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4-0018-08
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问题意识淡漠、运作性不 强，是制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问题意识淡漠，既有学科自身的原因， 也有特定的政治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至今不敢触及敏感的理论问题，更不敢涉足引起困惑的社会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工作 要么限于注释经典著作，在经典体系内兜圈子；要么仅仅为现行政策或政治理念作宣传 。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或工程学科中，也多是迎合长官意志，不敢越雷池一 步；往往对紧迫的现实问题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虽然有一些视学术良心为生命、责任 感强的学者，不屑于随波逐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可惜他们 当时很难得到恰当的、公允的评价。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 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一、矫正定位倒错，突显问题意识
根据现实状况，我们试图为突显问题意识而矫正几个最严重的定位倒错。
1.关于体系本位意识
应当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很不平衡，甚至有些学科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 这其中既有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局限性的作用，也有现行科研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 体制的弊端的因素。而在这种种原因中，一个内在的起着直接制约作用的因素是思维方 式所存在的局限，是“体系本位意识”的消极作用。
由于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人们往往更注重从学理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也就是说 ，更容易并且更主要地是从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视野来着眼和构思 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 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学术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 也难以与时俱进、与事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体系本位意识的负面 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当这种意识逐渐成为不自觉的集体“冲动”时，当这种意识 导致为体系而体系、把体系当做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束缚 学科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
新时期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 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这并不是说原有的理论体系对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起任何作用 ，相反，无论问题如何“新颖”，都必须借助某些现有的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只是 不能停留于此。当人们对一系列纷至沓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感到迷惑不解，需要新的理 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既有理论又回避推委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难免 令人置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 ，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部分原因。关键在于，不能学究式地面对问 题，如果囿于体系本位意识，所提问题其实不需要解决，它们不构成真实的难题，因为 提问的时候答案已经有了，表面的热闹只是使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 及问题的深层。
2.关于功利主宰导向
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在社会尚未建立良好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过 分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容易导致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对迫切的规范化和本土 化要求反而掉以轻心。
近期引人关注的学术界的弄虚作假、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包装注水等现象，部分也 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在短期利益驱动下，一些学人自律不足，随 波逐流，求量不求质，注重表面文章和华丽包装，不端行为频生，有些人甚至成为金钱 的奴隶。然而，似乎也不能全怪学者个人，现有的学术激励制度、成果评价体系过于急 功近利，工资、职称、奖励、房子及其他各种待遇都与科研成果的多寡相关。在一定程 度上，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严重败坏了清正严明的学术风气，致 使不少人从以往的“羞于言利”蜕变为“事必言利”，甚至把社会上走后门、拉关系、 请客送礼等套路引入科研成果的发表、鉴定、评奖和职称的评审之中，从而产生学风不 正、学术腐败等问题。
科研管理本身是一门科学，但是在相当一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 就是要各个部门及个人每年填一堆表格，再根据这些统计数字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更多的 经费，存在着一种“马太效应”。长此以往，人文社会科学很难获得大的创造性的发展 。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这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是，科学研究工作不能等 同于经济工作，虽然不能不言功利，但如果受功利主宰，成为功利的奴隶，势必走向歧 途、导向异化。特别是一些基础学科、重大理论课题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研究者潜心 钻研，甘于寂寞，不怕坐冷板凳。人们除了在经济、政治利益驱动下无休止地开展各种 功利性活动外，也需要超越地、没有功利目的地思考一些非功利意义的问题，实现一种 对世界的精神上的把握。因此，在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工程计量 方法搬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
3.关于片面意识形态化
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片面观点：一是把两者相互混同 ，二是将两者截然对立。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其实这种说法过于笼统。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的理论原则和思想体系是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则是科学，或是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科学首先是一种探索真理的认识活动，其首要标志应当 是对科学性的追求，以及怎样努力排除非科学因素(包括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干扰的问 题。马克思早就对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提出了要求，即真正的学者应当具有独立思维的 品质，要有与干扰这种独立性的外界影响以至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马克思曾反问 道：“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 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1]马 克思认为：“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 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2]马克思称赞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是客观的，他的客观性就在于如果 科学要求他做出与他的阶级利益相对立的结论，那么他也能做出。这提醒我们：一定不 要把简单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我们学术思想的预设，那结果很可能阻碍人们对学理问题 的诚实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学术问题一概视为政治问题，笼统地把学术批评当成正确的批 评错误的、政治上先进的批判政治上反动的、“无产阶级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分 不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以这样的态度当然就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了。
从总体上讲，人文社会科学有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面，也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如果 将其完全政治化、片面意识形态化，以价值评判代替知识争论、学术判断，以一时的政 治需要决定学术真伪及水平，既严重影响学术的独立性，也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敢 、不能直接提出真正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学科健康发展的。还应注意，新思想的孕育和 成长，有赖于自由的学术空气；学者的创新精神离不开学术自由环境的滋养。囿于学术 权威的观点和政治权威的权力，是不可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的，也无法发现现实中 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突破这些约束，打破人为的藩篱，树立创新的信 心，坚定开拓进取的意志，才真正有可能确立起问题意识。
二、恰当设问和应答
向问题意识的转变，要求在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转变。问题方式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问方式或提出问题的方式，二是应答方式或回答问题的方式。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和准确地回答问题都是创造性活动，既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学科理论 发展状况相关，也决定于学者本人的经验、学识水平、思想观念、判断力、想像力和创 造力等因素。
1.设问方式的转变
当前，在设问方式上的坚决转变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这种转变的取向， 首先要围绕现实性、多元化和直接性来进行。
(1)现实性。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提问方式更多的受到现实需要的影响， 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制度建设等多方面的需要。所以，现实性提问是人文社会 科学最重要的提问方式。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决定了社会生活不同寻常的纷繁复杂，迫切 需要学术界做出迅速的、有力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回应。
要做到理解现实，一定要敢于走出书斋，突破已有的理论框架和教条的束缚。中国现 代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多是移植西方知识体系，因而不能不注意西方理论与东 方现实的差异和冲突，与现实相矛盾的理论必须根据现实来修正、调整和取舍，使之真 正契合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知识本土化”问题。应该根据实际地理状况 来描绘地图，而不能根据过时的地图来框定现实的图景。
人文社会科学是围绕“人”即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民生问题是其题 中应有之义。对民生的关注，既包括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注，也包括对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的关注。对民生的提问，有两个重要的思路：一是从细节问题入手，一是从个体生存 状况入手。研究的细节化，避免宏大叙事，是正在发生的当代学术转变的重要特征。关 注个体生存状况，是透过社会制度、社会集团真正感同身受地理解现时代个体的命运， 而不仅仅把个体作为某个集体的单位成员去化解。关注个体，既要承认人理性的一面， 也要考虑其非理性的一面，把人看成知、情、意统一的复合体。
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变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创造性转变。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 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对它们的提问方式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人文社会科学 家应该高度关注人类活动的实际发展进程，并有意识地、前瞻性地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所以，从改革进程中提出现实问题，是现实性设问方式的重要方面。
(2)多元化。所谓多元化提问，是强调研究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念，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和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多元化提问是与标准化提问相 对的。标准化提问拘泥于已有的教科书的立场，以立法者、裁判者和导师式的身份向社 会发问，是作为真理掌握者而不是作为研究者来审视社会。作为研究者，既要弘扬主流 标准，也需要从其他的观察角度来对标准观察进行补充。
在中国，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教科书。并且，无论是理论表述上，还是篇章结构上 ，同一学科不同版本的教材基本上雷同。如果一个学科没有标准化的教科书，该学科就 被认为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相应于标准化教材，中国的文科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包括一 些地方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也是这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人文社会 科学是建立在一套标准的教科书知识体系之上的，强调标准化、规范化，形成一致性、 排他性。就设问方式而言，“唯教科书主义”的设问方式也被标准化，虽然在表述上略 有不同，但都“似曾相识”。不拘泥标准化设问方式，就必须突破教科书知识的限制， 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出发来提出问题。
当代全球化运动对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范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许多问题是整个世 界和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知识的形态、内容、传播 和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任何文化隔绝和封闭都不再可能。但是，在频繁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既不能忽略他人的观点，又不能盲目跟随他人而迷失自己。
在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的崛起使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化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一度被认 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艺术变得越来越具有消费性、娱乐性和制作性。面对大众文化 ，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真切的关注，而是采取无端批判的武断态度，一 味称大众文化是媚俗的、浅薄的，流露出知识分子自鸣清高的“精英”立场。对大众文 化的鄙视或者畏惧只能使自己日益孤立，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突破“精英”文化的立 场，目光移向大众，便可以从当下大众文化运动中提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3)直接性。所谓直接性提问，是与间接性提问相对的提问方式，要求提问的通俗性、 精确性、尖锐性，而且，提出的问题要有真正的社会价值。
提问要通俗，要让一般人能够明白和理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术 语和范式，但是研究的问题都是与人相关的，也应该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通俗性提问 ，可以让人直接了解到整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提问要精确，要让人准确地把握提问者的意图，不动辄搞什么“微言大义”。精确性 要求提问者廓清自己提出的问题，消除其中的模糊和歧义。精确性往往与数字有关，要 求对问题进行定量描述。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如果能具体到 某个数量级上，就更能给人以直观的印象。
提问要尖锐，能给人以警醒和震动。比如，当研究者设问：“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对抗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对抗到底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种毫不回避地、尖 锐地提问的态度会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
直接性提问往往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而晦涩的问题则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认同和 共鸣。知识分子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片面意 识形态化。但是，不能把片面意识形态化完全归咎为学术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某些人 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素质也有问题，就是说，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身尚缺乏“独立 之品格、自由之精神”(陈寅恪语)。从知识分子自身素质来看，真正实现直接性提问方 式的转变，还应该着力培养对人文社会现象的洞察力，这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素养：一是 敏锐的眼光，一是批判的精神，即敏锐地感知社会现状和变迁，保持足够的社会责任感 ，时刻不忘学术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批判，透过现实迷雾，直指事物本质，具有穿透 力。
2.应答方式的创新
与设问方式的转变一样，应答方式的创新也是当下最为迫切的工作重点，而重中之重 是应答的跨学科、可操作性和建设性。
(1)跨学科。问题和学科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从历史上看，问题的产生是先于学 科的。问题诞生之后经历了一个从自在状态到被各学科整合最后又溢出现有学科架构的 过程。因此，以问题意识指导研究活动，要求研究者不能局限于某个纯粹的学科，而应 该有跨越学科的眼光，在学科/非学科的两极张力中求得某种平衡。一方面，学术研究 必须借助研究者已有的学科知识，完全放弃学科知识的应答方式是不可能的。并且，无 视前人的理论思考，往往最后会被发现并没有跳出前人的思考，甚至是一种盲目的重复 性劳动。另一方面，局限于已有学科来审视问题，会陷入“解释学循环”，以理解的前 结构限定理解，阻碍应答方式上的创新。有论者认为：“突破学科化的思想学术方式， 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当代学术思想，这种问题意识是大学学科建设走出经 院化的关键。”[3]
进一步说，对那些不能整合进现有学科架构的新问题，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审视方式。 对这些问题，根据不同的学科知识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更应该围绕问题 本身来组织和整合这些不同学科的回答，打破学科界限，融贯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做 出跨学科的应答，形成统一的、协调的知识，而不是片段式的拼凑。
跨学科的研究，一方面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借鉴，社会科学 指向人类活动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与意义，人文学科研究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两者在 理解人文社会现象中都不可或缺；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科学的借鉴，一是思想、理论、概 念的吸收，一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当下，计算机已开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 巨大的威力，简化对社会现象中众多数量关系的处理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的精确性。
(2)可操作性。知识性应答和操作性应答是两种不同的回答问题的向度。操作性应答是 知识性应答的实际运用，是后者从观念向行动的转化。同时，操作性应答也在知识性应 答与社会实践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知识性应答放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和修正 。两种应答方式互为补充，互相支持。
回答要具备可操作性，答案必须从定性向定量转化。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 定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人文社会科学认识既要揭示研究对象质的方面的规 定性，也要揭示其量的方面的规定性。定量研究一般具有严密性和可靠性，可以得出可 操作性的结论。
政策性研究，直指政策的实施，是典型的操作性研究。政策性应答，是尝试着以政府 、政策的立场来看待研究对象，解决关系各种国计民生的问题。从政策性研究的组织机 构来看，专业咨询机构的出现、咨询产业化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许多国家都纷纷设立“ 思想库”之类的研究机构，为国家提供咨询服务，比如赫赫有名的兰德公司，已经成为 美国研究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重大综合性战略问题的重要机构，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近来兴起社会技术的研究，认为存在一种和自然技术相对的社会技术，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以及组织管理、社会管理等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 题看成一种技术现象，统摄在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下。它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 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
(3)建设性。“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显著而奇特的事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 想与态度之出现与持续。”[4]这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初就面临西方强势文明对传统 的威胁和挤压不无关系。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富国强 民，学术活动很自然地就被统摄于救亡图存的话语背景之下，抹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 彩。从1840年以来，较之于建设，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更加倾向于裂变 和革命。上述心态反映到学术研究中，就是学术上普遍的破坏性思维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习惯于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出发 来研究问题，对西方理论、传统文化持一种全面批判、全面否定、全面破坏的态度。改 革开放以来，救亡图存的诉求被民族复兴的号召所取代，但在学术上的破坏性的民族主 义心态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与学术界从彻底否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一味追随 西方最新理论的旨趣也是暗合的。两相映照，就使得当下中国学术界各种负面的思维方 式、种种“后”字牌号的“学说”风靡一时，建设性地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应答方式 仍然被忽视。
当然，建设性应答不等于掩盖问题、回避问题，不等于“好好先生”、一团和气。我 们同样要倡导批判性思维。但是，批判不等于单纯破坏。“大批判”现象，是中国现代 学术不成熟的表现。从问题的应答方式来分析，这种不成熟是不能妥善地处理破坏性应 答与建设性应答之间的关系，自觉和不自觉地走极端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应该“破 ”、“立”结合，大力提倡建设性应答。
建设性应答，要破除情绪化和意气化，要求客观、冷静，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方法 。建设性应答，要纠正片面地看待问题的习惯，要破除急功近利、追求轰动效应的心态 。建设性应答是直面现实、有所作为的回答方式。它既要回答为什么，也要回答怎么办 ，既要看到现象，又要提出对策。比如，面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管理混乱、国有资产 流失日益严重的状况，一些人以为用一句“体制问题”就回答了一切，而不致力于提出 建设性的有关“怎么办”的可行、有效的方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毕其功于一役 ”的激进、冒进想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蹴而就的应答方式只会蒙蔽我们的研究，耽 误我们的时间，打击我们的信心。
三、多元的价值追求
提倡问题意识，不能抱持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要张扬一种超越情怀。这就要求在咨政 与怡情、建构与解构、学者人格与多元追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1.咨政与怡情
如果说咨政的取向主要是从物质的、功能的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它在精神层面 的意义可归结为怡情的追求。这种追求既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创造性研究过 程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效果，又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对民族文化素养、道德水平和 精神境界的提升。
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西方就 传承着一种追求“乌托邦”的传统，经过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时代，宗教思想对政 治统治表现了深刻的影响力；在中国，儒家思想、“三纲五常”的观念则伴随着历代君 王走过几千年的政权更迭。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在社会革命时期，表现在为革命提 供指导思想和斗争方略。
随着社会的变迁，成长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调整自己的取向。尤其是在科学化的历 程中，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的淡化，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更多的表现为政 策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政策制定与决策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反过来也推动后者 的发展。着重运作的政策性研究进一步使人文社会科学从理论走向现实。研究覆盖许多 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通过对现存的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释，可对现实 各种紧张的社会关系起到一种缓解的作用。
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咨政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要 坚持自主性发展，按学科本身的特点和需要，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防止那些“偷运进 社会科学大门的社会问题”，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家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思考工具进行彻底 的质疑。否则，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完全按照长官意志由行政指令来安排，形 成“有奶就是娘”的局面，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由利益所左右的 “近视者”，损害他们所应该具有的自我批评、社会批评和信息反馈的能力，消解他们 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
特别要提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怡情化的趋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 在国内的传播和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一些人全盘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热衷于反基 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观点，怡情的追求也面临着种种边缘化的危机。就 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称，最早的人文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者”——有着自由 思想的特点，有着对国计民生的天然忧患和关怀意识，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 角色。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建制化发展和知识分子角色的分化，人文知识分子已经从 纯粹的单一的“守更人”角色分化为一系列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很多人文学者和社 会科学家转向市场经济的海洋，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淡 化了作为思想者的社会精神向导的意识。如果人文学者完全被利益言说所左右，完全推 行市场化的平面创作模式和思想方法，推销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就会失去人文社会科 学学者本应具有的超越情怀!
2.建构与解构
学者具有超越情怀的现实意义，一是在对问题的反思中，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公 正的态度；二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寻求建设性的解答。
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批判性思维的学术传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所在，也是人文学 科与社会科学得以世代传承、不断进步的基础。然而，在当下急功近利的语境中，某些 人文学者开始忘掉原来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使得知识层文化阐释和文化批判功能 衰减，人文社会科学家自身的反思能力减弱，学术含金量降低。现实的利益驱动代替了 真正的价值判断，出现了诸如心态浮躁、学问空疏、门户之见、论资排辈等弊端。这些 都需要我们及时寻找应对之策，以推进真正的学术繁荣。
合理的批判和破坏是进步的，但是，将批判和破坏贯彻到底则难免犯偏激或虚无主义 的错误。当下，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言说是学界的主导话语，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 潮却将现代社会的危机归因于现代性，把现代性看成是造成现代社会一切弊端和一切矛 盾冲突的根源，并从多个角度批判、消解和摧毁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 文化虚无、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游戏人生的理论取向，从根本上否定了西 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崇尚理性与崇高的思想传统，是对现代性的彻底消解和破坏。应该看 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取向在现阶段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具有破坏性的一 面，如果照搬后现代主义，后果将不堪设想。
批判的意义不限于破坏与解构。在学术领域，批判的目的既不是要否定、打倒权威， 也不是要讨好权势，而旨在通过争鸣与辩论以更全面地了解问题，达致对事实与问题本 身的合理化解释。在社会科学领域，还要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哪怕提出的方案并不一 定是官方或既有权威所乐意接受的，也要着眼于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而提出方案， 这就是所谓的批判意味中的建设性。
从实践的维度看，作为提供关于社会知识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其建设性意义更为感性 具体。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性意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的向度上都已是不争 的事实，深层的问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性效果何以可能?如何才能达致并提高当 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性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人们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规范问题的分 析与解决途径，在事先预警、铸造文化、改革社会、阐释世界、传播信息等方面起作用 。尽管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自在性、同质性、精确性、价值中立性、客 观性等特征，它仍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的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为社会提供基本的思想 、理论概念和结构分析。在如何理解社会的变革，如何避免危机，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 发展、创造性地建设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缺少的认识工具和手段。
3.学者人格与多元追求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自古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人文传统，在西方同仁关注自然、 探求宇宙的本源与发展规律，探求超越现象世界的客观的纯粹知识之时，中国的人文学 者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生活现实和人本身，在“人文”与“天道”契合的视野里 ，虚置彼岸，执著此岸，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精神”：一是深刻的忧患意识，二是对道 德理想的探求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三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关注政治， 参与政治，置政治于学术之中。
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辉煌的。他们曾被塑造为一群超人，一群在人格上 高于普通众生的精英，一群为知识、为某种价值和信念随时献身的文化英雄。而今，一 切都在改变，包括曾经的得意与失意!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学者从未在历史的 和平时期遭遇过如此深刻的失落，一种在政治与经济的热浪外、在科技英才激昂的凯歌 高奏中默然走向边缘化的失落。人文学者作为社会分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也许是因社 会及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而失落，但在遭遇人文学科的困境之时，合乎情理的选择应是 对学科走向及个人学术行为的反思，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
每一种选择都无法超越多元化的现实。多元化源于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改革开放之 前，我国传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计划经济、“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与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彼此交合。但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 现出分裂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总能相互支持与阐释。
多元化不是中国首创，而是全球发展的基本趋向。全球化导致的悖论在于，全球化一 方面加剧了某种一体化，但同时也培育了多元化的可能。在全球性的资本扩张中，无法 回避地要面对当地的社会环境、风情习俗和文化传统。
多元化之合法化呼唤的是对话与理解，是对异质性的宽容，是对绝对的单一的评判标 准的反拨。正确的选择应是对人文学者本身的重新反思和自我定位。摘下启蒙的帽子， 更多地关注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人文学者应成为关注并就社会问题发言的公共知识分 子，而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究。
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家要保持对社会的独立批判精神，在“出 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没有绝对超然的“出世”，也不要无法自拔的“ 入世”；“入世”是基本的取向，“出世”是为了与问题保持距离。但跳出问题则是试 图看清问题、理清思路，以求对问题进行批判与超越，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或许，在多 元化合法化的今天，“出世”与“入世”的融合也是多元化追求的应有之义。
收稿日期：2004-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