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
楚树龙 陆 军
[内容提要]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调整自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以来近半个世纪之久、以将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为目标的“接触”战略，对华战略日益转向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并在经贸、科技、网络、军事、司法、文教等众多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及对中国的制约、限制、平衡与防范。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已使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关键词] 美国 对华战略 中美关系
一年多来，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士一直强调，美国对中国关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而且表现为美国国内民主与共和两党、政府与学术界、企业界等对中国认识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对自1971年以来近半个世纪来与中国长期“接触”战略的反思和失望，美国对中国出现了新的认识、态度和战略，中美关系不会回复到特朗普政府以前的时期。这类观察、分析和判断有较为充足的依据，基本符合美国方面的事实。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贸易、投资、科技、司法、军事、情报、教育、人员往来等“综合领域”对中国采取全面的“防范战略”或“竞争战略”，而且这样的态势不大可能在今后几年及特朗普之后会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在两国关系改善50年、建交40年之后出现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在不少重要方面，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进入了不同以往四五十年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美国及国际上很多人都认识到，特朗普是位个性突出、凭感觉直觉、随意随性的民粹主义总统，到目前为止，其执政仅突出经济、经贸问题，并不具备完全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维。因此，特朗普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空前规模的贸易战，只是反映了他“重商主义”的个人经历和施政重点，不具有战略性内容和目标，不是战略性行动。
吴峥紧接着又追问道：“本次校庆，我能成为四位小主持中的一员，也备感骄傲。活动当天，我就很想问校长，在校庆活动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最让您感动的一幕又是什么？”
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真是这样，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但对于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国防部、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对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很多议员，对美国学术界、舆论界和企业界等部门及美国各界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变化不仅在于贸易战，也不仅仅表现为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重点和言行风格，其本质在于对中国长期发展认识、判断的变化，其对中国体制、长期战略意图及近年来一系列言行的解读，是对中国新的认识、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
(一)美国国内对对华“接触战略”的反思。大体上从奥巴马总统任期后期起，美国国内就开始较多地出现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没有达到其目的、难以继续的认识和舆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特·坎贝尔在《外交》上所发的文章是这一认识和舆论的代表之一。[注] Campbell K.M.，Ratner E，“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Foreign Affairs ，Vol.97, 2018，pp. 60-70.这些观点认为，从1971年夏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内，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八任政府的对华战略都是“接触战略”。尽管各个总统、特别在其执政初期，对中国的具体认识、看法、态度、言行有些不同，近半个世纪中美关系也经历了各种起伏甚至危机，但都基本坚持与中国“接触”，包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美国企业界、学术界等多数也一直支持这一对华“接触”战略。[注] 同上，以及[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VI页。
美国对中国实力担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越来越担心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美国和全世界，预测中国何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是过去20年来的热门话题，以前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在意的情绪，甚至认为这种可能是自然的，对美国不构成任何挑战的意义。但近几年来，美国则表现出对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追赶美国的担心和焦虑。
因此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有很多美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及学者把对华“接触战略”也称之为“融入”战略，即“接触”只是形式、手段，目的是使中国“融入”世界，“融入”美国、西方主主导的国际体系、秩序之中。
几十年来支持对华“接触战略”的美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学者也一再表明，只有同中国保持和扩大在各方面的接触，才能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规则之中，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成员”和“负责任的伙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再用这样的观点去说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说服美国国会等国内反对者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美国与中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克林顿总统及其政府并说服、动员美国企业界等也这样去影响国会。[注] “Roth Speech on U.S.-China Relations，China WTO Accession，” Washington File ，April 10，2000，p.23.
所谓垄断协议即两个以上经营者借协议以及其他协同行为以实施固定价格、限制产量以及划分市场等限制排除竞争的系列行为。药品行业价格垄断协议同样可以划分为横向与纵向两大类型，前者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后者则是发生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垄断协议行为。
这样，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广范和深入的“接触”，试图影响中国走向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所希望的方向。但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舆论界等各界越来多的看法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实行近50年，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目标，今后也不太可能实现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及规则的目标，因此应该放弃和改变美国对华战略。这也是坎贝尔文章的主要观点。[注] Campbell K.M.，Ratner E，“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三是对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增强的担心。美国朝野清楚明白，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干预世界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军事实力，虽然近十几年美国民主、自由等“软实力”每况愈下，仍对其军事的强大，美国军队、政府、社会颇具信心。但同时，美国越来越感到中国、俄罗斯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发展一些领域持续投入，新增武器系统速度快、规模大、技术水平明显上升，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政府与社会，都感到中国军事能力快速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接触战略失败论”认为，“接触战略”在中国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民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中国政治不但没有越来越民主和自由，反而共产党在强化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他们认为，中国发展40年来、美国与中国接触50年来，中国仍然是一党专制国家，国内仍然没有自由、民主的选举，没有新闻与舆论自由；中国还强加了对香港、西藏、新疆的干预和“镇压”，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媒体、学术的管控，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威权模式”有增无减。
玉米在碳酸盐黑钙土或碳酸盐草甸土上种植时，在土壤有效锌低于0.00005～0.0001%时应施用硫酸锌。玉米的施肥，应根据需肥量、土壤养分供给量、肥料利用率以及计划产量等指标来确定。一般每公顷施优质农家肥3～4万公斤，磷酸二铵150～200公斤，尿素150～225公斤，硫酸钾50～75公斤，硫酸锌7.5～15公斤。其中尿素的30%做底肥，70%在玉米6-7叶期追肥。
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接触战略失败论”认为，美国等国家与中国的接触、帮助中国成长和发展，使中国越来越有意志和能力在亚洲和世界挑战美国和西方；中国、俄罗斯不但没有“融入”以美国为主、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反而正在“修正”现存国际体系，试图建立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损害美国及西方的地位和利益。中国在全世界推行“威权模式”，挑战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中国利用从美国及西方市场获取的利润、金钱、技术，与美国和西方竞争亚洲、非洲、中东、拉美和中东欧，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削弱美国及西方的地位、利益和影响。中国大力发展军力，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地位，力图将美国赶出亚洲；中国在“胁迫”美国在亚洲的盟国，迫使他们远离美国，屈服中国的霸权；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单方面强制措施，填海造岛，强化军事存在，试图控制南海等海上交通要道。[注] Campbell K.M.，Ratner E，“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 The White House，2017，Washington，D.C.；“国防部长马蒂斯致特朗普的辞职信”，中美学者智库，2018年12月21日。
(二)对中国持续崛起越发警惕。自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40年。但在四五年前，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和成为更加强大的国家并不严重担心和警惕。在以前长达一二十年时间内，美国政府及总统还一直表示“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注] “Clinton Remarks to Business Roundtable June 2，” USIS Bulletin ，June 16，1997，p.8.
记者了解到，今年10月份以来，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融资状况受到各方关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密集出台扶持政策，金融业加大对民企有效的金融支持，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帮助民企纾困解难，一些企业也切身感受到变化。
为此，本文将初始温度设置步骤挪至初始种群适应度计算后，不必事先抽取样本计算，而是直接利用初始种群全体适应度进行计算，提升了算法效率和样本代表性。原有SA算法追求尽量高的初始温度值，但太高的初始温度会降低算法运行效率。本文利用SGA进行全局搜索，SA只负责局部搜索，因此采用全体适应度方差法，设计式(44)以保证初始温度值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但近几年来，世界再也听不到相似的声音，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的上升及在世界影响的增强表现出越来越担心、警惕、焦虑的态度，越益把中国作为“竞争者”“挑战者”“长期威胁”和“战略对手”。曾在美国政府国防部担任负责政策问题的助理国防部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实力担忧成为与中国冲突的重要根源。[注] [美]约瑟夫·奈：“中国近期不会超过美国”，[英]《金融时报》，https://fiance.sina.cn.(上网时间：2019年2月21日)
而对历任美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等来说，对华“接触战略”的内容和目的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与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接触”，进行必要和可能的合作，促使中国更多地熟悉、了解和接受国际规则，使中国能够“融入”世界，“融入”几百年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秩序”和“规范”。进而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逐步成为一个美国和西方倾向的民主、自由、法制、尊重人权、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样中国就会扩大与美国、西方及世界的共同点，扩大与美国和西方及整个世界的合作，缩小同美国及西方的矛盾和分歧；这样的中国不但不会更多地成为美国、西方认为的世界的“问题”和“危险”，反而能成为帮助解决世界问题、避免危险的力量与“伙伴”、“利益悠关方”和“负责任的行为者”等。[注] Campbell K.M.，Ratner E，“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二环路处于北京市道路路网的核心位置，全长32.7 km，全线为全立交、全封闭的城市快速路。道路红线总宽90 m，标准横断面为四幅路型式，中央隔离带宽0.5～1.5 m。主路标准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在出入口和公交站处由于设置加减速车道和公交港湾，车道数为双向八车道，主路两侧全线设置辅路。道路路拱为直线型，主路和辅路路拱横坡为1.5%，由路中向外倾斜；人行道路拱横坡为2%，向路内侧倾斜。
二是开始高度担心中国的“科技进步。”美国对中国经济总量的严重担心来源于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科技的明显进步。以前美国不担心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是因为美国看到中国总量的上升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规模基本上是服装、纺织品、家具、玩具、小电器等产值和附加值低的产品的大量堆积。美国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美国不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些领域中国做得再多、再好，对美国企业和整个国家实力也构不成威胁和挑战。
但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学术界、企业、舆论界等越来越来看到、感到中国的研发投入大规模上升，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大规模增加，中国产生的专利快速增长。中国虽然科技水平整体上还落后美国很多，但在网络、电商、高铁、通讯、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太空等很多重要领域，中国科技水平在快速崛起，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领先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如三年前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主要西方媒体热议中国网络的进步，认为腾讯在网络方面已领先美国的网络公司，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山寨”美国，而是硅谷“山寨”腾讯。
历史上一直具有高度竞争和危机意识的美国文化和社会对中国在科技上的进步高度警惕和紧张。因为美国政府和社会都非常清楚，美国今天在世界的实力地位和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依靠其科技的领先，美国经济和军事的强大靠的是科技；如果在这一美国实力支柱的方面受到来自中国快速增长的挑战和竞争，那么美国的实力地位则遇到了真正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接触战略失败论”的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安全等主要方面都是失败的，没有达成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在经济方面，“接触战略失败论”认为，美国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接触，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最大的海外市场、主要的投资和技术来源、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行动，并没有使中国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使中国接受并遵守世界贸易及投资规则、促进中国经济的开放；反而使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市场的管理和控制，“做大做强”了国有经济，同时并没有遵守和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市场仍然不开放，对美国等外国企业及本国民营企业一直存在歧视，中国日益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渐行渐远，背道而驰。
(一)“战略竞争”代替“接触融入”。从美方战略意图来说，过去四五十年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主要是试图在与中国“接触”、将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实现美国的各种利益，影响中国的发展。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现在和今后美国将更多地不是通过“接触”“融入”，而是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及对中国的“防范”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防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更多地“挑战”美国的地位、利益和影响，应对中国更大的“威胁”。这一战略调整及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最近两年形成的，但在前20年来已经显示出变化的某些痕迹及趋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腰椎管狭窄症作为脊柱外科临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伴有腰部疼痛。当前对于腰痛的诊断仅仅依靠临床诊断显得尤为不足，MRI检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诊断方法。
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近20年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世界是很多美国人所认为的“单极世界”，美国各主要方面的实力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绝对优势”。但近十几年内，不少美国人感到、看到美国在世界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久拖不决，消耗了美国大量的资源；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战争中私设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侵犯人权的行为，遭到包括美国欧洲盟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指责，美国的“软实力”明显下降，其世界民主、自由、人权领袖和旗手的地位出现严重的损害；2008年从美国、欧洲开始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挫伤美国和西方经济发展，危机后美国、西方经济持续十年出现低迷态势，美国也仅在2018年经济增长达到十年没有的3.1%非低速增长状态。同时，美国及西方国家内出现政治、社会、文化极化现象，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全球化、右翼化潮流兴起，政治、社会、文化出现较严重的动荡、分裂、甚至一定程度的危机。
由于长期的高度竞争的社会及文化，美国在二战以来的70多年中，其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追求“绝对优势”“绝对实力”，对其“绝对优势”“绝对实力”稍有些“相对下降”就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担心和忧虑，焦虑如此下去美国会丧失近百年来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其结果就是对中国长期、持续、各个方面的崛起产生过早、过渡的担心、焦虑、甚至恐惧，并试图采取各种措施改变和阻止这一不利于美国和西方的世界发展趋势。
(四)对华“防范”“竞争”战略。中国、美国和世界不少国家的舆论现在担心美国完全改变其长期的对华“接触”“融入”战略，转向与中国“脱钩”或“遏制”中国的新战略。但实际上，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难以出现这样隔断以前历史的180度的根本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是这样。事实上，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后期，还是特朗普政府头两年，美国仍然在各个方面与中国“接触”。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打了近一年历史上空前的“贸易战”，但事实上2018年中美贸易不降反升；中国对美投资遭到更大的阻力，但2018年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有显著的增长；两国人员往来保持年度500多万的规模，没有明显的减少；[注] 罗珊：“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去年创历史新高”，《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吴乐珺等：“受贸易保护影响大 中国对欧美投资有增有减”，《环球时报》，2019年1月15日。 两国军队保持接触，近一年来美国国防部长、海军部长相继访华，中国国防部长访美，中美举行实际上的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电话、信件和会谈接触，其频率和深度与近些年相比没有较大规模的减少。而且“对华接触失败论”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及媒体的言论范围，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并没有表达明确的相关言论和判断。
按照很多人的理解，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的近50年来、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40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是“接触”单一战略。事实上，实践中，无论从美国朝野的言论，还是美国对华外交实践，美国四五十年来的对华战略并不是“接触”单一战略，而是“接触、防范”中国的“双重战略”。美国确实一直在与中国“接触”，试图将中国“融入”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实现美国的各种利益，影响中国的发展。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很多内外政策一直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美国也一直在警惕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因此，美国在与中国“接触”的同时，也一直在“防范”中国。“防范”包括限制、制约、平衡中国。这在美国政府的言行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清楚和明确。
现在美国正在改变的不是对华“接触”总体战略，而是在调整其战略重点。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是通过“接触”改变中国，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那么今天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则改为“防范”中国的崛起，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以防止中国“挑战”和“威胁”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地位和国际“利益”和影响。也就是说，正在出现的美国对华战略并不是出现了根本性“战略改变”，而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战略重点调整”。
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表现为现在和今后的对华外交中，美国不再强调与中国的“接触”，不再重点将中国“融入”世界，而是选择在更多和众多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对立”“对抗”，“防范”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及影响的持续崛起“挑战”和“威胁”美国的实力、利益和地位影响。美国日益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者”，但还没有把中国定位于“敌手”或“敌人”；美国在贸易、投资、科技、网络、人员往来、司法、情报等领域更多地采取与中国“竞争”“对立”“对抗”的姿态与政策，但还没有展开和实施与中国的“全面对立、对抗”，与中国也尚不是“敌对”关系。
二、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几十年来，美国是中美关系中主要矛盾的一方，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必然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从中方的一些角度看，中美两国间的合作领域主要有以下九点：(1)两国经济贸易往来，总体上符合两国的利益，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需求；(2)两国民众往来，如旅游，文化、体育等符合两国的利益和民众的愿望；(3)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多数领域有助于两国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借鉴；(4)如赞成、强调环保的政府执政，中美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有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5)在军事领域，双方都需要防止出现事故和误判，因此需要保持和加强两军交流和联系；(6)在朝鲜核问题方面，双方都主张朝鲜无核化，两国进行合作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7)中美在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的合作，有助于那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8)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在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协调、合作不但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9)双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和国际组织某些领域和问题上，如防恐、放扩散等有共同的关切和利益。
(三)对美国“绝对优势”减弱的忧虑。实际上，中国距离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就像近年来奥巴马、特朗普总统时常说明的那样，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伟大”，实力领先。约瑟夫·奈等美国专家学者也不断著书立文，论证美国在众多硬实力和“软实力”领域仍领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注] Joseph S. Nye，Jr.，Is American Century Over ? Cambridge，Polity Press Ltd.，2015.因此，事实上美国朝野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焦虑并不完全来自中国的崛起，同时也是来自于美国“绝对优势”的“相对下降”。
早在近20年前的2000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就将中美关系定位于“战略竞争关系”，而不是“战略伙伴关系”。布什赢得选举后，在执政初期坚持中美关系这一定位。在中方的努力说明、解释、说服之下，2001年6月鲍威尔国务卿访华时，美方才开始改变这一定位。随后2001年9月发生的“9·11”袭击之后，美国更把主要战略精力和资源用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再成为美国对华外交和美中关系的主要方面。
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第一年努力改变由于伊拉克战争等给美国总体外交和“软实力”造成的巨大损害后，于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把中国作为美国外交战略重点、把“平衡中国的崛起”作为美对华外交和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的倾向。实际上在以后的七年中，美国一直在努力实施“亚洲平衡战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多地介入南海争端等“平衡”、“防范”中国的行动。但奥巴马政府没有明确改变对华“接触”战略的重点，仍然寻求与中国在经贸、教育、人员往来、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接触”与“合作”，包括提出和实施五年内向中国派遣“十万留学生”计划，给予中国公民十年多次签证等空前的大规模加强两国社会和民众交往的行动。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施政重点放在国内经济上，最大的行动是减少公司所得税，提振美国经济。到了2018年第二年，则开始与各国尤其是与中国打空前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内部虽然存在一些重要分歧，但特朗普身边和政府内的一些部门和成员确实有很多人试图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实现两国经济的“脱钩”，进而防范中国经济和实力的持续崛起，使中国无法继续利用美国市场及世贸组织规则等发展本国经济。今后即使中美能够达成关于贸易的协议，美方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防范、平衡也不会减少。
与贸易相比，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更多、更长久、更广泛地是表现在科技领域。因为美国清楚，科技是美国经济、军事和整体实力的支柱，也是所有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支柱；美国要保持在世界的实力地位和影响，防止中国“挑战”“威胁”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必须保持在科技领域的领先，防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和追赶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去年通过新的法案、执法、司法、行政、安全等多种途径，大规模地监管中美科技交流，强化对中国对美投资、并购的限制和管制，制裁中兴、福建晋华、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注] Mark Lander, Edward Wong, and Kate Benner，“Abrupt Hitch in Efforts to Resolve Trade W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8， A1； David Jackson，“Trump to Favor Softer China Investment Limit，” USA Today ， June 28， 2018， p.6A； 萧达等：“美‘更严技术封锁’针对中国？”《环球时报》，2018年11月21日。可以预见，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防范、限制、打压将有增无减。
与科技有关的是教育领域。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学习航空航天、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中国留学生留美学习的限制。2018年美国政府一度酝酿出台禁止所有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的政策。随着美国与中国“竞争”“防范”意识和战略的推进，美国极有可能进一步限制与中国在科技、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活动和人员往来。
美国强化与中国的“竞争”不仅限于双边关系，也表现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近两年来，美国官方加强了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批评指责，指责中国“经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债务陷阱”等。美国对中国在世界地位、作用的提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的焦虑和批评。同时，美国也在强化自己的外援机构，设立新的项目，增加资金，与中国“竞争”在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外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注] 青木等：“彭斯对华施压言论连遭反驳”，《环球时报》，2018年11月20日；任重、徐珍珍：“印被拉入伙‘地区伙伴’抗衡中国投资”，《环球时报》，2018年9月26日。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今后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竞争”将持续增强。
(二)竞争与合作：新中美关系的“双重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中美两国领导人、政府和舆论一直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必然在其关系中存在合作与矛盾、分歧的两个方面，两国关系长期存在“合作与矛盾分歧”的双重结构。今后中美关系这种“双重结构”不会改变，而改变的“双重结构”内容是由“合作与矛盾、分歧”转变为“竞争与合作”，而且美国政府明确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合作”之前，突出与中国的“竞争”，而不再是“合作”。这是中美关系出现的明显的“结构改变”。
到目前为，中国政府和一些高级官员经常说“中美之间的合作大于分歧”。从中方的认识和战略试图、目标上看，这可能符合事实，但美方不一定具有和接受这样的认识和意图，而且就其两国关系中“合作”和“竞争”的具体领域和内容，双方也自然应有清楚、清晰的认知。
图8、图9分别为实验系统跑车过程中GPS信号失锁后BP神经网络辅助的东速和北速以及东速、北速漂移情况,在GPS信号失锁后的200 s中,东向、北向速度漂移分别最大达到0.88 m/s、0.57 m/s。
通过完成此次设计，逐渐完善了我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大大提高了我的创新能力，这对我未来的道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知识有限，经验不足，实际中必然存在缺陷与不足，恳请老师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改正。
三、 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危险与挑战
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从以“接触”“融入”为主转向以“防范”中国、同中国“竞争”为主要内容，使中美关系的性质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增加了中美两国在众多领域局部对立、对抗的和程度，使中美两国关系在目前和今后都将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
核磁共振碳谱不仅可提供有机物碳核类型、核间关系、碳分布信息外，还能区分立体异构体的微细结构。并且13C-NMR能够测定含碳较多的有机物及不含氢的官能团，可反映出氢谱无法反映的结构，如季碳原子结构，羰基等功能基[30]。通过对核磁共振碳谱中有机物主要碳基团化学位移的分析，有机物的碳化学位移主要分为4个部分：烷基碳区(0～50 ppm)、烷氧基碳区(50～110 ppm)、芳香碳区(110～160 ppm)、羰基碳区(160～220 ppm)[31-32]。
(一)美国对华战略走向“遏制中国”和中美关系出现“新冷战”的危险。不少中国舆论、一些美国和世界舆论都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或改变，使美国对华战略已经转变为“遏制”战略，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关系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观察和看法具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并不充分，不符合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政府的言行，与美国当前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总体事实不符。
首先，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并没有出现“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言论，也鲜有这类性质的行动。近两年来，美国与中国打大规模的贸易战、科技战，在司法、制裁、网络、南海、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也实行了一系列对华“防范”与“竞争”措施，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并没有使用“遏制”“新冷战”等词汇，也没有表达相关意图，特朗普仍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遏制中国不是美国的意图”等立场。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等权威官方战略文献虽出现把中国列为“修正主义”、“试图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等负面认识和判断的词汇，但仍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没有出现“遏制”、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词汇及战略表表述。[注]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The White House，2017； Katrina Manson，“Mattis Warns US Losing Edge in Rivalry with Great Powers，” Financial Times ， January 21， 2018， p.5； 萧达等：“美从多个方向威逼中国”，《环球时报》，2018年1月22日。
本项目基于NB-IOT的智能垃圾桶如下图所示，包括：1、单片机2、红外传感器3、空气质量检测器4、异味传感器5、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4]6、太阳能电池板7、云端服务器8、移动终端9、垃圾箱顶盖10、顶盖的支撑柱11、垃圾箱。
两年来，美国一方面采取与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等“防范”、“竞争”行为，但在实际上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与中国“接触”。特朗普数次与习主席通话、通信、举行会谈，美国务卿、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与中方相应高级官员互访的模式与频率没有改变；两国贸易持续上升，两国人员往来仍保持年度500多万的规模；两国在朝鲜半岛等地区、国际问题上仍保持协商。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中美两国主要“竞争”、分歧、局部对立对抗的领域和问题包括，特别是对美国方面来说是如下领域或问题：(1)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等根本不同、形成局部对立和对抗，美国不但反对中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很多内外政策，同时认为中国在世界上输出“威权模式”，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2)上述矛盾、分歧、对立、对抗，将经常表现在民主、人权、宗教自由、香港、西藏、新疆、诺贝尔和平奖、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等问题上；(3)美国把中国的发展和力量增长视为对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挑战”和“威胁”；(4)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钓鱼岛、南海等中国主权、安全利益上与中国的观念、立场、利益有些重大的不同；美国售台武器、与台湾发展一定的官方关系、在南海的“自由航行”造成中美在中国主权和安全领域一定程度的对立、对抗；(5)中美经贸合作中存在贸易不平衡、逆差、贸易保护、市场开放、规则、政策、法规等不同和矛盾、分歧；(6)在中国对美投资方面，美国的限制和防范阻碍中美经济合作的发展；(7)在中美教育、学术、人员交流中，美国越来越加强在科技、工程领域中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限制；(8)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军队、企业等的网络“黑客”活动，利用网络“窃取”美国的技术、商业秘密和情报，威胁美国的安全，中国则指责美国才是网络安全的威胁；(9)中美两国在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经常有些不同；(10)美国将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地位和影响的上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视为中国的“扩张”，予以反对并试图阻止中国在亚洲和国际地位、作用、影响的增长。
其次，目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不具备当年美国“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冷战”的历史条件。当年美国决定“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冷战”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对华贸易禁运，孤立、封锁中国，中美两国间没有贸易，没有投资，没有人员往来，有的只是互相反对和对立、对抗，甚至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在，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有的年度超过加拿大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企业主要投资对象国之一；中国在能源、农产品贸易、汽车、奢侈品等很多领域是世界第一大市场，是上升和扩大的市场。美国如果在今天和今后采取“遏制”战略、与中国进行“新冷战”，必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违反美国民众的愿望，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是美国自己的利益所难以做到的。事实上，仅仅一年的贸易战，就已充分表明其对美国经济、农业、消费者、股市、美国政治既不是“好事”，也不“容易赢”，何况更大规模、更广泛领域的“遏制”与“新冷战”？
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出重要部署。
再次，世界和中国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不具备在目前和今后“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当年美国“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冷战”时，世界上分为东西方两大分裂、对立的阵营，世界上多数国家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和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今天的中国是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很多国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来源国之一，是世界最大的境外游客和留学生来源国。美国如果在今天或今后“遏制”中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跟随美国的国家难以找到。一年来美国与中国空前的贸易战，跟随美国、赞成、支持美国的国家一个都没有。在高科技投资、科技局部领域跟随美国“防范”中国企业的国家最终也没有几个。
但美国持续“防范”中国、与中国“竞争”的危险可能会使中美贸易受到些消极影响，两国投资、科技合作受到严重阻碍和倒退，两国教育和人员交流有些减少，两国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出现更多、更严重的矛盾、分歧、对立和对抗，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危机的风险。对此，中国也必须高度警惕，进行必要的准备。
(二)关于中国对美战略。在中美关系中，美国虽是强者一方，但也不能在所有方面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中国虽是相对较弱的一方，但也不是必须事事顺从美国意志、按美国的战略节拍走的一方。中国的外交战略，包括对美战略，并不是依据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和步骤，而是依据中国本国的战略、利益、意志和文化。
对于特色农产品的英语翻译而言，要实现其标准化翻译，就要全面了解并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具体结构特征，并在翻译过程中保留英语语言架构特点与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特色农产品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例如，在对外茶产品贸易中，普洱茶始终处于畅销状态，属于一种典型的黑茶。“black tea”也已经被公认为普洱茶的国际化翻译。然而，如果将其翻译成“Pu’er”的话，显然要比“black tea”要更具区域文化特征。这种翻译不仅与中文发音相似，也与英语单词结构相像。因此，用“Pu’er”取代“black tea”能够更为有效地提高人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普洱茶的认同感[6]。
美国对华战略没有放弃与中国“接触”，但不再以“接触”为战略重点，而转向把与中国“竞争”、“防范”中国作为战略重点。但是，中国对美战略不是美对华战略的附属，也不应该被美国战略牵着鼻子走。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不改变长期以来的对美战略，继续与美国“接触”，寻求与美国的合作。
无论现在和今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和变化，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方向没有变化，那就是按1978年改革开放时确定的目标，按40年来一直坚持的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即习主席近几年所概括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具体就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这一国家根本战略，而不是美国对华战略或别的什么东西，是中国外交战略、包括对美战略的根本依据。
也就是说，无论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或变化，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外交和对美战略不应改变。中国一定会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尽可能努力与美国等世界各国发展合作、而非敌对对抗的关系。
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美关系中不可能不具有矛盾、分歧，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对立、对抗的领域和问题。对此，中国也会继续在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根本利益的同时，努力管控和减少矛盾分歧，扩大和发展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并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三)如何与美扩大合作、管控矛盾分歧的策略。美国与中国两国出现空前规模的贸易战，使中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应坚定地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道路，继续减少对外经济和贸易依存度。但同时，随着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将继续发展，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总体上将会继续发展，这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美国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强化对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极有可能使中国对美投资和并购继续大规模减少，也会使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合作受到损害。这可能在某些领域影响中国的科技进步，但会使中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发展科学和技术，“市场换技术”是有限的。中国在资金、人员、市场等主要方面已经到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科技进步的时候，也比以往更具备在科技领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条件和能力。美国、西方少数国家对中国及企业的“防范”“禁用”可能会使中国一些企业的海外市场有所缩小，但阻挡不住中国科技进步的趋势。
“一带一路”等倡议及合作项目，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仍要继续努力扩大与各国间的合作。美国等国家如在这些方面与中国在世界展开“竞争”，那是好事。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及其合作，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有无美国等国的“竞争”，中国都应继续努力。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同时，中国也应更多地运用国际法律、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多地了解相关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更多地运用法律和规则；同时继续与美国在军事领域保持联系，执行双方已达成的管控分歧的相关协议和安排。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根本利益。如美国试图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竞争”，强化对中国的“防范”，那就不要期待中国会有丝毫的让步，不会使“台独”获取丝毫的进展。中国大陆必须在能力和意志等方面准备好美国、“台独”势力等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的“竞争”和“防范”。
世界历史发展有时是不可预测的，每个国家只能做“底线思维”和准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还需要继续发展国防事业，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中国现在与美国在战略和常规力量等方面的差距还是过大，必须努力缩小其差距，坚定地提升对美国采取军事手段的威慑和反应能力，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实力、能力上的差距。○
[作者介绍]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陆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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