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者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9-0077-05
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四种主流学术范式，即建国初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循环论”、改革开放前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异端论”、过渡期的“中国中心论”以及新时期的“历史主义论”。梳理和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我们把握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高潮的学术机遇，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形成和完善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范式。
一、新时期以前研究的主流学术范式
(一)“循环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两本著作中，深受汤因比“挑战—应对”解释模式的影响，认为“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中国人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1](p.234)费正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历史循环论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王朝兴替的历史循环没有本质的不同，是中华文明在原有发展框架内对西方文明挑战的自发应对。“这个结果就是一种‘国产化’，也就是毛强调的，由中国的悠久历史而产生的她的文化遗产，是比苏联的教导和模式更加重要。”[1](p.284)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但实际上是井田制的翻版。“循环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国产化”、“儒家化”，这种学术范式影响了同时代的大多数汉学家。
(二)“异端论”
费正清之后，史华慈提出文化“弱势整体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文化都不可能形成静止的完全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不是像生物有机体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是如化学化合物一样其成分可分离组合。[2](pp.198-199)由此出发，史华慈用公式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总趋势：马克思主义分化=行动上的异端+核心原理。[2](p.471)这给“循环论”松开了一个口子，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成铁板一块，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拆分组合，沿着两个成分经纬线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拉姆(Stuart R.Schram)、史华慈注重考证、研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从中“要问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3](p.259)分析“哪些成分是规范的毛主义的核心，哪些更马列主义化一些”。[2](p.136)史华慈毕竟是费正清的高足，还不能一下子跳出其圈子，他在成名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沿着两个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的结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施拉姆同样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术语，其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成分。通过考究毛泽东的著作文本，施拉姆发问：“毛泽东思想是否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型，从而归根到底仍是西方化的一种媒介？或者相反，其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愈来愈中国化？也许毛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4](p.175)这种“变型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形式的中国化”，毛泽东显然是前一种中国化的行家里手，但“是否在后一种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就不得而知了”。[3](pp.260-26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5](p.35)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等许多学者认同沿着两个成分经纬线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
(三)“中国中心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马非马”的学术套路受到青年“左派”学者的挑战，沃马克(Brantly Womack)、华尔德(Andrew G.Walder)等“左派”学者认为，A就是A，B就是B，以及B类似于A，但不是A。“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的许多篇论文中发现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一种关于A和B的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6](p.460)这种思维方式等于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洗了个硫酸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还原为中国因素和马克思主义因素，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和模式先入为主地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和正误。宋荣培也提出：“‘儒家式’社会不能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进行解释”，而应该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因素出发，研究“脱儒家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7](p.239)青年“左派”学者呼吁打破机械地、静止地厘分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互动关系中辩证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兴起了“中国中心论”。沃马克提出：“从政治概念的最初所指来分析分析政治概念，并探讨毛泽东在实际决策关头认定的紧要主题。这一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来自一系列实际经验而非抽象范畴。”[8](p.xi)“中国中心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下的运用，强调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怀利(Raymond F.Wylie)指出：“创造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被描述为中国化”，[9]格雷海姆·杨(Graham Young)认为：“中国化不仅仅是给马列主义的内容穿上中国的新袍子，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会被采纳、改变或拒绝，并创造新的理论来处理中国革命的新情况。”[10](p.156)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环境是中国的，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约为它的马克思主义源头或中国源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二者都有重要的创新。
二、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及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西方学者有了更多更直接的机会和渠道接触和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西方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从文本和史料转向现实的社会实践，带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经验描述层次走进理论的深层意义创生。
(一)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心从美国移到澳洲。尼克·奈特(Nick Knight)接连发表论文，同时向施拉姆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沃马克等人的“中国中心论”发起挑战：二者虽然表面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相左，前者认为毛泽东只是10％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认为是100％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看却都是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学术范式。[11](p.8)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公式是，绝对的现实经过中立的观察形成唯一的知识，在施拉姆那里表现为绝对的文本经过中立的阅读产生唯一的结论，沃马克只是把中立的阅读拓展为中立的考证和考察，这种考证和考察实际上还是通过解读文本和材料在思维中重构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这种研究范式的问题在于：1.误以为逐字逐句地阅读了文本的表面意义就足以把握作者意图，看不到文本可能是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复杂结构，这些含义很可能在眼光盯住表面意义的经验主义读者视野之外；2.经验主义读者出于制造知识对象的动机，常常把复杂的文本化约为一个所谓的“实质”，以至于文本内在的矛盾和空白被掩饰和抛开。[11](pp.11-12)波普尔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说明，用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方法创造知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用经验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逐字逐句地读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并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超越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层次，因为中国化“并非只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是将中国的历史经验‘读进’马克思主义里去了。”[12](p.9)他对施拉姆的研究范式持同样的批评：“多年来他在毛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来回奔走，看起来是要从新的实际发现中去寻找毛泽东思想中决定性的因素。问题就在这里。尽管他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素材，他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是有些机械。”[1](p.384)尽管施拉姆四处收集、整理、考证毛泽东的“原版”著作，并几乎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所有文本，但所有这些功夫又被无情地还原成一个简单的“实质”，一个“决定性因素”。田辰山(Chenshan Tian)在其《中国辩证法》一书的导论中一并批评了施拉姆、华尔德等人的研究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东西，就是我们把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中的感受归纳总结出来的东西。”[14]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超越经验主义和心理主义，从探求社会生活和生产经验深处的意义创生。
(二)提出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
历史主义的学术范式奠基于奈特对理论观和阅读观的阐发。奈特提出：“我们需要抱有更高水平的理论观，即不仅把理论看作需要高度抽象的规律或普遍化原理的机体(如多数人看待马克思主义那样)，而是当成可以根据普遍性和具体性而划分出不同层次的领域。这种理论观念可以把旨在揭示一般相关性的普遍原理和本土化应用的理论观点、理论见解区分开来。后者又有别于很低层次的或相比之下更具体的理论倾向、观念模式或定势。”[15](p.126)例如，比照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文本，如果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毛的确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但是，如果说这个结论只是构成了一个需要同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区别开来的一个方面，那么可以认为毛既坚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没拘泥于马克思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奈特把这种理论观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逻辑基础”。[16]奈特认为，与这种理论观相对应的是阿尔都塞的阅读观。阅读远非旨在提取文本原意的机械行为，而是读者做出预设、抛出问题向文本追问的心灵沟通。有效的阅读过程包括问题性阅读和征候性阅读两个层面。前者是通过读者思维之“格”去发觉作者问题阐释(理论架构或话语)中的“在场与缺场”，后者起用前次阅读获得的观念和问题去探询文本的深层含义，填补前次阅读中发现的空白、沉默或疏漏，并给作者不经意间写在文本里的自发的答案补充原来没有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对文本的医生式的追问。由于努力去探求文本的问题阐释过程(其主题、矛盾、沉默)，阅读的功能就由浏览文本表层不言自明的要点，转向更深刻更自觉地追问更深层的“理论总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读者和文本之间在理论架构上的互动。可见，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跨时空的对话，是读者对文本主动的探询和追问，读者自身的理论架构是其对话和追问的基本条件，完全中立的读者和阅读是不存在的。施拉姆的阅读和研究方式忽视了读者角色，沃马克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重构“是不是就有倚重毛泽东个人的地位影响、价值观和动机而排除同时代其他人看法的危险呢？而且即便是其他人和回顾者对政治背景的看法经过了周密调查，史家也别无选择，只能介入若干观点之间来判断各种观点的平衡所在。这立刻带入了史家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和民族态度以及世俗因素所决定的观点等，简言之就是理论架构。”[15](p.124)尽管施拉姆和沃马克结论相左，但他们的研究范式都虚化当今研究者的一切历史特性，离开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力图完全返回到文本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去解读文本，从而阻塞了文本深层意义创生的源泉。在“原著解读+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研究范式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的争论不可能达成共识，许多研究者常常从排除了不同意见的预设出发去解释这个命题。但是，谁来宣布哪个是对的呢？”[15](pp.131-132)奈特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著名论断：“历史没有做判断，而是人，现实的、生活的人去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跳出经验主义、心理主义的樊篱，从专注于文本、史料的考证，转到立足当代人的生活实践，从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出发，实现文本视野、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融，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层次结构的更深领域。站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之上，奈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第二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一个花招，旨在同紧跟莫斯科的留俄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留俄派支持欧洲人和苏联人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我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17]
德里克正式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奈特的理论观一样，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上和政治上的遭遇源于人们赋予其“科学真理”的地位，而这使该理论及其社会范畴被普遍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只有在满足历史差异的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承认差异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范畴“去本质化”，同时把历史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使这个理论本身历史化。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历史化而言，“‘同化’这个术语，用在这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同化(汉化、唐化等等)，它是一个新的术语，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将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像新兴的中华民族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宪法的一部分一样。马克思主义将会被改变，中国也将被改变，但不一定朝着马克思主义改变其他社会的同一方向改变。这一点对于认识历史的相同性和历史的相异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与近年来再次走俏的同化观念完全不同，后者坚持将‘外国的’观念套用在中国的文化空间里。前者是历史主义，后者是文化主义。”[18]“历史主义论”认为，研究者既不可能完全返回到文本的语言环境，也不可能完全返回到文本的社会环境，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理解越深刻，越能把握当今生活世界的本质，作者、读者和学者之间越能进行深层次的、跨时空的对话和沟通，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在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差异要求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从而把中国历史带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掘文本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是指在中国的文化空间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在面对并改变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同时改变中国的文化空间。”[18]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具备了共同的问题谱系和话语系统，也为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与交流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乃至公理化基础。
三、对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把握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学术机遇
西方学界因为注重学术范式，能够掀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百家争鸣和沟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相比之下，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尚未形成主流的学术范式，不少研究成果很难引起广泛的争鸣和共鸣。“潜学科”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者主要是延安的知识分子，带有泛政治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小高潮，是与“东亚热”相伴出现的，学者的认识分歧很大，缺乏塑造学术范式的公理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关于问题谱系和基本原理方面的共识增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了新高潮。虽然学科建设时间紧迫，形成公共话语系统和公认的方法论原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摸索，但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概念、范畴和话语系统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走向等问题。加上适逢国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一次成为独立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为建立和健全学术范式提供了难得的时机。为此，学界呼吁：“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范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重视其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看作历史或政治的从属问题。”[19]
(二)在借鉴西方学术范式的同时发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优势
借鉴西方的学术范式特别是历史主义范式无疑对确立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有重要价值，已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主要是运用历史主义过程论的方法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历史进行剖析。”[19]应当引以为戒的是，西方学者的“历史主义论”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德里克本人就坦言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诚然，“异端论”、“中国中心论”虚化自我去考证文本和史实，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经验层面，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之虞，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能仅凭思辨之手自由点化，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但绝不会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莎士比亚。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理论化和理论历史化的过程”，[20]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如何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如前所述，奈特虽然根据普遍性和具体性划分出理论的多层次结构，并看到方法论比具体的阶级分析居于更具普遍性的层次，但没能解释普遍性和具体性内在统一的社会历史基础。倒是田辰山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是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法，是通变！”[21]但如果像德里克和田辰山所说，中国思想各种传统要素组成的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自然而然地活动和呼唤，任何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传统性之间做出平衡的努力，都必然是臆断的，[12](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无法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要素之间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和推理，那么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只能是怀利所说的“一个脱离任何具体环境和背景的高度抽象的‘立场和方法’”。[9]如此看来，“异端论”、“中国中心论”范式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固然像墙上芦苇一样虚化自我的根底，“历史主义”范式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又可能像山间竹笋的嘴皮一样信口开河。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借鉴西方的学术范式的过程中要避免这种两难困境，就必须发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现有优势，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引入历史主义范式，我们追求的目标范式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22](p.406)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生产方式发展观，站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地平线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通过分析当今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去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站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地平线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跨时空对话，就能够将语言、概念、范畴、命题等文本和史料要素从单纯的思想观念范围之内解放出来，探讨其在生产方式运动中之所意指，从而不断发掘文本的当代价值。
(三)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下准确进行学科定位
在历史主义学术范式下，一些西方学者注重从全球化、现代化的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和“中国性”的统一。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在“全球现代性”中寻求一种“另类现代性”，“那些曾处于资本主义外围、但现在可以与中心展开成功竞争的国家(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成功使其有能力在现代性的定义中重申自己的文化特征，并把它变成现代特性传统(包括宗教)的源泉，而这些传统曾经似乎注定是要灭亡的。”[20]田辰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相结合，“传统思想的‘中国性’现在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12](p.21)还有学者指出：“试行五四时期的现代化理想的担子沉重地落在抗日战争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肩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那一代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事业。”[23](p.589)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伟视野，生产方式的发展在纵向上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在横向上表现为先进生产方式在全球推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人类历史发展合纵连横的产物，又给予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以巨大的创造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同时指出：“‘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22](p.400)这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即立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考察全球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变化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明确了自己的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既“各化其化”又“化化与共”，就逐步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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