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当代论文,地方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空间转向”，受此影响，地方(place)、空间(space)、地域(region)、景观(landscape)和边界(border)逐渐成为爱尔兰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地方小说”研究也开始走出低谷，重焕生机。诺曼·万斯指出，对爱尔兰文学而言，“无论在北爱分离、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之前还是之后，地方小说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Vance 153)。在他看来，本特利以“郡”划分“英国地方小说家”的做法并不适用于爱尔兰，虽然以“省”划分也不甚可取，但“厄斯特小说(家)”倒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他的文章“地区，现实主义和反抗，1922-1972”对“厄斯特小说”的历史发展、创作技巧和主题内容作了梳理。另一位将地方小说视为一个特殊文类进行研究的是斯内尔，他否定了凯斯将“地方小说”定义为“乡土小说”的做法，指出地方小说具有多样性：不仅“都市小说”属于地方小说，“黑人小说”或“族裔小说”也是地方小说的一种；鉴于当下都市小说和族裔写作的盛行，“地方小说过时”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还对地方小说涉及的方言运用、地方形象与读者接受、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与中心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Snell 1-53)。他认为地方小说诞生于复杂的文学、政治、文化和经济语境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文化地理学家等非文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面对地方小说研究的式微，他呼吁学界打破学科之间的“重重壁垒”，邀请多位学者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对地方小说展开研究，并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英国和爱尔兰的地方小说，1800-1990》。但论文集中仅有两篇是研究爱尔兰地方小说的，一篇探讨的是埃奇沃斯的民族罗曼史中的地域主义问题，另一篇研究的是乔伊斯与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说研究，斯内尔又撰写了一部《英国和爱尔兰地方小说书目》，参照本特利的做法对1800年至2000年间的英、爱地方小说家进行了划分，为地方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作家作品索引。
斯内尔关于地方小说的洞见比较宏观，文集中的论文也主要针对个别作家，并没有集中论述爱尔兰地方小说的演变、特征和价值，因此对爱尔兰地方小说这一文类进行系统研究仍然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沃土。本文聚焦于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的创作与批评，首先考察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的多样性，对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进行归类，进而总结归纳这一文类的主要特征，最后着眼于当代爱尔兰学界的“地域主义”之争，藉此探讨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特有的美学形态与意识形态内涵。
从王国到殖民地再到共和国，爱尔兰的版图不断变化，爱尔兰文学的地域书写也有了新内容。在当代爱尔兰小说中，“北爱小说(冲突小说)”、“乡土小说”、“都市小说”，以及“移民小说”不仅集中表现了当代爱尔兰作家对不同地域空间的体验，而且积极参与了全球化时期的“空间生产”，使得“地方”、“地方特色”成为当代爱尔兰文学批评不能回避的话题。
“北爱小说”，又称“冲突小说”(Troubles fiction)、“厄斯特小说”(Ulster fiction)，以其与北爱冲突的关系得名。北爱冲突是英—爱战争的遗留问题，迫于爱尔兰反殖民斗争的压力，英国在1921年同意对爱尔兰分而治之，让西南26郡成立独立的“爱尔兰自由邦”，而北方6郡(史称厄斯特地区)则留在英联邦内，有自己的议会，并由新教徒按多数原则进行统治。北爱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及其导致的社会恐慌使“恐怖小说(thriller)成为罗曼史和家庭小说之外最常见的北爱小说式样”(Kennedy-Andrews 239)；对冲突根源、冲突破坏性的思考则使暴力、信仰、民族身份成为北爱小说最为鲜明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北爱小说对本地地形地貌的描写、对苏格兰方言影响下的北爱方言的刻画，以及对宗教在北爱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表征，都让厄斯特6郡成为与英格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不一样的存在，让北爱人成为特殊的爱尔兰人。当代著名的北爱小说创作者大多出生于北爱或在北爱工作、生活，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共和国，包括布莱恩·穆尔(Brian Moore)、本尼迪克特·基利(Benedict Kiely)、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等。
如果说有形的边界让北爱小说的地域特性一目了然，那么对爱尔兰历史上的“城乡之争”略作回顾则能帮我们剖析当代乡土小说和都市小说中的风土人情和空间意识。奥托马说：“在爱尔兰，以城市为家乡是近代以来的事”(
Tuama 22)。这是因为古爱尔兰从未像古希腊那样形成一种城邦文明。在忧伤抒情的民谣与诗歌中，城市是陌生的、是侵略者(无论是维京人、诺曼人还是英国人)留下的纪念碑，爱尔兰人只有在静谧的森林、绵延的山丘、神秘的沼泽与生机勃勃的乡野间才能找到灵魂的栖息地。近代以来，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者以英国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批评、对传统农耕生活的赞美为基础，用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借喻英国与爱尔兰的对立，将爱尔兰语、西部农村和天主教视为爱尔兰性的表征，宣称只有“回到西部、回到农村”才能找到爱尔兰人的“本真性”。在这种文化策略的引导下，爱尔兰作家创作了大量描写西部风光、农村生活、风俗习惯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这些作品所建构的西部农村是鲜活的、生动的，与“瘫痪的、麻木的”都柏林形成巨大反差。独立后的爱尔兰失去了传统的工业基地(北方6郡)，面对英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德瓦雷拉政府推行自力更生的自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宣传农耕生活为立国之本。冷静刻画农村的贫瘠、乡下人的穷困、天主教的保守，辛辣讽刺民族主义者对西部和农村的美化是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主要特点。在当代爱尔兰小说中，埃德纳·奥布莱恩(Edna O’Brien)的“乡村姑娘三部曲”和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的《黑暗》、《在女人中间》、《他们可能面向升起的太阳》堪称乡土小说的扛鼎之作。与前期乡土文学相比，当代乡土小说对政教一体的批评更激烈，对乡村社会、经济状况的关注更具时代性，对乡村文化之狭隘封闭一面的疑虑也更直接。此外，面对乡村生活被城市文明逐渐浸润的现实，当代乡土小说打破了描写对象上的自我限制，以乡下人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为题材发展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
城市化进程对都市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当代都市小说开始挣脱乔伊斯的魔咒，通过再现现代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带来的全新体验，既批评城市的喧嚣与骚动又肯定城市文明的优势，以多角度和深镜头的审视宣告城市亦可成为爱尔兰人的精神寄托之乡。这类以城市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作家自传或故事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的模式，让城市变迁和个体成长互为呼应，通过个体记忆重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飞速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安德鲁·金卡伊德指出，根据叙述者对爱尔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态度可以将当代都市小说分为两类(Kincaid 29)，以彼得·谢里丹(Peter Sheridan)和诺拉·奥弗莱恩(Nuala O’Faolain)的自传小说为例，这类作品回顾了作者从寒门之子到成功人士的奋斗过程，重点强调了城市现代化带给他们的机遇以及日益多彩的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快乐。另一类作品，如伊莲娜·克劳利(Elaine Crowley)的自传小说和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的“巴利镇系列”则倾向于表现快速的、浮躁的、商业化的城市进程对城市贫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在琐碎的叙事中抒发对美好的过去的追忆，在今昔对比中暗藏对现代化的反思。
严格说来，爱尔兰移民作家的小说更应归于“爱裔英国小说”或“爱裔美国小说”，但对于那些以爱尔兰为主要背景和重要主题的作品，研究者也会将其置于爱尔兰文学的语境中加以分析。这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获普利策文学奖的《安吉拉的灰烬》，在这部情节单纯的自传式小说中，麦考特详尽描述了利默里克的脏乱和贫穷，底层人民的困顿和悲哀。离开充斥着失业、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利默里克，去自由、民主、充满机会的美国，是小弗兰克的梦想。然而，就在赴美之前，想到自己“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他说道，“我想把利默里克的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迈考特436)，正是被他深深铭记的景象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肌理，达成了展示生活悲惨和出于这悲惨中的母性之伟大的目的。在弗兰克的笔下，利默里克或许是地狱，却是溶于骨血的牵绊，也是联结断裂空间的纽带。这类移民小说虽然充满浓郁的乡情，却不像乡土小说那样以乡音、乡土为武器去“干预”生活，在作者对忆中之事、目之所及的经验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游离不定的生活状态、永远“生活在他乡”的人生体验让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爱尔兰移民有着与故乡同胞迥异的地缘感和空间意识。
参照西方学者对英、美地方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从现实主义技巧的运用、“地缘感”的表达以及地方(空间)意象的多重功能三个方面总结爱尔兰地方小说的主要特征。
地方小说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技巧表现“地方特色”，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无论是对地域、环境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力求达到“接近真实”的程度。爱尔兰地方小说喜欢用真实地名消弭虚构空间与现实地理的界线，用白描手法平实地描述物理景观与民俗风情，用人物对话展示地区方言和人物性格。“北爱小说”通常直接以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为故事发生地，以共和军绑架平民挟持其亲属实施恐怖活动的真实事件为蓝本，着眼北爱复杂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突出普通民众的生存危机。以基利的《代理行动》和穆尔的《沉默的谎言》为例，这两部小说注重地理景观和故事事件的实证性，以纪录片式的写实主义再现共和军制造爆炸事件的过程，直指“民族独立运动”光环下极端军事主义和教派分离主义造成的悲剧。如果说基利小说中关于贝尔法斯特山水风光的描写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话，穆尔的小说则“实地取证”，以贫民窟的实际存在将贝尔法斯特的社会冲突暴露无遗：“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及其墙面上的巨幅政治壁画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对外的形象代言：彼此对抗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住在各自的贫民窟里，这些民房即是天然的路障，年复一年，他(它)们就在仇恨、恐惧以及怀疑中对峙着”(Moore 21)。
相较于北爱小说的惊险与紧张，以乡村生活、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多以“日常逻辑”书写“日常事件”，以琐碎的细节和生动的语言缓慢带动叙事，藉此叙写城乡居民不同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在麦加恩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是如何为塑造人物形象、呈现地域特色服务的。《在女人们中间》以共和军游击队长迈克·莫兰退伍回乡后的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西部乡村的自然风景和农牧生活，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后的宗教伦理、性别政治以及经济关系。莫兰说话喜用军语、古语、对上帝的呼语以及地方谚语，这些语言习惯在提示读者莫兰的军旅经历、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的同时，也刻画了他虔诚、守旧、固执的性格特点。莫兰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内陆乡土气，比如“难道医院没说他们会去接她吗？(Didn’t the hospital say they’d have her met？)”(McGahern 50)这种留有盖尔语句式特征的“爱尔兰式英语”(Hiberno-English)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英语在爱尔兰的本土化。又如“我们也被关在鸡笼子里了”(McGahern 56)、“你一定以为钱是从树丛里长出来的”(McGahern 94)，这些比喻以及文中重墨描绘的农耕生活场景与间或提到的莫兰对外面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拒斥形成对比，体现了莫兰固守陈规、害怕变化的心理。麦加恩认为，“人与地域的血缘关系就如同他与方言、语言的血缘关系”(qtd.in Gordon 25-26)，因此，把握住他对方言的运用就能品味出其小说的“地域性”。
此外，地方小说总是借助一种“抒情性叙事”表达对某一地域的依恋，并邀请读者对此做出积极反应，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使“地缘感”和“地方精神”成为维系“想象共同体”的重要粘合剂。这里说的抒情性叙事既可以看成一种介于叙事小说与抒情诗之间的文学样式，又可以看成一种以“不要求读者进行故事内判断”为效果的叙事策略(费伦8)。乔纳森·卡勒把抒情诗视为“呼语的胜利”(Culler 149)，指的便是抒情诗内含的“我(说话者)—你(听众/读者)”模式。在抒情诗中，非戏剧化说话者与作者之间的区别被淡化，说话者对理想的读者中的直抒胸臆、坦露心迹，希望得到预期的理解与同情。这一效果在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中是通过“自传”、人物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内人物聚焦，以及自由间接引语等叙事手段达成的。奥托马认为自英语取代盖尔语成为主要的诗歌语言以来，爱尔兰诗人的地域意识依然强烈，但没有盖尔语作载体，“这种激情也就失去了与最原初的爱尔兰文明之间的联系”(Tuama 26)。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者我们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继盖尔语诗歌之后，爱尔兰地方小说以其独特的抒情性叙事兼具两种文体之所长，续写了这种激情与近现代爱尔兰文明之间的联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小说不仅仅涉及以地域为题材的小说，还进一步指向书写者对该地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在这样的书写中，地域已经不是一个背景，而是一个对象，和其他人物一样具有模仿、主题、虚构功能。也就是说，地方小说中高度发展的模仿人物并不限于“人”，所有对某一地域的自然风貌的近乎地理志般的描写突出了文学空间的模仿功能，这种注重细节与真实性的描述揭示了作家对该地域的理解与感情，从而实现了“唤起一种地方精神”的主题功能。对文学作品主题的领悟让读者认识到“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在着手挖掘这种真实所包含的“比日常生活所能体现的更多的真实”时(转引自克朗57)，地方小说所建构的“文学景观”之虚构性也就跃然纸上了。对真实地域的模仿具有“虚构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去探索河流的源头”(转引自克朗57)。但这种虚构性并不是一种缺陷，正是这种虚构性言及了地域与空间的社会意义。与哈代的威塞克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以及埃奇沃斯的“大房子”一样，当代爱尔兰北方小说中的“伦敦德里”(London Derry)、乡土小说中的“大牧场”(Great Meadow)、都市小说中的“经适房”，以及移民小说中的“爱尔兰”也都是意义丰富的空间符号，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展示的是各有侧重的地域文化认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爱尔兰文学的地域书写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文学谱系学研究，如奥托马对爱尔兰诗歌中的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的梳理，凯伯德(Kiberd)对都柏林的文化考察以及迪恩(Deane)对爱尔兰文学中文化空间生产的评述；具体作家作品中的地域书写研究，如希尼的《地方与迁移：近期的北爱诗歌》，伯格诺(Begnal)的《乔伊斯与城市：地方的意义》等。对于地方小说这个概念，这些研究者或者在提到埃奇沃斯时一笔带过或者将它与“地方主义”(regionalism in literature)、“地方色彩”(local color)、“地方意识”(a sense of place)等字眼随意混用，爱尔兰文学史也从未以专题形式讨论过地方小说这一文类。究其原因似乎不是斯内尔所说的“学科偏见”，事实上，在爱尔兰，是否应该提倡一种“地方文学”意识、如何看待当代爱尔兰地方文学的繁荣与多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以文化地理学家韦兰(Whelan)、文学批评家卡尼(Kearney)和莱恩(Ryan)为代表的倡导者倾情赞赏当代地方文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做的革新与拓展，强烈呼吁对文学空间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韦兰指出，爱尔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的形成并非源于自发的民族运动，而是这些不同地区的部族互相融合的结果。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宗教、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韦兰强调地域作为分散的可知共同体对于理解宏大民族叙事具有基础意义(Whelan 5-63)。他认为以去中心、多元化为策略的后现代主义必然再次激活地域主义这一概念，而活跃起来的地域文化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地方力量，为保持民主的健康与活力，促进文化多样化出力”(qtd.in Kearney 222)。这一观点得到了卡尼和莱恩的支持，在卡尼看来，“后民族主义爱尔兰”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地区差异，文化地域主义的政治意义便在于它能够超越宗派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实现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和主义理想。莱恩则称赞博尔杰所编的《斗牛士读本：当代爱尔兰小说》是以地区差异消解同质化与本质主义，跳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维定势，以“国家”(state)为坐标重新绘制当代爱尔兰文学地图的最佳例证。
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则认为一些以地域为认知概念的文学创作强调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以“返祖冲动”和“寻根情结”解释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以所谓的“非政治性”叙事淡化文学的政治性和道德批判性，在把殖民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当作既定现实的同时麻痹了受压迫者奋起反抗的斗争意识，他们担心过于积极地评价地方意识的高涨只会“妨害人们系统地理解像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叙事”(Ryan 17)。对于博尔杰在《斗牛士读本》“前言”中所说的，“在爱尔兰，空间/地方总是逼仄的，总是让人想到那些负面的东西，有关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历史。因此，[当代爱尔兰小说的]未来应该在别处，在除了爱尔兰的任何一个地方”(qtd.in Hand)。韩德讽刺道：“空间/地方总是历史的”(12)，他认为博尔杰一心要与文化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但摒弃历史的地方意识只会让爱尔兰失去自我。缺乏归属感才会说“爱尔兰小说的未来可以在德国、在法国、在美国，唯独不在爱尔兰”(qtd.in Hand)。而迪恩则质疑了卡尼津津乐道的“去中心”、“多元化”的后民族主义，他认为后民族主义以地域主义建构“共同体”，以“小叙事”(micronarratives)消解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在这样的叙事中“没有爱尔兰的历史，只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的是各种各样的爱尔兰”(Deane 191)。和他一样，克里利一样也担心文化地域主义所提倡的去中心的多元主义会进一步生产“南爱”、“北爱”这样的政治话语，强化人们的“分裂”思维。洛依德则以希尼为例批评他以神话简化历史，认为其诗所建构的沼泽美学以充满幻想色彩的民族记忆疗治北爱人民经历的历史创伤，这种地域主义的隐喻机制强调地理与人的自然属性，将暴力释为一种“返祖”行为掩盖了殖民侵略与反殖民斗争的政治本质(Lloyd 13-40)。
这场“地域主义之争”凸显了地域书写在当代爱尔兰的繁荣景况，使“地域”、“空间”与“历史”、“过去”一样成为影响爱尔兰文学批评话语的字眼。就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而言，它有自己的美学形态也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诉求，它所书写的空间不仅反映了社会关系，同时也生产了社会关系，制约了社会中的行动者。首先，它扩大了地方的“疆域”，让地方小说挣脱了文化民族主义者设置的枷锁，将表现市民和移民之生活空间的都市小说与移民小说纳入旗下。新空间模式的核心在于，一个空间总是在与其它空间的关系中获得自我意义的，这种结构化的空间一方面让“农村”失去了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将“城市”的合法地位确定下来。应该看到的是，空间既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场所，也是表现这种变迁及其衍生的冲突与和解的载体，因此，当代爱尔兰小说的地域书写对传统空间模式的变革不仅反映了当代爱尔兰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正是这一进程产生作用的对象。
其次，当代爱尔兰小说的地域书写集中表现了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随着爱尔兰从欧洲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变成如今移民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爱尔兰作家对于边界、流寓、归属的思考也呈现出新的态势，既不同于宗主国作家也不同于落后的后殖民地作家。从“殖民地他者”转变为主体性的“自我”，油然而生的民族自信使“世界公民意识”成为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彰显的主题之一。多伊尔便多次在访谈中提到他笔下的巴利镇“既富本土特色又有世界性”(qtd.in Martin 116)，让其他国家的读者觉得既陌生又熟悉，第一眼被它的异域风情吸引，反复回味之后又觉得仿佛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小镇。如此看来，博尔杰所谓的将当代爱尔兰小说的未来寄寓于“别处”倒不见得如韩德说的那样是“数典忘祖”，其中暗含一种倒置的“他者”眼光，亦是本土叙事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对民族性的一种张扬。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主义中狭隘、保守的东西在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域书写对文化民族主义叙事策略的消解，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竞争中的主体，是公民个体权益的捍卫者，因此以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地域意识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总会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最后，当代爱尔兰小说的地域书写试图通过技巧的多样化和视角的个性化打破了“环境决定论”的创作程式。哈代将其“威塞克斯小说”称为“性格和环境小说”，这一称法揭示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美地方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受实证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及弗洛伊德性学论的影响，那一时期的地方小说追求对现实做记录式的写照，以自然规律尤其是人的生物本能解释个体行为和社会现象。克里利认为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爱尔兰小说影响极大，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爱尔兰乡土小说和冲突小说也喜欢表现人与环境的冲突，而且通常以人的失败告终。失败的主题与乱伦、暴力等主题交织在一起，难怪会有评论者认为这些小说在探索人的生物性方面游刃有余，对社会弊病的批评却缺乏历史深刻性。洛依德批评希尼就是因为他“甚至不把教派分裂视为暴力的原因，而把它阐释为一种爱尔兰民族的根本属性，把它视为爱尔兰‘本真性’的象征”(Lloyd 31)。爱尔兰地方小说的确表现了对“遗传”、“命运”、“乱伦”、“暴力”的偏好，但不少当代爱尔兰批评家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学表征的陈旧性与局限性。受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的启发，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家打破前期自然主义小说的创作窠臼，将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与传统的写实主义融为一体，旨在突出叙事的虚构性，消解叙述者的权威，为文本阐释的多样化开拓了空间。这就意味着无论作者或是叙述者是否抱持一种宿命论或生物决定论的论调，读者完全可以依据文本提供的细节做出不同的判断。另一方面，尽管写实文学都以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为关照对象，当代爱尔兰作家却格外关注边缘以及边缘人物。当代爱尔兰发生的剧烈变革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在社会主体层面上则表现为民族个体向市民个体的嬗变和转型；这场变革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化模式的转换，也体现为个体心理的转型与社会认同的巨大变化。对于身处这种变迁和转型浪尖的边缘群体而言，他们或因性别劣势、或因性取向不同、或因出身底层而经历了比主流人群更多的困难，受到的心理震荡也更为强烈。因此，当代爱尔兰地方小说对边缘群体的个体记忆与城市变迁之关系的探讨通过审视边缘群体本身的城市融入参与了建构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爱尔兰”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文学书写之于社会发展、价值体系重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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