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剧变后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剧变论文,苏东论文,后哈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1991年前后所发生的东欧社会体制剧变和前苏联解体是本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在此之前，社会主义问题就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哈贝马斯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理论”所涉及的主题很多，如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商谈伦理学等等，但其宗旨却是十分“实际”的，即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作出分析说明，“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联系。”〔1〕哈贝马斯心目中的“合理”社会——“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或“交往的合理化”——就是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把他提出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的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联邦德国的现实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作公开的考虑。”〔2〕苏东剧变后， 他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哈贝马斯指出，“近来已经有大量的文章谈到社会主义幻想的终结，谈到一种观念的失败，甚至谈到西欧或德国的知识分子最终与过去相妥协。”〔3〕他认为， 从苏东剧变中得出社会主义观念已经破产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为此，首先必须理解在苏联集团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革命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变化。哈贝马斯把人们的有关观点概括为两类，共六种解释模式，“前三种赞同社会主义观念，而后三种批评社会主义观念。两类解释可以按下列顺序对称排列：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和改良—共产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后现代的、反共产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解释。”〔4〕前者又叫纠正性解释， 后者又叫批判性解释。
第一种，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他们否认这种变化是革命的，相反，把它看成是反革命的。”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解释没有看到“指向国家安全机构的是群众的愤怒（而不是一小撮打入内部的奸细），正如这种愤怒曾经被导向巴士底狱那样，党对国家权力垄断的毁灭可以被看成类似于路易十六的被处决。”〔5〕第二种，列宁主义的解释。 认为这是“保守的革命”，即认为剧变是长期革命过程中的自我净化。而哈贝马斯说：“这种解释当然仍是建立在保守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它不能解释由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和社会系统的结构条件所引起的社会运动和冲突的类型。而且中欧和东德的政治发展已经超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自我矫正观念可以充分描述的范围。”〔6〕第三种， 改良共产主义的解释。哈贝马斯认为，持第三种解释的人保持着与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走“中间道路”相类似的观点，即认为苏联和东欧虽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所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列宁主义式的。哈贝马斯认为“中间道路”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认为要实现一种实际上优越于西方大众的、福利国家的民主，使国家社会主义彻底民主化是可能的；有的则认为在两个实际存在的体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能够取得的最好的结果将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彻底的、民主的改革，这将产生一种非中心化的控制机制，比如依赖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等。哈贝马斯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忘记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改革潜力和关于它只要依靠革命性变化就可以从内部发展民主的思考；在四十年的灾难之后，人们的这种决定值得尊重。
第四种，后现代的解释。认为苏东剧变这种“基本上非暴力的动荡代表了一种结束革命时代的革命，一种法国革命的对应物，它毫不犹豫地把源于理性的恐怖连根拔掉。”〔7〕哈贝马斯认为， 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理性批判，但醒来的不是理性；在此种视界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理性就是那消失的恶梦本身。可是，事实与这种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取得唯心主义灵感的历史模式不相吻合，最近的矫正性革命完全是从“现代所熟悉的全部内容”中得到它们的方法和标准的。第五种，反共产主义的解释。认为“在东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由1917年布尔什维克引发的全球内战的最后形式：一种转而反对其自身起源的更高程度的革命。”〔8〕哈贝马斯认为， “全球内战”把来自社会理论语言的“国际阶级斗争”一词翻译成了霍布斯主义的权力理论语言，因此，全球内战的假设在东西方冲突爆发的时候被发展成一种正式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这就把此种理论泛化了，全球内战的比喻是在冷战时期产生的，却被整理成一种适合于整个时代的结构性描述。第六种，自由主义的解释。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标志着极权主义政权从欧洲最终消失的开始，一个开始于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快过去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思想已经以宪法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论等形式占据了优势。 ”〔9〕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的解释没有错，但是它没有看到自己本身的缺点。
哈贝马斯自己则称苏东剧变是一种“矫正的革命”（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他的基本立场比较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道路观点。一方面，他反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剧变是朝向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的革命性过渡；完全按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苏联和东欧定向不行，恢复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也不行，而且也不可能。哈贝马斯从实际变化过程中看到，人们往往把此次剧变，把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理解成现代性，即西方精神在东方的胜利，几乎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事实上，这种矫正的革命缺少此种明确的目标。哈贝马斯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他的“社会主义”观念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不尽相同，这就需要重新阐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首先，哈贝马斯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具有如下错误和缺点：（1）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分析局限于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社会所能够解决的现象。“这种特别范式的选择给狭隘的实践概念以优先性，而这种实践把明确的解放作用仅仅归结为工业劳动和生产力的技术的发展。”〔10〕（2）这种分析进一步地依赖于一种整体的社会概念，即“一个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用黑格尔基本概念理解的社会乌托邦，它所产生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下面富有一种科学精神的背景假设。它使得资本积累的过程显得象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只有在它被解除时资本积累的过程才可分解成基本的客观形式，并服从于合理的控制。”（3）“ 就它把其预测建立在假设要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负责的社会阶级或历史的宏观主体而言，这种分析还依然迷恋于一种过分具体的冲突和社会力量的概念。”〔11〕（4） “对宪法民主的有限的功能主义的分析已经产生了比迄今所讨论的缺点严重得多的实际结果。……因为他（马克思——引者注）把民主共和国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后的国家形态，他对它的制度保留着一种纯粹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因此，马克思“对自由将被制度化的道路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他不能够想象他所断言的在‘过渡时期’所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制度形式。”〔12〕（5） “这种分析沉陷于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战略的轨迹中，这种战略试图把要求确实可靠的知识的哲学传统与新的历史思维模式结合起来。然而，使本质的知识历史化，仅仅是用历史的目的论取代了存在的目的论……。这不仅对没有解释的理论规范基础本身，而且在其它领域，都产生了不幸的结果。”〔13〕最后，哈贝马斯总结说，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直到考茨基的理论传统中，这使得人们容易理解被斯大林整理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堕落成一种使实际上完全非人性的东西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
其次，赞扬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
哈贝马斯认为，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重要推动力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努力“从社会的整体概念之中，从市场体系的自主动力论的窘迫中，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教条主义观念中，从宪法民主的规范内容的虚假评价中，从潜在的进化论前提中解脱出来。”〔14〕哈贝马斯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改良主义政党已经在努力建立一个福利国家方面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它们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结构层次。但社会民主党为此付出了双倍的代价，它不但没有采取激进的民主而且学会了与不受欢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共处，还冒着劳动市场固有的危险，人们可以用福利政策缓解这种风险，但不会完全消除它。不过正是这种代价使得非共产主义左派（属于社会民主党左派）获得勃勃生机，并且使得这种观念充满了活力，即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比国家福利政策有更多的东西。
再次，继续用他原有的社会理论阐述社会主义的实质。
哈贝马斯说，“我们眼前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复杂社会不使通过市场调节自身的经济逻辑保持原样，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再生产自己。现代社会分裂出一个由金钱媒介控制的经济系统，同样分离出一个行政系统，两个系统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它们的不同的功能相互补充，而不是一个屈从于另一个。要不是在苏联发生了某些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是否能够通过走民主化的中间道路使其自身适应这个条件。”〔15〕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在发生了剧变的情况下，人们是撤退到一种纯粹道德立场，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观念、一种理想？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目标了呢？哈贝马斯对这些都不赞同。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通过交往行为而产生的一种自主的公共领域。通过交往行为而产生的力量能够对公共行政机构的评价和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而不是要完全把它们接管过来。现代社会是通过金钱、权力和团结三种资源来满足它的调节需要的，而“一种激进的改良主义不再以它可能保持的特别关键的需要为特征，而是以其目的集中于社会过程并且要求权力的再分配为特征。”这种期望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了解的关系，可以通过交往的、非排他的过程（对公共意见和民主政治意志而言），转换到通过法律和行政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中去。在交往中专门化的那些生活世界领域继承了价值和文化知识，形成公共意见和政治意志的激进民主过程必须从团结中吸取力量。由上可知，哈贝马斯是在用其80年代形成的“交往行为理论”来为社会主义观念作注解的。
最后，对西方左派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哈贝马斯指出，在苏东剧变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思考并不意味着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一样，已经无能为力。“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灭亡是否也使得西欧左派曾经吸取理论灵感和指导价值于其中的源泉枯竭了呢？”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对西方非共产主义左派，哈贝马斯劝慰说，“没有理由披上丧衣，但同样也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16〕“非共产主义左派用不着沮丧，情况也许是这样：许多东德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西欧左派数十年以来所处的境况，即把社会主义观念转换为激进改良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这样，在普选权和福利国家的宪法民主的形式下，它所产生的就不仅仅是弱点，而且还有力量。”〔17〕对社会主义左派，哈贝马斯也继续抱有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左派依然具有地位和发挥政治的作用。它可以产生保证政治交往持续进行的酵素，以防止宪法民主的体制结构的萎缩。”〔18〕哈贝马斯对合理社会的建立，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说，21世纪的挑战将是“文化”的秩序和重要性的挑战，这种挑战要求西方社会予以解答，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之普遍化，不能通过体制转变形成新的公共意见和政治意愿，那么，西方社会就既不能作出回答也不能把它付诸实践。
从哈贝马期在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在变化面前表现出惊慌失措、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他依然对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热忱和饱满的信心，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国际大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尽管苏东社会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他原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立场因而也就没有出现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依然存在，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有希望的未来；另一方面，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而苏东剧变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国家社会主义”，他在剧变前就一直对它进行着猛烈的批评，因此，剧变在他看来只是证明了他原有理论的正确性。
在社会历史观上，哈贝马斯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观是相互对立的。他所谓的要在社会历史哲学中实现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明显地表征着这种对立。他不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从行为的“学习”机制上来说明进化的动力，因此，“社会主义”的出现就不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而是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和伦理水平的“进步”；社会主义形成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而是一种社会“改良”和“改善”。这实际上与伯恩施坦等人在用“伦理社会主义”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时坚持的主观主义和片面的“主体辩证法”立场是一致的。在伯恩施坦等伦理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不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客观”趋向，而只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理想。很明显，这是否定历史唯物论，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心史观，结果只能把现代社会主义引入“乌托邦”的岐路。这一点连西方学者也看得比较清楚。特纳就指出，在哈贝马斯“所有的著作中都有一种幼稚的浪漫主义；从他第一部讨论公共领域的著作直到最近发表的著作。他使用一种完全人为的尺度——首先是无干扰的公共领域，然后是理想的谈话环境，最后是沟通（注：即交往）行为的标准——来估价现代社会中什么是错的。……尽管哈贝马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调和了许多不同的传统，而且正如我已指出的，他提供了一些能引起兴趣的概念线索，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概念表明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运行动力。所有的批判理论都在这方面陷入岐途——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到哈贝马斯通过沟通行动实现整合社会的愿望。”〔19〕特纳评论的缺点在于没有看到马克思理论与哈贝马斯理论的根本区别，但对哈贝马斯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说这种评价却是中肯的，这同样适合于评价苏东剧变后的哈贝马斯。
注释：
〔1〕罗德里克：《哈贝马斯及其批判理论的基础》，伦敦， 1986年版，第XI页。
〔2〕鲍克纳：《论哈贝马斯对进步、理性和民主的选择》， 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4期，第62页。
〔3〕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 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3页。
〔4〕同上书，第5页。
〔5〕〔6〕同上书，第5～6页。
〔7〕〔8〕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7～8页。
〔9〕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 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7～8页。
〔10〕同上书，第11页。
〔11〕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12页。
〔12〕〔13〕〔14〕同上书，第12～13页。
〔15〕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16～17页。
〔16〕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载《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10页。
〔17〕〔18〕同上书，第21页。
〔19〕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