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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1903-1987)，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山西平遥人。汾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受李大钊影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0年回国，先后任哈尔滨政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8年与郭沫若同抵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依赖于一批杰出史学大师的执着探求和艰苦拓荒。其中，侯外庐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实践建构了自己独特、完整的历史科学体系，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侯外庐的史学成就涉及多个方面，无疑，社会史的研究是其史学实践的起点和主要领域之一。
三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当时的侯外庐正忙于翻译《资本论》，无暇全面梳理各个问题，但他一直关注着它的发展。经深入思考，他感到论战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各方“每每产生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而很少以中国的史料做为基本立脚点；或者虽然形式上占有中国古代的材料，而又忘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的现象”，因此，都“没有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注：侯外庐：《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载《中国史学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有感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缺乏，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具体史料相结合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总体评判论战所引起的方法论，侯外庐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古史的独特理解，于1993年撰写了《社会史论导言》一文。（注：该文1939年刊于《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题为《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后收入《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并加按语，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1945年版；又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文可以看作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开端。文中指出，历史研究的先决课题是对社会发展一般构成的探讨，社会性质的决定者是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只有了解社会构成的性质，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篇文章反映了侯外庐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其理论框架已粗略可见。
就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总体成就而言，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二本论著中。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原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再版，并改名。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样，侯外庐首先着力于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界定，以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专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他细心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经认真思考后断定：“古代”（奴隶制）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路径，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在马、恩的著作中，都是指奴隶社会。两者有时并列使用，没有一定的序列，因而是作为不同种类看待的。侯外庐用家族（氏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古代文明形成的不同路径：“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由家族发展出土地私有制，再发展到国家；“亚细亚的古代”如中国则自家族直接发展到国家，国家混合于并保留了家族。相较而言，前者是新陈代谢，是革命的路径；后者新陈纠葛，是改良的路径。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即人惟求旧、器维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中国古代文明的“早熟”，与国民思想的晚出、宗法制度的建立及人们对伦理道德的重视，都是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参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刻研究，使全书充满了思辩色彩和哲学理性，从而奠定了侯外庐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先导，他抓住城乡问题这一关键，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分别阐述了氏族制的残余及家和室的意义、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古代先王等重大问题。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甲骨文和青铜铭文证明了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这一历史事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那么，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则以扎实周密的理论探讨，对奴隶社会的存在及特征进行了有力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在中国的“理论延长”。因此，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崭新阶段，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出版于1979年，结集的8篇论文反映了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大致脉络，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延续或姊妹篇。
中国奴隶社会如何向封建制转化，如何划分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学术界向来聚讼不已。侯外庐的封建社会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一般地，社会形态的划分以生产方式的差异为主要标志，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考察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形态。侯外庐认为，“马克思论社会变革的绝对分期年代，总是以一种法典为标志的”，“生产方式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标志，则常常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来的”（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51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研究不同地租形态的转变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就能比较确切地反映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他断定，自秦孝公时代进行了某些带有封建性质的社会变革，经过秦的统一，到汉武帝的“法度”，才真正开始有了法典化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封建制度最终完整建立。因此，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侯外庐持“秦汉封建说”。以后，唐朝的两税法标志着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明朝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趋向晚期的标志。以法典化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是侯外庐封建社会史研究的显著特征。
封建土地国有论，是侯外庐在该书中阐明的另一重要学术观点。依据马、恩关于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及“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侯外庐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阶级对土地只有“占有权”，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从而得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以皇权垄断为特征的土地国有制的结论。（注：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封建的品级结构和特权制度与土地权紧密结合，封建思想定于一尊，其终极根源均在于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权，即封建土地国有化形式。侯外庐提出封建土地国有论，指出了判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标准及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性特点，所论颇为深刻、精辟。
同时，侯外庐还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研究了豪族与庶族地主、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等问题。其阶级阶层分析、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等治史方法，很大程度地嘉惠后学。
二
二、三十年代，出于澄清思想、砥砺抗战士气和反击御用文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关注思想学术史的研究。1934年，侯外庐撰成《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研究社会史的同时，亦包含了思想史考察的成份。1942年底，《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完成，它是侯外庐“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界碑”，其治学重点从此“就基本上转到思想史方面来了”（注：侯外庐：《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载《中国史学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思想史由此成为他以后40多年史学实践的主要领域。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4年由重庆文风书局出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该书具有拓荒性质，它表明侯外庐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创立。这里的“古代”系指先秦时代，侯外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来系统探讨先秦思想学说史。他反对资产阶级史家或以个人的好恶而妄自褒贬、或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现代科学、或以主观主张而托言为重的方法，要求自己摈弃非科学的态度，严格考订和审查文献，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不为“文字符箓”所蒙蔽，（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简单叠加，完整的思想史研究须着重于综合哲学、逻辑思想及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思想在内的社会思想。因此，他“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该书通过揭示思想观念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根源，分析了思想史的变迁和思想家具体的思想理论，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上考察社会存在的变化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侯外庐倡导的社会背景分析方法比同时代的其他著作更胜一筹，成为该书尤具方法论魅力的地方。
从具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侯外庐亦多有创见。他对社会思想根源的探究远超前人。例如，在论析西周初期的思想时认为，因西周建立时采取了保留氏族旧制的维新路线，强化了土地的氏族贵族所有制，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国民无从在历史上登场，学术教化局限于王侯士大夫的官学，“学在官府”衍生为思想观念的氏族贵族所有，思想意识的生产不会走到民间，不是“国民”而是“国有”，春秋时代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证件。这些论断是从生产方式着手研究思想史的典型例证。有了社会史的基础，使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精辟，往往见解新颖、多所发覆。
侯外庐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后，“透露出拓荒期学者唯知探索真理的精神”（注：赵纪彬：《思想史研究的新果实》，载《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2期。转引自《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获得广泛好评。
完成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以后，因现实斗争的需要，侯外庐未能紧接着继续研究秦汉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转而开始梳理自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变革，急需马克思主义史家总结相似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1946年，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一年后在上海再版，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该书注重史学研究的现实作用，着力发掘宣传近三百年的民族思想，突出表彰了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传统，旨在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本书对近三百年思想学说的演进过程作了深入考察。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思想的变迁与鸦片战争以后一样，都具有近代启蒙的特点。他概括了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揭示了近代学者重视经世之学和社会实践的传统，申扬民主思想，赋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新的“启蒙”意义。杜国庠在当时的书评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它“在已有的中国近世思想史中，是最优秀的著作”，“启示了接受中国思想遗产的一个良好法门”（注：《接受遗产与知人论世》，载《青年知识》第1卷第2期。转引自《回顾史学研究五十年》。）。这个评论，可谓切中肯綮。
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成就还体现在由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上。五卷本260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自1946年开始撰写，于1962年最终完成，其篇幅之巨、内容之广、耗时之久，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罕见。第一卷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基础上撰成，依然是先秦奴隶社会的思想史，后四卷分叙秦汉以下直至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其中，第五卷依据《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关于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思想史的内容扩充、改写而成，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另外的内容则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单行出版。与原著相比，《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有了明显的进步。侯外庐重新考察了近代历史的特点，“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期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与侯外庐一贯的社会背景分析方法相一致，该书所设的三编均是先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具体讨论。全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作为开篇，而以维新先驱龚自珍结束，颇有深意。区分了启蒙思想的“早期”与“近代”，说明侯外庐修正了原著的不足，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了近三百年思想学说史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展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而使作者建立的研究体系变得科学、严谨，因而更加具有说服力。
《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贯彻了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第二、三、四卷是他与友朋、同仁及弟子们通力合作的产物，甚至一、五卷也留下了共同努力的足迹。可以说，这部巨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表明侯外庐史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完整建立，其科学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示。同时也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正式形成。包括许多学界精英和后起诸秀在内的侯外庐学派，阵容整齐、强大，已经而且还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侯外庐，在史学研究生涯中坚持韧的追求，竖起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许多地方对自己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作了较为全面、准确的概括与总结，足以警示、启迪后学之人。回眸、审视他的史学实践和杰出成就，我们应该可以把握其学术风格的某些特征。
1.坚持党性，科学分析。这是侯外庐史学研究中最鲜明的总的特征。坚持哲学党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要求，侯外庐谈到：“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以哲学党性为前提，导引出他史学研究中诸如研究社会史从经济学入手、思维史以社会史为基础、关注社会形态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以法典化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等许多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他同时强调，既要掌握哲学党性，又要坚持历史主义，根据共性寓于个性的科学分析方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地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运动规律。这样，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就充满了科学性和革命性，始终闪耀着理性之光。
2.考证辨伪，实事求是。侯外庐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必须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掌握文字训诂、辨别史料的基本技能，尊重历史实际，切忌脱离具体史料而主观臆断。科学重证据，历史研究更应言之有据，胡乱比附、空泛议论的做法只能妨碍我们探究历史的真象和实质。至于“托古”、“影射史学”的拙劣表演则更应摈绝。“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流入夸诞和虚构”（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侯外庐的史学实践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方法，朴实严谨，唯实求真，为治史者树立了榜样。
3.阐微决疑，学贵自得。按照侯外庐自己的解释，所谓“阐微”，一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发掘历史的隐秘，二是尽力发掘不被一般论著所重视的思想家；而“决疑”则是指“研究历史，贵在能解决疑难，抉露本质”（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2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摈弃因循守旧、依违彼此和折衷调和的不良学风，以学贵自得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敢言前人所不言，为前人所不为，不断地推进历史学的发展，正是侯外庐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4.虚心商榷，自我批评。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了足以自炫的成就，但他始终谦逊地认为：“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他强调：“学术公器，惟百家争鸣，乃能有进”（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2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侯外庐能够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且乐于自省，不断地检点得失；与合作者关系融洽，可以相互改稿而毫无顾虑，即便后学者提出意见，也能诚恳接受，认真修改。《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后，郭沫若、杜国庠等人提出了许多意见，1946年，侯外庐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真诚地说道：“我对于奖勉我者，益生戒慎恐惧之感，而一字一句之教言，则使我反复思考，检点得失。”此语体现了作为史学大师的侯外庐的坦荡胸怀和优秀学术品质，也表明了与其同时代史学名家的共同情怀。
5.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包括侯外庐在内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任务。抛弃历史研究的民族性，而行“全盘西化”，必然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侯外庐要求：“我们中国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和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思想史的若干特征，把自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作为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科学论断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延长工作”。从发掘民族文化传统中，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表明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因历史条件的局限，代表侯外庐史学成就的著作，大多带有时代的印记。在外侮内患、民族危机严重的年代，一个正直的有民族血性的学者不可能漠视社会现实，而独坐书斋、潜心于所谓的“纯学术”。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更须响应时代召唤，以自己的史学研究鼓舞民众、倡导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侯外庐的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但它丝毫不能影响其巨大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奋力耕耘、艰难跋涉了半个多世纪。凭借执着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远渡重洋求报国之术，悉心于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以毕生精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虽屡遭曲折坎坷而其志不坠，勇于探索，不懈追求，自化化人，遂成一代宗师。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其学术风格具有极强的渗透、传承能力，侯派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侯派学人在史坛的活跃，正是侯外庐学术生命的延续。就这一点而言，侯外庐史学成就的价值和意义已远远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而拓展、深入到其身后的现在及久远的将来。当我们回眸侯外庐漫长的史学历程，显然可以深切体悟他韧的追求的真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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