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需求论文,原因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11文献标识码 A
尽管国家信贷利率一再调低，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一再增加，刺激内需的政策一再引导，但效果欠佳，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仍难以扭转。其关键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又始于居民的心理预期因素。
一、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一）消费需求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三大因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个人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在这三种因素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为净出口（国外需求）受世界经济景气状况、贸易伙伴国各项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近几年来，这一因素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降低，1997年，外贸净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率8.8%中占了2.4个百分点，而1998年几乎为零。估计1999年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有大的变化。
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不仅在于投资本身产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其乘数效应发挥作用。但投资乘数效应最终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新增收入用于增加消费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越高， 投资乘数就越大， 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小。1998年国家采取了以扩大投资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政策，增发国债1000亿元，1999年又增加6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公共投资。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取得了明显效果，抑制了工业生产下滑的局面，从1999年下半年起工业生产速度逐月回升。但这些大部分为产业链条较短的投资，涉及效应小，其作用很快消失，投资增长率逐渐下滑。1999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8.3%，3月份为22.7%，4月为18.1%，5月为17.6%，6月份为15.1%，工业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在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增长加速6个月以后，工业增长速度出现减缓趋势， 这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在减弱。扩大投资的政策对启动经济的总体效果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大，主要原因是投资的增长没能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的作用未能通过增加最终消费而得到充分体现，因而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其拉动经济的链条在拉动消费前就已中断。1997年—199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0.58下降到0.26。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大大抵消了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见，当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且发展到买方市场阶段时，若仅仅依靠投资需求的增加而没有带动消费需求，那么，其经济的增长便会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且后劲不足。此外，投资过多也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因为政府的投入主要是靠发行大量国债从而增加财政赤字来实现的，这不仅增加了当年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给以后年度的财政造成困难，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是增加有效需求。从长期看，真正决定经济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是消费需求变化的方向、规模和速度；因此可以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至关重大，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又是居民最终消费。1997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最终消费占47.5%，政府最终消费占11.3%。统计表明，居民消费每增长1%，可带动GDP 增长0.5%。居民最终消费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而影响居民最终消费下降者则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减弱所使然。
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景气时，GDP的增长速度就较快； 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低迷时，GDP的增长速度就放慢。因此， 刺激消费，增加需求，特别是刺激居民消费，增加消费者有效需求，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二）有效需求不足的表现形式
1.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市场疲软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7年10月到1999年底，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下降27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连续下降。1999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1.8%。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已连续下跌50多个月（其中个别月份略有回升）。1999年10月份物价指数虽有所回升，但主要是服务业产品价格上升，是由于假期旅游及庆典活动带动所致；而有形商品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未上升，消费者的不良心理预期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物价持续下降的趋势也没有明显缓解。是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
2.供过于求现象有增无减，库存增加
1996年，国有企业库存积压产品的金额达4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997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达7544.8亿元。据原内贸部对613种主要商品的调查表明，供过于求的商品195种，占31.8%； 供求基本平衡的408种，占66.6%；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总数的1.6%，且基本是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商品。据国家内贸局中国商业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对1999年下半年国内生产状况的报告分析，供过于求的商品数量预计比上半年增加7.77%。在调查的605种主要商品中，将有484种商品供大于求，约占80%，其中工业品供大于求的占91.4%。
3.即期消费减少，居民储蓄增加
随着消费品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居民的消费行为逐渐变得理性和成熟起来，由被动的接受型过渡到主动的选择型。特别是近年来收入水平、改革力度和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出现了谨慎消费或迟滞消费的倾向，即期消费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多；平均消费倾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和边际消费倾向减少，平均储蓄倾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的比重）增加。1981—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93逐年下降到1997年的0.81，并呈继续下滑趋势。然而在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却大幅度增加。
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政府为启动消费市场，从1996年至今连续7次降息，年利率从10.98%降至2.25%，但仍没能将这些储蓄从银行里“挤”出来，市场仍然疲软，库存继续增加。什么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老百姓对前景存在着不景气或不乐观的心理预期。
改革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福利、“铁饭碗”的福利型分配制度，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子女教育等由国家或单位统筹解决，人们很少为这些问题而忧虑。改革初期，职工收入快速增长，但高福利、“铁饭碗”的制度并未受到触及，即收入预期乐观，支出预期不变。随着改革由过去的福利型向市场型转变，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措施集中出台，使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原有福利制度下的职工工资中基本不包括上述消费支出，工薪者凭现有收入很难解决这些突然集中而来的问题，人们的支出预期随之进行调整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尚未完成的体制转轨使某些政策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人们无法做出稳定的支出预期。社会福利制度解体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更增加了人们的预期风险支出。实际收入比预期收入低且不乐观，实际支出比预期支出高且不确定，使人们风险支出预期上升，防范风险的预留性或预防性储蓄随之上升，这种防范风险的储蓄动机使利率对储蓄变化的影响减弱。人们以克制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被动储蓄这种自己可以控制的方式，防备未来自己难以预料的不测；以加大长期的支出保险预期来防备政府政策的短期化。不确定因素越多，即期消费越理智，消费越少，储蓄越多。这种对个人收入、个人未来忧心忡忡的心理因素和对改革前景不乐观的心理预期在普通百姓中产生同频振荡，形成市场经济下政府难以控制、难以扭转、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这种心理预期遏制了消费，约束了市场，且呈日益加重的趋势，去年上半年银行储蓄额比上一年同期又上升了18.5%。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近日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成都的1225名消费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未来5 年内保持工作可能性大小判断时，34.2%的人认为可能性较小；50%以上的人认为未来5 年内保持收入稳定的可能性较小；在对自己退休时，社会保障体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进行判断时，47.7%的人认为可能性较小。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就业前景迷茫、收入预期不甚乐观、对社会保障体系有所担忧。另据一项对北京市民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约有28.8%的人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国家经济发展会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认为上升的占48.5%。对家庭收入预期上升的占41.4%。调查中认为医疗保障改革使其消费减少的占69.5%，其中有37.4%的人认为影响较大。同时60.7%的人认为住房体制的改革使其消费减少，其中认为影响较大的占33.8%。在对医疗和住房改革带来的影响所做的比较中，有69.4%的人认为医疗保障改革的影响大于住房改革。此外，在居民储蓄目的的前五位中，医疗及养老占35.5%，购房占19.5%，子女教育占38%。教育支出居储蓄目的的榜首，甚至有些离退休人员也加入了为隔代人教育而储蓄的行列。
造成人们上述不景气心理预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就业前景不乐观
到199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的人数600多万，失业率约为3.5%，如加上未被统计者，实际失业率可达6—7%。此外，国有企业中的在职职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根据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要求，按最低比例20—30%计算，至少还有1000多万人要从隐性失业转为显性失业，失业率将会达到1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对就业问题造成巨大压力。90年代前5年，新增劳动力绝对量年平均1250万人，后5年1450万人。如果按国民经济每增长1%可吸纳80—100万人就业来计算，我国GDP 如果每年递增8%，仅能吸纳640—800万人就业，可见劳动力供需差额之大。 就业问题的另一压力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约9000万—1.3亿剩余劳动力，随时都会形成巨大的民工潮。这些民工在1996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中，约有50%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工作，多数人滞留城市，加重了就业问题的压力。据统计，1998年城镇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总计约1.5亿人。
1999年就业形势比1998年更加严峻：企业新下岗职工、城镇新增劳动力、农转非人口、加上下岗还未就业的人口（国家机构改革将要裁下的冗员未计算在内），1999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口比1998年增加460 万，估计达到2400万左右，即增加23.7%。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2.收入增长滞后于支出的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前提。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近4%，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6.4%。但是，我国人均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85年为57.7%，到1997 年下降为45.2%。1986年—1997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8%，而同期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增长8.2%。1998 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8%和4.3%，大大低于7.8%的GDP增长速度，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势头减慢。从消费水平看，截至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6.41%，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5.1%， 总体上居民的食品消费仍占到一半以上。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职工下岗），近年来我国一些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出现了一些减收户。1992年有31%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比上年减少，1996年减收面扩大到37.5%，1997年扩大到40%以上。与此同时，个人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近几年开始形成“城镇贫困人口”阶层。这些家庭的状况和这一阶层的形成，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不良影响。城镇居民实际收入降低，使农副产品销路不畅，价格走低，又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的现象。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制约了10亿农民的消费。据统计，1997年和199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4.4和0.6个百分点，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6年的31.93%下降到1997年的16.33%。1999年，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例却不足40%。
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集中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们的生活支出。从目前已出台到位或尚未到位的改革措施看，取消住房实物福利式分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6%，使居住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0 年的4.76%上升为8.75%；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2%， 部分医药费个人负担10%，引起居民保健费由1990年的2.01%上升到1997年的4.29%；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负担8%，失业保险个人负担1%，子女教育费用绝大多数由家庭负担，使教育文化服务由1990年的8.78%上升到10.71%； 而住房价格上涨、医药费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
3.教育支出增长过快
从教育体制改革20年的发展状况看，居民教育支出无论是绝对数还是与总收入相比较而言的相对数，都在大幅度上升。基础教育（主要是九年义务教育和幼儿教育）的费用偏高，民办学校的出现及公办民助学校的高价收费，不同程度地加重了有子女家庭的负担。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不足，但却成为普通居民的一项不小的支出负担。据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过去的5年里， 我国大城市居民教育消费呈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从年均47.69元提高到309.96元，平均每年递增45%。剔除涨价因素，其增幅也居日常消费前列。
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居储蓄目的的榜首，甚至有些离退休人员也加入了为隔代人教育而储蓄的行列。调查显示，某市近两年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增加62.2%，居民家庭储蓄的目的其中46%选择用于子女教育。
4.医疗保健支出令人担忧
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在逐年上升。根据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国家计委等权威部门的规定，医疗制度改革后，要有5类诊疗项目需患者全部或部分自付。 而目前正在推行的医疗保险，对那些身患重病需动大手术的病人来说，仍有较大缺口，保险公司支付也有一定的难度，况且为数不少的人很难付得起高额保费。医疗贷款刚开始运作，目前还不为人们所接受。
5.居民对住房改革很难适应
据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今年7月底的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1998年底，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8000多万平方米，空置率近20%，其中住宅面积6000 多万平方米， 空置一年以上的占全部空置房的52 %。 从1995年开始，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以每年1000多万平方米的速度递增。另据建设部信息中心统计。1998年底，全国城镇有300 余万户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城市中有3300万平方米的危房急需改造。 造成商品房空置的同时又有大批住房困难户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承受能力与房价相差悬殊。在国外，住房价格比居民家庭年收入一般高3—6倍，而我国却高达8—10倍，部分中心城市甚至高达几十倍。
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最近出台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计算，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额为：（职工1998年月均标准工资×1999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职工1998年底前的工作月之和）+（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同时，按月发放的住房补贴为职工当月标准工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之和）的66%。以一位在机关工作10 年的正科级无房职工为例：假定单位在1997年设立住房公积金，他1998年月标准工资为500元，他享受的购房补贴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为13元，月住房补贴系数0.66，他应得的一次性住房补贴额应为47790元， 加上每月享受的的住房补贴330元，也达不到4万元，而买回一套应享受规定面积的住房却需20.8万元。根据首期付款最少支付房款的30%的规定，就须交62000 余元，再通过公积金贷款和其他方式贷款15万元，按10年计算，每月需还款1250多元。这一数字对工薪阶层来讲，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据调查，35%的北京人反映，按目前的政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
三、改变心理预期，启动消费市场
为刺激有效需求、启动消费市场，去年中央在增发600 亿元国债刺激投资的同时，又做出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决定，并已付诸实施。从7月1日起，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将提高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的养老金； 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标准；征收利息税等。这些举措对提高人们消费欲望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很难消除。当务之急是消除百姓未来不可预测和储蓄越多越保险的恐惧心理，树立其对经济体制改革和个人消费的信心，以及对国家改革前景和个人收入前景的乐观心理预期。
（一）调整政策和改革措施实施步骤
我国推行从福利型向市场型转变的改革，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改革的步骤上和具体操作上有一定的失误。根据我国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情况和福利型工资（不包括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费用）的实际，改革应通过增加百姓收入和增加民众预期来逐步实现，即先控渠后放水。但实际情况却是在百姓还在拿着计划经济的工资（从工资结构看）的情况下，要其承担市场经济所需的各项支出。由政府掏钱变为个人掏钱，事实上是改革的部分成本转由劳动者个人承担，因而老百姓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很难承受。这就是形成目前人们的不良心理预期和消费市场久启不动的局面的重要原因。需求不足，市场疲软，企业生产必然会受到制约，国企改革的力度和效果也会受到影响；企业重组、兼并破产、结构调整、减员增效、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亦将遇到阻力和困难。因此，在改革的各项措施中最先考虑的应是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二）提高收入，增强扩大消费的基础
增加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将消费欲望变为消费现实的前提。收入增长缓慢，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严重滞后于落实各项市场经济改革措施所需的支出的增长，是影响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将目前补偿性或还账性的加薪逐步过渡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正常增薪，并借此提高消费者对国家经济走向的良好预期，应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岗后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中国的医疗与养老问题之所以严重，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有效需求问题之所以严重，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后盾。在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在改革由福利型向市场型转变的过程中，各项改革政策与措施的顺利推进，要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前提。只有尽快建立起安全、规范、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治中国百姓的“社会保障恐惧症”，人们才能解除对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的后顾之忧，才能逐步消除因对改革措施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才能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预期，增强即期消费欲望。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消费者勇敢消费的护身符。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比提高收入更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政府明确和落实社会保障承诺，迅速、切实地完善、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出台内容明确具体的关于医疗、养老、就业、住房和教育改革的稳定措施，并增强其透明度，使居民对其支出的预期数量化、理性化，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储蓄，增加即期消费；使居民对经济前景及自身保障的担忧转变为对体制改革和未来生活的乐观心理预期，从而帮助居民树立起消费信心，并形成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有效地引导居民变远期的储蓄倾向为即期的消费热情。
（四）加强对民众消费心理及消费规律的研究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的步步深入，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都在发生变化，这是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认真研究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对有效引导需求和改革的顺利推进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决策和措施的出台，都不能忽视中国的文化背景、大众消费心理、消费习惯以及心理承受能力。掌握大众的消费心理及其规律，引导百姓建立起乐观的心理预期，对启动有效需求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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