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纺织论文,列强论文,为例论文,工业企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企业是在外国资本列强打破中国国门后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同时变成为外国列强主导下的、非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本文主要指工业企业）与外国资本列强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其中两种有影响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落后必然要挨打。民族企业之所以难以发展和处于劣势，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致，如历史传统、封建性、种种内在弊端，等等。正是这些问题，致使中国民族企业不能完整地变成“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飞跃”。有人将这个认识推至极端，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被外国资本彻底殖民化了，其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快得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身完全可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外国资本列强通过种种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阻碍了民族经济的进步。这个认识的某种极端表现，是将民族工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背景之下。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唯一取向，在这个“现代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国情——它既有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方面，也有不利方面——是影响现代化的基本因素。它们都忽略了19世纪以来，在帝国主义严重影响全球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大局的总背景下，中国已经不能按“资本主义正常规律”走上“现代化”进程。它们也都忽略了深受传统影响的民族工商业者个人的作用——其中有可为今天借鉴的宝贵经验，也有惨痛的失败教训。总之，根本在于它们都不明白，中国近代经济变化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什么是外因？即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影响的双重性：它在使中国受到先进生产方式影响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破坏阻碍了经济发展。什么是内因？即中国经济本身的特性，它既有不利于现代变革的因素，也有有利因素。
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现代化积极作用的论者们似乎不清楚：中国历史传统和近代被侵略的国情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国情特点对实行现代化的制约也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即便人们在主观上企图“全盘西化”，客观现实也不可能做到。在强调外国侵略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时，另一些论者们似乎也不很清楚：列强侵略之所以破坏性极大，不仅是依靠了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以强凌弱；通过破坏传统的多种积极因素与现代先进结合的过程，列强在更深层次上破坏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这种破坏的过程，往往又是通过中国自身的种种内部因素而发生。正是因为基本条件遭到破坏，使得在不少场合即便民族工商业者能够运用一些资本主义先进手段力图发展，其经济行为也会“变异”而适得其反，但从表面看，这又是民族工商业“主动”行动的结果，而并非列强直接干预。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明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特点，似应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的最大矛盾和危机，是如何在向西方学习，以抗击侵略、免遭亡国灭种前景的同时，又能保持传统中适宜国情的优势成分，在破除闭关自守、与国际交往的新局势中，改革自我又不放弃自我，重新找到振兴民族的方向和途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有必要搞清，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中国本土的优势和劣势因素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而“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又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表现的？这些问题，只凭着某种抽象的理论，例如所谓“现代化理论”、“市场经济机制”等等，是不可能做出准确判断的，只能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认识。本文拟以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行为为个案，略窥在资本列强主导我国经济格局下民族企业行为的“变异”现象，望能有助于理解上述问题。
一、危机前民族棉纺织工业概况（1919-1931年）
初步认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前的30余年，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总体上尚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底线”勉强操作：当市场行情好时，进入企业增加生产能力扩张，生产扩大；反之，则企业缩小生产、企业数量和行业规模缩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民族棉纺织工业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到1923年左右。从1915年后至1923年的8年中，华商纱厂数的34家增至112家，增加2.3倍，年均增10家；纺锭从519 996枚增至1 803 218枚，增加了近2.5倍，年均增16万余枚，并且绝大多数增锭后都很快投产。企业利润大增，一些企业急速扩张了规模。1923年后至1927年左右，市场明显收缩，企业利润下降，全行业停止扩张，进入萧条期。②在这4年中，华商企业只增加了5家，年均1家多，纺锭数增加了21.5万余枚，年均不足5.4万枚。
1928年后至1930年，市场行情明显好转，加之其他有利条件，华商纱厂又开始逐步扩张。
该年，全国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在棉纺织工业中心上海华商纱厂“既受反日会取缔日纱之荫佑，复得市场本纱标准为屏障，益之以廉价原棉予取予求，下半年乃造成华厂大好获利机会，凡纺纱一包，至少获利十两，多者且达三十两”③。
1929年，华商纱厂的状况，在大体相当的原因下，总体延续了上年扩张趋势，是个较好的年份。据统计，1929年各帮自上海购入机纱464 441包（包括香港的1 430包），约较上年增加74 129包（不计香港72 699包）。④1930年华商纱厂逐渐减缓上升势头，主要表现为纱销疲软，销量停滞，纱价下降，存纱增多。但由于棉价不高，没有形成棉贵纱贱之势，棉纺织业的整体赢利状况尚不错，可谓持续第三年的好形势。
由于抵制日货和棉贱纱贵，经济环境颇有利于华商扩大生产，在利好情况下，华商纷纷扩充生产。1928年至1931年底，全国华商纱厂从73厂增至84厂，4年年均增2.75厂。纱锭从2 113 528枚增至2 589 040枚，增加了22%，年均增11.8878万枚。⑤
1931年对于中国棉纺织工业是一个从好向坏转折的年度。市场制约对棉纺工业的影响明显增加，棉纺织品需求显然较上年呈颓势。但由于金贵银贱之汇率利于华纱价格提升，上半年棉纱市况尚可。下半年由于日本侵占东北和长江大水灾等事件影响，棉纺织工业生产受到相当程度冲击，华厂则抓住抵制日货机会扩大了生产。但由日本侵略引发的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即国内市场萎缩而生产供给却显著扩张的矛盾也正在形成之中。
二、棉纺织工业危机与华商企业的奇异行为（1932-1936年）
（一）危机
“1931年以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就陷入恐慌深渊”⑥。自“9.18”事变起，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步入为期4、5年之久的危机之中。1932年形势已大变：“年来因为金贵银贱和国人采用国货的关系，各业都很发达”⑦的局面一扫而光。以荣宗敬为代表的极力扩充华商纱厂生产的民族资本雄心，在1932年后因环境的急剧恶化而陷于流产。刚至3月，机纱市场就面临着“银根奇紧，各帮销路顿形呆滞，因而纱价步跌”局面。申新在上海的7个纱厂之机纱无不“积货如山”。⑧之后，华商纱厂步入4年之久的危机中。国内外各种恶劣因素接踵而至，而潜伏的危机亦一同暴发，民族纺织工业陷入空前困境之中。
年初，机纱市场滞销问题已非常明显地摆在纱厂面前。新年伊始，日军公然出兵上海，华商纱厂受到严重破坏，上海纱厂多数停工。3月份，现纱市况极其衰败。尽管由于产量下降和抵制日货，华纱价格受需求拉动以后一度上涨，但为时不长。1932年，天津纱、布市况也日趋恶化。7月份华商纱厂存货已达机纱20003包，布7 000余包，估计8月底存纱将达5万余包，“为从来未有之数字”。⑨
棉纱市场萎缩对棉纺工业造成的巨大冲击一直延续到1936年危机结束。
需求下降鲜明体现在机纱销量和机纱价格变动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机纱销售地，1931年至1935年全部棉纱成交量可见表1⑩：
表1显示，1933年是中国机纱市场最不景气的年头，仅就国内市场的各帮采购量看，各地方成交量只相当于1931年365 401包的58%，相当于1930年成交量495 942包的42%。直至1936年始好转。
与机纱销量大幅下降的同时是存纱量的急剧上升。有关报导指出：纱价虽已极贱，而销路之沉滞如故，初未因价廉而稍稍引起需要，致纺厂囤积之纱，乃达最高纪录。(11)表2是棉纱工业危机中上海存纱量的不完全记录：
在需求、纱花比价、国际金融、国内灾难特别是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的危机冲击下，华商纱厂陷入高度困境，主要表现是厂家大量停工、改组和倒闭。1933年4月，华商纱厂联合会发表减工公告：“本年以来，纱销呆滞，市价低落，而棉价则比较坚稳，厂业日趋艰难。本会因于3月31日举行执行委员会…一致议决减工。”第一期减工办法是：“自该年4月22日起至5月21日止，各厂实行减工，每星期六星期日，日夜班一律停止工作，或减工23%”。(14)实际上，部分纱厂的减工停工早已开始，而且一直延续至1936年上半年才有所减缓。
我们根据原始统计资料，对10年期间华商纱厂的停工状况作一详细统计。(15)结果是：以年度计算的长期停工的厂家，1929年度，停工纺绽43 832枚，纱锭停工厂2家；停工布机700台，布机停工厂家3家。至危机最严重的1935年，停工纺锭达508 264枚，出现纺锭停工的工厂19家。停工锭数、厂家分别为1929年的1 160%、633%。当年停工布机5 201枚，布机停工厂14家。1935年分别为1929年的743%、466%（出现纱锭、布机停工的工厂有同一厂者，有不同厂者）。
长期减工、停工的结果是纱厂的改组、出租、出售。
（二）华商企业在危机中的奇异行为
在“一般正常”的市场机制下，面临不利的市场需求环境，企业必然要缩小投资、削减生产。在1930年代以前，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企业大体遵循了这个一般规律。但是，在1932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大量企业停工改组以致倒闭的状况下，民族纺织工业在总体上不但没有缩减生产规模，反而在极力扩大。主要体现在纱锭的增加和新厂设立数的增加。自1932年至1936年，华商纱锭总数从2 637 413增至2 746 392枚，净增108 979枚，5年年平均增加21 796枚，接近于1923至1927年间的2倍；新设厂数从88增至90家。在最困难的1935年，纱锭数、企业数反而增至最高，纱锭为2 850 745枚，厂数为93家；而在形势明显好转的1936年纱锭数倒有所减少，企业数甚至低于1933、1934年。这一时期的民族纺织工业总体呈现出生产设备——纱锭、布机的增加，和企业大量停工、利用率明显下降并存的极矛盾态势。(16)
三、奇异行为原因试探
导致华商纱厂在危机中奇异行为的原因当不止一端。以下仅就最为明显也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深化，民族企业丧失完全自主权，试作初步探讨。
在非战争状态下，华商纱厂的最大威胁是日厂的排挤压迫，这是从厂商到政府的一致认识：“查吾国纱业之衰落，近年以来日益显著，夷考其故，自不止一端，而受外货倾销之打击，则实为其最大之致命伤”(17)。著名纺织界人士朱仙舫指出：“回顾国内现状，纺织工厂类多岌岌难于自存，在艰难中谋挣扎……成品价格低落之甚，尤为向所未有。此种矛盾现象，一分析之，属于国家者，则因受国际条约束缚，不能杜绝外货倾销，发挥作其保护国内纺织工业之能，洋厂设于国土之内，不能高其税收，以免国内纺织工业受强烈袭击。”(18)
日本垄断、控制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企图绝非自20世纪30年代始，但因种种原因未完全得逞。在有限的中国市场中，外国进口棉纺织品、外资在华企业对民族资本的疯狂排挤和沉重压迫，以及民族工业的奋争反抗，一直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发展过程的主旋律。但是，尽管全国人民和华商的反抗获得了成效，却并不能扭转根本大局。一战刚结束不久，日本纺织工业为了摆脱国内困境，就迫不急待大大加快了向中国的扩张。1921、1922两年内，日商在上海设立了东华、大康、丰田、公大、同兴等6家公司；在青岛新设了富士、大康、隆兴3家公司；更进一步增设东华第二、日华第三、上海纺第三、内外棉第十二、十三等5个纱厂和内外棉1个布厂。这两年成为日商在华设厂的高峰期，(19)也是战后中国民族纺织工业重陷困境的重要因素。
日资凭借全国资本和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在数十年的扩张中已经取得了棉纺织工业中重要部分的垄断权和控制权，1932年左右，“全国棉纱市场的总销量中，中日纱厂的力量分配为，13支以下的粗纱，华商产量占95%以上；23支以上的细纱，日商占50%以上”；“华商所能完全控制的市场只有占全销量20%的粗纱；其余80%的机纱销量，日商势力或占25%以上而不可抗拒轻侮，或占50%以上而占绝对优势。因此市场情况之变动，全不能由华商独自控制。”(20)所谓不能控制，一是产品数量方面华商不能保证供应，不能不依赖外商。二是产品价格华商不能左右。数量上，由于日货占市场棉纱总量的28.5%，占棉布总量的55.3%，特别是高支纱即23支纱以上的细纱大部分为日商生产，所以一旦日货短缺，便必然发生供给不足。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引起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然抵货运动展开后，上海方面，各客帮深恐此后采购日货不便，竞买竞囤，一时沪市日纱售价大涨，存货走销一空，轮运几于不暇供给，现货不足，及于期货”(21)。当“九·一八”事变中国民众封存日货总价值达7 000万两时，许多使用高支细纱的华商染织厂不能不向英国采购细纱。(22)外资在产品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使华资丧失了在本国市场中推销产品、获取原料的主动权，以致连抵制日货都无法顺利进行。它又使华资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根据市场需求调节生产的主动权，被迫按照日资的动向选择产量和产品种类。外资产品更可以在价格竞争上置民族产品于不利地位。日货在产品市场中的所占比例愈高，日商对价格的控制越强，越是细纱，降价幅度越大，32支至42支纱的售价，原来一向与华纱相差无几的，竟低于华纱70至136元。“此乃纱支愈细，日商产品在市场供给量中的数量愈大，故其控制市价的能力愈大的缘故”。(23)
不能否定，日本棉纺织品得以排挤国货的原因有生产量和生产水平较高因素，但更重要者常常是特殊的政治因素和日本获取的在华特权，以及日本采取的种种“正常市场秩序”下所不能容许的卑劣手段。日本对华的各种超经济的手段，都是在其政府的“国策”指导下，以日本各大财团的庞大资本为后盾进行的。没有日本国力为后盾，日厂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力量在中国市场上予取予夺，横行霸道。华商纱厂面临的绝非是孤立的单兵作战的日本厂商，而是倾全国之力的必欲置中国于死地的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整个国家力量。正如严中平指出的：19世纪我们业已看到日本纺织界强力的卡德尔组织——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的规定价格、津贴输出等种种向中国市场发展的联合行动；我们于20世纪之初，又看到三井财阀怎样领导棉业界，组成棉业组合，力谋向东北、华北市场进出，终于攘夺美货的销路。欧战以来，大纺织公司随着金融力量之加强，利用不景气的时机吞并华厂的趋势愈合明显。(24)日商纱厂，都有财阀为后盾，且日商在华有完备的投资系统，颇得运用自如，这种优势在危机时尤为明显。1933年一位纺织家曾说，我们厂家所负利息，总在8厘至1分，他们（日厂）在3厘以下，所以在抵制日货时期，上海日商纱厂家家赚钱。而三井银行仍认日厂现在已处困难应特别帮忙，所以现在放款利息又特别减轻一二厘。且上海日本纱厂营业，完全由江商、东棉、内外棉3家洋行操纵，此3家洋行有银行为之后盾，而银行背后又有政府为之后盾。(25)
日资在中国数十年的扩张和对华商纱厂造成的巨大压力，使中国棉纺织工业的运行远远偏离了所谓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律”：市场供求已不是决定华厂扩张或收缩的基本原因，因为影响市场者，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需求程度，却根源于中国、日本双方纺织工业力量的较量和对比。华商纱厂前进的最大阻碍和敌人是外国纱厂主要是日厂，如果说，自20世纪初，经过一次大战至30年代初的十数年中，列强尚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列强的工业品并不能完全垄断中国市场，民族工业还可能利用这个时机，借全国人民抵制洋货运动的帮助，尽其可能得以有限度发展，华商也还有和日资长期较量的前景和机会，那么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公然占据东三省，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日军占领东北，彻底暴露了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清楚意识到，已经濒临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若不抓住最后机会发展实力，则将彻底丧失生存前途。而全国民众因日军占领东北激起的强烈反日、抵制日货运动，则是华商唯一可能的扩充生产的机会。毫无疑问，民族纺织业者必然会抓住这个唯一救亡机会的。1931年9月25日，荣宗敬致申新各厂信中说，“此次关外事变猝起，日人侵略野心完全暴露，诚危急存亡之秋。吾国纺织业受人倾轧已非一日，现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当此纱销畅旺、国货推行之际，应由各厂召集工程师及重要职员，切实讨论如何加紧工作，如何改良出品，以副爱用国货者之需求。”“抵货运动风起云湧，各地客帮深恐战事延长，尽量购求，故棉纱现货市场甚俏，其时该公司［申新］各厂纱线存货约有五万二千件，计售去约二万三千件，获利甚巨。”(26)为了增强华商对日商的竞争力，“九·一八”后荣宗敬还向政府当局提出“以英国庚子赔款为担保，向英国赊购纱锭六十万锭”的计划。
荣宗敬的言行，体现了整体华商纱厂业对日本军事经济侵略反应的总倾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可能解释“自东北沦陷，暴日造成所谓‘满洲国’之傀儡局面后，此26%之棉货，15%之棉纱数字即绝迹于海关贸易报告，大好销路尽被截夺”(27)的状况下民族工业的极力扩充行为。东北地区的沦陷使中国面临失去一个巨大的极有发展的市场前景。对稍有远见的企业家来说，市场缩小本应对之以生产的跟进收缩，但一直处于外商沉重压力下的民族工业为了求得一线生机，却不愿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因外资暂时受挫而出现的市场机遇。“九·一八”后出现的反日高潮，被民族资本视为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唯一时机”而迅速扩大生产。这不能不埋下产品过剩的市场危机。这就直接使民族工业陷于巨大的内在矛盾而无从自拔：一方面，市场空间已巨量减少，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大量投资扩充生产是极其危险和不理智的。而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反日机会扩大生产以图救亡，不如此不能生存。丧失行为自主权，这是列强控制主宰中国大局下民族企业一切行为的总根源。
四、恶果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危机中，由于日本纱厂乘华商之危，极力扩张图置华商于死地，独霸中国市场，迫使华商不得不在原本应紧缩生产的局面下，却依然增加生产设备和产量以避免死亡，由此出现了市场萧条、需求量急剧下降而厂家却持续扩充生产的奇异现象。无论是“九·一八”之前还是之后，由帝国主义控制和影响的外部环境，都使中国民族资本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当帝国主义侵略激起中国人民抵制洋货运动时，华商势必趁机极力扩大生产能力，占领市场，但当华商竭尽最大努力甚至不惜借入巨量资本建立的生产能力刚刚投产时，侵略进一步加深所造成的市场缩小和消费水平的恶化，又使华商纱厂尝尽产量供过于求的苦果。
从表6可见：
(1)1928至1931年，华厂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有利形势下，纱锭布机设备均有较大增加，而工厂的开工即生产状况也相应较好，形势甚佳。与此同时，日厂则与华厂展开激烈角逐。在不利形势下，日厂主要谋求占据布匹市场，大力扩充设备尤其是增加织布机，更在布机的开工生产方面明显超过华厂。但日厂纱锭的生产和设备的增量并未占明显上风。
(2)在1932间，华厂进入不利局面中，纱锭布机的增量急剧下降，开工、生产状况更严重下降。惟日厂由于强烈抵制日货之影响，处境较华厂更坏，不仅设备增减率大降，实际开工生产状况更远较上年为劣。形势远较华厂为坏。
(3)1933年后，华厂陷入严重困境和危机中，突出表现是开工生产状况极差，至1935年达于极点。而日厂不仅在设备尤其是布机的增量上远远超过华厂，其开工和生产状况更远优于华厂。充分体现出日厂利用华厂的严重困境，尽其所能扩充势力，打击排挤华厂以独霸中国市场的野心。设想在此局势下，若华厂不扩充生产能力并增加产量，势将完全失去国内市场，丧失生存条件。
(4)在危机中，华厂设备增加率明显高于开工率，而日厂恰反之，说明华厂与日厂的不同处境和不同目标：华厂增加设备或开设新厂是在经营状况远远劣于日厂的状况下，为求一线生机的被迫之举。而日厂是在远比华厂有实力，抢占市场已获先机的态势下准备继续大举占领市场。
正是这种已被吞并的事实和即将死亡的威胁，华厂乃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为了自救，为了保存今后的一线生机，在本应缩减生产时却扩张生产。这是民族资本丧失国内经济的主导作用、经济局势被外国资本控制的结果。正如1934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年报告书中所说：“生产不能与需要相适应之结果，为制品存积之增多。年来纱厂存纱甚厚，已成常态。以上海言，昔不过十万包左右。间或溢出，不久即减。讵上年上海存纱，恒在十万包以上，仅华厂亦在十万包左右。厂家常负担如此大量存纱，微特资金呆搁，即所需利息亦难胜任。此亦本年度吾业所感最大之痛苦。屡次协议减工，盖不胜存纱之压迫也。”“欧美各国棉纺所感之困苦，厥为产品销路之减落。产品滞销，则减缩生产以谋适应需要。因有高壁垒之关税，固不虞外货之侵销也。我国则异是，关税既轻，无以阻外货之侵入，而国内外厂亦且与华厂相等，门户洞开，棉货供求之盈虚，国人已无法调节。若减产以求与需要相适应，不特国内外厂将增其产率，国外制品亦必滔滔输入。是华厂愈减工而外厂增产愈甚，外货输入愈多，虽华厂尽可能和停工，殆亦无以使我国棉货之生产与需要相适应。此吾人所以明知生产之过剩，亦惟开工以应付此非常之环境。此种情形为他国纺业之所无，而为中国所独有。”
日厂在危机中实际开工率的扩大往往是通过吞并处境困难的华厂实现的。在占领东北后，华北即成为日本欲夺取的目标。华北的纺织中心是天津和青岛。1931年前，天津无一家日本投资的纱厂，至1932年后，华厂裕大因欠债被日资接管。1936年华厂裕元、华新均归于日方。1936年，宝成三厂因亏损归于日资。唐山华新厂亦被迫于1932年与日资合办，于1936年归日资独办。1937年日资裕丰在天津设立分厂。据日本记载，在天津筹建的纱厂还有9家之多。在青岛，1931年时，共有纱厂7家，其中日厂6家，华厂只1家。日厂有纱锭363 652锭，华厂为43 654锭。日厂有布机4436台，华厂0台。由于日厂大肆扩张，至1936年，日厂纱锭增加到520 340锭，布机增至8 748台，而华厂纱锭只增至48 044锭，布机500台。(28)
日本军事经济侵略对于中国更深层次的破坏性是对中国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适应国情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方向造成极大破坏，就棉纺织业而言，就是对农村手工织布业造成灾难性冲击，并从而造成棉纺工业的市场危机。这种破坏表现在日本侵略东三省对土布的巨大影响；日本纱厂大量倾销棉布对土布的压迫；以及日本纱厂对华商纱厂的排挤迫使华厂改变经营方针，生产机布，又进一步打击了土布生产。它最终造成民族棉纺工业和农村手织业两败俱伤。(29)
五、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本文初步讨论了在市场和其他经营条件十分恶劣状况下，华商纱厂却拼命扩张生产的现象，并就如何理解这一“奇异现象”作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近代中国存在的市场是何种性质的市场？企业行为和市场究竟是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影响如何？
当代经济学概念一般将现代意义的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型、垄断型、寡头垄断型、垄断竞争型 4种类型。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认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所谓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分析范式）。这个观点虽然被学界质疑或证伪，(30)但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重要关系，对我们仍有重要启示。
那么，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所处的市场是何种类型的市场？它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及其绩效的关系如何？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市场肯定不是完全竞争型或完全垄断型的；它也不符合寡头垄断市场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倒有些像垄断竞争型。但它与包括垄断竞争在内的上述4种类型的市场结构有一个基本不同，是经济学概念所提出的市场结构，是在“市场经济”理念总框架中的市场类型，是以完全竞争程度为基准来衡量的，或可被归之于“市场是否失灵问题”。而抗战前的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市场，明显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如果说，在危机前，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市场还勉强称得上“垄断竞争型”，即存在明显的几家日本公司为一方的市场势力，对纺织品供给在数量、价格、品种方面形成垄断性操控，而同时有众多可以进出行业的中国企业与之竞争(31)。但在“九·一八”后，由于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对棉纺织工业的影响因素已大大超越一般所谓的市场经济范围。
最后应该指出，日本势力对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关系，只是影响民族企业的一个方面。列强，包括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民族工业的影响尚有其它方面，如20世纪30年代危机中国际金融变动对中国物价的重大影响等。中国内部也有重要因素的影响，如30年代的“农村破产”等。而棉纺织工业及其市场，又仅仅是中国近代经济中的一部分，它要受到国内包括市场性质和结构的整体经济的制约。因此，本文所初步探讨的内容，并不能完整解答开始时提出的在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只能作为继续研究的一个开始。
注释：
①感谢在首次宣讲本文时徐鼎新、贺水金研究员等的中肯评论。贺研究员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棉纺织业面临兴旺局面，企业自然会扩大生产，而从购置设备到机器投产是有时滞的。30年代后出现的危机为企业家所始料不及。笔者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不过，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和扩张，一开始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外资不利时进行扩张是它们可能做到的最佳选择。20年代后期棉纺织业的景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抵制日货扩大了民族企业的市场空间，民族企业立即跟进。典型如荣家申新系统1925年“五卅”运动中建立申五、申六；1928年“五三”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促使申新建立申七增设申八。直至1931年秋申新在四、五、七各厂增设线锭3万余枚，仍然不外是抓紧“年来金贵银贱，洋线输入减少”机遇的举措。无疑，外资在华势力的消长，是决定民族企业行为的基本因素。正是这个基本因素极大刺激了民族企业利用一切机遇大肆扩充，并埋下日后大吃苦头的前因。另外要补充的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在境内分布的不合理，如广东、西安等地需要建厂，也使得30年代民族工业在困境中仍然增添工厂和设备。
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认为，一战后中国棉纺织业的萧条从1921年年底或已开始，至1924年达于底部，以后两年始有转机，直至1931年至顶点。
③《去年上海纱花市况之分析》，《工商半月刊》1卷3号，1928年2月。
④《十八年上海纱花市况之回顾》，《工商半月刊》2卷6号，1930年3月。
⑤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院1987年版，第88页丁昶贤数据。
⑥钱俊瑞：《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2页。
⑦何炳贤：《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工商业的回顾》，《工商半月刊》5卷1号，1933年1月。
⑧《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8页。下引此书均同此版不另注。
⑨《纺织时报》904号，1932年7月14日。
⑩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表132，1950年版。下引此书均同此版不另注。
(11)《华商纱厂联合会年报告书》（1933年4月），《纺织时报》第984号，1933年5月。
(12)仅纱厂存纱数，不包括交易所、栈房。《纺织时报》885号。以下均为纱厂存纱数。
(13)不包括栈房存货数。《纺织时报》第822号。
(14)《纺织时报》第977号，1933年4月13日。
(15)资料来源：《中国棉纺统计史料》。必须注意的是，停工是指年度性的长期停工，停工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其原因大多是工厂严重亏损无法开工，其结果往往是厂家改组甚至倒闭，这和厂家尚能维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短期的减少设备运转是不一样的。这里所列各厂数据，纯为年度停工数，不包括未开工数。
(16)详见表6。
(17)《五中全会救济纱厂扶植产业两案原文》，《纺织时报》第1150号，1935年1月7号。
(18)朱仙舫文，见《纺织时报》1149号，1935年1月1号。
(1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6页。下引此书均同此版不另注。
(2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16页。
(2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5页。
(2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2页。
(2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8页。
(2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71页。
(2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18-219页。
(26)《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52-253、258页。
(27)《去年中国棉织业之回顾》，《工商半月刊》6卷9号，1934年5月。
(2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6-237页。
(29)这方面较早的分析可见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日军占领东北对民族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影响是全国性的，除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华北、华南都受严重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论。
(30)如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透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等等。
(31)中国企业内部也有少量大型企业集团，并可能对中小企业实行兼并。但不能确定其对市场是否形成垄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