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财富源自遍布全球的产业集群[1]。这些产业集群通过影响群内企业及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竞争力,将企业、城市、区域甚至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2]。产业集群作为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重要力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3],并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4]。 在我国,遍布各地的产业集群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的产业集群呈现衰败态势,粗放发展、创新不足、重复布局、产能过剩、抵御国际竞争和抗风险能力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5]。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结构中高端化的关键路径是依靠创新催生新型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面对最具创新活力的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上述计划和战略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互联网+”的高度关注,并将其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大多数人是从产业发展或企业发展的角度思考“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和技术实现方式,鲜见从产业集群角度分析“互联网+”与产业集群升级之间的关系。 2015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面对我国产业集群粗放式发展的现状,如何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借助产业集群升级的“互联网+”模式提高我国产业集群的价值增值能力,如何增强其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掌控能力,以及如何增强其应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能力?我国学术界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上述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互联网+”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内容、一般路径和主要模式,力图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1 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Marshall(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和产业区概念[6]。20世纪初期,Weber(1909)首次提出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cs)概念。此后,经济学家主要从交易费用、中间产品投入、劳动力市场共享、技术与知识的溢出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分析地理邻近性的经济活动在市场外部性、创新外部性、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等方面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影响[7]。20世纪90年代,在Porter的推动之下,产业集群成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本地需求、专业化的机构、资源的异质性、区域的商业结构和社会网络等角度[8],分析产业集群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Frenkena和Elena等人(2015)认为,产业集群会激励一些企业进入集群,但产业集群促进企业成长与生存的证据相当薄弱[9]。Shaver(1997)和Liao(2015)等人进一步指出[10-11],产业集群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发展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群的内部竞争、群体性的思维、对外部意见缺乏敏感性等方面,这些负面效应将会导致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丧失,使区域经济面临衰败困境。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产业集群政策改变贫穷,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主要讨论议题。许多学者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分析全球化时代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Humphrey(2002)和Schmitz(2004)以及Gary Gereffi和Lee(2014)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2-14],并借助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产业集群升级,强调开展更高的价值创造活动。国内外许多学者在价值链理论的影响下,将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分解为微观的集群内单个企业工艺流程、产品和价值链的升级问题;但Giuliani等人(2005)认为,在全球化竞争的新时代,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层面构成产业集群各类组织机构如何协同演化,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整体地位[15]。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多个方面。例如,Patti强调信任的重要性[16]。Molina-Morales和Belso-Martínez等人(2015)另辟蹊径,从集群的邻近性入手,分别就认知邻近、组织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地理邻近等方面,分析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8]。在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众多因素中,学者们大多认为创新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最重要因素[17]。Trippl和Otto(2009)强调,低下的创新能力是使产业集群衰退的重要因素[18]。Delgado和Porter等人(2014)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创新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两者之间已经建立起正反馈的互动关系[19]。一方面,产业集群是创新活动的重要平台[20],是实现合作创新的“解药”[21];另一方面,创新是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转型升级的保障性力量[22]。 产业集群升级是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调节过程[23]。在世纪之交,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ICT)已经成为冲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由于ICT在促进合作与交流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公司间地理临近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24]。Porter(2001)指出,ICT技术意味着地理邻近不再是供应链上开展有效合作的先决条件;ICT已经成为驱动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又一个重要力量[25]。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逐步意识到ICT正在作为一个外部冲击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并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虚拟产业集群(virtual industry clusters,VIC)和E-集群(E-clusters)。 VIC是一个侧重微观经济和政策的概念,由欧盟EU'S ACFA计划资助的巴西圣保罗大学等7所大学组成课题组在1997年率先提出[26],其目的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快速形成和构建虚拟企业[27]。E-集群则是一个侧重宏观经济和政策的概念[28],其目的是在一个区域构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由企业、高校、供应商、客户、政府部门等组织结构组成的价值增值网络[29]。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了VIC的资源共享与知识创新机制、VIC的组织模式、核心竞争力的识别与评估以及管理、VIC的构建过程与路径选择、VIC构建过程中的成员选择[30-36]。关于E-集群,Adebanjo和Michaelides(2010)指出,新一代的网络技术使E-集群成为可能[37]。Mason等人(2004)则强调,E-集群不是地理上接近的产业集群,而是数字化接近的新型产业集群[38]。(2013)分析了不同类型E-集群的构建方法[29]。 VIC和E-集群作为以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网络组织,具有服务于中小企业、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知识扩散进程、降低交易成本、强化竞争与合作、促进产品创新和价值链增值、提高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国际竞争优势等多方面的作用[39]。Purdy和Robinson等人(2012)指出,新一代ICT正在营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商业生态[40],正在推动商业模式发生数字化的转变[41]。(2013)强调,当一个地区遭受经济危机或其他困境时,新一代ICT可以推动原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为E-集群[29]。但是并没有学者分析新一代ICT如何推动传统的地理邻近型产业集群在数字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 2 “互联网+”与“互联网+”型产业集群升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ICT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人类沟通交流手段和信息处理方式的深度革命,而且催生了新兴的ICT产业和B2B、B2C、C2B和O2O等新型商业模式。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不仅被广泛地应用于第三产业,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并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形成了一股“互联网+”浪潮。在“互联网+”浪潮中,一批“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悄然兴起。 2.1 “互联网+”的含义 “互联网+”是由产业界率先提出的新概念,虽然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响应,但学术界尚未有人深入分析该词的含义。在产业界,阿里研究院2015年的《“互联网+”研究报告》将“互联网+”界定为,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该报告指出,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不同,传统的信息化没有释放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而互联网作为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其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将使信息和数据动起来,并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42]。腾讯研究院2015年的《“互联网+”系列报告之一:愿景篇》将“互联网+”理解为,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利用外在资源和环境提升一个行业的能力[43]。 产业界虽然对“互联网+”有多种解读,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将“互联网+”理解为信息化的升级版,并基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视角,将其理解为由“云”(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端”(直接服务个人的设备)三个方面构成的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应用。但是,在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以及“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项新技术的应用,而是要从互联网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高度,从发挥互联网技术的积极作用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范式。从复杂性科学和自组织理论视角看,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的复杂巨系统,互联网技术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技术系统中出现的一个随机涨落,但这个随机涨落,一方面被经济和社会系统不断地放大,另一方面又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人类社会的其他子系统发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并在互动中不断打破经济和社会系统原有的纳什均衡,推动经济和社会进入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发展新阶段,并向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断逼近。上述互联网技术改变人类经济和社会演化轨道的过程和现象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一个旨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系统不断逼近帕累托最优的动态演化过程。该过程一般是沿着“建立终端互联→实施数据交换→开展动态优化→推动产业变革→促进社会转型”的路径,不断提高物理世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三个层面的网络化或数字化水平。第一,物理世界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依靠互联网技术,将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空间逐步网络化,实现“人、事、物”的终端互联和数据互通,并推进物理世界、信息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数字化融合。第二,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充分发挥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连接思想、连接人体、连接物体、连接环境的跨界渗透能力,加快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合;依托供应链和消费者的海量实时互动数据,并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处理技术,创建数字化的新型商业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提高生产、服务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第三,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依托移动互联网,扩展人类社会的网络化生存时空范围,提高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水平,进而加快数字化市场和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数字化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生产消费、日常生活等多个场景跨界互动与融合,进一步丰富人类的数字化生活,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迁[43]。 总体上看,“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的跨界耦合系统,是一个借助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构建覆盖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信息物理系统,是优化生产服务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新战略,是一个推动经济创新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范式。 2.2 “互联网+”型产业集群的特性 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并融入互联网基因的新产品、新业务或新模式的新型产业集群——“互联网+”型产业集群。例如萧山开发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互联网小镇”,慈溪推动家电产业互联网化的集群,以及阿里巴巴与一些地方政府打造的浙江织里产业带、虎门服装产业带等在线产业带。“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是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增强企业、高校、供应商、客户、政府部门等组织机构之间的知识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社会邻近,加快知识扩散进程,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价值增值。这一新型复杂网络组织,其实质就是国内外许多学者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的虚拟产业集群和E-集群。与地理空间中的传统产业集群相比较,“互联网+”型产业集群具有数据化、在线化和柔性化等特性。 第一,数据化。与传统的产业集群不同,“互联网+”型产业集群的核心资源不是物质资源和资本,而是数据。Brown和Lockett(2001)指出,“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是一种数字化的企业群落[44]。Hansen(2004)强调,“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集群的新发展,数字化水平是决定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28]。“互联网+”型产业集群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搜集和交换数据,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并洞察市场变化,了解客户需求。与传统的产业集群相比,“互联网+”型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内生产活动的各环节以及消费者消费场景与偏好的数字化,可以更加快捷地发现资源配置最优模式,做到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第二,在线化。(2013)认为,为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既需要集群内各成员的工序、服务和产品的数字化,也需要建立采购与分销的互联网渠道和互联网化的供应链[29]。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各项活动主要发生在线下不同,“互联网+”型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在线特征,即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基础,通过终端互联,使产业集群内的人、物、事在线化。通过在线化和数字化,使上下游企业及客户实时交互,促进价值链不同环节以及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产业集群在线发展的新生态。 第三,柔性化。Mason等人(2004)指出,ICT技术已经使分布在各地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合作,这些分布式的合作组织被称为虚拟社群或E-Clusters[38]。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互联网+”型产业集群借助互联网的时间泛在、空间泛在和主体泛在等泛在属性,使感知、联接、数据和计算在采购、制造及服务的全流程中无所不在,使企业能够快捷、及时、准确地了解客户需求信息,并通过生产和服务活动的智能化,实施小批量和多品种的柔性生产和个性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同时,“互联网+”型产业集群网络中,各个价值链环节可以随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情况,增加、调整或者撤并;因此,供应商和客户具有更加广泛的全球分布特征,组织结构更加扁平,组织边界更加模糊。 2.3 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含义与内容 从系统角度看,产业集群是一个面向市场需求,由技术、信息、资源等要素按照一定方式整合而成的价值增值系统。动态变化的环境和激烈竞争的市场,使得任何产业集群的价值增值模式都面临不断创新的压力,否则很容易被价值增值效率更高的其他产业集群替代。大多数产业集群都难以逃脱竞争优势丧失的风险,甚至无法逃脱衰败的噩运。为防止产业集群衰败引发的区域经济衰退,产业集群需要适时升级转型。 产业集群升级过程是在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和价值增值模式优化调整基础上,推动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网络向中高端移动的过程。从系统演化的角度看,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是其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面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调节过程[23]。互联网技术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是科技创新浪潮对产业系统的外部冲击。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些地理邻近型的产业集群开始转型升级,并向信息空间邻近的“互联网+”型产业集群演化。这一演化过程就是产业集群的互联网化升级。 产业集群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自身升级的过程,既是一个审视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机遇及挑战的自主性创新过程,也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升整个集群价值增值能力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借助“互联网+”,提升人力资源要素、财力资源要素、物质资源要素、知识资源要素、制度与政策资源要素、集群品牌资源要素等产业集群构成要素的性能,提高产业集群内各个企业的采购、生产、服务等价值增值环节的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水平,增强企业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等方面的能力,进而增强集群的价值增值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优化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调整集群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根据Gereffi(1999)和Humphrey与Schmitz(2002)等人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成果,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不仅涉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及集群内部和外部的资源配置问题[12-14],也涉及工艺流程、产品、功能和价值链等多个方面升级问题[45]。Giuliani和Pietrobelli(2005)进一步指出,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网络体系中的地位[15]。 对于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而言,重点内容不是如何提升产业集群各构成要素性能(增强某一个企业的工艺流程和产品能力以及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能力),而是站在整个集群发展战略高度,研究其如何优化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调整集群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建立有效的战略协作关系,并增强整个集群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关键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各类组织自身结构的柔性化程度,突破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方面所受的约束,在信息空间中整合不同企业和组织的竞争优势,形成规模优势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集群通过企业内部升级、企业之间升级、当地或国家内部升级、国际性区域升级[45],不断提高跨行业、跨区域的跨界融合水平以及全球资源协同配置能力,增强集群的价值优势。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包括思维模式、战略愿景、目标任务、核心资源、组织结构、知识创新模式等多个方面的改变。在思维模式方面,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就是要将传统的线性思维模式改变为非线性的,注重系统分析和顶层设计,注重优势互补与沟通合作。在战略愿景方面,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要求面向全球价值链提高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创新能力以及战略地位。在目标任务方面,主要是让互联网成为产业集群的内核,加强终端互联网络建设,提升整个集群内部各个要素和价值增值各个环节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特别是要提高整个集群的数据交换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在核心资源方面,物质资源、金融资本、劳动力等资源虽是必要资源,甚至是某个企业的核心资源,但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要求逐步将实时和系统的海量数据上升为整个集群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在组织结构方面,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意味着整个产业集群的组织边界在地理空间上越来越模糊,组织结构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分布式、柔性化、开放型的特征,地理空间的邻近逐渐让位于信息空间的邻近。在知识创新模式方面,由于组织结构在信息空间的团块效应更加明显,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意味着知识跨界流动速度不断提高,知识创新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跨界协同特征,知识创新效果和网络化溢出效应更加明显。 2.4 传统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路径与模式 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是一个集群内部资源禀赋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政策)双重作用的过程。集群的资源禀赋和价值增值机制约束着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使产业集群的升级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路径依赖性。当然,任何产业集群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外部因素的冲击,会使产业集群偏离原有的升级轨道。由于外部冲击的不可控性,以及不同类型产业集群资源禀赋和价值增值模式的差异性,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集群升级也会具有各不相同的战略和模式,由此显示不同产业集群升级的特色化。在某些条件下,有些产业集群的升级表现出突变、跨越的特征;但是大多传统产业集群是沿着“融合—改造—创新”的渐进式路径,实现互联网化升级。 传统产业集群的“融合—改造—创新”渐进式升级路径是传统产业集群与互联网技术相互融合,然后被改造,再实现创新的递进过程。这一由浅入深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图1 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一般路径 第一,建立数据的搜集、存储、共享和分析平台,促进互联网与产业集群的初步融合。针对某一个或多个产业价值链中的具体环节,建立数据分析与共享平台,通过移动互联和数据交换,实现不同环节和部门实时交换信息,促进供应链上供需双方的合理匹配,达到信息要素融入传统产业集群特定环节和部门的目标。在互联网与产业集群的初步融合阶段,产业集群整体及其内部大多数企业和组织机构的运作方式和内容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只是在产业链的部分环节,通过信息交换节约了时间成本,使现有物质资源能够得到及时、合理等配置,甚至实现资源的多重利用,从而有效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二,建立有效的数字化资源配置新模式,实现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集群的改造。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集群初步融合之后,集群内部企业开始着力提高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搜集和存储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或客户的实时交互信息,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分析处理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生产和服务流程,加快各种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成本,最终实现的是商品与消费者需求的最佳匹配。 第三,建立数字化的新型商业模式,实现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集群全面融合后的创新。随着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集群改造的不断深化,数字化的运营思想开始成为产业集群内部大多数企业和组织的战略核心;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再造关键业务流程,培育新的“产品+服务”混合商业模式,谋划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创新战略,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化、协同化的研发组织,提高生产制造的柔性化、敏捷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市场营销的精准性、人性化水平,提高整个产业集群对全球创新网络和价值网络的掌控力。 在传统产业互联网化升级的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的价值网络非常复杂,包含诸多环节,因此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集群结合的切入点就会有差异,例如从营销环节、生产环节或研发环节。目前,产业界更多的是从营销环节和生产环节切入,并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三类产业都适用的电子商务驱动型升级模式,二是主要适用于第二产业的工业4.0型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模式1:电子商务驱动型升级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改善整个集群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推动集群调整内部结构,提升集群的资源优化和配置能力,实现集群的转型升级(见图2)。电子商务驱动的升级路径大多是先进行外部市场扩张,再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最后是建立全新的产业生态。第一步是依托电商建立和完善数字化市场。随着电商的诞生和壮大,B2B、B2C等电子商务模式突破了地理界限的束缚,拓展了企业的营销及供应的渠道,并使客户范围和市场规模在区域、国家乃至国际层面被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产业集群开始谋划建立更加适合自身需求的电商平台,进行更加主动的互联网化升级。第二步是调整产业集群内部结构,建立新型资源配置模式。在该阶段,受到外部互动关系的影响,集群内部的企业和各类组织间的关系悄然发生改变,并推动供应链的重组,推动整个集群与外界物质、能量、信息、资本等资源流动关系和模式不断优化。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集群的商业营销模式、商品交易模式、资源优化配置模式不断发生改变。第三步是构建新型的产业生态系统。电商平台、物流平台、社交平台、广告平台等各种平台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并在跨界合作中相互交织,形成“‘互联网+’综合服务”的新型商业生态。新生态使传统产业集群内价值链进一步分化与重组,各类组织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向高端移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图2 电商驱动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模式2:工业4.0型产业集群升级模式。与电商驱动型的“先外部,再内部”升级路径相反,工业4.0型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的升级路径是“先内部,再外部”(见图3)。第一步是通过集群内部和供应链的物联网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模式,提高生产制造的智能化水平。第二步是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削减中介环节。与客户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进而建立并拓展数字化的市场。第三步是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产业生态,完成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周期。 图3 工业4.0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3 政策启示 互联网的泛在性和跨界渗透能力,为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分布式的组织网络、优化资源配置、跨界合作和协同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信息空间,通过将资源、要素、市场与技术的跨界整合,互联网技术将地理空间邻近型的产业集群改造为信息空间邻近的“互联网+”型产业集群,降低了集群的运营成本,提升了竞争优势。在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为“互联网+”型产业集群过程中,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对我国而言,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传统产业集群自身加强互联网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积极防范市场失灵问题,大力加强超高速宽带和移动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的信息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平台建设,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为数字化市场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第二,面向未来,打破地方和部门的眼前利益,营造良好的跨界运营和创新创业环境。在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过程中,区域界限、产业界限日渐模糊,地方政府需要认识新型的跨界商业模式运行机理,特别是要突破地方和部门的短期利益约束。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和长远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高度,加强政策研究,探讨如何简化审批、监管流程,培育更加自由的数字化市场;另一方面,需要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数字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的数字化运营以及社会公众借助数字资源进行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环境氛围。 第三,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互联网+”。我国有关部门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为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但关键是如何落实这些计划和战略。而落实的前提是科学、辩证地认识“互联网+”的价值和作用,把握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规律。一方面,要认清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的重要价值,积极加强“互联网+”的跨界融合,但也要防范对“互联网+”概念的过度炒作,谨防“互联网+”的浮夸风和泡沫化;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互联网+”的“+”是互联网与各个产业发生的“化合反应”。反应物不同,生成物也有差异;这就要进一步分产业、分类型地深入研究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的动力、规律和模式,切实把握“互联网+”为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带来的历史性弯道超车机遇。标签:互联网+论文; 产业集群论文; 互联网产业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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