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性与可追溯性：进化经济学的科学创造方法_经济学论文

溯因法和回溯法：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创造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斯早在1994年就已指出，隐藏在演化经济学各种理论背后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与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具有共同的基础。自福斯发表该文以来，经济学者弗罗门(Vromen，1995)、诺思奥弗(Northover，1999)和批判实在论哲学家劳森(Lawson，2003)都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霍奇逊对批判实在论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流行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批评(Hodgson，2004)，但卡斯特拉克西(Castellacci，2006)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批判实在论与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得出了被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所认同的结论：“批判实在论可以为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溯因法(abduction)和回溯法(retroduction)是批判实在论关于科学研究的核心方法，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厘清演化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差别。

      在批判实在论看来，在科学相统一的基本方法上，经济学中有关演绎或归纳何者更好的争论是不相干的，溯因法和回溯法对科学发现和理论创造才是最基本的。众所周知，19世纪末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过“方法论之争”，这种争论集中在演绎和归纳何者为经济学基本的科学方法上。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有关演绎或归纳的方法论之争没有抓住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究竟什么是回溯法？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简要比较科学推理的四种模式(演绎法、归纳法、溯因法和回溯法)的异同，然后讨论溯因法的含义以及隐喻、类比在科学发现和理论假说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阐明回溯法在研究深层实在的结构和机制中的方法论地位以及与马克思抽象法的关系。最后则讨论回溯法的具体研究途径。

      二、四种科学推理模式的比较

      理论假说建立在某种推理之上，而推理则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处理为形式逻辑的逻辑推理；二是思维操作(thought operations)，也就是为了从某种事物推论到别的事物所使用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一般来说，在思维操作的推理含义上，存在着四种基本类型的科学推理：演绎法、归纳法、溯因法和回溯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也是形式逻辑的概念，所谓“形式”意味着遵循推理的逻辑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这是演绎法和归纳法被称作传统形式逻辑推理的原因。这四种科学推理应该被看作是互补的，它们构成了不同的科学工作程序的基础，有关这四种推理模式的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到，演绎法从给定的假设出发，为结论的有效性提供了逻辑上(可检验的)规则，在科学研究中，它提供了可以应用于对所有科学观点是否符合形式逻辑进行检验的普遍规则，但是，由于演绎的结论已经蕴含在假设之中，因此，除了在假设中已经存在的知识外，它不能提供任何超越假设的新信息(或新知识)，如何从观察特定的现象入手发现这些现象得以产生的结构、机制和趋势的新知识，演绎法不能给予我们任何指导。相反，归纳推理的结论包含了超过假设的新知识或新信息，但归纳推理同样存在局限性：归纳所得出的一般化概括总是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其结论也只是限定在经验层次上。

      批判实在论认为，“在我们从某种事物中得出有关别的事物的结论这种科学推理上，既不能简化为严格的逻辑推理(演绎法)，也不能简化为经验概括(归纳)。科学推理不只是关于应用形式逻辑的问题，它也涉及为了在看似明显和扁平的经验实在中勘察到意义和结构，因此，科学推理也涉及论证(reasoning)、创造力、抽象能力和理论语言。尤其是当我们考虑社会科学实践事实上是如何进行的，这是明显的。为了能够探察(事物的)意义、关系和一致性，并获得有关社会结构和超验条件的知识，这就需要我们称之为溯因法和回溯法的推理模式。在我们看来，没有这些思想操作，科学发展和再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改变了日常的推理方式。通过溯因法和回溯法，我们可以发现在经验实在中不能被直接观察的联系和结构。”(Danermark et al.，2002)下面我们就分别对溯因法和回溯法进行讨论。

      三、溯因法与隐喻、类比的作用

      溯因法这个术语是由美国19世纪末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皮尔斯所创造的，直译应该称作不明探测法，它是一种试图通过用一种新的概念框架观察和解释某事物，从而对事物作出新的理解并形成科学假说的过程。皮尔斯相信，演绎或归纳在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在科学研究中，归纳的目的并非要得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发出疑问：为什么乌鸦是黑的？这种疑问是探讨内在因果机制的发动因素；而演绎只是形式逻辑，其结论已包含在前提条件之中，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这两者从不会产生新的思想，所有科学新思想的产生都是通过溯因法，它才是科学创造的真正源泉。在皮尔斯的心目中，溯因法是点燃各种事实相互联系的直觉创造力的火花，“不明探测法的联想闪现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顿悟行为，虽然是极其错误的顿悟。确实，假说的不同要素从前已在我们心中；我们苦思冥想，但从未梦想把它们联系起来，正是新的联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念头闪现出来。”(Hodgson，1993)

      溯因法比较难以定义，《解释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批判实在论》一书在《词汇表》中把溯因法定义为“从一种一般性的思想或概念来理解某种现象或事件”。(Danermark et al.，2002)确实，理解个别事件和现象需要一种能使之得到解释的概念框架，但这种定义太一般。笔者认为，该书引用的科林斯的看法抓住了溯因法的本质：它是“从有关某种事物的概念过渡到一种不同的、可能更发达和更深入的关于这种事物的概念，这是通过把相关现象的原初思想放在一种新的概念框架中加以阐释来达到的”。(Danermark et al.，2002)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学革命为溯因法的运用提供了例证，例如，边际革命的产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者把经典物理学新的概念框架运用于经济现象的结果，而演化经济学的诞生无疑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

      溯因法还可以定义为在一种新的脉络(context)框架中，观察、描述、理解和解释某种事物，这被称作是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存在着许多著名的再脉络化。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使人类和社会的历史再脉络化了，按照这种学说，物质生产及其组织方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再脉络化的革命就在于它赋予了已知现象一种新的意义。社会科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再脉络化相关。社会科学家们没有发现从前不被人所知的新事件，而是发现不是直接可观察的联系和关系，通过这种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已知的事件和事物。”(Danermark et al.，2002)边际革命和演化经济学的诞生无疑是运用物理学隐喻或生物学隐喻使经济学再脉络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所谓溯因法就是在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中，通过观察和阐释某种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这种事物并提出新的科学假说的思维模式。显而易见，创造力和联想的能力构成了溯因法的基础，而隐喻和类比则是这种科学发现和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霍奇逊总结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指出了隐喻在理论创造中的作用。首先，隐喻涉及对实在的信念而不只是词语本身的含义。当把类似但不同的概念框架并列时，隐喻通过交互作用产生了新奇的语义学情境，如对社会经济理解的机械和生物学隐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其次，隐喻可以使我们受到猛然一击，转向新的思考方法。刘易斯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的隐喻理论。他指出，隐喻就是运用已知的表达未知的，当科学家发展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时，“隐喻不只是语言上的修饰，相反，对于科学理论的概念、发展和主张来说，它在各种方式上是基本的：它们提供了语言脉络，在这种脉络中，构成科学解释基础的模型被说明和描述；它们为理论词汇表提供了新的术语，特别是在词典中(词义)存在差距时；尤其是通过提出新的假设的实体和机制，它们把科学家们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途径。科学家们通过隐喻利用了从前已存在的认知资源，对于设想和调查管束着可观察行为的未知机制来说，它同时提供了模型和词汇。因此，隐喻在科学理论的提出上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Lewis et al.，1999)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强调了想象、灵感和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日本著名科学家汤川秀树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类比成为创造性的思维。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中有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是由培根提出并有伽利略卓有成效地运用了的归纳法。它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另一种是笛卡儿在指导自己思维活动时自觉地运用了的演绎法。然而，很难发现在这两种方法中能够使人类思维成为真正创造性的根源何在，尽管我们很熟悉这两种方法……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的类比的实质是可以简单叙述的。假设存在一种什么事物是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偶尔注意到了这一事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过将两者比较可以理解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种事物。如果他的理解是恰当的而且还不曾有别的人得到这样的理解，那么他就可以宣称他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汤川秀树，1997)

      正如现代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正如图像而非命题、隐喻而非陈述决定了我们的哲学信念一样，科学史上通过隐喻和类比实现理论创新的例子俯拾即是。如普利高津自幼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浓厚兴趣是他发现大自然“时间之箭”的最初动因。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革命中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生存斗争”的隐喻有助于达尔文从既有的生物学思想和理论中解放出来，而且，如果没有隐喻，达尔文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就无法表达。因此，隐喻与类比在科学革命时期尤其显得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当事人从本专业已“锁定”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而且对新范式的形成发挥着强大的正面启发力量。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锁定在早已过时的简化论、还原论和机械均衡观而不能自拔，所以，21世纪初的理论经济学正酝酿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最有可能在演化经济学中发生，因为“自然科学(确已)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尤其是那些坚决反对在注重研究直线型均衡状态的科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方法的学者早就持有的类似观点”(华勒斯坦等，1997)，持有这些由来已久观点的学者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者。本文的下一节将系统地讨论自然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和复杂科学革命与演化经济学的关系。

      正如隐喻与类比通过两个不同参照系的并置可以使从前分离的思想杂交一样，不同研究传统的杂交也可以产生重大的理论创新。根据这个原理，演化经济学或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各自孤立发展和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状态，因此，这些学派之间的比较和综合也会产生重要的理论创新。

      四、回溯法的方法论意义与抽象法

      回溯法与溯因法相近似，在一些文献中甚至被视为同义词，但《解释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批判实在论》一书对两者作了如下区分：溯因法是一种再描述和再脉络化作为核心要素的推理。借助于溯因法，我们在重新理解和重新脉络化的情况下，在一种总体上不同的情境中对某种事物形成了新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引入了关于个别现象怎样成为结构和内在关系一部分的新思想。但这种结构和内在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是什么？这就是回溯法所致力于的工作。换言之，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当我们通过溯因法重新理解和重新脉络化某种行为或事件时，我们从结构和内在关系的哪些基本特征开始？(Danermark et al.，2002)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回溯法与溯因法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不大容易区分的。

      批判实在论之所以对回溯法与溯因法作出区分，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种逻辑推理，溯因法虽然运用创造性思维和大胆想象力赋予了事物新的含义、概念或原因，但其本身并没有特定的本体论要求，而回溯法则要求以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为基础，把这种新的含义、概念或原因置于基本结构、力量、机制之上加以系统性阐述。以达尔文革命为例，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提出生物进化论的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他们通过联想和顿悟，从新的角度观察生物世界中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要形成完整的生物进化理论，就必须通过回溯法，提出有关生物进化的结构和机制的具体理论，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说回溯法与溯因法属于方法论的不同层次，回溯法不再像溯因法那样局限于纯粹的知识学和逻辑学领域，而是作为一种科学解释程序，具有了方法论的地位，它以批判实在论本体论为基础，强调科学假说的宗旨是发现客观存在的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并力图阐明这种科学发现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来说明回溯法与溯因法的区别。在表1的四种科学推理模式中，批判实在论区分了回溯法和溯因法所需要的不同能力：溯因法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回溯法则需要抽象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包含有溯因法和回溯法的天才思想。就溯因法而言，类比与隐喻之所以成为最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造的方法，原因就在于它不自觉地应用了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辩证法作为思维规律是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这种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去考察事物之间关系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之所以“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是)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等，1972)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回溯法的对等物是什么呢？恩格斯指出，人的悟性活动可以区分为演绎、归纳和抽象三种活动。①笔者认为，马克思所指的抽象就是批判实在论的回溯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1975)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巴斯卡在提出并回答自然科学实验两个著名问题时，从马克思著作中获取灵感的一段著名论断。批判实在论明确地宣称它借鉴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正如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一样，回溯法作为一种科学解释程序，也是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这正如通过图1所说明的。在图1中，第一层次是可以经验观察或感知到的经验领域和实际领域(E[，k])，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是非经验的真实领域(S[，k]和M[，k])。只有当我们抽象出某种机制、力量和结构时，有关事件的性质、事件发生过程、事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和事件发展的准规则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

      批判实在论认为，回溯法的核心是超验推论(transcendental argumentation)。笔者认为，所谓的超验推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样需要抽象力，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研究者通过抽象力所提出的假说或者为研究者提出假说提供经验基础。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在本质上是用经验的方法研究超验的实在，即在处于开放系统的大自然中，通过实验室建立一种封闭系统，排除由其他变量所产生的相互抵消力量，从而使被研究变量的超验的结构及其力量、机制和趋势在经验上得到确认。在实验过程中，事物内在的基本结构、力量和机制的效应以事件之间的规则方式呈现出来并为经验所感知，从而为研究者提出假说提供灵感或者使研究者提出的假说得到验证。但必须指出的是，此时所观察到的结果不仅仍然是事物的现象或结构、机制的效验，而且是在精心设计的环境中所产生的现象或效验，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结构和机制。

      

      图1 从事物表象深入到深层因果机制的回溯法(抽象过程)

      资料来源：Danermark et al.，2002。

      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的抽象法与实验方法具有相同的方法论含义。与自然科学实验类似，研究者通过抽象首先构造了基于一系列假设的某种“封闭系统”，在其中所谓的分析就是隔离掉一些具有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力量和机制，发现支配现象或事件的基本的力量、机制和结构，研究它们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然后再回到开放系统，通过综合各种力量、机制和结构使现实得到重构，确认机制或规律发生作用的可能条件(马国旺，2009)。在这里，假设的功能在于它服务于构建封闭系统，决非满足工具主义一时之需的虚构。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抽象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真实性原则。抽象在真实性上要尽可能地逼近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等，1972)，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第二，揭示深层实在原则。抽象必须是针对具体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普遍性的假设，“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马克思等，1972)。马克思关于抽象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已由劳森在批判实在论的哲学框架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Lawson，1989)，并成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锐利武器：弗里德曼实证方法论中的“仿佛”或虚构方法违背了第一个原则；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特征的公理演绎主义则违背了第二个原则。

      五、回溯法的研究战略

      按照批判实在论，如果普遍的、固定的事件关联在实验状态之外很少能够发生，那么，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受控实验非常有限的机会对于一种成功的经济科学来说，是否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进一步说，在实验控制可能性很小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已经讨论了回溯法或超验推理的方法论宗旨和意义，但这种科学工作具体的研究途径是什么？劳森指出，对于反对公理演绎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问题已成为方法论讨论的焦点。换言之，如果不是通过试验方法切入对研究对象深层结构的探索，那么，回溯法的切入点是什么？作为对自然科学中试验方法的替代，《解释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批判实在论》一书提出了五种互补性的研究战略(切入点)：反事实思考、社会试验、病理诊断研究、极端情形(革命或危机状态)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这些战略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助于我们探查开放实在中深层的结构和机制(Danermark et al.，2002)。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如何运用比较方法以及劳森所谓“对比的社会半规则(contrastive social demi-regs)”的问题。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而且，实验是现代科学乃至未来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是，实验方法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方法，很明显，近代以来，在进化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学科中，受控实验的机会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说明，实验方法非常适合于研究存在性的科学，其特征是对整体进行分解，采用还原方法进行研究，但对于历史性的演化科学或目前正兴起的复杂系统科学来说，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自近代以来，科学自身的发展已使新的认识方法不断突现，目前我们已有四种相当成熟的科学方法：笛卡儿式、培根式、历史式和比较式(瓦斯尼基，1999)。历史与比较方法虽然有某些先行者，如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迈尔指出，生物学家居维叶是比较方法第一个伟大的战士，但这两种方法却是随着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维托德·瓦斯尼基指出，到20世纪20年代，比较式认知(以及历史式认知——引者)被放在了与培根式和笛卡儿式同等的立足点上。笔者认为，现在它已成为演化或复杂系统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

      正如迈尔所指出的，实验与比较方法的区别，并不像最初看来那样大。在这两种方法中，观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从事实验的人常常并不指出他们的结果应该归功于实验中的观察。在物理化学和功能生物学中，自然过程从不存在或很少能展示进行直接观察的条件。所以以受控实验为基础的实验方法就成为科学观察的基本条件。但在以多样性为基础的科学如进化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中，多样性与差异的存在就为直接观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进化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中，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信息，其存在形式既非受控实验中严格的事件规律性，也非完全无系统和随机的，而是呈现为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半规则(demi-regularities)。正如劳森所指出的，在社会领域中，“如果某些趋势或趋势的结合在某种值得注意的时空结构中不断地被激活，或某种重要的趋势对其他趋势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非不可能在实际现象中发现它们的作用”(Lawson，1989)，尽管这种作用是片面的，呈现为一种特有形式，但这种可观察到的粗略形式或半规律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某种相对持久和潜在可识别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的信息。同样，对于那些很少有受控实验机会的自然科学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等来说，正如潘廷(pantin)所指出的，“对于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自然事件的观察，有时候能够提供的信息和以实验得到的信息一样，完全充分足以得出结论”(迈尔，1990)。

      为了说明由经验观察所获得的半规则性和比较方法对经济科学的重要性，进一步考虑受控实验的特定条件是有益的。正如汤川秀树所认为的：基本上是使用归纳法的实验科学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劳森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致力于保持背景条件不变，相反，实验控制经常采用对具有共同或类似历史以及具有共同(如果不是不变)的条件的两个(或更多)参与组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其目的是把某种特定效应与引起某种结果的因素联系起来。因而，比较方法不仅是研究多样性科学的基础，而且也是实验方法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其基础，更有甚者，回溯法也是以比较为基础的，类比无疑也是比较。因此，正如劳森所指出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科学解释内在地都是对比的(contrastives)。在社会科学中，作为研究基础的半规律性总是以对比形式出现，被称作是对比的社会半规则性(contrastive social demi-regs)。换言之，在半规则性标题下所收集的经验事实，通常取决于比较，特别是取决于差异。通过对不同时空区位中可比类活动在结果上的系统性差异进行比较，或对不同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所产生的类似结果进行比较，以及对可比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类型差异的比较，我们可以确认深层结构或因果机制的效应，确认一种或几种因素的结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而非别的情况下导致了这种半规则性的产生。因此，对于经济科学来说，“比较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作用在一定意义可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实验与其理论之间的关系”(贾根良，2002)。然而，正如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提出是在实验基础之上运用回溯法的结果一样，通过比较所确认的只不过是事物深层因果机制所呈现出的效应或半规则性，因果机制本身的确认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抽象方法的回溯过程才能获得，这与自然科学并无差别。

      ①恩格斯的原话为“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见马克思等(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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