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毓[1]2002年在《观音传说与民众宗教信仰心理》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观音传说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传说中所体现出的民众宗教信仰心理，揭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心理的特点。 本文的第一章对当前中国观音信仰的研究作出综述。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及变迁，着重论述观音从男变女的过程。第叁章以各个时期的观音传说入手，分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叁个阶段论述民众宗教信仰心理的演变过程，认为民众对观音信仰的虔诚性、神圣性在减退，同时民众的宗教区别也在逐渐模糊。第四章从各地观音传说入手，分析民众对观音信仰的不同宗教信仰心理，同时对少数民族的观音传说所表现的宗教心理作了一定的论述，认为各民族的观音传说体现民众宗教信仰心理具有世俗化的倾向。第五章从妇女的生理特点、社会对妇女的压力入手，结合有关妇女的观音传说，分析妇女的观音宗教信仰心理。指出贵族妇女的宗教信仰心理明显不同于普通民众。第六章从观音传说入手，提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心理主要有浓重的功利主义、以人性造神性、道德的内省以及多神并存的包容性等四个特点，并分析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心理形成的因素。
王芳[2]2010年在《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研究》文中指出女性崇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华大地上,全国各地的传统女性崇拜种类多样,既涉及到儒、佛、道等各个宗教,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类型的专门系列文化和区域文化。中国步入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新旧文化的不断冲合,社会新陈代谢异常剧烈,各种传统女性崇拜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自身必然经历一个递嬗和转型的过程。因此,从“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角度来考量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与古代中国之传统女性崇拜相比,近代的传统女性崇拜呈现出总体性衰落的演变趋势。这主要与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之内在构成因素和外在时代潮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近代中国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因此近代传统女性崇拜所包含的部分迷信成分使其备受冲击。尤其是传统女神崇拜,其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对近代化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使其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从而逐渐走向衰落;另一反面,近代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民主思想的传播,使近代社会对人权、女性地位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对于中国传统女人偶像崇拜而言,其在尊崇道德高尚和才华横溢的女性方面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极端的贞节女性崇拜则与近代倡导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其走向衰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中国传统女性崇拜是物化崇拜(女神寺庙、女人偶像祠堂、女神像、女人偶像等)和象征崇拜(信众的观念、信仰和仪式等)的集合体,其中物化崇拜是其外壳,象征崇拜是其核心。当传统女性崇拜面临近代化转型期时,其整体性衰落一般从外在的物化崇拜开始,并呈逐步内化的趋势。近代中国之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其崇拜空间的近代式微。迫于近代化发展的压力,近代传统女性崇拜之物化形式——崇拜空间(寺庙祠堂及塑像等)多遭受改造或毁灭性的冲击。从物质空间的角度来看,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总体衰落趋势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神圣空间的缩小和塑像数量的减少;从精神空间的角度来看,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则显得较为隐蔽,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二是其主观载体的近代变迁。信众,作为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载体,主要是其象征崇拜(观念、信仰等)的承载者,因此近代信众的变迁趋势对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演化趋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信众类型多样,复杂多变,身处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有的坚守了传统女性崇拜,有的则因民智渐开而疏远之,这也正是导致近代传统女性崇拜衰落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表现极为复杂,其衰落程度则因类型、区域等因素而异,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近代中国激烈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女性崇拜的近代演化虽呈现出总体衰落的趋势,但同时也艰难地致力于通过自我更新和外在联系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因此,近代传统女性崇拜与外部诸多社会领域如经济、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近代传统女性崇拜是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杂的综合体,因而会对近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双刃”影响。碧霞元君崇拜作为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典型个案,其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不仅表现为各种传统表现方式的崇拜在不绝如缕地延续,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正式的关于碧霞元君崇拜的社会文化调查与民间信仰学术研究之先河,这实为碧霞元君崇拜最富时代性特点的近代化转型。总之,中国传统女性崇拜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事项,其发展和递嬗的过程既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又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既具有传统女性崇拜的普遍性特点,又具有独特的时代性特点;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又因自身局限性对近代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作用。
伦玉敏[3]2013年在《花山庙女神与“女书”文化》文中提出湖南江永县社下村的花山庙,又称姑婆庙,是解放前“女书”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里面供奉着坐化成仙的谭氏姐妹二人,当地人也称其为姑婆女神。过去每逢庙会,周围县乡的妇女便会带着用“女书”写成的祷文,成群结队的来到这里祭祀姑婆女神,把祷文唱给姑婆后放在香案上或直接烧掉,祭祀完毕后妇女们.还要汇聚到一起进行唱“女歌”等系列活动。花山庙上演的这些活动,为“女书”的使用和传承提供了较好的途径。建国后,花山庙在“破四旧”等运动中遭到破坏,坍塌殆尽,仅剩一片废墟,“女书”也成为破除对象遂销声匿迹。2006年,在当地热心民众的努力下,大家仿照传说中的庙宇样式重建了花山庙,重塑了姑婆神像,恢复了花山庙会。有学者认为,花山庙重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信仰的一般性需求,还可以为“女书”的自然传承提供最佳途径。“女书”曾经是姑婆女神信仰中专门沟通神、人的文字,具有神圣象征,在当今“女书”已经失去其存在土壤的情况下,“女书”在宗教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依然可以通过女神信仰得到恢复。已往“女书”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女书”的文字性质、起源、族属等语言学问题,以及与“女书”有关的女性风俗,如坐歌堂文化、结老同、赛女红、不落夫家等,研究成果丰硕,为揭开“女书”身上的种种谜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略显不足的是,这些成果中,对与“女书”有关的花山庙女神信仰的研究较少,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确实是密不可分地。鉴于此,本文意在综合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女书”研究已有成果以及本人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山庙女神信仰进行综合研究,尝试分析或建构女神信仰与当地女性习俗、“女书”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为花山女神信仰及“女书”未来之发展提供一些思路。本文除绪论外共有五个章节：第一章为“揭开花山女神的神秘面纱”。本章从花山庙女神的“坐化传说”以及广泛存在于江永及其周边区域的类似主题传说入手,分析出现这种主题传说的社会根源,并同妈祖等其他女神信仰相比较,指出花山庙女神的传说与当地的女性婚姻观念、女性习俗有关,而且她们的婚姻观念和习俗深受当地的宗教信仰影响,“女书”也通过神话传说和女神信仰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第二章为“女书的起源和发展”。本章从“女书”这种文字的造字者传说入手,这些传说都有女性曾经被社会隔离而后发明了“女书”才得以和亲友取得联系的内容。以此为线索,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发现当地的社会形态,尤其是男女地位于明代开始发生变化,官方礼教深入江永等受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地区,引发了当地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过程,形成了一个“女性社会”,并且女性通过女神信仰等活动使“女书”成为女性的专用文字。第叁章为“女神信仰的隐喻世界”。本章分析了女神信仰地区的民众宗教观念,特别是本节以女神信仰的“坐化传说”为突破点,认为现实社会中的女性抗婚习俗有可能是这种传说的来源。江永女性的抗婚习俗,与我国东南地区的金兰契、自梳女等不婚习俗之间有部分相同点,而血盆思想、“妙善”观音信仰、民间教派如红阳教、斋教等宗教信仰及其思想是这种抗婚习俗产生的主要因素。第四章为“女神信仰的社会变迁”。本章以花山庙重建和女神信仰活动恢复为中心,分析了花山庙宗教活动恢复的原因和动力,比较了当下女神在民众信仰活动中所承担的功能的历时性变化,认为“女书”在当代女神信仰的恢复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即“女神信仰发展之路：由信仰而文化”。本章分析了花山庙女神信仰和“女书”文化在当下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认为,只有还原花山庙本身所具有的“女书”文化,在其民间信仰场所的基础上,再承担起“女书”文化再传承的功能,实现“信仰”和“文化”的兼顾,才能实现花山庙和“女书”的共荣。
张灵[4]2012年在《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民众娱乐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学界目前对宝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宝卷文体起源与发展、宣卷仪轨,以及其宗教、文化意义的研究阶段,对同处叙事文学系统中的宝卷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很少。二者在题材上有很大一部分重合内容,值得更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宝卷文本的查阅相对困难,笔者通过到各大图书馆访书,大量目验原卷,进行翔实的文本解读,整理出多种与古代小说有关联的宝卷,并对其题材分门别类,在对宝卷进行版本考察和文学、文化角度解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宗教人士、说唱艺人编写的民间宝卷与变文、话本、文人创作小说在题材内容、叙事手法,以及文化意蕴、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关联与差异,并对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论文正文部分七章二十一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章为“宝卷综论”,从宏观视角对宝卷进行研究,是整部论文的基础部分。从内容题材上概述了宝卷文体早、中、晚叁期的发展演变；从印本形式上考察了宝卷从早期宗教典籍的经折装到晚期通俗读物的木刻线装、石印本的变迁,以及作为俗文学出版典范的古代小说的出版方式对晚期宝卷印本的影响；从民间神谱系的生成、民间色彩情节类型的设置、民间教化观的植入来分析宝卷的民间文化蕴含。第二章为“宝卷与变文”。变文中的佛菩萨成道故事和世情题材故事对演绎佛教故事的早期宝卷和晚期世俗宝卷均有影响,说明宝卷对变文在题材上有着承袭关系；而学界对宝卷渊源于变文还是俗讲的争议,前者着眼于题材内容与文本形式,后者着眼于说唱仪轨,二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第叁章为“宝卷与话本”。从题材上看,话本是宝卷所叙故事在俗文学系统中的较早形态,宝卷对其有着间接的借鉴成分；同时,话本叙事手法对宝卷也有所影响,二者在套语模式、叙事视角的运用两方面具有说唱文学的共性。第四章为“宝卷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虽然宝卷中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题材源自小说,但有着与小说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宝卷杂糅众多故事以达到其辅助叙事、佐证说理、劝道行善的创作目的,还从民间心理诉求的角度改造小说故事,并将英雄进行神格化处理,以彰显宝卷的宗教信仰属性。第五章为“宝卷与神魔小说”。从“西游”、“八仙”等故事系统,探究这一题材类型的宝卷与小说的文本异同；通过对神魔故事在宝卷中的素材杂糅及其叙事功能的变异、宗教色彩的进一步强化叁个方面,分析神魔小说情节进入宝卷之后形态的异化。第六章为“宝卷与侠义、公案小说”。以包公故事为切入点,对相同题材的宝卷与小说的文本差异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解析；在叙事上,宝卷对小说中的“箭垛式”人物进行故事分解,从单篇故事连缀组合而成的小说中选取某一故事加以情节的扩充与逻辑的完善,从而形成一种独立传播的宝卷；在文化内涵上,两种文体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宝卷中清官的神道化、神鬼成分以及民间文化书写的加入。第七章为“宝卷与才子佳人小说”。论述了才子佳人小说在题材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对宝卷的影响；并从民间说唱艺术手法的运用、才子佳人的仙道化、民间信仰的渗透等方面探究才子佳人故事在宝卷中的异变。最后,以宝卷对小说的叁种改编方式为基础,对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宏观考论,并对宝卷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坐标进行定位。
王旺[5]2015年在《八戒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民间信仰研究常被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和民众关系的重要视角,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形成诸多理论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大范围的民间传统和信仰的恢复,被学界称为“传统的复兴”和“传统的再造”现象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讨论的汉族村落庙宇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展开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位于保山市西庄村的八戒寺。研究内容包括：八戒寺的历程、信仰和仪式、管理、社区意义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社区生态环境、汉族移民、族群关系、村际关系等社区史方面的讨论；地域内信仰习俗及特点、神话传说、历史记忆等文化方面的分析。这叁部分内容是糅合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影响、互为支持,八戒寺即是作为地方文化的表征。笔者在立足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对民间信仰的村庙展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关注“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和“现在如何想象过去”两个问题意识。文章借助历史记忆、社区史、族群认同、文化再造、民族文化资本化、社会资本、二元结构等理论,采用参与观察、口述史、历史文献、整体观等人类学方法,同时提出了“西游文化”概念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较全面的阐释了八戒寺信仰和文化,并对相关理论进行对话。通过研究,笔者收获了叁点认识：八戒寺是地域复合文化的再现,呈现了地域深厚历史和多元文化；民间信仰、社区历程、族群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多层互动是八戒寺作为村落神庙的历史渊源；民间信仰也经历了“传统再创造”的过程,信众、村落权威、地方文化精英、政府共同完成了这项创造过程,过程中包含着“共谋”和“不妥协”。个人、村落和民间信仰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因而表现出多样。
何菲[6]2018年在《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观音信仰是一种崇拜观世音菩萨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文化形态。在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下,舟山群岛地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观音信仰。早期的舟山渔农村是依海而居、靠海为生、交通不便、生产力低下的未经开发之地,观音菩萨就成了当地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海神,而今也一直影响着舟山广大民众的生产行为和精神生活。本文选取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东岙村为深度田野点、以周边村落观音寺庙为田野参照物,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观音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重点探析观音信仰的仪式及信仰人群特征,阐述渔农村观音信仰的发展现状及其在渔农村地区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推进舟山群岛新区渔农村文化的建设。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别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观音信仰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文章创新之处等。第二部分介绍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的起源与分布概况,重点阐述舟山渔农村观音庙宇分布、规模及结构特征,围绕观音信仰的仪式展开,详细论述观音信仰仪式的媒介和礼佛仪式过程以及信仰人群特征,突出观音信仰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第叁部分是对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的表现形式的阐述,分别论述了舟山渔农村生产生活、渔民们传宗接代和旅游中的观音信仰现象,探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观音信仰文化意蕴。第四部分别阐述了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的海岛特性、圣地效应特性和文化多样性叁个主要特点,从而深入剖析了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的独特性。第五部分对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进行了前瞻思考,并对观音信仰的传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文化是经历几千年历史积淀的特色的文化现象,对舟山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结论部分是对整篇文章的延伸,阐述了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广泛存在的现象及对舟山渔农村文化建设的产生的重要影响。
魏阳竹[7]2012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善华寺庙会与俗民生活的研究》文中指出该论文以甘肃省甘谷县白家湾乡蒋家湾村的善华寺庙会为个案,利用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对善华寺庙会的基本情况,包括仪式和民众活动等进行了介绍,并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善华寺庙会如何体现俗民的基本需要和衍生需要予以分析。文章首先介绍了善华寺的生成空间,其中包括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并对善华寺庙会的俗民群体与其特点进行了简要说明。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对善华寺传说和感应故事的描述,研究了善华寺周围村落民众的观音信仰以及其他神灵的信仰,并特别解读了其较为特别的观音信仰文化,包括拜观音和拴娃娃等民间信仰。其次,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描述了对善华寺庙会的仪式,包括祈愿仪式、迎蜡、送蜡仪式、放鞭炮等仪式。描述了参加庙会的不同俗民群体以及庙会的各种娱乐、贸易活动等,并对善华寺庙会的这些仪式和活动如何体现当地俗民生存和繁衍的基本需要予以解析。最后,笔者分析了善华寺庙会所具备的宗教信仰、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商业贸易等功能,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善华寺庙会所体现的俗民群体对于规范行为、调节心理、强化地缘关系等的衍生需要。
刘微[8]2008年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特征及其影响》文中指出观世音在中国民众心中是影响最大、结缘最深、信众最多的神祗,观音信仰已成为我国菩萨信仰的典型。目前学术界对观音信仰与文学、艺术、经文以及观世音与中国文化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时期观音信仰兴起的特征研究仍存在不足。本文以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演变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观音信仰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的类型特征,从而理解观音信仰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帮助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宗教心理学角度对民众观音信仰心理进行研究,有利于把握民众信仰心理的特点,正确认识我国的宗教信仰现象,为宗教活动管理工作提供学理支持。本文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从整体思路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历史学、宗教学及文化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力图对观音信仰的特征及影响作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观世音经典的分析,从而得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就已经随着经典的传入来到中国,并且已经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同时这些被名僧所翻译的经典中已经表明观音信仰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时期已经具备了来世接引、称名救难和般若智慧叁种类型特征,并认为这几种类型特征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结论。围绕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叁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析,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通过名僧名士对佛经、佛典的翻译和理解才完成初传的步骤。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详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类型,主要包括现世救难型、来世接引型及般若智慧型,在此基础上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特征。第叁部分基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理论的探讨,从佛教实践方面、文学发展方面及民族心理性格方面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观音信仰与具体的历史时期相结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为我国观音信仰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杨珊珊[9]2011年在《南诏始祖传说两种文本的差异与交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诏是唐代以乌蛮和白蛮等族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公元8世纪40年代,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统一六诏的战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南诏合六诏为一,结束了“各姓分散,不相统一”的局面。南诏作为一个与中央唐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存在了200余年。如果连同后继的大理国政权,历史长达5个世纪。这期间逐步孕育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关于诏主细奴逻的传说,这些传说除了被记载在文献资料中,还在民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广泛流传,在巍山前新村就特别突出。民众可以通过民间传说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思想感情,并且还把传说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上层统治者也希望利用传说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基于不同的需求,有的时候这种需求甚至是矛盾的,传说在官方的文献记载和民间的口头流传中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有时就以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在现代化背景下,对民间传说加以合理利用,对于民众而言,能够增强他们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对于官方而言,则有助于当地政府发展当地文化产业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官方与民间都以和谐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为导向,相互借重,二者的需求这个时候可以达到和谐共生,从而实现双赢。本论文运用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同时结合对巍山县前新村所做的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南诏始祖传说进行研究,相信这一研究可以丰富南诏民间文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传说在官方与民间的权利与利益冲突中所起到的平衡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以及介绍了南诏始祖策源地前新村的情况；第二部分梳理了官方文献记载中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南诏始祖传说的不同版本；第叁部分比较分析了南诏始祖传说的不同版本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分析了现代化语境下两种文本出现交融的原因。
文忠祥[10]2006年在《土族民间信仰研究》文中指出土族民间信仰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至上神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灵信仰的综合体，包括在这些信仰基础上产生的以巫术为基本逻辑的各种祭祀仪式、禁忌、占卜等活动，具有较为松散的组织体系。土族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是区别于正式宗教的一种较低层次的信仰方式。 在概述土族及其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土族民间信仰的发生空间。认为土族村落是民间信仰发生的主要空间形式，各种民间信仰仪式活动都是在村落范围内或者村落联合进行的，每个村落都具有特定的空间结构和时间制度。这些实际上是土族民间信仰的物化形式，是在民间信仰的观念的指导下，对自然空间和时间进行民族化、神圣化的结果。 土族民间信仰，包括万灵崇拜、人格神崇拜为主题的多神崇拜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将观念外化、具体化的民间信仰各种仪式，通过禁忌、符咒、占卜、巫术、风水等形式将民间信仰观念化约为土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规范，其间存在民间信仰观念的伦理化、道德化过程。而土族民间信仰仪式活动大多都要借助于神职人员作为人神中介来开展活动并达到目的，其活动场所大多以庙宇为中心，部分以祖坟为中心来开展。 在论述土族民间信仰图景的基础上，对土族民间信仰展开进一步的解析。通过土族民间信仰中求雨仪式、跳勃仪式、丧葬仪式、斋醮仪式、纳顿仪式等的结构分析，展示了土族民间信仰主要仪式的内容，认为土族民间信仰的仪式是为了完成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是为了建构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土族民间信仰象征分析，旨在通过民间信仰仪式中的各种象征的深入分析，认识土族民间信仰的更为深刻的观念和意识，了解隐藏在具体的表现形式背后的内在逻辑。分象征思维、象征结构、象征具象来探讨。勾画了土族民间信仰的宇宙观，分析了国家象征符号在民间信仰中的在场。 土族民间信仰与土族社会，就民间信仰与道德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几个方面，说明土族民间信仰在土族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认为，民间信仰充斥与土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一定的改变。 最后，就土族民间信仰的变化趋势和目前在民间信仰管理方面需要改进的问题，提出如何实现土族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些原则和具体策略。
参考文献：
[1]. 观音传说与民众宗教信仰心理[D]. 魏德毓.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研究[D]. 王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花山庙女神与“女书”文化[D]. 伦玉敏. 武汉大学. 2013
[4]. 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D]. 张灵.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5]. 八戒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 王旺. 云南大学. 2015
[6]. 舟山渔农村观音信仰研究[D]. 何菲. 浙江海洋大学. 2018
[7]. 甘肃省甘谷县善华寺庙会与俗民生活的研究[D]. 魏阳竹. 西北民族大学. 2012
[8].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特征及其影响[D]. 刘微. 新疆师范大学. 2008
[9]. 南诏始祖传说两种文本的差异与交融[D]. 杨珊珊. 云南大学. 2011
[10]. 土族民间信仰研究[D]. 文忠祥. 兰州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