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综述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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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这“智慧”既涵盖着人对身外世界之谜的破译,也包容着对自身世界之谜的破译。任何哲学都无不关注人自身的问题,自哲学诞生之日起,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超然于人自身之谜的诱惑,即使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关于宇宙的“始基”究竟是“水”、“火”,抑或是“气”与“原子”的探寻中,也依然浸透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就哲学都关注人的自身之谜的破译之点上,应该说没有特别的例外。但哲学家们在对人自身之谜进行破译时,通常是循着不同的路径与方法,正是这路径与方法上的分野,牵引出对人自身之谜不同的解译,形成相互分野的人学理论与流派。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在人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在这一点上,理论界恐怕没有什么分岐。然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循着什么样的路径与方法才实现了人学革命的呢?对此,理论界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坚持物质世界对人的客观实在性、先在性和自在性及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的理论,把人首先看成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服从于物质世界发展的规律。笔者以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这样的阐释难以令人苟同。它既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更没有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革命的实质。因为,把人直接看作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将人的世界与人的历史看作是自然界与自然史的延伸,不过是重复着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早已强调了的:“永远在活动着的自然给人指出每个人在线条上应该描绘的点子;是自然酝酿并且配合着应该组成人的那些原素;是自然给人以存在、倾向。他的特殊活动方式……”[①]或“动物是机器”(笛卡尔),“人也是机器”(拉美拉特)的古老原理。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自然界较之于人自身的世界确实具有自在性、先在性,但人一旦将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提升出来时,他就不再是自然界直接的一部分,而是与自然界相对置的一部分;人不仅是一种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同时更是一种能动性的类存在物;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历史并不是自然史的直接的、简单的进化与延伸;制约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与制约着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人作为人存在,并不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产物,这一原理曾被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首先加以阐述,并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进行革命性唯物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曾经写道:“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②]诚然,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对“人”及“人的实践”、“劳动”作了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理解,他所说的人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他所说的“实践”、“劳动”不过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对此,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当然是不能同意的。但对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的见解,却给予了充分的评价,把它称之为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笔者以为,把人及人的历史看成是人的劳动及劳动发展史的结果,从“人的实践”、“人的劳动”出发,去把握“事物、现实、感性”及其人自身的思维路径与方法,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革命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学开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之谜与人自身之谜的锁钥。

哲学与人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时下的中国理论界正在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哲学就是人学;有人认为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人认为人学是哲学,但哲学并不仅仅是人学。上述几解似乎都有漏可指。

如果在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与人有关,并是为了人自身的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人学也未尝不可。但这是一种广义的人学,广义的人学不仅可以指向哲学,也可以指向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甚至还可包容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因为一切科学的目的都关切着人,为了人而存在的。一切科学都产生于人自身的需要并最终是为人服务的。

如果在哲学是以人为唯一研究对象或客体的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人学,则不能令人同意。我赞成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冠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称谓,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现代的、新的,新就新在这种唯物主义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关键也在于它是实践的,实践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科学性的深刻基础。我也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根本点是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事物、现实、感性”是新唯物主义的奥秘的观点,但却以为,这并不能成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人学的逻辑推论的根据。深刻的理由在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人所面对的全部“事物、现实、感性”,即人所面对的感性世界;人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与对象,无疑也是实践唯物主义关注的对象,但它不等于人所面对的“事物、现实、感性”,即人的感性世界的全部,实践唯物主义虽然坚持对“事物、现实、感性”即人的感性世界应诉诸人的实践活动的把握,但“事物、现实、感性”即人的感性世界作为人的活动所涉与人的活动结果的客体性存在,与作为实践活动的人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而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同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极为关注人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都没有说过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即是人学,这就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深思。

哲学不仅仅是人学,能否说人学是哲学呢?恐怕也不能作如此简单的断定。人学是可以纳入哲学范畴的,这是没有疑义的,如上所述,人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与现实,理应受到哲学的深切关注。但不能笼统不加限制地断言人学是哲学。笔者认为,不仅如上所述的广义的人学不是哲学,而且即便是以人为具体研究对象的人学也不全是哲学。因为对人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可以从一般的层次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具体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哲学并不把有关人的一切方面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不专门以人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属性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是从最高的或最一般的层次上研究人,主要是在考察人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性的属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及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等有关人的最一般的问题。[③]而以人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属性为研究对象的人学则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则不是哲学。

在哲学与人学的关系上,无论是从全部哲学发展史上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人学都属于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容着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但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看,无论如何,人作为它考察的客体,只是全部“事物、现实、感性”或全部感性世界的一部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全部“事物、现实、感性”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把握与理解的总体性思维方式的革命,马克思的人学革命是对人本身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把握与理解的革命,后一个革命是以前一个革命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归结为人学,那么,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否是人学?近来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古希腊时期主要是直观本体论;近代主要是认识论;马克思那里是历史观;当今时代应该是人学。”因此“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④]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似乎首先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说古代哲学主要是直观的本体论,这是否适合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人?说近代哲学主要是认识论,这是否适合于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家?即使是相对于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这样的论断是否适合也值得质疑。康德虽然被哲学史家们誉为在哲学上是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的人物,但能否说康德哲学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哲学?众所周知,康德一生写了三大批判,而且,从康德哲学的内在逻辑体系看,《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是高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我以为,康德关怀的是真、善、美三个方面问题的,而不仅仅关怀作为求真的认识论问题。

持“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的同志据以立论的根据是:“因为当今时代精神体现为对人的强烈呼唤和关切: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最迫切问题是工业化社会中个人的异化,与此相应,当今西方人文科学越来越把个人的存在与发展,人的革命问题置于思考的中心,尤其是人本主义哲学,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我国现实提出的,并为哲学界集中讨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的问题。”[⑤]不能否认,哲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发生研究对象转换的可能,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先前的包罗万象的所谓“科学的科学”转向关注“人的感性世界”,就是一次哲学研究对象与视角的革命性转换。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有权宣布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的诞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宣布一种已经存在的哲学形态过时,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诞生时,它的全部根据是否合理与充足。笔者以为,持“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的同志的上述论据至少在以下三点上值得磋商。其一,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最迫切问题是工业化社会中个人的异化”并不确切。人的异化问题并不仅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凸现。早在马克思从事革命与理论活动时就已凸现;人的异化问题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存在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与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给予过深刻的描述与分析,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然而,人的异化问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表现得如何突出,它始终只是一个表层次的问题,因为导致人的异化问题异常尖锐与突出的深层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其二,当今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存在的并不就是合理的,以西方某些人本主义哲学家将哲学的视点聚焦在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上为由,主张“当今时代应是人学”,并否定马克思历史观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可能和价值,其理由并不充分。笔者以为,当今西方某些人本主义哲学家将其研究的视野片面地集中在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上,不仅不是他们哲学的深刻性与合理性的所在,恰恰是他们在哲学上误入歧途与走进死胡同的表现。而导致这种片面性的除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他们本人的阶级局限性的原因,他们充其量只能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的描述与谴责,而不可能将其视野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其三,将人的问题受到时下我国哲学界的关注,作为支持“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的论据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人的问题确实是时下中国哲学界的兴奋点,但人学成了哲学的热点,与哲学成了人学是两回事。哲学热点的转移在哲学发展的进程中是常有、正常的事,但哲学热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

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人,但哲学意义上的人学或人论不同于各种具体的“人的科学”,只研究人的某一方面或人的某一具体属性,它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提供的是人的完整图景和人的本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分岐。然而,人在现实性上具有多种的存在形态,人既可以指向个体的存在,也可指向群体与族类的存在。那么,“整体的人”或“人的完整图景”究竟指什么?问题的关键与分岐的焦点即在于此。有人认为,人学主要是关于个人问题的学说,“其着眼点是完整的个人”,马克思主义人学也就是“从个人的价值因素和科学因素的完整统一出发来研究个人问题。”[⑥]显然,在上面的界说中,所谓“完整的人”或人的整体图景,本质上即是指向个人的“完整”性。但也有人认为:“只研究人的个体形态的理论不能是人学的本质内容,而只是关于人的某种存在形态的学说,充其量只是人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而主张“整体的人也就是作为类存在或作为人类总体的人”[⑦]。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似乎又回到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重复着西方近代以来长期对峙的两种典型倾向,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着眼于人的“族类”而抹杀个人的泛逻辑主义的倾向,一种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的着重个人,并把个人绝对化而否认“类”本身的现实性的存在主义倾向。

笔者赞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整体的人”,人学或人论应该提供人的“完整图景和人的本质”。但这种“整体的人”不应理解成是单纯的人的族类总体,人的“完整图景和人的本质”也不应看成是所谓的个人的“完整统一”。人是人的各种存在形态,即包括个体存在形态、群体存在形态和族类形态的有机统一。无论是离开个人的所谓族类,或是离开族类的所谓个人,都只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片面抽象。因此,所谓“整体的人”就是包括着人的各种存在形态有机统一的人,哲学意义上的人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完整图景与本质”即是由人的各种存在形态有机统一的人的图景和本质。

无论是抽象的个人,还是抽象的族类,都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⑧]“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史。”[⑨]“我们必须从‘我’出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要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必须从经验论和唯物论出发;必须从单个的引导一般的,不是从本身或像黑格尔一样从空中引导出来。“[⑩]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1)人的存在与本质,必须从个体与类的对立统一,从二者的辩证联结上去加以把握与认识,孤立地、抽象地考察人的个体或族类,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对人的“完整图景与本质”的科学把握。

实际上,即使当我们着眼于个人的考察时,我们也无法将个体与类完全分开。深刻的原因在于:个体的存在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物。”(12)“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3)“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物。”(14)现实的人既是一种个体存在物,同时又是一种类存在物,这种双重存在的特性决定着在考察人的个体存在及其本质时,不可能撇开人的类存在及其本质。孤立的个人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个人只有作为类存在物存在时,才能获得人之为人的规定,这即是马克思所讲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5)

黑格尔着重人的族类,轻视经验的个人,把个人看成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最后导致了对人的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研究。近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及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哲学将视野绝对地聚焦于个人,最后不得不归宿于仅仅是对自我的内心苦闷、焦虑、忧郁、恐惧的纯粹性的心理分析。这是一种必然的逻辑,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希望,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时应重视这个教训,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

人学的研究不仅有一个如何确立其研究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遵循什么样的路径与方法问题。哲学发展史与人学发展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在人的研究上,遵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通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从而形成不同的人学流派。而人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是受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制约与规定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研究究竟应遵循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与方法呢?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与把握不同,人们对此的看法也就不一。有人反对从对存在的解释出发来解释人的一切的理论,主张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应坚持物质世界对人的客观实在性和自在性及其对人的活动制约性的理论,主张应从人首先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服从于物质世界发展的规律的思路去研究人。也即是应把人和世界的关系纳入人和世界的自然关系当中去理解。也有人主张,人学的方法应是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进行整体思考的方法。笔者既不同意前一种见解,也不同意后一种见解。笔者以为,将人看成是自然界发展进化的直接产物,以纯粹自然的眼光去直观人的思维方式,不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曾被马克思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综合的方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人学研究中应该加以运用的一种具体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即使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看,综合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还应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与综合相统一的分析的方法,经验的、实证的方法,哲学反思的方法,猴体解剖的方法……

人之为人,有着自己的本质规定。但正如“对事物、现实、感性”本质不能从它自身的直观中获得一样,对人的本质也不能诉诸简单的思维直观。人并不先天就具有人的本质,他有一个从动物到人的长期演讲的过程;人的本质也不是一经获得便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人不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直接产物,“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人自己劳动的结果,无论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获得,还是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都是以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是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实践,既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生成与展开的方式。人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活动,人也就以何种方式塑造自己与表现自己。因此,研究人及其发展,唯一的途径是研究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以及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基础上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6)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人的世界”、“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作品,是人的智慧与本质力量的历史沉淀与凝结,人是它的著作者。“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18)人唯有通过这面镜子反观自身,获得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别无他途。

注释:

①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册),第72页。

② (12) (13) (1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第96页、第123页、第123页、第127页。

③参见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几个问题》,《哲学动态》1996年第2期。

④ ⑤韩庆祥:《我的人学观》,《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第78页。

⑥参见韩庆祥:《关于人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哲学动态》1995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第6、7、12页。

⑦董武清:《人学的对象和性质研究》,《哲学动态》1995年第4期。

⑧ (15) (16)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第9页、第1页、第1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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