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艺论文,英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艺复兴已超越了理性与神性悖立共存的古希腊和理性受制于神性的中世纪时代，被人们称之为理性超越神性、科学融于艺术的人文主义时代。然而，这一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地理大发现，商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总体性革命，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状况。工业文明事实上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与之相随的则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与省察。这一时代，人类文明的性质与存在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到了19世纪，科学解构宗教已成为事实，因此从手工艺运动的先驱者科尔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充分体会到，神性的衰落、技术与艺术的分离，[1](p351～352)已成为这一时代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殖民主义与侵略扩张也给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不断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强有力地批评现代战争，并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努力为现代人创设一条通往幸福的生活途径。
从总体上说，英国手工艺运动是指从19世纪30年代起至20世纪初，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并以批判工业技术给社会的宗教伦理、道德状况、生态环境和人类资源带来严重灾难的语境中，通过复兴中世纪手工艺术来重铸工业化背景中人的信仰、灵魂和道德品质，来寻求自然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的社会主义家园的人文主义为最终旨趣的文化艺术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不同，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它以追求神性而不是理性、追求人工而不是科技、追求自然整体并以信仰为背景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是一场以复兴中世纪神性人格为宗旨的新文艺复兴运动。
目前，西方学者对19世纪英国手工艺运动或者说新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比较成熟，资料也较为丰硕，不仅出版了代表人物罗斯金的全集，[2]而且还出版了大量的专集、论文集和专著。[3](pref.)相比较而言，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甚少，只有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藏有很有限的一些材料；研究成果十分寥落，只有几篇零散的小文章且没有接触到主要人物或整个运动的核心问题。然而，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范围极其广阔的新型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不仅影响整个欧美，对于反思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引发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反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核心问题——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近代战争理论与批评，以及新人文主义图景的创设等，做出总体的论述。
一 英国工业文明“错”在哪里？
19世纪中期，经过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已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文明：从手工到机器、从农村到城市、从公路到铁路、从炼铁到炼钢，从毛纺到棉纺，都在整个欧洲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然而，这一文明的到来，是以无数工人的知识、技术，甚至人性的出卖为前提的。因此，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创造工业文明的劳动者，从工厂到煤矿，从生存条件到内在人格，工业文明究竟给现代人带来了什么？这一时期，能够充分地展现反思与批判工业文明的代表性力量，是英国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科尔、普金、罗斯金、莫里斯和阿什比，对于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他们的人文主义理念的重要的呈现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说，工业文明是现代化进程最直接的成果，也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标志。无论怎么说，由总体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升迁，以及机器生产对手工业生产的替代，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然而，这一进步之中包含着较多的成本和代价，而且工业文明自身也留下了许多现代人难以面对的缺憾。
在工业文明的诸多缺憾之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机器的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的机械化。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说道：一个人不用自己的双手而使用其他的装备来构造自己精神造物的人，只要他愿意，他甚至也会给上帝的天使装上令人生厌的器官，使她们能更轻松地歌唱。显然，罗斯金是在寻找天然的“生活之灯”，反对以机器的方式来替代人的精神和创造力。1851年，罗斯金著《威尼斯之石》，再次阐述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只有人工制品才是人类的心灵之作，才能体现人的基本特性。如果按照机器的方式去制作人的手臂，或要求人的手指像机器那样去制作齿轮，其结果必将导致人性的丧失。1865年，罗斯金著《野橄榄花冠》，充分展示出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维护，追求人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主张人的自然本性的美应当成为人类全部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他一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过多地展现人的欲望，而机器工业所创造的文明及其对于人性的限制和摧残，则又让人非常失望。
工业文明的诞生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形成，对于劳动分工的批评也是手工艺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时常为工业文明的诸多现象所迷惑，比如劳动分工，按流水线操作可以获得比手工劳动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效益，然而，手工艺劳动的倡导者们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就事实本身而言，劳动分工带来的不是所谓福泽，也不是劳动自身的分工，而是人的分化。劳动分工把一个完整的人肢解成四分五裂的、残缺不全的人。[4](p196)事实不只如此，劳动分工还把传统社会中完整的道德人分裂成现代社会中碎屑状的“经济人”。手工艺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工业文明中劳动分工问题的批判，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于机器大生产及其工业文明的诞生，其结果必然是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和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样商业经济的发达也成为工业文明的表现方式之一。工业文明及其商业经济，也是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所深恶痛绝的。1862年，罗斯金著《给那后来的》。在马克思从社会的科学、历史和唯物论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时候，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家们则从人类心灵的角度去关注经济问题。罗斯金等人认为，取财应不失其为正当。他曾对英国人说，我希望有这么一日：“英吉利也许会把占有财货的思想还给这思想发生的野蛮国家吧。印度的金沙，古尔昆达的金刚石，虽犹在马匹的鞍褥上和奴仆的头巾上照耀，英吉利却以基督教母亲的资格，具有了异教母亲的德性与财富，能带领她的儿女们会这样说吗：这些才是我的宝贝。”罗斯金还借犹太商人之口，表达出商业经济必须取财正当的思想。他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的浮云。……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的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人类若非原来正直，就会愚蠢地溺爱——空洞地信仰。世世代代那段善人的错误，就因为他们只想以施舍去帮助贫人……而却忘记了用上帝所命令他们的那个正义，这个正义，连同他的神圣与助人的性质。”[5](p49～51)可见，罗斯金十分关注商业经济时代人类的公义、信仰和神圣的品质所面临的境遇和命运。他所担忧的也正是他所看到的——公义的陨落、信仰的流失和神圣的衰亡。
在批判工业文明的诸多缺憾中，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特别重视环境与生态问题，显然对于早期工业化的英国社会发展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59年3月11日，罗斯金在布兰特福德工业学院演讲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正处在飞速的变化之中，在目前的这种环境、这种状况下，试图否决关于艺术教育的立法完全是荒谬不合时宜的。因此，罗斯金质问政府：在今后50年的时间里，你们还准备把多少英国的土地变成煤坑、砖窑、采石场？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所以呢，让我来设想一下你们的这种极端的成功会是什么样子：一片海岸接着一片海岸，整个英伦三岛上烟囱林立，密密麻麻得可以比得上利物浦码头上的桅杆了；在英国的土地上，你看不到草地，看不到绿树，看不到花园，能看到的只是种在屋顶上的一点点玉米，由雾气来收割、脱粒；地上甚至没有容纳路的空间，若出门走走，你就得从磨坊的屋顶上过去，跳到高架上去，或者从屋里的地板下过去，穿过地道去；烟雾遮住了太阳，人们享受不到阳光，还要在油灯下辛苦地工作。[6](p237～238)
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反思，罗斯金十分厌烦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城市环境，而特别钟情于郊区农舍或者由中世纪工匠设计成的生活环境。他说：我走访了一家农舍，或者是一幢大宅院，我不知道该称呼哪一个更好。这个农舍依山傍水，大约是查理时代的产物，屋子上有竖格的窗子，屋门外是一个低矮的拱状门廊；围绕着农舍的是一个三角形的小花园。我们可以想像一家人，他们过去常常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度过他们的夏日时光，听潺潺的流水透过石楠的篱笆轻轻地传过来，看绵羊在远处的丘陵上沐浴在阳光中。[6](p238)显然，罗斯金是运用对比的手法，即通过工业城市与郊外农舍、依山傍水与烟囱林立、阳光沐浴与烟云蔽日、水清树荣与浮垢污泥的对比，表达对城市工业文明的极度愤恨和对乡村绿色文明的无限向往。罗斯金的绿色的人文主义的文明观念，对于后发性的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手工艺运动思想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对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生命的关怀，是他们人文主义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凭借新的自由工业秩序支撑的政治与经济，已经显示其异化与毫无人性，工人们被迫履行其单调而丧失灵魂的任务。他们撰写许多论著展示其对于工人命运的关注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他们认为，英国工业化社会所导致的是道德沦丧与祸害无穷，它把工人阶级逼进文化与财富的赤贫之中。[7](p205)人们曾经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平民生活恶劣状况的悲惨结局做过统计：仅19世纪30年代，从第一次人口普查情况的估计来看，农村人口的死亡率是18.2‰，而城市由于所谓糟糕的文明带来的是人口死亡率高达26.2%。因此，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8](p55)可见，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工人与平民命运的关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
19世纪，对于工业文明的批判，研究异化问题并寻求对于这一历史性问题的解答，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40年代，人们普遍关注异化问题。马克思从深邃的思考中发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变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铸就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9](p45～47)这一观点，与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的观点，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于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缺憾与弊端的批判思想之洪流。
对工业文明诸多缺憾的批判，显然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乃是对于这些缺憾的补救，来寻求人文主义理念的复兴之路。对此，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做出了尝试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早在1830～1860年，科尔、普金、琼斯等先行者就试图在追求技术与艺术的整合中发现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改变社会状况的方法。他们反对新古典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模仿，反对机械的形式复制和抄袭之风。为了阻止从过去时代作品的形式中进行抄袭，他们主张让所有的艺术和装饰都要成为人的独特的视觉形象。不管它有什么用途，都要给人带来心理健康和精神的力量与愉快。这一点，也是罗斯金创作《建筑的七盏明灯》的根本宗旨。就建筑艺术而言，莫里斯主张，无论是建筑的创作还是装饰，都要包含着对人类生活的整体外部环境的考虑。只要我们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就别想逃避这种考虑，因为它意味着影响并改变地球本身真正面临的人类的需要，除非是在遥远无际的沙漠。因此，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使用自己的灵魂和双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否则我们交给后代的财富就会少于父辈交给我们的财富。为此，他主张劳动应当具有艺术活动的品质，让劳动成为人们表达乐趣的方式，因为艺术比生活更能使人们产生灵感。[3](p139)可见，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是在追求一种以人为本的绿色文明和持续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观念的建立，是整个手工艺运动得以正当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弥补工业文明缺憾、重建人文主义理念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手工艺运动思想家揭示出形式颓废的本质是文明的颓废，是人类道德的颓废、灵魂的颓废，因此，他们感受到补救工业文明的缺憾和复兴人文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里斯说：我发现文明粗俗化的根源比我原来所想的要深，我逐渐地得出了结论：所有这些类型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在道德败坏的外在表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形式，迫使我们进入这种内在的道德败坏，所以从外部来与它打交道是无济于事的。为此，莫里斯曾经主张，让现代工业文明摧毁所有艺术与装饰，让人类再回到未开化时代，以使再让世界变得美丽而激动人心。[10](p15)由此可见，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传统文明的追恋，蕴含着一种现实的批判意识。然而，“回到从前”，即便是对于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也只能是一种价值批判意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乌托邦。
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非常看重劳动者，十分重视劳动的意义。1857年，罗斯金著《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回答了《论哥特式艺术的性质》一文中提出来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性质是什么？罗斯金认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是人类财富的创造者，那些挥霍浪费的百万富翁们只是奢侈品的享用者。他不仅批评那些把享受者看成为财富来源的错误看法，而且主张国家只有合理地安排劳动，它的物质资料才永远不会匮乏。他还说：富人们哪，这些豪华的衣服是您从饥饿的嘴里夺过来而不是送进去的面包。为此，他特别称赞那些为民族财富而奉献的劳动者们，尤其是那些手工劳动者。
莫里斯是罗斯金手工艺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总是在以自己的理论和行为中履行罗斯金的观念：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方面的优秀手工艺家，如果对体力劳动的多种蔑视都已消除，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的人民，在种种职业中，没有一个人不以从事最艰苦的手工劳动为荣。更重要的是，莫里斯自己也投入了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他曾经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一所旧房子的地下室里，脚踏着沉重的法国式木底鞋，腰扎围裙，卷起衣衫的袖子，前臂上的染料一直淌到肘部，全神贯注、眉飞色舞地向人们讲述深奥的染色技艺，还不时地用多种染色和布料来予以证明。正是因为有像莫里斯这样的中坚人物，手工艺运动中的以民为本、以劳动为光荣的人文主义理念才一直延伸到20世纪。更有意义的是，手工艺运动的后继者麦克默多和阿什比，一直活到1942年才去世，他们也以事实展示出手工艺运动的倡导者们的思想理念在工业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为了实现人文主义理念，手工艺运动的倡导者们曾试图以手工工业替代机器工业，调整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使其融合而不是分离；曾经试图调整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使人主宰机器而不是使机器主宰人。早在手工艺运动之初，科尔就曾希望，艺术家的活动能走向工业设计，使机械化生产走向手工工艺，以便使工业文明体现人的价值。令人关注的是，经过罗斯金，到了莫里斯时代，以手工替代机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莫里斯说：“我并没有认为应当废除一切机器；我要用机器来制造一些现在用手工来制造的东西，也要用手工来制作另外一些目前用机器制造的东西；总之，我们应当是机器的主人，而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样，成为机器的奴隶。我们要摆脱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有形的钢制的机器或铜制的机器，而是无形的商业专制的大机器，是它压制了我们大家的生活。”[3](p216)与罗斯金相比，莫里斯能更科学地面对工业文明的现实状况，能客观地面对机器工业与手工工业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看清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机器。从手工与机器的对立到两者的融合，或许能更有效地推进人文主义复兴的历史进程，更有效地使现代人从机器的奴隶变成为机器的主人。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的商业专制和经济体制，才能使千百万民众的精神与生活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这一人文主义理念，正是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追求：现代启蒙把人类从宗教背景中解放出来，然而人类又将如何从科技理性的牢笼中走出？！
以改良求复兴是英国手工艺运动得以成功的有效途径。与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品性一样，渐进与改良具有历史与民族的特征。莫里斯之后，人们能更清醒地面对工业文明缺憾的根源与治疗方法。他们通过手工工场、工人协会、工艺美术展览等手段来实施自己的人文主义理念。他们已经认识到消除艺术与技术之间的鸿沟是实现人文主义理念的有效手段。作为手工艺运动的后来者，C.R.阿什比认为，通过理论探索，通过协会、工场和兴办教育的实践，我们应当充分感受到从事实上复兴中世纪时期的手工艺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现代工业文明不可能离开机器。（注：C.R.Ashbee,Should we stop Teaching Art? London,1811,p.4.转引自N.Pevsner,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London,1936,p.11.）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教育机制等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地在历史与现实、机器与手工的结合中有效地实现手工艺运动的人文主义理念。
莫里斯和阿什比等思想家们对手工艺运动的认识来自于他们对实际生活的感悟。莫里斯曾经花费很多的时间和代价从事居室的装饰，可是，最终他却认为，这些只是一堆垃圾，而他本人更愿意与最简洁的白墙和天然的木制品生活在一起。莫里斯的这一感悟，一方面体现出手工艺运动崇尚自然、反对修饰，以本真取代技术的人文主义品性，而同时也披露出手工艺运动将面临困境，而且举步维艰。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手工艺运动拒绝机器工业，拒绝市场，因此即便是有一些竞争力，也无从显示。尽管在其他国家影响很大，可是到了1908年，英国手工艺协会不得不解散，而只剩下一个作为托拉斯的重建的社会群体。阿什比感触很深。他深切地体会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想对抗工业文明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在阿什比看来，罗斯金和莫里斯的思想只是一种“理智的卢德主义”，而他自己则希望从人的心灵、从工业文明的内部来重构时代的品质。
尽管阿什比等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手工艺运动的理念发生了变迁，然而他们的实践依然在继续罗斯金和莫里斯开创的事业。1890年，莫里斯曾创办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出版以手工艺为基础的豪华的学术书籍。6年出了五十多种。此后不久，阿什比在伦敦手工艺协会总部所在地的马尔安德区，创办埃塞克斯宫出版社，试图发展以手工艺为基础的豪华书籍的印刷事业。尽管书籍印刷作为机器工业曾给手工艺带来冲击，然而此时已成为手工艺运动的思想们的重要使命。令人遗憾的是，手工艺运动虽然是一项充满着人文主义理念的伟大事业，虽然曾经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并形成与日本等现代文明的交往，然而由于陷身于中世纪的文化阈限，而不能重建并力图复兴的人文主义，显然在脱离现实背景的情况下，最终只能作为一股潮流而被卷进以现代工业设计为背景的美术运动。当然，在人们面对现代工业环境、资源、技术理性与民族战争等现代文明百孔千疮般的缺憾时，人们还是称赞罗斯金等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他们以复兴中世纪留传下来的以德性关怀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念，[11](p175)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永远闪烁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
二 手工艺运动思想家强烈的反战意识
伴随着民族抑或国家恐怖主义问题的到来，现代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等问题，已经引起政治、历史、社会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审视战争的性质与根源，以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主权的渴望，已经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进程中重新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平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引起相互间的冲突与战争。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商业革命的爆发，世界发达国家对于市场、资源、宗教和地域的占领与争霸，成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发达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冲突与战争的主要原因。19世纪中叶之后的土耳其战争，曾经引起英国手工艺运动中诸多思想家的思考与批判。审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事件与思想，或许有益于人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民族国家自由与权力问题的真实意义，从而有效地避免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不断爆发的恐怖主义和战争问题，建立起正当的、合乎国际准则与普遍伦理的世界秩序。
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战争性质是如何理解的呢？从总体上说，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关心大国风云和民族命运的思想家。他们不仅关注文化艺术对于现代文明进步的意义，更关注战争与和平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重大影响。尤其是罗斯金、莫里斯等人，他们不仅关注战争在事实上给现代人带来灾难，更从理论上探讨战争的性质、类型与根源，并对非正义战争展开激烈的批判。
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战争批评的基本尺度是“正义”，即是否正义才是确立战争是否必要、是否正当的惟一“尺度”。他们认为，只要战争是正义的，征服则是必须的，人们就会把力量用于冒险、战争和征服。[12](p71)可是，对于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他们发动的接连不断的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呢？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从战争的根源入手来揭示战争的性质。罗斯金做过这样的陈述：
欧洲财富的运作形式非常糟糕，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都用来支持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不需要这么多的金钱支持，但是对非正义战争来说，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必须用金钱来购买。此外还有最好的战争工具需要购买，这使得这样的战争价格贵到无以复加。那些民众尚没有足够的优雅或诚实来购买一个小时心平气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畏惧、愤怒和怀疑就不用说了。就像当前的英、法两国一样，每年花1000万英镑，旨在让对方惊恐不安。……一切非正义战争倘若不是通过掠夺敌人来支持战争，则只能通过资本家的贷款，而这些贷款随后将通过对人民征税来偿还。人民不愿意发动战争，资本家的意愿是战争的主要根源，但是其真正根源却是整个国家的贪婪，从而难以做到诚信、正直和正义，从而最终导致自己的损失和对每一个人的惩罚。[12](p55)
由此可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贪婪的欲望和资本家的意愿，是战争的根源。他们为了财富，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为了市场的拓展和资源的占有，总是不断地征战。因此，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的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当然，也不能说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对战争的性质曾做过尝试性的分类。在1865年给伍尔韦奇皇家军事学院的讲演中，罗斯金认为，战争的目的不应当是财富的掠夺，而应当是像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倡导的“确立和平共处的秩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的战争类型学说。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战争总是与和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历史上每一个进步和发达的国家都常常是在和平与战争的锤炼中形成的。其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发展总是与宗教、文化、经济和军事联系在一起，总是与享乐、自私、腐败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战争虽然血腥，但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新的技术和思想，并锻炼民族和人民的意志；和平虽然温馨，然而和平之中也可以蕴藏着背叛与欺骗。因此，相对于和平来说，战争的含义与性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战争的性质问题，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根据性质、原因与构成要素，对战争提出了分类学说。他们把战争分为演习或游戏的战争、夺取统治权的战争和自卫的战争三种类型。
第一种战争是作为演习或游戏的战争。人有游戏或演习的本能，战争游戏就时常出现在男孩的生活之中。显然，这种游戏演习式的战争，不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国王征服罗马帝国阿非利加省时的掠夺和蹂躏，也不像苏格兰古老边疆地区的山民习惯性的骚扰和劫掠，也不像瑞土和奥地利之间为了自身的和平和强大而战斗，更不像拿破仑那样为了扩大野心勃勃的帝国势力而不断征战。这种战争，更多的是出自于人的本性。由人际之间天然的好动和对战争游戏的酷爱，在一致同意之下，战争被训练成一种漂亮的游戏方式。这种游戏可以把人们天然的野心和对权力的酷爱训练成一种克服周围罪恶的进攻力量，一种自卫的本能被训练成捍卫自身权力的高贵的风尚和神圣的品质。因此，对于这种天然而高尚的游戏来说，所有男子都乐于参加这样的战争，并乐于在这种战争中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战争可以造就人类具有神圣的义务感、高尚的美德和崇高的正义感，尽管其中也会出现牺牲，然其总体性质则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
然而，即便是游戏、演习式战争，也时常不能具有高尚的品质，因为普通人不是这一游戏的决策者，普通的种田、生产、建筑等劳动者们，他们可能构成这一游戏式战争的主体，然而却不是这一战争的主人，其主人常常是一事不干，然而却时常需要娱乐和消遣的总督之类的贵族们。他们时常把从事劳动的平民们当做牛马，当做死亡游戏中的牲口、木偶或棋子。因此，所谓游戏演习式的战争，大多不具有自由的性质，所以也无从具有什么益处和美德，而更多的是一场灾难。对于发动游戏演习式战争的总督等统治者们，英国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其愤怒地质问：请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把你们的争端灌输进穷苦百姓的心里，并且用农民的心血来签订条约？你们处于公众的领导地位和权势之下，干这种事，感到羞耻吗？到了现代社会，由所谓现代科技构成的战争，常常比那野蛮人的毒箭还要坏，所谓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只能用杀死更多的人来证明。[13](p207)
第二类是所谓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确证人性的一种形式。人性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像“伦敦”号船长一样，在遇难时敢于与全体船员共存亡；另一类则像某一位快活地生活在英格兰美丽农村的母亲，能够让两岁孩子在床垫下闷死，而自己则在外面聊天。在历史与现实中充满优越感的那些贵族和统治者们，究竟属于哪一种人性呢？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在全部历史上，那些君主和贵族们很少有人宣称自己站在穷人和正义一边，反而靠压迫穷人，剥夺正义，以便不断维持自身及其利益，以致忠诚一词被用来仿佛只表示人民群众有义务对帝王忠诚，而不是帝王有义务对人民群众更加无限地忠诚。帝王们不可能像船长那样与全体民众共存亡，而只希望全体民众去为帝王而且应该为帝王义不容辞地去牺牲。
对于帝王或王国来说，为争夺权力的战争常常是一种野心的象征。罗斯金认为，相比于顺流而下的火攻船或可以传染全国毒素的一具死尸而言，野心最大、毒素最大的则是一个全身着火的顺流而下的王国，它拥有一杆浸透毒液的权杖，接触到哪里，哪里便是死亡。从英吉利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政府最终强大靠的只能是仁慈和正义，只知道增加和扩散自己，是不会获得最终的强大的。进入美洲，没有使英吉利强大；霸占其他地域，也先后面临分离和独立。由此可见，一个王国只有像一个大家庭那样，不断增进人世间完美情谊和博爱精神，才能不至于因为夺取其他种族的统治权而失去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仁慈和正义。
第三种战争是高尚的自卫战争。这种战争，纯粹是由于捍卫自己祖国的尊严和权利，维护和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并且不受域外力量的威胁和干预。因此，自卫战争对于国人常常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凝聚力。尤其是作为男子，作为青年学生，他们满腔热血，庄严宣誓，努力作为军人而为英吉利献身。这种献身，是一种冒险、刺激，同时也是一种义务和骄傲。然而，英国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卫战争是否是一种骄傲和义务，要看在你身后的那个祖国，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国家。假如是一个高尚的、万众一心的英国，你们就必须服从她的命令；假如你身后的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英国，那你们将如何去面对服从呢？如何去理解骄傲和义务的意义呢？
从手工艺运动中思想家们的态度来看，他们总是把战争和人的美德，甚至和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对战争渗透着一种敬畏和歌颂之情。然而，从对三种不同类型战争的态度来看，他们对战争所持有的更多的是批判，因为他们更关心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关心战争的正义性，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无论他们是男儿还是女子，都要接受一切真正的伟大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诚信、勤勉和荣誉，是仁慈和正义，而不是所谓骑士精神和大炮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军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灵魂，它不是充满战争的进攻，而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正义与和平的天空。
从手工艺运动中思想家们的战争分类理论中，可以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英国19世纪广大平民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意识。在具体的战争案例中，这一意识也可以进一步得以证实。在英国19世纪的战争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战争。
土耳其战争起因于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争夺巴勒斯坦“圣地”归属权。在1853年下半年，战争主要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进行，而且战场也主要在多瑙河战区和高加索战区。然而，1853年11月30日，土耳其在锡诺普海战中的覆没，迫使英法联军很快参战。尽管土耳其的军队在总体上远远不能战胜俄军，然而与英法相比，俄军显然在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上存在差距，因此最终不得不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棋盘上投子认输。但是，到了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虽然受到英国海军力量限制，俄国依然收复了失地，恢复了尊严，而且保加利亚等国家也同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
从现象上看，英国在这两场争夺陆地和海洋控制权的土耳其战争中取得了优势。然而，英国的广大民众和思想家们则有一种与贵族和统治者们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反对英国参加这场劳师动众的土耳其战争。在英国人的心中，土耳其人只不过是小偷和凶手而已，而没有任何战争能代表小偷和凶手的利益。”[14](p173～174)也就是说，战争不具有正义的性质。莫里斯认为，英国推行侵略性军事政策的目的在于，镇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解放运动，保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提高土耳其公债持有人的利息。然而，在这些战争中，面临灾难、饥饿和死亡的是英国平民，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
从对土耳其战争的反应，可以感受到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强烈而且一贯的反战意识。早在1876年10月24日，他们就写信给报社，表达自己的反战主张。他们认为，英国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认真地对待付出的赌注，数以百计的村庄被燃烧，无数的保加利亚等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逼到绝境，乡下地方大片荒废，这一切足以令人惊骇。然而，为了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所谓的利益，就无情地将英国人民拖在不公正的、可耻的战争之中。也许英国人认为，克里米亚是一场很棒的战争，英国人可以供养土耳其人，而且可以借此显示自己是品格高尚的、前进的人们。然而，这一切只是一种血腥的历史事实，英国人是如此的蠢人。[14](p173～174)
从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的反战意识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人类和平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帝国统治者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的批判精神。这些思想家们的反战意识与和平思想代表了广大平民的希望和理想，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他们的思想和想像，缺少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考察，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内在品质和根本的弊端，因此也存在着一些脱离实际的因素。
对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19世纪反战意识的关注，不仅有益于我们对现代国际风云的考察，而且对于和平理念的追求即便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也往往有利于人类对于幸福世界的建设。或许这正是我们研究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反战意识的意义所在。
三 “回归传统”不是没有可能性
回归传统，常常是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为基础的。19世纪中叶以后，以科尔、普金、罗斯金、莫里斯和阿什比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从否定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到诅咒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与战争，最终试图回归古老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作为批判工业化及现代文明、寻求现代人和平与幸福的途径。
英国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为什么主张回归传统呢？19世纪中期，英国已率先完成了工业技术革命，在纺织、钢铁、交通等方面居于西方国家的前列，即便是平民阶层也不同程度地分享着工业化带来的成果。然而，在这些思想家们的眼中，工业化在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更严重地给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特别是工人的心灵带来严重的创伤，其后果甚至被认为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15](p8)显然，对工业化导致的诸多后果的反思与憎恨和传统文化自身存在许多优秀品质，是这些思想家们追恋传统的根源。
首先，英国工业化进程使英国工人，尤其是大批妇女和儿童陷身于灾难性的生活之中。在资本主义时代，英国工业技术的革新，社会产业的分工和生产率的提高，都是在这一背景中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利润的增长的。1835年，在棉纺厂21.9万名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工人们的子女6、7岁就要进厂做工，9、10岁的孩子深夜2、3点钟就要从肮脏的床上起来，一直干到深夜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从兰开夏事件到卢德派誓言，都在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英国工人阶级从敌视机器最终发展到憎恨资本主义制度的心灵之旅。[16](p326～327)
其次，英国工业化进程加剧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使非正义战争不断爆发，给许多民族国家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摧残。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满足贪婪的欲望，英国统治者通过不同方式来图谋英帝国主义在不同区域或国家的侵略：一是殖民者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如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二是英国殖民者与殖民地军事力量的冲突。比如，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与印度马拉塔之间的战争，经过1775、1803和1817年的三次交锋，结果英国占领了印度西部的大批领土，拥有对印度的控制权，[17](p53～54)使印度成为英国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三是英国殖民者对落后的殖民地人民的任意的征服、掠夺和利用。比如澳大利亚，在19世纪初那里只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便逐步转化为英国殖民者输送移民、开采矿藏、发展畜牧和开发经济的重要领地，并最终根据英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使之成为“约翰牛”的羊毛袋。可见，英国工业化在促使现代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以给殖民地人民和世界许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带来重大损伤为代价的。
无疑，工业化推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进程。然而，人们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而且由于工业化给现代人带来的诸多灾难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不愿意看到在工业化进程中由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作坊、由城市建筑取代乡村田园，不愿看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人性的分裂，并试图从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补救与复兴的途径。
尽管回归传统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主张依然具有它的合理性。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追恋，其原因不只是由于现代社会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存在许多缺陷，诸多传统文化形态及其优秀的内在品质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首先，崇尚信仰，展示宗教伦理中的道德力量。J.罗斯金和W.莫里斯等思想家们充分认识到：近代社会，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失去了强烈、虔诚和纯粹的宗教信仰，世俗化使得上帝走下神坛，靠近了普通民众，似乎是使平民也可以“因信称义”，从而普遍得救。可是，随着商务和科技的介入，现代文明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上帝从此失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品质。因此，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特别憎恨工业革命。他们认为，是工业革命大规模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人类的信仰。[18](p209)正因为如此，他们怀念人们可以在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成就自己品德的传统时代，认为只有在人的灵魂尽可能地靠近神的时候，人类才能到达现代文明的最佳状态。
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传统文化常常是充满幻想和想像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品质，象征着上帝的属性，它是无限的、统一的、安谧的、对称的、纯洁的和中和的。我们之所以能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快乐就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类似于上帝品质的富有人性的东西。这些思想家们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人与上帝的关系。手工艺正是以自然的品质体现其神性，从而以生气充沛来塑造人的品质的。相反，如果失却了手工艺，而是以机械的东西进入人的生活，其结果必将导致人类灵魂的失落。这种失落，正像但丁曾经说过的，枯竭的灵魂正如枯萎的落叶一样，从枝杆上轻轻地飘落。这些思想家们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并希望以此来改造社会。罗斯金在学术讲稿中曾反复强调，手工艺要加强人的宗教意识，完善人的伦理形态，给予人以切实的帮助。可见，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十分重要的，而且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品质。
其次，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的崇尚自然本真的品质和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真理的德性，反对文化的技术化和商业化。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是以倡导手工艺的率真来批判机器工业的机械复制的弊端的。比如，家庭居室的设计与装饰是手工艺的重要领域。然而，当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设计家具、墙纸、地毯和窗帘等，并为之付出许多代价以后，才清醒地觉得，原来殚精竭虑的结果只获得一堆垃圾。阿什比等人认为，事实上人们还不如与自然的、最简洁的大白墙和木制的桌椅等家具生活在一起。在手工艺思想家们的心目中，人，应该回到自然、本真和传统的生活状态之中。
再次，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劳动与劳动者受到特别尊重，这是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罗斯金早就倡导过，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些方面的优秀的手工艺家，如果对体力劳动的多种蔑视都已消除，那该多好啊！在追求传统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在现代社会的种种职业中，没有一个师傅不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为光荣。作为罗斯金的追随者和继承人，莫里斯一直在努力实践罗斯金的思想，把热爱劳动作为手工艺运动的要务之一。他在生产实践中的勤劳与质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在现实生活中，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称“衣服粗糙、语言粗鲁”的工人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完善、最纯洁的人。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在手工艺运动中依然体现出强大的魅力。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是总体的，彼此相连的，它不只是信仰的、道德的、真实和勤奋的，同时还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和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对于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来说，追求信仰的单纯总是与爱国的忠诚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与服务于伟大而公正的宗教，服务于无私的爱国精神，服务于作为宗教基石的民族生活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忠实地服务于祖国总是与服务于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6](p93,99,100)而且，只有当神力、真理和美德等多种因素辩证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时，才能造就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人生。当然，在造就美好生活与幸福人生的问题上，手工艺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仅有思想和理论，更有为之付出千辛万苦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这些思想家们以虔诚的心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不惜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不懈地追求复兴手工艺术、改良社会风尚的人生旨趣。
令人关注的是手工艺运动中回归传统的实践方式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科尔曾试图建立新的公共组织机构。罗斯金、莫里斯和阿什比等，均以自己的实践方式，展示其对于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和观念。他们或者投身于工艺设计，或者倾心于手工作坊，或者关注国际博览，或者努力于书籍装帧，或者热心于工人运动。尽管科尔曾经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上感受到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和西方文明的不足，并努力为消除西方生产工艺的颓废和混乱而改组自己的集团，普金十分热心于新哥特式运动并为之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然而，对手工艺运动实践做出更大贡献的则是罗斯金、莫里斯和阿什比。
标签：手工艺论文; 工业文明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罗斯金论文; 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