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由维新变法到推翻帝制，波澜壮阔，风发潮涌，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戊戌维新，报刊流行，教育改革，冲击了封建传统，促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那么，戊戌辛亥间的文化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又将如何估价？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或革命，每每以舆论为先导，而舆论宣传又每每借报刊为“耳目喉舌”。
19世纪50年代，国内已经有报刊发行，是外国人在华主编的，如《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此后，报刊渐多，《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申报馆又刊行了《瀛寰琐记》月刊和《四溟琐纪》月刊。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广，只是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报刊“顿呈活跃之状”。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上书变法的同时，注意开学会、办报刊。他们以为当“民智”未通、风气未开之际，除应开学会以“广联人才”外，还需依靠舆论宣传，创办报刊。从而在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的同时，在北京、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编《直报》、《国闻报》，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设《湘学报》、《湘报》，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以至澳门、香港，还有海外华侨聚居的日本、新加坡都有中文报刊。既有呼吁救亡图存、昌言改革的，也有文摘性、专业性的，真是“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七《改革起源》后附记，见日本铅字排印本，中华书局本删去。）。
在这些报刊中，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呼吁变法维新的必要，对废八股、练军队、保护工商业、立宪法、设议院，都提出了建议，对变法的实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有作用，当时就有人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敏英俊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而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为愈矣”（注：欧賓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戊戌时期以民权反对君权，以民主反对专制，尽管它还只是启蒙，但它对传统的否定，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冲击，对中国人民却是起了振聋发瞆的作用。而这些论文，很多就是在报刊发表的。此后，在清政府的严加防范下，报刊的言论受到阻厄，它又有着新的特点：
第一，激烈攻击封建统治的言论似乎减少，但报刊依然风行，林林种种，商务、外交、科技、教育、文摘，以至童子、女学，都有专刊发行（注：见拙撰：《清末民初上海的报刊》三，《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
第二，议论政治的报刊，由海外而国内，引发了“苏报案”。
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设《清议报》，提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知新报》也因地处澳门，得以继续发行，和《清议报》同为攻击慈禧、宣传勤王的两大刊物。然而，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面目的爆露，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无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注：孙中山：《革命源起》。）。1901年5月，秦力山等在日本创办《国民报》，“开倡民族主义，风行一时”（注：冯自由：《秦力山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88页。）。《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先后在日本刊行。当这些刊物传入国内，反帝反清的爱国宣传也随之展开。《苏报》就是由改良转入革命的。
《苏报》的主持人陈范，原具改良思想，“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因南师和上海南洋公学相继发生退学风潮后，《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一栏，延请章士钊“董理斯报”，于1903年5月入馆，《苏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注：蒋维乔：《蔡孑民小史》，见《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时务新报馆版。），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系节录，题为《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引发了“苏报案”。
1903年的“苏报案”，是宣扬革命、反对改良而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破坏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促使了革命政党的建立，光复会、华兴会都在次年成立，它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和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报刊和近代政治的关系，可以概见。
第三，海外报刊的传播，影响国内。国内报刊的宣传，《苏报》被封后，章士钊等续办《国民日日报》；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朝政府。1903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0-233页，中华书局版。），明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决分两途”。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也是在报上首先发表的。同盟会成立，《民报》创刊，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又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
此后，革命党人在上海创设《神州日报》，对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都有报导。接着，又创设《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民立报》还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通讯联络机关。武昌起义，《民立报》首先报道，以头号字刊出有关起义的报道。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11月3日，上海武装起义，接着，沪军都督府成立，《民立报》又鼓吹会攻南京，进行北伐，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献。
甲午战后，报刊盛行，推动了变法的步伐；此后，又鼓吹革命，昌言民主，清政府再是严加防范，也不能挽既倒之狂澜。报刊的冲击，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先导，并与之相互促进。
二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还强烈呼吁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人才。《强学报》初设，就提出“学校兴而积习变”（注：《开设报馆议》，《强学报》第一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还连载《论学校》，强调“变动科举”，设立学校。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的学校陆续开设，旧的书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造。
清代延袭明朝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生员自少至壮，“束缚在八股贴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多少年来，“以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所共托久矣。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注：康有为：《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拟，1898年6月10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页，收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4-265页。）。康有为还上《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对“今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以致“东涂西沫，自童年而咿唔摹仿，妃青俪白，迄白首而按节吟哦”加以批评（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页，收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从而争取到“自下科为始，废八股为策论”（注：6月23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第16页。），“命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注：7月19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第一——二页。），以及“变通科举，嗣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并停朝考一场”（注：7月21日，见《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八第4页。）等上谕。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终于开设了，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注：1898年7月3日，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第13-14页。）。在总理衙门筹设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第二章第二节说：“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专一门者也”，并“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规定普通学课程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至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五国的语言文字学，“每人自行认一种”。高等学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种（注：《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一册第135-147页。），已具有近代高等学校的教学规模。
与此同时，各省县也纷纷开设学校，以上海为例，也有南洋公学（1896年，交通大学前身）、上海育才书塾（1896年）、上海三等公学（1896年）以及女学堂等。一些旧有书塾，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这样，知识分子就不是专读“四书”，专习书法，而是增加了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连封建时代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女也有女学堂了。1902年，清政府又进行学制改革，颁布了大学、中学、小学等钦定章程。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提出的出国游学，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议复：“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第2页。）。变法失败后，续有“广派游学”的上谕。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据调查，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的即有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直隶、安徽、福建、四川、江西、贵州、山东、陕西、广西、奉天等男女272人（注：《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一卷五号。），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此后，人数激增，除公派外，私有自费留学的，也不是个别现象。再不是过去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了。
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当时政治的反映；而改革后的教育，又予当时政治以重大影响。
首先，自戊戌时期宣传民主，反对封建以来，对旧有的封建体制起了很大的冲击。
当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提出“逆乎常违”，他在学生的帮助下，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加以批判，对封建的传统观念加以反击。把过去封建社会视为偶象的孔子塑造为改制的孔子，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孔子。推翻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旧说，甚至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也申张康说，从人们信奉的儒经中引出他们宣传民主的根据，如说“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井田为“大同之纲领”（注：梁启超：《孟子界说》。）。“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其罪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注：梁启超：《读西学书后》）。“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注：湖南时务学堂《学堂日记梁批》，见《觉迷要录》卷四第3页。）。谈民主，抑君权，在当时确实是起了振聋发瞆作用的。时务学堂虽不断遭到摧残，但它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促使了他们的思想解放。如林圭、田邦濬、蔡钟浩、秦力山、李炳寰、蔡钟沅，都是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起义骨干，有的还参加了兴中会。
其次，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不仅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注意西方的自然科学。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列了十五门，即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和兵书门。上揭北京大学章程中也有不少自然科学科目。这使知识分子再不像过去那样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诵读，而是扩大视野，潜研科学。清末民初一批出国留学生中，就拥有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们致力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或高等教育，把学成的技术付诸实施或传播发挥。有的还参加革命，如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于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各门社会科学，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反转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社会科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而自然科学的成果，也每为社会科学所吸收。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和生产规模狭小的限制下，中国经济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却促使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要求中国富强，要求变法维新，非常注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作用。从此以后，教学制度的改革，把自然科学列入主要课程，出国留学的士人研读自然科学的专业，这样，对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无疑是会起推动作用的。
三
戊戌辛亥间，社会动荡，发展迅速，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转移，有随时代而进的，也有逆时代而动的。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当时政治动荡的反映。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据梁启超记述当初谒见康有为的情况说：
“（庚寅）其年秋，始交陈通甫（即陈千秋），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举，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诘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冰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所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谈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注：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启超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离开广东最高学府而到万木草堂，是因为康有为所讲和传统的学习不同，是因为和时流所推重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同，是因为他敢于“更端驳诘”“无用旧学”，是因为他除讲传统儒学外，还讲“史学”、“西学”。也就是说：由于康有为讲学时，冲击了旧的封建传统，批判了旧学，讲习了新学。此后，梁启超主编《时务报》，享有盛名，也因为他引用康说，推衍新学。有人说：“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美，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其实，他们推颂梁启超，不只是因为他“语言笔札之美”，还是因为他的文章中有了“新学”的新内容，从而为士大夫所推誉；也正是因为如此，引发了一些士子思想的转移。
维新变法，是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法。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皇帝的权威是不可触犯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权威是不可触犯的。如果宣传孔子不值得迷信，在当时是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的，不如利用孔子迷信，进行改造。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版第267页。）。于是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心理，把孔子乔妆打扮，拚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装了的孔子的神。那么，康有为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改制者，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制，用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方”，这正说明了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是何等顽固，儒教的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
传统儒学、孔子偶像在知识分子中浸渍很深，因此在分析戊戌辛亥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移，就不能不注意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点，下文还将阐述。
四
报刊的流行，教育的改革，思想的转移，是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的主要表露，在探讨其与政治关系时，我认为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第一，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转移的。
对西方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的。起初，以外国为“夷狄”，引用“圣经”：“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来对抗，虽有人注意搜集和了解西方情况，如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其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注：魏源：《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第20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但这样有识之士毕竟不多。其后，外国多次侵略，又想依援洋人，经办“洋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情况变了，改良派又提出不仅经济、军事、文教要改革，还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康有为经过学习西方，考察各国情况，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较过去又进了一步。然而，讲“夷夏之辨”的还是不乏其人，“恪守祖训”的也大有人在。说什么讲民权是“君无权”，讲平等而触犯了纲常，每每以“圣训”、“祖制”来压人。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转移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对国情的认识，也是经历了痛苦的折腾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辛丑和约”签订，慈禧太后一伙媚外辱国的面目日露，再不能对清政府存有幻想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逐渐代替了改良。清朝是以满族入主中原的，过去和康、梁共事过的章太炎写出了《正仇满论》（注：《正仇满论》发表于1901年8月10日的日本《国民报》。），此后，出狱东渡，主持《民报》，又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以国学为“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把它说成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从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国有之学”的东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是指我国汉族之学。章太炎等在这时宣传“国学”，也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他们的反清、光复服务的，从而他讲解“华戎之辩”，宣传满、汉矛盾，章太炎自己也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注：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他在这时宣传“国学”，鼓吹民族主义，也正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反映。章太炎的由改良而革命，也正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转移的。
第二，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是经过斗争的。
戊戌辛亥间，正是改良运动由掀起到失败、革命运动由酝酿而胜利的时期。他们都想中国富强，参加革命的人起初有的也曾赞助改良，等到改良失败，清政府腐朽益盛，两派开始分家，有的思想已转移到革命，有的却停留在原来的地位，革命和改良又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就是两派合作与否斗争突出的一次。
1900年7月26日（七月初一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邀集沪上“名流”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注：“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过去记载有误。今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和日本《井上雅二日记》。《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会的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52人（注：“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过去记载有误。今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和日本《井上雅二日记》。《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接着，在7月29日（七月初四日）在愚园开第二次会，到会的有60余人。“国会”宣布的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立新共和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既然否认清政府，就不应该保存清国和光绪皇帝，保存清国和光绪皇帝，就不能创造新自立国。可见宗旨模糊。
在第二次会上，章太为对国会宗旨提出异议，当场批评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当天，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没过几天，又写了《解辫发说》，表示“不臣服满洲”，“移书出会”（注：见《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出版。）。
自立军的宗旨模糊，主张混沌，是当时革命和改良未曾明确分家的反映，它和唐才常徘徊于革命和保皇之间有关。
戊戌变法期间，唐才常和谭嗣同在湖南编辑《湘学报》、《湘报》，积极主张变法维新。政变后，经香港、新加坡而到日本，经毕永年介绍，结识孙中山，受其启发。他既受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影响，又不能摆脱康、梁的束缚；既想望革命派的响应，又想望改良派的海外捐款，形成宗旨矛盾，结果以失败告终。
自立军的失败，血的教训，使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梁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与康、梁绝交，1901年在日本创刊《国民报》，宣传革命。参加自立军的陈犹龙等，“于事败后多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帐，梁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7-88页。）。从此，保皇会的“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
此后，许多知识分子逐渐从改良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走向革命。如刘敬安即“以国是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2页。），遂别创日知会为革命机关，成为自立军失败后“湘、鄂二省之革命策源地”。自立会会员吴良愧也在同盟会成立后入会。又如参加自立军的龚春台，后来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组织萍乡、浏阳起义；在浏阳响应龚春台的姜守旦，也参加过自立军，他还是哥老会的“香长”。
此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注：支那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沈荩》第17页。）。由此可知，思想的转移，是经过斗争的，有时还经受了血的教训。
第三，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和传统儒学又有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学习西方，又援用儒术，写了《孔子改制考》；他的弟子梁启超发挥师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民权、平等、选举、议院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改良派“借用”孔子，“托古改制”，“借用”旧经，鼓吹变法，为的是想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依援孔子儒经，以完成他们的维新大业。然而，压力没有减轻，斗争更加复杂。
在中国封建统治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经学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尽管儒家思想内部有着代表不同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派系斗争，但崇奉孔子却是一致的。他们既以儒家经籍为法定的课本，又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容易锢蔽视野，“述而不作”，你要革新，就说是“圣人之法”不能“矫然易之”。既用“祖宗之制”来压人，也用孔子之经来欺人。这点，维新人士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们用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也就是所谓“欲托孔子以行其术”。这样，守旧势力就激烈反对，并在维新与守旧斗争的同时，又有着“翼教”、“护圣”的内容。
康、梁主张学习西方，使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鼓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权学说。湖南封建守旧势力认为封建纲纪不容动摇，决不容许“用夷变夏”，说什么“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注：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卷四第70页。）。孟子虽然有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但“民为贵者，君贵之，非民自贵之也，且非贵民权也”。康、梁宣扬民权，是“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注：叶德辉：《正界篇》下，同上书第31页。）。说什么“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注：叶德辉：《輶轩今语》，同上卷三第13页。）。“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注：《賓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同上卷五第5页。）。
康、梁主张“合群”，湖南自南学会创设后，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封建守旧势力引经据典地说：“《中庸》‘仁者，人也’……作者变乱其旨，以为‘合群’，其心非广宣教惠，不过欲私立党会耳”（注：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同上卷四第50页。）。说是梁启超“煽惑人心，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注：叶德辉：《輶轩今语评》，同上卷四第6页。），防止他们“私立党会”，改变封建政制。
康、梁学习西方，又借用孔子“托古改制”，且以孔子纪年。湖南守旧分子本是封建孔子的信徒，看到康、梁推崇的孔子，和自己信奉的孔子不同，因为前者是资产阶级化了，这就更加激起他们的愤怒，认为“有世道之责者”，不能“嘿尔不语”。也就是说，凡是清朝统治下的臣民，都要捍卫旧的世道，翼戴旧的孔子，于是公开抨击康、梁，“影附西书，潜移圣教”，叫嚷“翼教护圣”，叶德辉说是：“梁启超之为教也，宣尼与基督同称，则东西教宗无界”（注：叶德辉：《正界篇》，同上卷四第24页。）。“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叶吏部答友人书》，《翼教丛编》卷六第30页。）。如果信奉康、梁，将使“竟不知圣教为何物”。说康、梁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注：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同上卷四第65页。），公然宣称：“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大”（注：《叶奂彬吏部明教》，同上卷三第31页。）。同样“尊奉”孔子，同样以孔子为“圣教”，但康、梁“持”的是资产阶级化的“改制”孔子，而封建势力是“护”的封建卫道的孔子。他们不承认康有为“尊孔”，是因为康有为等所“尊”的孔子和封建统治者不同，它动摇了封建孔子的旧的权威地位，于是谤毁康有为“上则欲削君权，下则欲行邪教”（注：《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同上卷六第2页。），说是“离经畔道，惑世乱民”（注：《汨罗乡人学约纠误》，同上卷四第80页。）。认为它“离”了封建政府“法定”的正经，“畔”了封建政府“法定”的孔、孟之道。因此，叫嚷“翼教”、“护圣”。要“翼”封建孔子之“教”，“护”封建孔子之“圣”。他们之间的争论，已和过去经今古文学孔子真伪之争迥然有别，因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派系之争，而现在则是封建的孔子和神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孔子之争，无怪乎他们对孔子改制要视为洪水猛兽了。
围绕“孔子改制”的“翼教”、“护圣”之争，显然已经不是学术上的维新与守旧之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他们打击了封建旧势力的“恪守祖训”，冲击了保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事实上是要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理论条件，旧势力自然不能容忍，也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说什么“康门之士，蓄意乱法，故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用’，不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烧’，是非颠倒，黑白淆乱”（注：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第14页。）。认为“康门之士”，是为了变法（乱法）的需要而抉择古籍，诠释儒经的。这是“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说什么“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敝，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同上卷六第16页。）。对这种“改乱成宪”之说，不容忽视。
为了防止“湘人之惑于邪说”，叶德辉之流写《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正界篇》上下，《非幼学通义》，几乎把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援用或所撰各书，全部“辞而辟之”。
由上述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间新旧斗争，可以看出近代文化思想的转移和传统儒学的关系。
同样，辛亥革命前夕，革命与改良的斗争，也和传统儒学有关。
如上所述，上海愚园“国会”召开时，章太炎批评了唐才常“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主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写有《正仇满论》，批判改良派。此后，更增删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出狱后，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而改良派仍在海外活动，保皇会在华侨中还有一些市场。章太炎在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又积极宣传顾炎武的民族主义学说，对今文经学尖锐批判。
首先，他对康有为等信奉的今文经学加以攻击。认为康氏的借用《公羊》，只是“志在干禄”，并非《公羊》旧说。说：“刘逢禄辈出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七号。）。康有为等“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而已。
接着，章太炎发挥清代古文经学派开创者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实践内容，从那里借用语言，汲取思想。如说：
“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炎武者，甄明古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静，感怀先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且持论多求根据，不欲以空言义理以诬后人，斯乃所谓存诚之学”（注：章太炎：《衡三老》，《民报》第九号。）。
又说：
“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
“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必求居贤善俗，舍宁人之法无由！吾虽凉德，窃比于我职方员外”（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第八号。）。
可知章太炎对顾炎武的敬仰。他对顾炎武的“甄明古韵，纤悉寻求”既未遵循，对顾炎武的“兴起幽情，感怀先德”更表敬仰。认为顾炎武“持论多求根据”，是“存诚之学”，讲“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可以在古文献中激厉民族主义感情。
章太炎继承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在文字、音韵方面都有创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汲取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实践内容。他以为“当初顾炎武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碣以传示后世”，从而也想在“古事古迹”中，找寻“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他认为中国人要爱惜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如果“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语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章太炎不仅叫人懂得这些，而是要激发人们的“爱国的心思”，认识到目前是处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处在满洲贵族的种族压迫之中，要“爱惜自己的历史”，就必须进行“排满”革命。
这样，在他的论著中，就充分赞扬和发挥顾炎武的思想；引用顾氏所举“知心”、“重厚”、“耿介”而益以“必信”，以阐明“革命之道德”；援用顾炎武所述“师生”、“年谊”、“姻戚”、“同乡”等“旧染污俗”以箴砭新党的“自相引援”。所谓“引致其途”，“朽腐化为神奇”，对当时的革命来说，确是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其次，章太炎运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搬弄儒家经籍，讲解“华戎之辫”，热衷宣扬满、汉矛盾，说明今之“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人之政府”。搬用儒家经籍，加以涂饰。
照此说来，章太炎的提倡古文，反击今文，旨在宣传“排满”。他不是单纯地继承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而是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涵义进一步发挥，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为“排满”革命服务。他的学术研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搬用的还是传统儒学。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发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利用古文经学鼓吹“排满”革命。他们都没有摆脱儒学的羁绊，而与传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甲午战争以后，由变法维新而推翻帝制，正是社会动荡、思想启蒙的重要阶段。随着社会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文化思想，而文化思想的转移，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变革。综观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的转移，既经过尖锐的斗争，又和传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连，探索这些问题，在充分估价其复杂性外，还需考虑中国的国情予以确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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