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危机”和德国的战争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危机论文,战争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外交危机”。由于德国更需要战争来实现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便极力煽动、唆使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使“七月危机”逐日加深，引起一系列走向世界战争的连锁反应。德国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主要责任。
关键词 七月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的责任
如何看待德国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作用？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应负什么责任？数十年来，德国史学界的看法分歧甚大[①]。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对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仍有探讨的必要。
一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发生了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事件。以斐迪南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一贯仇视塞尔维亚，把它视为奥匈在巴尔干地区扩张的主要障碍，极力主张把它摧毁。斐迪南选择在塞尔维亚的“国耻日”[②]去波斯尼亚检阅以塞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他不仅要显示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统治权力，更主要的是为了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威胁。奥匈的蓄意挑衅，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怒，导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
斐迪南夫妇在当日上午11∶30毙命。几小时后，维也纳的号外便登出了这一消息。萨拉热窝事件在奥匈帝国引起的政治愤怒大于对斐迪南个人的哀痛。参谋总长康拉德·冯·霍乘道夫叫嚣要“快刀斩乱麻”，乘机“在德国的支持下”，发动一场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尔维亚问题”[③]。外交大臣伯克托尔德也力主立即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行动。奥皇约瑟夫一世和首相施图赫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他们主张调查“证明行刺与贝尔格莱德联系在一起的证据”[④]，然后对如何“惩罚”塞尔维亚再作决断。匈牙利首相萨蒂反对鲁莽行事，但他以“与德国的密切合作为其政策的基石”[⑤]。如果德国坚决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他将顺从。
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认为，如果对塞尔维亚开战，俄国会支持贝尔格莱德，奥匈军队无法打赢一场反对塞俄联盟的战争，因为它甚至还没有做好单独对塞尔亚发动迅速进攻的准备。如果德国的支持确有把握，奥匈将对塞尔维亚开战，彻底解决南斯拉夫问题，恢复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威望”，确保二元君主国在欧洲列强中的强有力的地位”[⑥]。维也纳掌权者们认为，究竟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行动，最终取决于柏林的态度。“柏林能给自己以援助吗？”[⑦]奥匈必须征求德国的意见，获得它的首肯。
为了正式获得德国的明确态度，奥匈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他将两份文件交给奥匈驻柏林大使瑟杰尼。一件是6月24日的备忘录，奥匈敦促德国与保加利亚结盟，并加了一个谴责塞尔维亚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的附记。另一件是奥皇的亲笔信。他在信中强调“塞尔维亚是泛斯拉夫政策的关键”[⑧]，只有消除“这一巴尔干政治实力因素”，才能保证奥匈帝国“免遭泛斯拉夫主义洪水”的冲击[⑨]。
德国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和德驻维也纳大使契尔斯基最初对支持奥匈发动战争持保留态度。契尔斯基在写给柏林的报告中说，他“曾利用一切机会”警告维也纳方面不要采取轻率的举动”[⑩]。德皇威廉二世对这位大使自作主张极为恼怒。7月4日，德皇在批语中写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谁叫他这样做？真笨！”[①①]报告中提到维也纳希望“跟塞尔维亚人一劳永逸地彻底清算”，威廉二世批道：“要末现在就算，要末永远不算”，“必须消灭塞尔维亚人，就在现在”[①②]。德皇的批示，规定了柏林当局在“七月危机”中德国政策的总方向。威廉二世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措施。这使齐默尔曼和契尔斯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成了对塞尔维亚奉行强硬路线最坚决的代表人物。
7月5日，瑟杰尼在柏林向德皇递交了奥匈政府的两份文件。虽然威廉二世当场没有明确表态，但他邀请奥匈大使在波茨坦新宫共进午餐。起初，德皇还说要等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意见，但饭后他便改变主意，自己向瑟杰尼作出了承诺。威廉二世说，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再迟延“剑公是一个错误”，即使这一冲突导致俄奥战争，“德国将站在它的同盟者一边”[①③]。下午，贝特曼到了波茨坦。德皇向他说明了已对奥匈大使阐述过的意见，贝特曼完全赞同。7月5日夜和6日晨，威廉二世先后召见了德国军界要员，同他们讨论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然后动身去北方旅行。
7月5日，德国副外交大臣告诉霍约斯，如果奥匈立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法俄不会介入冲突。倘若法俄介入冲突，德国的军事实力有能力独自对付它们，使维也纳集中全力解决巴尔干问题。6日，贝特曼又向霍约斯和瑟杰尼明白地确认了德皇所作的承诺。德国首相保证：不管维也纳作出什么决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德国将作为盟国给以支持”[①④]。他强调，如果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话，“现在就打比一两年以后再打更好”。因为“到那时协约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了”[①⑤]。很明显，德国的首相、副外交大臣和德皇一样，都完全支持奥匈帝国立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
德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奥匈的战争政策。原因何在呢？
首先，奥匈帝国的国内形势“使德国政府非常惊恐”[①⑥]。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匈帝国在该地区的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塞尔维亚被视为南部斯拉夫反对异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民强烈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大塞尔维亚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在巴尔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不断高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塞尔维亚是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策源地。如果不粉碎塞尔维亚，奥匈帝国的势力和影响就很难恢复。那样，德国在俄法之间将是非常孤立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德国不愿使其唯一的同盟者奥匈帝国垮台。
其次，德国借支持奥匈提高自己的“威望”，满足威廉二世“争雄世界”的自尊心。德皇和“被杀害的大公是私人朋友”[①⑦]。威廉二世在萨拉热窝事件的两周前访问了斐迪南大公。在科诺皮赤著名的玖瑰园中，这两个扩张主义分子边散步、边得意忘形地谈论着他们国家的“前途”。兔死狐悲。“失去朋友的悲痛促使德皇向奥匈保证：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行动”都将得到“德国的支持”[①⑧]。如果维也纳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不仅使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和欧洲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德国的威望”也将由此得到提高。威廉二世追求世界大国的自尊心也会得到一些满足。
再次，德国政府认为当时形势非常有利，它比奥匈帝国更迫切地需要战争。柏林的依据是：第一，俄法扩军备战；第二，英德和解。德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三国同盟由于进行了陆军改组，似乎“现在是足够强大的”[①⑨]。他们以英德在非洲利益的和解为依据，希望“得到英国不介入欧洲战争的保证”[②⑩]。基于这一点，在德国政府中赞成“对俄国发动先发制人之战”的人日益增多。德皇在7月5日轻易地下定决心支持奥匈帝国，是因为他考虑到：就当时的情况看来，“俄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它对诉诸武力还“犹豫不决”[②①]。
德国的明确表态，消除了维也纳的种种疑虑和犹豫。瑟杰尼在德皇接见的当晚就把威廉二世的“无限承诺”报告了维也纳。他强调如果错过了“目前对我们如此有利的时机”，德皇将对此表示“遗憾”[②②]。瑟杰尼也向他的政府转达了德国首相的“承诺”。7月7日，霍约斯也向奥匈政府转达了德国“无条件援助”的“承诺”。英国驻柏林大使在一份公告中推测德国的政策是“空白支票”[②③]。德国无条件的承诺使奥匈帝国的政策发生急剧转变。在7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持有异议的蒂萨，认为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是必要的。14日，蒂萨让步。
尽管维也纳没有找到塞尔维亚参与暗杀阴谋的证据，但在求助德国支持成功后，决定把战争强加给贝尔格莱德。7月23日晚6时，奥匈公使吉斯尔向塞尔维亚递交了最后通牒，指责“萨拉热窝刺杀是在贝尔格莱德策划的”[②④]。最后通牒提出了诸如要求塞尔维亚取缔一切反奥组织、严惩各种反奥宣传活动、撤换进行反奥宣传的军官、官员，以及允许奥匈派官员来调查暗杀事件等10项要求。每项要求都明目张胆地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伤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维也纳要求贝尔格莱德在48小时内、即不能迟于7月25日晚6时前作出答复。如果所提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未被接受，奥匈将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对于这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德皇喜形于色地称赞道：“好极了，老实说，没有料到维也纳人竟能这样”[②⑤]。
奥匈的最后通牒使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恶化。欧洲的外交家们认为：伯克托尔德蓄意以一种使塞尔维亚接受起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接受”的方式拟定了奥匈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形容这个最后通牒是他曾看到的“一个国家向另一个独立国家”所发出的“最严厉的要求”[②⑥]。俄、法两国得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后，立即通知英国：维也纳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只能意味战争”[②⑦]。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决定请求沙皇“部分动员反对奥地利”[②⑧]。25日，沙皇原则上答应了他的要求。霍约斯也认为最后通牒中的要求“毕竟是凡稍有民族意识和尊严的国家确实根本无法接受的”[②⑨]。
贝尔格莱德收到最后通牒后，立即向俄国求援。彼得堡希望把它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巴尔干。它向塞尔维亚人保证，将不允许奥匈侵略他们的国家，但不能在“奥地利军队越过塞尔维亚国界之前”[③⑩]。至此，塞尔维亚一方面在25日下午3时发布了动员令，一方面在5∶50分将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交给了奥匈公使。贝尔格莱德委屈求全，在最大程度上接受了最后通牒的条件，只拒绝了“奥匈官员参加追捕凶手的要求”[③①]。塞尔维亚甚至提出了把“冲突”交给一个国际会议仲裁。因为奥匈执意要发动战争，吉斯尔根据维也纳的授权，以塞尔维亚没有接受“全部的要求”为由，拒绝了“答复”，宣布立即断绝奥塞外交关系。随后，奥匈使馆一行在6∶30离开了贝尔格莱德。
当夜11∶30，塞尔维亚下动员令和奥塞断交的消息传到了伦敦。格雷立即回电贝尔格莱德，同意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建议。他还指示英国驻奥、俄和塞尔维亚的大使，建议各国政府“在会议决议之前，所有积极的军事计划应暂停。”[③②]英国的建议，被柏林和维也纳当作伦敦不会直接卷入冲突的进一步证据，因而更促进了两国以军事手段解决奥——塞冲突的决心。贝特曼拒绝了格雷的建议。
7月28日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次日，俄国宣布总动员。30日下午5时，彼得堡下令总动员。31日，奥匈帝国下达总动员令。当日近午，柏林悉知俄国已实施总动员，随即在午夜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德国宣布：如果在12小时以内，“俄国不停止进行对奥匈及我们的战争措施”，“我们接着就动员”[③③]。7月31日，德驻法大使赛恩也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他要求巴黎就“在俄德发生战争时法国是否保持中立”，在18小时内作出回答。法国总理维维安尼答复说“法国将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③④]。至此，“七月危机”已被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发处，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和可能了。
“七月危机”的演变过程表明，德国的政策使这场危机一步步加深，最终使“萨拉热窝事件”这一偶发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灾难”[③⑤]。加剧“七月危机”的第一件重大事件是德奥的波茨坦磋商（7月5—6日）。德国对“萨拉热窝事件”作出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德皇威廉二世扮演了重要角色。柏林给予“无条件”完全支持的允诺，解除了奥匈的疑虑，坚定了它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决心。由波斯坦会谈遂引发第二件走向战争的重大事件，即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它的条件使塞尔维亚根本无法接受，并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随即促成第三件大事，奥匈在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是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权益和俄塞关系的直接挑战，在彼得堡引起愤怒和战争狂热的爆发。随后导致加速大战爆发的第四、五件决定性的事件接踵而至。俄国在7月30日、德国在8月1日实行战争总动员。德国的战争行动又促使英国最后在8月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欧洲大陆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战争。因为德国比奥匈更迫切地需要战争，柏林的决策者们才对“萨拉热窝事件”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因而造成欧洲国际关系的严重“七月危机”，使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恶化。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奥匈帝国是不敢冒然、轻率地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的。正是因为柏林煽动、鼓励战争的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七月危机”逐日加深，导致了上述一系列迅速走向世界大战的连锁反应。显而易见，德国对把“七月危机”推向悲惨的战争结局“负有主要责任”[③⑥]。
二
由于“七月危机”强烈的助燃作用，最终使“萨拉热窝事件”火花，引响了震撼世界的“八月炮声”。8日1日，德国宣布总动员令。当晚6时，德驻俄大使普尔塔列斯拜会萨佐诺夫。他问了三次德国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能否满足，俄国外交大臣回答不能。德国大使立即把柏林的宣战照会交给了萨佐诺夫。8月2日，德国照会比利时政府，要求它允许德军穿过其领土。次日，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向英国求援。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宣布：“比利时是一个国家，不是一条道路”[③⑦]。根据1838年和1870年条约的规定，应保证比利时的中立。贝特曼称它为“一张废纸”[③⑧]。在当日，德军越过比利时国境。因为法国没有答应中立，8月3日晚，德国对法国宣战。4日，德国未经宣战，开始入侵比利时。下午2时，格雷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柏林拒绝对尊重比利时中立作出明确保证。当晚11时，英国对德国宣战。塞尔维亚和欧洲列强都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应负什么特别责任呢？凡尔赛条约第231条确认德国是战争罪犯。“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酿成战争之后果，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盟国负担责任”[③⑨]。对战争“罪责”问题，德国官方一直表示这场战争的责任是强加给德国的。官方的这种观点还演变成新教和天主教“战争神学”的一条教义：“我们能在上帝和世界面前作证，我们对战争的爆发没有责任，它是强加给我们的”[④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接受战争是强加给德国的观点，或者至少认为德国所负的那部分责任并不比其他参战国的责任更大些。关于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德国史学家们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分歧。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批评那种认为德国为了“成为世界大国”有计划地制造了世界大战的论断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及其盟国所提出的片面指责的翻版”。他赞同德国是“出于作为大国自我保全这种防御性意图”进行了一场“它自己本不想进行的全面战争的冒险”观点，认为这种观点，“论证更为有力”[④①]。弗里茨·费舍尔认为，德国当局对于爆发全面战争“负有重大部分的历史责任”[④②]。
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对于大战的爆发，各主要参战的大国在1914年都应分担“重大责任”[④③]。A.J.P.泰勒认为，英国和法国广泛欢迎德国在1914年对战争的有力推进”[④④]。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他们纠正了协约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要德国承担全部罪责的片面性错误，明确应由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中的主要大国“分担”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大责任”。第二，各国史学家（除德国外）强调分担“重大责任”的参战大国中当然也包括德国，他们并没有说德国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责。因此，德国史学界的主流派观点与其他国家史学家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德国主流派的观点或认为德国“没有责任”，战争责任是“强加”给它的；或认为德国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参战国的“责任更大”，是出于“防御性的意图”。这些观点的实质是从根本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强调德国是协约国的“受害者”。其他国家的史学家们在主张参战各大国应分担“重大责任”的同时，则强调德国对把“七月危机”推向灾难性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英法是“欢迎”德国对战争的“有力推进”。这里并非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
第一，1914年剑拔弩张的世界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结果。在威廉二世时期，从1890年起德国的口号是以“世界政策为任务，世界大国为目的，海军建设为工具”[④⑤]。德国在同期进行扩建海军、建立一个非洲殖民帝国、在商业和金融上打入近东三件大事。为把自己建成一个“与其他列强地位相同的世界强国”，德国准备诉诸武力”[④⑥]。德皇的“世界政策”，引起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和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任何一场有大国参加的欧洲局部战争，都有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德国希望奥塞发生战争，并为这场战争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柏林当局自信它的军事力量，因而有意挑起对俄国和法国的冲突。这些使协约国“确信德国主义这一危险现实，从而比过去更急切地要采取共同行动”[④⑦]。尽管几乎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有危险分子，但在一切国家中“德国必须为让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局部争端发展成全球大战负主要责任”[④⑧]。
第二，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挑唆奥匈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在“七月危机”中，威廉二世、军方和外交玻箍领导人都主张奥匈立即对塞尔维亚开战。维也纳的最后通牒是在柏林的催促下讨论和发出的。从7月5日德皇出面干预塞尔维亚问题，到7月18日外交大臣雅戈向德国驻英大使逐字逐句地阐述德国的压力政策，表明柏林比维也纳更迫切地需要发动这场战争。
7月6日，威廉二世就奥匈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谕示了要旨。随后，德国不断向维也纳施加压力。7月8日，德国大使奉御旨拜会伯克托尔德，再次郑重声明：“柏林方面期待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④⑨]。他以隐晦的言辞威胁暗示：“优柔寡断将使奥匈帝国丧失对德国结盟的能力”，“这将影响到奥匈帝国在三国同盟中的地位和德国今后和政策”[⑤⑩]。德国的压力使奥匈产生若不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将会愧对德国，丧失结盟义气”的忧虑[⑤①]。奥皇认为“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决断”[⑤②]。7月10日，契尔斯基向柏林报告了伯克托尔德同意向贝尔格莱德提出无法接受的“苛刻的要求”，只是这种要求的措辞成了“主要的忧虑”。德皇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立即提了个定能奏效的建议：“撤出全境！这不立即舆论大哗了吗？”[⑤③]
德国外交部根据威廉二世的旨意进一步催促维也纳。契尔斯基与伯克拉尔德详尽地讨论了最后通牒的各点要求，并确定了递交时机。柏林在7月12日就获悉了最后通牒的内容。德皇在得知最后通牒将在7月25日递交时，表现出一种“可惜”的心情。结果最后通牒是在7月23日送交了塞尔维亚。德国外交部在前一天下午就得到了文本。奥匈帝国的“这一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具有导致奥塞战争的“最大可能性”[⑤④]。柏林一再向维也纳施加压力，促使它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是有意识地冒险进行一场奥匈与德国一起反对法俄两国的大陆战争。除德皇外，在“七月危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贝特曼首相“也决定采取强硬路线”[⑤⑤]。总参谋长毛奇认为当时是“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不会再出现的“在军事上如此有利的时机”[⑤⑥]。7月30日，他未向德皇和首相请示，就打电报催促奥匈加速进行普遍动员，并“保证德国一定会一起干”。结果引起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军事对峙把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营垒推入了战争。埃尔德曼也认为德国政界和军界领导的所作所为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⑤⑦]。
第三，不能把“七月危机”看作是孤立的事件。只有与“德国的世界政策”和1914年8月后它的战争目的政策”联系起来，才能显出“七月危机”的真貌[⑤⑧]。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争雄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德国政策的“新路线”是几种因素的产物。它代表了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随着德国在欧洲大陆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和地位，它设法为其扩张主义的活力寻找新的出路，为迅速崛起的德国工业寻求新的原料来源、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它也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大德意志”理想浪漫派帝国主义者世界霸权野心和种族优越论的混和物。1891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就是这一帝国主义霸权思想的典型表现。“泛德意志计划”的第一步是以庞矗贵的中央德国为核心，“把世界上所有的德意志人联合进一个庞大的泛德意志国家”；第二步“由这个扩大了的德国统治世界”[⑤⑨]。在德国，对外交路线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正是泛德意志主义者”。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面，“他们的影响甚至比地主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团体还要大”。“泛德意志协会”是“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协会”和“青年德国同盟”等各种民族主义组织的参谋部。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导人中有军界和工业界的主要人物、官员、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与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保持着密切接触。组成“泛德意志协会”执行机构的是“前陆海军将领”。“泛德意志协会”成为德国“世界政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正是争雄世界的“世界政策”，驱使柏林决策者们要达到的战争目的是“建立一个在德意志帝国军事和经济全面控制下的强大的中欧”，并使“这种在东西两方面的吞并不容置疑”，以及建立起一个卫星国集团”[⑥⑩]。在西部，德国要吞并法国的富铁矿区洛林，使比利时作为它的属国。在东部，它要把立陶宛、库尔兰置于其管辖之下。在中部，它要吞并波兰的大部分地区，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组成一个波兰国。这个波兰国在政治、经济上都要由柏林控制。德国也要把罗马尼亚置于它的经济奴役之下，使“尼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感到不得不参加由战争产生的强大贸易集团”[⑥①]。另外，德国也想得到从海岸到海岸的整个中非”[⑥②]。我们从德国1890年以来推行的“世界政策”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实现的“战争目的”联系起来，不难看清柏林的决策者们是在故意加剧“七月危机”，以至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注释：
①丁·德鲁兹：“德国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5年第6期，第31～33页。
②塞尔维亚从1389年6月28日沦为土耳其的殖民地。这一天成为塞尔维亚“国耻日”。
③、⑨、①⑨、②⑩、②①、②②、②⑨、④②、④⑨、⑤⑩、⑤③、⑤①⑤②、⑤④、⑤⑥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59、49、50、51、62、87、54、53、57页。
④、⑥乔基姆·雷马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1967年版，第105、104页。
⑤、③⑤伯纳多特·E·施米特、哈罗德·C·维德勒：《世界在严峻的考验中》，纽约，1984年版，第8、7页。
⑦、①⑥伯纳多特·E·施米特：《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纽约，1947年版，第107、109页。
⑧、①③迈克尔·鲍尔弗：《德皇和他的时代》，纽约，1972年版，第344、345页。
⑩、①①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3页。
①②、②⑤、③③и·и·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234、241页。
①④、①⑤、③④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8、581页。
①⑦、②④、③⑩D·J·古德斯皮德：《德国的战争》，波士顿，1977年版，第120、125、182页。
①⑧戴维·萨姆勒：《20世纪的欧洲史》，多尔西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43页。
②③劳伦斯·拉福尔：《长导火线》，纽约，1983年版，第216页。
②⑥、②⑧G·P·古契、哈罗德·坦玻利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集，1898—1914》，第11卷，伦敦，1938年版，第74、80页。
③①、③⑦、③⑧《世界书籍百科全书》，国际版，第21卷，第370页。
③②卢基·阿尔伯蒂尼：《1914年战争的起源》，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92页。
③⑥伯纳多特·施米特：“1914年七月，30年后”，载于雷·A·比林顿主编的《现代欧洲的形成》，第2卷，纽约，1958年第4版，第991页。
③⑨美国国务院：《凡尔赛条约及其后》，纽约，1968年版，第413页。
④⑩库特·哈默尔：《德国的战争神学》，慕尼黑，1971年版，第81页。
④①、⑤⑦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页。
④③戴维·科莱奥：《德国问题的重新考虑》，纽约，1980年版，第29页。
④④A·J·P·泰勒：“弗里茨·费舍尔和他的学派”，《现代史杂志》，1975年11月，第47卷，第123页。
④⑤、④⑥、⑤⑤H·W·科克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1972年版，第79、16、141页。
④⑦伯纳多特·E·施米特：《战争的来临，1914》，第1卷，纽约，1930年版，第46页。
④⑧、⑤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8～399、421页。
⑤⑧、⑥⑩、⑥①、⑥②弗里茨·费舍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纽约，1967年版，第92、11、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