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权威——《女勇士》中的“讲故事”与自我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勇士论文,自我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3)06-0095-04
一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1]在美国出版后风靡一时，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众说不一：有人辨析了文本“文化范畴中反映出来的美国华裔男女之间彼此倾轧冲突的权力关系”；[2]有人则检视了文中的母女关系；[3]还有人探讨了文本与“当代美国式东方叙述的关联”。[4]然而，较少有人注意到文本独特的叙述手法及其与女性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其实，《女勇士》是为女性而写、由女性讲述的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的自传性文学作品，女性对自我认同的需要作为文本的脉络指引着全文叙述的开展。作者采用回忆形式撰写了多个女性的故事，形成五个表面偶然零散的叙述单元，实际上当中蕴含了一种有机的内在线性秩序。汤亭亭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聚焦了其它女性的故事，实质上是通过他者来认识女性自我。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言：“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5](P426)女性寻求自我认同的呼声一直响彻全文始终。文本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形象都是女勇士的不同变体/自我，对女性的叙述及其所形成的叙述结构，与作者对女性主体话语权威的建构及女性自我认同实现的轨迹是同步的。这部自传性作品除第四章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以外，其它章节均以主人公“我”为主要人物，采取第一人称的显露式叙述。这些叙述全是作者感知的经验，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叙述话语和叙述角度，把主人公独特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来，满足了女性对自我认同的需要。
文本首先呈现的是无名女人的故事：无名女人是“我”中国老家的姑姑，因婚外性行为遭到家人的抛弃和村民的惩罚，最后被逼抱着自己的新生儿跳井自杀。母亲勇兰(Brave Orchid)之所以把无名女人的故事告诉“我”，是为了警诫“我”性行为的不端会玷污家族名誉，并导致生命危险。对无名女人的真正惩罚并不在于村民对家人的突袭，而在于家族对她的除名。这种有意的忘却无疑是无名女人话语权利丧失的表征，她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传统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空间。“我”曾作为共谋参与了家族对无名女人的惩罚。听到故事的二十年来，“我”不知道也没有过问无名女人的真正名字，勇兰对无名女人故事的言说存在着大量的话语缺失，“我”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曾认同其存在，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女性心灵的自主决择。这个故事带走了成长可能带来的快乐，让少年时代的“我”体味到另外一种感觉——恐惧，害怕自己像姑姑一样被忘却，尤其害怕那不可知的性威胁的存在。为克服恐惧并寻找到真正的自我，“我”必须对这个故事进行改写，以帮助自己用过去的故事来认清自我生存的现状。“我”重写母亲的叙述，具体详细地讲述无名女人的故事，同时也说出“我”对无名女人以及男女性别的看法。新的言说把“我”的主观构想改写为诗意的权威，同时也替无名女人争取到话语的权利，为她建构了一个新的身份。无名女人是男性霸权的受害者，她不得不服从，因为“旧中国的女性是没有选择余地的。”[1](P6)她在男人的威胁恫吓之下发生婚外性行为导致怀孕，男人害怕事情败露而组织村民在无名女人即将生育的那晚来突袭她家，逼迫她自杀。“我”眼中的无名女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她不仅不谴责带给她厄运的男人，甚至为保护他的名誉而选择沉默地生育和死亡。对于无名女人的悲剧命运，这个男人负有完全责任。作者让无名女人在书面写作中显现，以消解母亲的话语，从而战胜了口头话语对她的限制与女性自我的消隐，以更为固定化的方式，高标了无名女人的主体性存在。这一话语开辟了另一种解读方向，为无名女人澄清了冤屈，帮助她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地位，也让读者认识到无名女人的行为完全可能有其它原因。通过对故事的重写，认可无名女人的言行并质疑对她的惩罚，“我”克服了恐惧并认识到女性自我的存在。“我”以自己的话语赋予无名女人一种永恒的声音，以此建构并公开表述出女性鲜活的主体性。
二
“当我们中国女孩听成人讲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一旦我们成为妻子或奴隶的话，那就意味着失败。”[1](P19)“她(勇兰)说我将来会成为妻子和奴隶，但是她又教给我女勇士花木兰的诗歌。”[1](P20)勇兰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她讲的故事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也揭示出女性在中国父权文化中所扮演的复杂身份。在美国长大的“我”接受了异域文化的影响，并不完全接纳勇兰故事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故事并进行改写，从而接替母亲的工作，成为另一个讲故事的人。讲故事对母女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勇兰想通过讲故事来建构话语权威，以控制自己的感觉和女儿的行为；而“我”通过对话语的置换，成功地从母亲的控制中逃脱出来。通过与母亲言说的抗争，摆脱过去所听到的故事对自我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把对女性自我的可能性书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通过自己来说清楚的故事。在第二章，“我”重写了童年时代听到的木兰故事，对故事的改写与“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勇兰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勇兰常常急着讲故事给“我”听，却对“我”在学校所取得的A’s的好成绩漠然置之，而且还经常用“养女孩就像养牛鹂鸟”、“养女不如养鹅”之类的话侮辱“我”。[1](P46)“在中国字里女性‘我’就是指‘奴隶’”，[1](P47)这种刻意抹煞女性主体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利、并把女性物化为男性中心对象性存在之叙述，构成“我”实现自我认同的一大阻碍。为克服困境，建构主体的话语权威，作者在文本中努力传达出属于女性自我的声音，她重塑了木兰的形象，使之拥有强大的力量。作者笔下的木兰在家庭这一私有空间能取得主导权，也能在通常总是由男人主导的社会公共空间里取得主导权。无名女人故事中所体现的两性对抗，在木兰故事中转化为两性的和谐。花木兰和无名女人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勇士，她们为了实现自我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名女人的奋斗是悲剧性的失败，她最终自杀，内化了村民对她的惩罚；花木兰则代表“我”的梦想，内化了“我”要把女性转化为拥有巨大力量的声音，从女性的自我实现中获得另一种存在。虽然二者结局不同，但都超越了传统的男性话语霸权。
从木兰的这一新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影子。汤亭亭通过写作来追求自我的强大，通过叙事来获得对女性自我的认可。埃莱娜·西苏曾说过：“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闭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6](P194)当木兰获得男子能更轻易得到的成功和荣誉时，作者也用自己的话语打破了对男女性别的传统界定以及对女性的压抑，从而在文本中实现了对女性主体存在的认同。作为一个文字勇士，汤亭亭用自己的言说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通过叙述解除了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自我的压抑。
三
在讲述无名女人和花木兰故事时，汤亭亭加入个人想象的成份，具有虚幻化色彩。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倾向，那么接下来记录“我”所目睹的事实——两位东方女性来到西方后的不同际遇，则呈示了一种现实主义风格。《女勇士》是女儿寻求自我发展的编年史，同时也记录了母亲个人奋斗的历史。勇兰既受到传统观念的熏陶，同时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从她肯定鬼的存在又驱鬼的举动上可见其思想的复杂性。她是当时旧中国为数不多的女医生之一，移民到美国后，原有的优越性被一种巨大的价值失落感所取代。由于语言、种族、文化的原因，她只能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从受人尊敬的女医生一降为开洗衣店维持生计的平庸主妇。她之所以讲鬼故事给“我”听，一方面是为缓解在美国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引导“我”认识在异域生存的艰难，教会“我”如何在“白鬼丛生”的世界找到生存的道路，以鼓励“我”勇敢自立，实现成功的梦想。新思想与旧观念在勇兰头脑中的交融，加上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导致她以一种略带畸形的方式来表现母爱，结果适得其反。
“我”在童年时代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女勇士》的副标题是“一个在‘鬼’中间生活的女孩的童年回忆”。“曾经有段时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鬼，以至我几乎无法呼吸……”，“当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害怕这个世界的样子。”[1](PP97-99)鬼故事给“我”很大压力，也是“我”建构自我亟须克服的一大障碍。接着，作者讲述了月兰的故事，故事表面虽然与前面一直高扬的女性主体意识有些相悖，但是它出现在勇兰故事终止、“我”的故事即将开始这个情节发展的中间地带，作者的这一安排是有深意的。月兰(Moon Orchid)和姐姐勇兰完全不同，勇兰是一个坚定、严厉、固执的女性，月兰则显得懦弱无能。从人物的名字上我们不难得到其附属性存在的暗示，月兰在经济上、精神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她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性。来美国后，丈夫的抛弃抽掉了月兰生存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打破她原有的稳定不移的“中国式”生活的幻想。勇兰的思想虽然存在着新与旧的冲突，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她是一个自强独立的主体性存在，她能尽情地享受用自己的想象力讲各种故事的乐趣，并通过叙事来获得自己的话语空间，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月兰作为一个传统守旧的中国女人，害怕丈夫，不敢多说话，不会“讲故事”，想象力也少得可怜，只会像一个啰嗦乏味的体育节目主持人重复报导发生在她周围的事情。她不能理解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不能用话语来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月兰在生活中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没有“自我”，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在“西方的宫殿”里找不到立足之地。由于害怕改变，她变得多疑和忧郁，一再地说自己被一个外国鬼跟着，最终因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而神经失常，被送到疯人院，直到死的那一天。
为避免叙述中的单一“视角”，使自己的作品与一般的自传作品拉开距离，作者在这一章采用第三人称旁观式叙述，虽然没有对月兰的行为作出解释或评论，但是她的冷静并不是决然的。在这个故事中，汤亭亭只是表面的缺席，其主观判断是实际的在场。汤亭亭描写这个女人的崩溃，在这本关于女性的书中给她一个位置，并努力安抚她的灵魂，为此，汤亭亭甚至把精神病医院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女性团体，失败的月兰在这里反倒找到她一直想要的稳定。可以说月兰是“我”的另一个“自我”的极端，“我”也曾像月兰一样无法与人交往，都遭遇到失声的痛苦。勇兰和月兰的故事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话语权威对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我”如果把自己的话语权威拱手让与他人，就会为女性主体性的丧失开了方便之门；“我”如果不自己打破对女性话语的限制，就会被社会吞没，更谈不上确立自我。
四
这篇小说中除与花木兰故事有关的想象而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实际的战争，文本中真正的战斗是反抗对女性自我的压抑，具体表现在“我”对沉默和幻像的抗争上。小说最后一章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Pipe，意即“一支胡笳曲”，这部分描述了“我”如何从失语状态中打破沉默开口说话。勇兰在“我”小时候就割裂了“我”的舌筋，她以为这样可以帮“我”把话说得更好，反而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进入幼儿园第一次开口说英语时，就无法发出声音。“我的沉默是如此地沉重，以致三年来上美术课时，我的画一直是黑色。”[1](P165)不过正如“我”的美国教师所言，画面一片黑色并不代表“我”精神上有缺陷。“我”也认为自己是“在画舞台的幕布，正当幕布要分开并升起的那一瞬间。”“一旦幕布拉开，就会充满阳光，成就一出伟大的戏剧。”[1]帷幕一旦升起，“我”就会开口说话。“我”幼年时精神上的话语挣扎还戏剧化地体现在六年级发生的一件事上：一天放学后“我”在卫生间里攻击了一个沉默的美籍华裔女孩，“我”逼迫那个女孩说话，但女孩除了哭泣、窒息和发出声音以外，就是不说一句话。“我”告诉女孩，“如果你不说话，你就没有个性。”[1](P180)这话带有明显的喻意，让人感到她在告诉女孩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告诉自己。“我”在此承认了自己的双重性，这种有虐待倾向的残酷行为影射了“我”内心因不善表达所遭受的痛苦，也暗示“她”必须从自己的环境中建立自我、必须关心自己，因为没有人会关心“她”。这件事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惩罚，同时也意味着“我”的新生。“我”拒绝再扮演默默无声的从属角色。在最后的“较量”之前，“我”想和勇兰获得进一步的沟通，让她了解“我”，并终止“我”不能说话的痛苦。“我”决定让勇兰知道“我”曾经做过或想过的两百多件事的目录，“如果我让母亲知道这个目录的话，那么她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像我，我将不会再孤独。”[1](P198)然而，勇兰拒绝了女儿与自己交流的愿望。主人公在保持多年的缄默不语后，忍不住挺身而出质问勇兰，她大声告诉勇兰自己不相信她的鬼故事，她可以做“白鬼”做的事，而且比他们做得更好。可悲的是没有人听她的话，勇兰甚至认为女儿此时被鬼缠身。面对这种无奈的结局，“我不得不离开家以便能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个世界，用合情合理的新的眼光去看它。我已经知道了神秘是可以解释的。……耀眼的灯光照进了黑暗的角落：那里没有鬼。”[1](P204)可见，作者并不是完全从贬抑的角度来使用“鬼”这个词，因为她知道童年时代的鬼世界是由于长辈对美国的排斥造成的，这样就容易从孩童时代的鬼世界中解脱出来，从对女性话语权利的禁令中逃脱出来，从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多重疑惑中走出来，以实现对自我的认同。
小说结尾，汤亭亭为勇兰曾讲过的蔡琰故事安排了一个新的结局，给“我”提供了文字勇士的模范，也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在此，“我”与勇兰合奏了“一支胡笳曲”，两人的叙事合而为一，结束了全文的故事发展。汤亭亭重写母亲所讲的蔡琰故事，一方面暗示着文化的传承与母女关系的最终和谐，同时这些叙述行为使她找到了女性实现自我的途径，对女性主体而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7](P3)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汤亭亭“掌握话语权，从独具个性的女性视角来观照世界，描述世界，”[8](P319)提高了对女性自我的认识，并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认同。汤亭亭通过写作来力争女性的话语权利，对限制女性主体性存在的社会提出挑战，作品在陶冶和激励许多读者的同时，自然也惹怒一些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她都当得文字勇士这一称号：“女侠客和我是相似的。我的族人一旦明白了这种相似的话，我就可以回到他们中间。我们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我们背后的文字。‘复仇’的惯用语就是‘报告罪行’并‘报告给五个家庭’。不用砍头，不用毁灭，用文字来报告就是一种复仇。”[1](P53)汤亭亭正是站在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立场上来言说女性的生存状态，用独特的叙述手法来与社会和种族的不公正作战。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林瑛敏所说：“《女勇士》叙述方式是诗意的、实验性的、支离破碎的，是充分显示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浑厚的语言功底的作品。”[9](P120)汤亭亭在文学上的创新为美国文学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当代美国文学因汤亭亭有力文字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
收稿日期：2003-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