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学研究进展述评：2010-201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述评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学一直处于我国学术话语圈的边缘地位。然而，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图书情报学突破了传统的研究立足点的限制，将研究视野从图书馆等信息机构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信息活动，将学科功能地位从为信息机构的信息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转向为社会和个人的信息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在长期的学科积累和知识生产过程中，图书情报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本文从理论与事业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计量学与期刊评价和历史研究四个图书情报学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对近几年的学科进展进行述评。 1 理论与事业研究 对理论和图书馆事业的关注，使得图书馆学从传统以图书整理与图书馆管理为取向的职业培训式的知识体系，蜕变为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现代图书馆学体系。近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最大的热点莫过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而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关注无疑成为事业研究的最大亮点。 1.1 反本质主义理论取向之争 由于我国特殊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制模式(西学东渐)，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体系都是采用一种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图书馆学当然也概莫能外。在图书馆学内，宏大叙事的最主要影响体现在研究议题的选择上，普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学大家都热衷于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纵情挥洒。 自1957年刘国钧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肇始，国内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热衷于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追问图书馆的本质或回答“图书馆是什么”这一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研究模式：“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1]，进而讨论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等元问题[2]。图书馆的本质或回答“图书馆是什么”这一问题，便成为所有此类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各种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因此，在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历程中，不同学者对这些学科元问题的深度构建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知识谱系中的“一个个崭新坐标”[3]。这一模式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长达半世纪之久，直至世纪之交王子舟系统地提出“知识集合论”之后方开始消减，但仍时有余波泛起[4-6]。 2003年，范并思明确指出：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长期钻在概念和机构的小圈子里，错误地认为不明辨基本概念就无法推动学科的发展，忽视对隐含在图书馆事业或活动中的观念和制度的研究[7]。由此正式揭开了图书馆学界对这一研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蒋永福、傅荣贤将这一研究模式归结为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知论路线的影响，呼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不再追问本质”[2]，尊重多元价值观及其之间的差异，实现学者之间的民主对话，将图书馆学的知识积累建立在博弈选择基础之上[3]，完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蒋、傅两人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应，一些学者群起而笔伐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君于2012年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7篇连载长文，针对蒋、傅二人的核心观点逐一进行反驳，2013年刘君又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长文重申对基础理论研究本质主义取向的辩护。在刘君看来，蒋、傅两人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研究”简单归结为“本质主义”，认为“反本质主义”就是反对对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等元问题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进行形而上学式的探索。刘君认为蒋、傅两人对本质主义有严重的误读。他援引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本质主义“假定事物具有唯一的、普遍的永恒本质”，而提出各种图书馆本质“说”的学者们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的学说最能揭示图书馆的本质，也没有肯定图书馆的本质是恒定不变的；反而都是非常谦逊的承认自己对图书馆的定义只是“一个临时的定义”，坚持认为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不断的深化的过程。在刘君看来蒋永福最自相矛盾的是，蒋自己在2009年之前非常积极地投身于基础理论研究界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探讨，现在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批判本质主义的主将之一，何其吊诡。刘君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在整体上并不存在‘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受意识形态和制度权力制约的把某种特定理论作为‘中心话语’去贯彻的‘本质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8] 刘君的文章非常晦涩，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刘文的论述逻辑存在两点致命的缺陷：一是否定人类认识是可以变化的，二是偷换概念。刘文认为蒋“扛着红旗反红旗”，本身就可以说明蒋、傅等人对基础理论研究本质主义的批判不攻自破。然而，刘君是否犯了认识僵化的错误呢？用现在的政治时髦话来说就是否认了人类认识与时俱进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理解，正因为蒋投身过对图书馆本质不遗余力的孜孜追索，才深刻体会到这种研究模式的内在缺陷，最终醒悟而对此大加挞伐呢？在以往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不同学者用不同的概念表达图书馆的本质，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在刘君看来，这种概念术语的变化直接成了“图书馆本质的变化”，所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就不符合罗蒂定义的本质主义的特征，因为罗蒂定义的本质主义坚信“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蒋、傅两人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批判与事实不符。在刘君看来，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没有假定图书馆存在“唯一的、普遍的永恒本质”，也没有假定图书馆的“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蒋、傅两人怎么能把“本质主义”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呢？然而，细心的读者只要不被刘文的冗长吓住，就会发现文章在论证时明显地偷换了概念。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哲学取向问题，更意味着图书馆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向。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图书馆学研究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表述方式上的改变都将可以拭目以待。 1.2 儿童图书馆学研究方兴未艾 历史上，我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不仅垄断了知识的生产，同时也严格控制了社会的信息消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最好的例证。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发轫期，社会的物质财富并不充裕，无法在各行业均衡投入。因此，现代图书馆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初便具有了与生俱来的精英主义取向，即集中人力物力办几所模范图书馆以供效仿；这样的图书馆，其服务对象必然地集中于社会精英，忽视对弱势群体或特殊群体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儿童图书馆事业和儿童图书馆服务可以说百年来进展甚微，儿童图书馆学研究在图书馆学的主流学术媒体上也非常鲜见。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状况在最近几年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善。在图书馆事业实践上，少儿图书馆的数量有所增加，2007-2011年，我国的少儿图书馆从84所增加到94所，仅2011年一年，就有福建、甘肃、东莞、宁波、铁岭等地新建少儿馆并对外开放[9]。虽然如此，我国的儿童图书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足。因此，在现有的图书馆事业基础上，开拓图书馆的儿童服务功能就成为有效解决资源短缺的手段。于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开展了一系列推动儿童图书馆事业和儿童图书馆服务的活动。“201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2012年9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启用‘提升未成年人服务计划’，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2012全国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巡讲活动……2012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首设未成年人服务展区。”[10] 这一系列实践活动不仅引起了社会对儿童图书馆事业和儿童图书馆服务的广泛关注，也促使相关研究开始进入主流图书馆学媒体的视野。以《中国图书馆学报》为例(检索时间为2014年2月9日)，儿童图书馆相关主题的论文仅有6篇，2篇分别发表于1999年和2000年，2011-2013年却连续刊发了4篇相关论文。这充分表明儿童图书馆和图书馆儿童服务研究开始由图书馆学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 从目前研究的切入视角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面向未成年人的独立建制的图书馆展开的研究，二是研究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各项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例如，于斌斌对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进行综述时发现，各种研究“在研究侧重点及研究方法上不尽相同，但是在研究结论上却相对一致，即有效的或高质量的中小学图书馆同学生的考试成绩呈正相关关系，对学生的其他能力培养也有积极的帮助。”[11]目前我国虽然在素质教育改革中开始关注中小学图书馆的作用，但是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底子太薄。从现有的法规文件内容来看，“中小学图书馆仅仅被看成是素质教育的保障条件，而非素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误区，导致我国目前缺乏针对中小学图书馆展开的以经验数据为支持的实证研究。对于独立建制的儿童图书馆的研究情况略好于中小学图书馆，这主要依赖于文化部于1994年开始推动施行的全国性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在2012年底开展的第五次评估中，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受文化部委托专门组建了普通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两个修订小组，在第四次评估的基础上修订起草第五次评估定级标准[9]。 由于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图书馆在我国非常稀缺，因此如何在现有图书馆体系上拓展未成年人的服务，便成为儿童图书馆学研究的突破口。黄如花、邱春艳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未成年人服务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梳理，比如设置专门的青少年服务馆员、根据年龄段提供区别化和特色化的服务、鼓励14岁以上的青少年参与提供服务和管理、为青少年配置专门的图书馆空间等措施，都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具有极强的经验借鉴意义。美国《图书馆杂志》开展的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图书馆星级评定活动，其内容包括儿童服务、学者读者服务等，与我国文化部主导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10]。范并思以《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两个法律性文本为依托，演绎出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服务工作必须遵循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儿童和成人一样平等能享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二是图书馆服务中儿童优先，三是对所有儿童提供平等服务[12]。这些原则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未成年服务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关于如何具体展开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我国已有一些公共图书馆展开试验。如丁文祎对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报道总结[13]。更有一些学者已经前瞻性地开始关注未成年人服务质量的评估问题，比如王素芳等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评估指标体系[14]。 虽然儿童图书馆学的研究议题已经开始进入图书馆学主流话语，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偏重于对国外相关经验的总结介绍，为国内的实践工作和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也兼及对国内相关实践工作的总结和报道。实践部门对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具体举措还有待试行实施，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仍然缺乏足够丰富的实践素材来检验欧美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在我国环境中的适用性。 2 信息组织与检索 信息组织与检索一直都是图书情报领域关注的热点，也是图书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近年来，信息组织研究呈现出四大特点：理论思辨、实践推进、宏观规划和微观探索，信息检索领域的热点主要聚焦在信息检索的模型与算法、语义检索和用户信息检索行为三方面。 2.1 信息组织领域 2.1.1 理论思辨：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基本原理的拓展 近年来，关于信息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其最大的特色是思辨色彩浓厚。在广度上，一方面，它涉及古今中外，如在新信息组织环境下对南宋郑樵的校雠理论和当代印度阮冈纳赞的分面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15]；另一方面，它涉及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维度，如将知识组织理论划分为面向个体、面向社群和面向社会三个层次[16]。就深度而言，这种思辨既有原则性的探索(如提出知识组织十大原则[17])，又有方向性的指引，如提出知识组织沿“线形→树形→盒状→链式→网状”的演变路径[18]，更有对学术分歧的反思，对知识组织研究领域中产生的分歧进行了分析与展望[19]。 2.1.2 实践推进：知识组织的应用研究 实践推进也是近年国内学界对知识组织研究的重要贡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组织或知识组织应用研究，包括对中国知网的知识组织模式的继承与创新[20]、对WorldCat的信息组织策略的变革[21]、百度百科和维基中文百科等网络百科知识组织的对比[22]等，这些实践深化了知识组织理论在网络数据库、在线编目联合目录及网络资源组织等领域的应用，对理论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2.1.3 宏观规划：新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系统规划与设计 近年来，Web2.0不断推广，社交网络和语义网络环境成为倒逼知识组织系统进行重新规划与设计的关键因素。网络知识组织系统(NKOS)中语义描述、体系结构、编制原则和应用指南等内容的规范设计成为焦点，传统知识组织系统与新兴社会化组织工具的集成也成为趋势[23]。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应借鉴国际组织的知识组织规范和标准，如卜书庆[18]通过对ISO、IFLA、W3C近年来颁布或修订的有关知识组织的规范或标准进行跟踪研究来反思其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应在规划之初统筹兼顾，解决好知识组织系统互操作问题[24]。 2.1.4 微观探索：知识组织方法间的互补、融合与互操作 知识组织方法间的交互主要体现为分类词与主题词等受控词、大众分类法、本体之间的交互。早期的该类研究主要关注于上述方法之间的异同分析，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补与融合才是知识组织方法间交互的重心，如贾君枝认为[25]利用分众分类法与受控词表的优势及时更新、修改、完善受控词表最终达到两者优化。在大众分类法与传统分类法的交互方面，学者主要聚焦于利用传统分类法的优势完善大众分类法[26]；在叙词表与本体的交互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利用叙词表良好的概念关系构建本体[27]；在本体与大众分类法交互研究方面，有对两者融合机理的探析[28]，也有应用本体解决大众分类法缺陷的构想[29]，更有利用大众分类法构建“网络文学书目”本体的尝试[30]。 2.2 信息检索领域 2.2.1 信息检索的模型与算法 信息检索的模型与算法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常青树，近年来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既重视对传统信息检索模型的继承与反思，也强调用实用策略改进检索模型的检索结果[31]，更突出利用新理论、新技术构建新的信息检索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有基于正负关联规则融合的信息检索模型[32]、基于本体的模糊信息检索模型[33]和基于量子的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34]等。 2.2.2 语义检索 语义检索因比传统检索更具准确性而备受青睐，近年来该方面的研究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就涉及的领域而言，文本语义检索仍然占主流，图像语义检索[35]，视频语义检索[36]逐渐被重视；就实现的技术手段而言，基于本体的语义检索[37]是主要途径，而潜在语义分析[38]、共现分析[39]成为了实现语义检索的新的有效途径。 2.2.3 用户信息检索行为 信息检索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信息检索领域凸显出来的新热点。较之前两个热点该领域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关于国内外信息检索行为研究热点的综述[40-41]仍是关键的切入点。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用户信息检索行为涉及农村用户[42]、高校学生[43]、少年儿童[44-45]等多种信息检索行为主体；就研究内容而言，情感分析[46]是信息检索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3 计量学与期刊评价 如果说信息组织与检索是图书情报学的核心，那么计量学与期刊评价是图书情报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增长点。正是通过对学术期刊的关注和研究，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知识体系从为信息机构服务，延伸到为整个社会和学界的知识传播和科研管理服务。计量学与期刊评价是图书情报学从学术界的“边缘走向中心”的突破口。虽然学界对当下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诟病不断，但是根本原因是出自科研管理部门对工具的不当使用，并非源于工具本身。作为工具生产者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完善工具。 3.1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是期刊评价研究领域非常核心的研究内容之一，指标的优劣直接影响评价结果。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单个指标和多个指标展开相关研究。 (1)单指标研究 现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中，已经远非影响因子(Impart Fackor)一统天下了。除了Hirsch 2005年提出了h指数将作者的产出和被引同时纳入一个指标外，国内的一些学者也纷纷提出的一批新指标。如苏成等基于PrestigeRank算法提出期刊的权威因子[47]。刘颖从评价时间效应的角度，构建了动态复合衍生h指数、即时复合衍生h指数和时间活跃型复合衍生h指数[48]。李超构建一种考虑引用质量的加权影响因子：IF[，wh]指数[49]。许新军针对目前期刊网络传播力的评价相对薄弱的状况，提出基于下载量的期刊h[，d]指数[50]。苏芳荔和孙建军从引用认同的角度，提出了期刊引用认同指标[51]。侯湘和吕建斌在对现有影响因子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加权影响因子和生命周期影响因子[52]。周春雷根据学科专家们发文和施引时的期刊偏好信息设计期刊发文z指数和期刊被引z指数[53]。这些新的文献计量指标丰富了期刊评价研究的成果。但是由于这些指标都是作者个人的研究成为，没有被大型数据库生产商所采纳，因此缺乏实体大型数据库作为依托，很难在学界影响很乏反向，后续研究也较少；指标的适用性等问题也缺乏普遍的检验。 (2)多指标研究 多指标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考察各种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计量指标与同行评议的拟合程度。 董敏红以2009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9种图书情报学期刊为例[54]，对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等9个指标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评价指标有效性的问题。郑德俊对影响因子、期刊h指数、特征因子和新期刊扩散因子进行了评析[55]，并以CSSCI收录的15种图书情报学刊物以实证方式研究了其相关性。许海云和方曙通过对《2010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56]，对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9个指标的关系进行研究。彭爱东和于倩倩以CSSCI收录的47种综合性社科期刊为例[57]，研究了h指数、g指数和累积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相关性。王梅英等以JCR中和133种医学、内科学期刊为例[58]，研究了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史艳芬以国外信息科学与图情学科的25种期刊为例[59]，研究了SJR、SNIP与影响因子IF的相关性。王一华以SSCI与SCOPUS收录重合的38种国际图书情报期刊为例，研究了SJR、JIF和H指数之间的关系[60]，发现SJR和专家同行评议的结果拟合度最高。 多指标方面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方面没有太多创新，但其对期刊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可操作性而言是有一定价值的。在实证研究中，以图书情报学期刊为研究对象的居多，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所影响的。这样导致研究结果无法让其他学科的学者，同时也对指标在不同学科的应用的合理性等文献有一定困惑。 3.2 评价体系研究 使用指标体系进行期刊评价一直是我国学术评价的主流方式，指标体系避免了单个指标的视角、维度有限的限制，可以从多方面综合考察被评价的对象。 2010年，叶继元从“全评价”视角出发，试图构建通用的学术评价框架。所谓“全评价”，即从知识的形式、内容和效用三个角度出发，对评价对象进行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为达此目的，有组织的学术评价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制度六大要素组成[61]，每一大要素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子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随后，叶继元在多篇论文中对这个体系进行了论证[62-63]。在叶氏看来，“全评价”体系比数量评价和质量评价能更好地解释目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64]。这个评价体系的提出，对于推动和提升国内学术期刊评价的研究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操作层面，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如尹莉借鉴网页排序的PageRank算法[65]，从图论的角度构建了一种应用于期刊评价理论模型。陈铭在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和电子期刊评价指标的基础上[66]，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开放存取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权重的确定，最后构建开放存取期刊的评价模型。 3.3 评价方法 期刊评价方法通常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大类型。总体而言，国内学者比较注重定量评价。这主要缘于定量评价的客观性更强，研究数据容易获得，研究的可操作性更强等因素有关。张寅等使用简化区间数据主成分分析方法[67]，从整体上研究各学科期刊的差异，说明学科之间的不可比较性，同时试图筛选出衡量期刊水平的关键指标，遴选优秀期刊。俞立平等将期刊评价指标分为影响力、时效性、期刊特征三个一级指标，将结构方程的路径系数标准化后作为二级指标的权重、专家主观赋权作为一级指标的权重，对我国医学期刊进行了评价[68]。在原始计量数据的处理上，俞立平，武夷山通过对标准分和原始分的比较研究[69]，提出用标准分进行期刊评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俞立平等将标准TOPSIS推广到其他幂次并分别进行评价[70]，同时比较了不同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区分度、打分倾向、数据分布特点。王灵芝和俞立平分析了效用函数合成方法的特点[71]并以实证方式分析了各种合成方法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靖飞和俞立平针对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在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法——因子理想解法[72]。李长玲和郭凤娇基于中心性分析中的点出度、特征向量、权利指数三种方法对19种图书情报学的核心期刊进行了评价[73]。研究发现，权力指数的评价结果相对更合理、有效。陈振英在传统期刊评定的定量指标基础上[74]，引入定性评价及基于事实数据的情报学评价方法——“同行趋向法”，作为一种创新评价方法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到了可行性印证。 4 历史研究 图书情报界有着良好的治史意识和治史传统，这关于学科记忆和学科认同。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将“中国图书馆学史”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这是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近年来，图书情报界在史料整理、学科思想史、人物史和学科制度史上都取得了不俗的进展。 4.1 史料整理成果丰硕 傅斯年曾说过史学即史料学，史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亦不例外。2010-2013年我图书馆学史研究领域中，史料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言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丰富。 首先，民国时期重要资料的影印工作继续推进，继民国图书馆学“三大刊”(《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及《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前三编相继影印出版之后，《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四编》于2013年7月出版，该编共收录馆刊25种，计16册。馆办期刊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工作的重要一部分，不少图书馆都曾办有刊物，或记载报导本馆的日常工作，或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然而诸多刊物由于存在时间短暂现已难见，而这四大编馆刊的影印出版，无疑为研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由于我国早期不少图书馆学论著都是刊登于教育类杂志之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对这些刊物上的论著目前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在今后还加强对民国教育类刊物上图书馆学论著的整理、出版与研究。 中国的图书馆学虽然只有短短的近100年历史，然而在百年之中产生了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著作，如杨昭悊的《图书馆学》、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等，这些著作是对我国图书馆学阶段研究成果的反映，因此对这100年的经典著作总结其实就是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的一次总结，以陈源蒸先生为首实施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正是这样一个项目，该项目从20世纪已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中遴选大约100种学术水平高、在业界影响大、在教学与研究中迫切需要的著作，重印出版，以保存图书馆学专业学术文献，为学者研究提供方便，应该说该项目也是属于史料整理的一个范畴，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该文库偏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对与图书馆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目录学、文献学、分类编目等著作重视不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近两年来以程焕文教授领衔启动的《图书馆学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谭祥金赵燕群文集》(2011)、《李华伟文集》(2011)、《杜定友文集》(2012)、《胡述兆文集》(2013)等，而像沈祖荣、刘国钧、周连宽等人的文集也在陆续编辑过程中，其他前辈文集如《图书馆学情报学丛稿》(2011)、《钱亚新别集》(2013)、《中国图书馆事业和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论丛：张树华教授论文选集》(2013)等也陆续出版，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是靠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整理出版前辈学者的论著，一方面有利于保存文萃，另一方面也是对前辈学者的尊敬以及对学术史的一次总结，这都将为今后图书馆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动力。 4.2 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再探讨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一方面由于欧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东渐”，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古代目录、版本、校勘等传统文献学土壤的孕育，是典型的“二源汇聚”之结果。其中关于前者研究较多，而后者自民国杜定友(《校雠新义》)、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等图书馆学人用现代图书馆学方法有过研究之外，此后数十年图书馆学界一直缺乏系统的再研究。这一方面与图书馆学和传统文献学的进一步分离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图书馆学在信息化浪潮之下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更多的学者投入到“信息”及其相关的研究中去。不过近几年，图书馆学界又有学者重新研究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并认为我国古代确实是存在图书馆学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为对象，重在对这些图书馆史实的描述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强调和重视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历程背后的思想旨趣和观念动机，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揭示这些史实存在的精神动力。”[75]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最早要追溯到殷墟甲骨，而殷墟甲骨奠定了后世文献集藏思想的基础，该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文献集藏，在现实和观念两个层面上为王权政治服务，从而逐渐形成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兼具现实和观念双重内涵的独特个性，与单纯执着于现实层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图书馆学思想迥然而别[76]。在研究方法上，提出对于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一定要从具体问题出发并逐步走向体系建构，从而确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古代”内部自说自话的特殊经验和区域智慧，而是具有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能量[77]。近几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主要是由傅荣贤教授开展的，关于其研究较之前辈学者视野的确更为开阔，然由于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曲高和寡”，傅氏之研究姑且只能当作一家之言，笔者也不作过多评论。 4.3 图书馆学人研究拓展与深化 图书馆学人研究历来是图书馆学史研究的重点，从近几年图书馆学人的研究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1)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深入挖掘，第一代图书馆学人(或称“留美的一代”)由于之前被关注程度较高，所以研究成果很多，然而近几年由于国内外交流的增加，这批学者在美国的一些档案逐渐披露，因此对于这一代学者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对于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研究除了其在图书馆领域活动时期之外更加注重其早期或退出图书馆界后的活动[78-84]研究更为全面、系统。(2)第二代学人研究“趋热”[85]，由于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研究领域愈来愈窄，因此对于第二代学人如钱亚新[86-87]、毛坤[88]、周连宽[89]、吕绍虞[90]等人及其论著的关注渐渐成为图书馆学人研究中的热点[91]。(3)由于中国的图书馆学自产生以来便深受美国图书馆学的影响，因此，近几年对于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及其著作的研究，也成为图书馆学人研究中的一个新增长点[92-94]。 目前学界对于图书馆学人的研究，很多还是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对于其思想的根源、与时代的关系、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流等深层次的分析显得不足，因此对于今后图书馆学人的研究，一方面继续拓展研究范围，加强对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以及国外优秀图书馆学家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其思想的分析或深层次挖掘。 4.4 “学科制度”范式日趋兴盛 学科是一种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资源分配的制度系统，院系建制、学术共同体、学会、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学术基金、学术评价系统等则是学科制度中的“硬体”部分。院系建制是学科制度之核心，一个现代学科能不能在大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是衡量一个学科确立与否的重要标志。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传统的图书馆学史研究侧重前者，而对后者认识不足[95]。然而从近两年的研究发现，虽然不少图书馆学史研究者并未明确“学科制度”的内涵但是从其研究来看俨然已采用了学科制度这种研究范式。其中学术期刊方面，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民国三大刊”的个案研究之上[96-98]，对于其他一些刊物以及宏观的民国图书馆学期刊发展概况缺乏系统研究。除了期刊之外，学术论著也是学科制度的一大要素，2011年范凡出版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应该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该书以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它们的产生背景、研究内容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9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资料价值。在图书馆学术团体方面，台湾的宋建成早年曾对中华图书馆协会有过系统的研[100]，大陆顾烨青也曾就此做过专门研究[101]，然而在中国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成立过诸多社团，尤其是早期的教育界社团与图书馆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对中华教育改进社等进行研究[102]，然而除此之外其他诸多组织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学科制度范式虽然刚起步不久，诸多研究领域尚未开辟，但不容怀疑该范式将会成为今后图书馆学史研究的主流范式。 5 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有目共睹。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学术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可以说走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列；在研究内容上，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学术味”越来越浓；在学科交叉方面，以信息组织和检索为核心技术应用研究也形成了稳定的切入视角和自身特色，文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向科研管理等领域渗透。总体上，传统思辨性的“应然研究”逐步减少，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实然研究”越来越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流[103]。然而，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视角仍有待开阔，在立足学科特色的基础上，选择学术界、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议题，用其他学科认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些研究问题，将成为图书情报学进一步提升学科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