海外销售市场；(6)中国跨国公司可在现无激烈竞争的非洲市场上践习经营经验；(7)中国在尼日利亚、苏丹等国的投资，欲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发展自己，以期在伦敦和纽约交易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贺文萍研究员则着重解读了中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新”的要义。她认为，“新”主要体现在内容和途径方面：从内容看，它除了继续强调以往中非关系中业已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的政治相互支持和经济互利合作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以及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为中非关系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从实现途径看，它并不仅仅是空泛的政策宣示，而是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推进措施连接在一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莺莺研究员认为“新”意，简言之，指从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和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它。
在中非关系中，对于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保罗·穆尔克拉夫提出，中国应借鉴南非对津巴布韦采取直接而明确的政策和做法；在国际社会处理和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时，中国亦应更积极和主动。此观点立即得到其他与会学者的回应，来自塞内加尔跨国经济银行公司塞内加尔分行的阿达马·盖耶(Adama Gaye)反驳道：“为什么英国在谈到非洲时总聚焦于穆加贝？西方对非洲实行双重标准，我们对西方的观点很厌倦，总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非洲人身上”。来自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大卫·赫尔热(David Hoile)在谈及达尔富尔问题时，认为达尔富尔冲突是为了获得资源和领土，可视为新世纪的生态战争；达尔富尔危机在西方的语境中不断升级，被美国界定为种族屠杀，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媒体战的结果；制裁无助于苏丹实现良政；中国在对非洲政策上，始终保持很冷静的态度，前后一致，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对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措施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受的，而美国在此问题上则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机会主义政策。杨立华研究员进一步诠释道，中国实行安静的外交，尊重非洲国家自身的想法；中国在实行对非洲政策时，采取审慎的态度，且考虑实施的后果。
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经验的交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泰民安，经济发展和脱贫成效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世人的尊重，这也是非洲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之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李智彪研究员认为，大多数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希望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来加快自身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非洲国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成就和失误俱存，非洲国家在借鉴时需扬长避短，取其精华，绝不能照搬、照抄。并且，他还指出了供非洲国家可资参考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1)坚持走渐进式、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2)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3)始终坚持执政党的强力领导和中央政府的强力宏观调控；(4)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进行各种创新性探索。与此观点异曲同工的是，卢旺达驻华大使本杰明·鲁班加(Benjamin Rugangaei)在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提供自己的发展经验，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经验完全适合非洲，但可成为非洲发展思想的源泉。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可以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但非洲的发展还主要靠非洲人民自身努力，要用非洲自己的方案实现发展。”
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适合非洲？与会者对于当下广为讨论的各类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比约恩·哈拉尔德·诺德特维特(Bjorn Harald Nordtveit)通过对华盛顿、圣地亚哥和北京模式的比较，认为“华盛顿共识”被视为过度市场化的原教旨主义，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化，但对健康、教育等社会发展关注不够；“圣地亚哥共识”(或称为“后华盛顿共识”)承认政府在市场中起重要作用。而“北京共识”则建立在3个支柱之上，即强调知识创新、改善人民生活和自力更生。中国发展的成功，使很多人视为典范。国际减贫中心在中国的建立，表明国际社会有意推广中国的减贫经验，应为非洲国家所重视。来自荷兰海牙社会学研究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姆·萨利赫(Mohamed Abdelrahim Salih)教授认为，发展模式本身就表达一种含义，各种模式实际上有共通之处；中国模式可称为实用模式，蕴含着3个因素：不附加条件性，以发展为核心；这种发展并不是全盘否定其他模式；国家发挥中心的作用(另两个共识均是私企发挥中心作用)。对于这些模式，尼日利亚高级社会学研究中心莱尔苏·阿德勒·吉纳杜(Liasu Adele Jinadu)指出，无论哪种适合非洲的发展模式，都由非洲国家自主借鉴，并将其非洲化。
中非社会科学研究在促进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非之间学者具有合作的可能，在全球的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学者、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促进南南合作。莱尔苏·阿德勒·吉纳杜这一发言主题颇具新意，并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他从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对国家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参与，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在处理国内少数民族关系上所起的作用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和非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中非关系的发展会起到辅助作用。虽然，社会科学研究是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非社会科学研究合作却处于边缘状态。那么，中非社会科学研究能为推进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中非关系做些什么呢？换言之，中非社会科学研究怎样成为中非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助推力？他建议：中非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构建协调机制，冲破彼此的文化、心理障碍，加强双方的联系与交流。如有可能，双方可建立中、长期战略合作研究计划；中非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可共同参与南南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相应机构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促进亚、非、拉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在战争、民主等问题上的探讨，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动力。
当前中非合作面临的问题
与会者在欣喜地看到中非关系发展迅猛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中非关系并非尽善尽美，也面临不可回避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张宏明研究员以非洲政治民主化为背景，认为中非关系在5个方面遇到了新问题、新挑战：(1)民主化后，非洲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拉大，影响到双方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价值判断，加之与中国渊源较深的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相继去世或隐退，导致中非关系的政治基础出现松动；(2)政治体制转轨后，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而且多党制框架下的言论自由，使非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有损于中国形象和中非关系发展的负面舆论；(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危境，出现了将经济利益前置的现象；(4)政治民主化加速了非洲的经济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往非洲各国在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方面存在的差异与分歧，大陆内部区域合作增强，但中非各自需求的多元化，使彼此对国际事务的关切重点或利益需求出现错位；(5)中非合作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重新关注非洲，使非洲发展对外关系的选择余地增大，中非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相应增加。上述因素都将对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发展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徐伟忠研究员剖析了中非双方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如贸易摩擦、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差异、“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以及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西方国家的激烈竞争，都对中非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消极影响。
此外，阿达马·盖耶认为，中非国家间政治体制的差异、经济合作中偶尔出现的劳工纠纷，以及普通中国人和非洲人对彼此文化、习俗的肤浅了解，应是进一步发展双方伙伴关系中需要弥补的缺陷。
中非合作的前景与趋势
基于深厚合作基础的中非关系，将在未来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一认为，在政治方面，将继续保持中非高层交往势头，扎实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中非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水平，将在中非之间日益巩固的政治关系的保障下，同时在中非合作论坛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推动下，获得较大规模的增长；在社会交往方面，双方社会交流会更加广泛，尤其是民间的交流。上述判断主要归因于以下因素：从国际因素看，国际合作是一种潮流，世界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均关注发展问题，因此良好的国际氛围有助于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从国内因素看，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利益大于摩擦，双方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保证，经济互补性会拓宽双方的合作空间。
与会人员纷纷对如何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中非合作关系献计献策。综合起来，有如下建议：一是中非党际关系，以巩固中非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对非洲的投资战略，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使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非洲和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切实解决非洲国家关切的问题，保证中非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如采取适度让利下策缓解双方贸易摩擦，鼓励中方企业拿出部分利润回馈当地、规范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商业行为，等等；四是理性应对有损于中非关系的负面言论，中国除了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外，还要加强中非国家间人文交流。五是利用中非人力资源合作机制，加强双方科技合作。六是不断协调中非各自的外交需求，加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不仅关注中非双方合作的经济效益，还希望合作有助于推动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毛里求斯驻华大使钟律方(Paul R.Lit Fong Chong Leung)提出，中非科学家可共同研制药物，以控制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的蔓延；中非合作应着力解决非洲的文盲问题；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资源开发时，应注重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希望双方合作对人类发展有益。当然，这也是中国学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