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改革——基于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矛盾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动力。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这段文字是在总结历史、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与改革的完整精辟科学的论述。其核心是发展动力问题，它关系到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回首过去20年，我们取得了骄人成就，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因而，重温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真知灼见，取精用弘，结合我国矛盾、改革的现状加以审慎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是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向前发展的。他们还提出了社会发展动力论，认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基本方式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于马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上升的时代，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只分析了阶级社会，提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74页。）但是，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他们不是空想家， 不可能详细论及，只是一般地指出：“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1875 年，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敏锐地注意到几个过去认识不太深刻的问题：（1 ）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即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2 ）在低级阶段即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如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按劳动分配中所包含的形式上平等和事实上不平等之间的矛盾，等等；（3 ）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方法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2页。）恩格斯晚年，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预感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又如恩格斯在1887 年写给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单行本第443页。 ）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必然要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曾预言“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单行本第12页。）在这里，他未能分阶段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对抗问题。列宁是尝试以改革方式处理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第一人。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在总结苏俄刚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经验时，及早把改革提了出来，强调要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段。他还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宝贵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与阶级社会不同，不带有对抗性质，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一思想认识，系统明确集中地体现于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学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并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然而，承认矛盾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观点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很遗憾，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我们党在随后的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贯彻上述正确思想。在长达20的时间里，“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使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实现了党的以经济工作为重心的战略转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又一次突出地提上议程。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一是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二是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尚需进一步探索。在这一时期，他曾严厉批评旧体制的诸种弊病，并明确指出：“这并不是哪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还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1980年6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改革的理论宝库。嗣后，党的十二大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重新概括：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对社会矛盾认识的具体和深化，十三大前后，我们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总揽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演变，我们深深感到，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矛盾与改革的认识，在100 多年后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是那样准确和富有远见。矛盾要求改革，改革引起变化，变化促成发展，是革命导师留给社会主义者的科学公式和思想遗产。近一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经历，使当代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矛盾和改革的认识，同恩格斯当年的认识相比，愈加具体、丰富和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矛盾、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和出路所在。
二、我国二十年改革实践的制度效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中国开始了自觉的改革实践。概括地讲，我们在认识上有一个重大突破，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体制）两个层次的内容。这场改革不是针对基本制度的，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改革体制入手，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改革是从第二个层面即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因而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说，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国得到充分发挥。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非“足赤”，这并不难以理解。经过高度理论抽象的社会主义，其先进的生产方式迄今总是人们观念上的东西。而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现代文明不发达的社会之中，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注定不是纯粹的。正如邓小平所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这段话精当中肯，一语中的。所谓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在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我国生产力处于比较不发达状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领域存在非社会主义成分或因素，社会呈现多样化统一。
过去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凡的一页。此间，伴随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我们进行了艰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探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到了我们的旗帜上。20年来，经济理论方面经历了从完善计划经济到发展商品经济又到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经济实践方面经历了从模拟市场到引进市场机制、从模拟资本到引进资本的过程，而体制改革则从政策调整迈向制度创新，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愈益显示出强大的制度效用，带来了崭新的变化。
1、改革引发的制度效用首先在农村展现。20年的农村改革， 始终贯穿两条主线，即制度创新和市场发育，中国农民既是这个过程的行为主体，也是这个制度形式的创造者。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基本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给我国的农村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又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新的持续增长点。
2、 改革引发的制度效用进而也突出地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释放出来。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逐渐被市场机制取而代之，市场开始对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取向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放大，市场化格局初露端倪；卖方市场已被买方市场代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物质产品前所未有地丰富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也被逐步击破，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日趋成熟的市场规则下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宏观上实现了适度投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循环，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模式正在建设之中；对外开放度空前提高，综合国力出现了奇迹般飞跃，经济抗波动能力大大增强。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成就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之中。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保持增速时间之长创世界纪录。1979—199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8%，人均GDP增长8.4%，这是世界有此项统计以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速最快的。1997年中国GDP是74772亿元，居世界第7位。20 年的经济建设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第二，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1978—1997年中国的煤炭和纺织品产量始终保持在世界首位。钢铁、水泥、电力、化肥、原油、粮食、肉类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名列前茅。第三，对外贸易由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10位。1997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251亿美元，比1978年扩了14.8倍，年均增长15.6%，且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第四，外汇储备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改革开放前夕，我们10亿人口大国，外汇储备是1.67亿美元，而现在是1465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2100亿美元。加上港、台和海外华资，形成了颇具威慑力的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第五，利用外资总额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1993—1997年，累计引进外资2500亿美元，1997年外资投进了664亿美元。外资的引入， 不仅给我们以资本的支持，而且带入了新技术、新管理，使我们的整个产品和工业面貌上了一个新台阶。第六，科教文卫事业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目前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到1996年底，中国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科学家、工程师（不包括文科）167万人。第七，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9到1997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3%， 增速为世界第一。正在实现由生存型而温饱型再到小康型的梯次转变。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656元，标志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是46.4%，消费类型由以吃为主的普通消费开始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特别是1998年，我国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深化和全球经济低靡、市场萎缩的负面影响，战胜南北特大洪水灾害考验的艰难情况下，经济增长实现7.8%，人民币保持坚挺， 城镇人均生活水平创下了5200余元的新高。这与亚洲原先一些主要经济活跃国家滞胀严重及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反差。（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8年访华前说：“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20年史无前例的发展，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3、改革引发的制度效用还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众所周知，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的解放就是生产力的解放。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与生产力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从1978年到1997年最具典型意义的三次思想解放可谓是新时期的三个里程碑。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消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摆脱了姓“社”姓“资”的纠缠，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解决了姓“公”姓“私”的争论，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回首这段思想解放历程，每一次都促动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新高潮。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同传统落后观念的决裂，是人的思想的大解放，从而是人的解放，它已经和正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发展机会。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既见物、更见人的有机统一，这是20年中国发生的最重大最富有意义的变化。投资、投机、利率、风险和金融意识的培育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确定使人们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习惯、思维定势的禁锢，成为具有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并造就了一大批各业民族精英。
三、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发展的动力还在于改革
20年来，我国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许多深层次问题日益显性化，以往改革的制度效用在下降，最大的难关还没有过去。传统理论观念仍有市场；旧体制开始衰亡但垂而不死，新体制正在成长却远未建成；双重体制转轨中不可避免地迸发了诸多矛盾，如下岗失业剧增、收入差距拉大等，尚未能切实找到可操作的最好办法；改革过程中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新体制各方面都很不完善，而且在发展中还可能走弯路，等等。特别是目前企业改革步履维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刚起步、宏观改革还不到位，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困扰整个社会的焦点难点。一言以蔽之，改革已到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任重而道远。
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20年的改革，特别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它是从强化激励机制开始的，具体措施是放权让利和实行承包制。这在改革前期是适应当时社会现状、推行改革的有效方法。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着类似的发展经历，并且取得相当成就，但到后来又出现激励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是一条经济学上的规律，事实上，一套改革制度措施的边际效用递减也是合乎规律的，我国也不例外。承包制在初始阶段一包就灵到后来出现承包失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承包制的主要问题是不能使财产的权利与责任相对称，其突出表现是承包者负盈不负亏和短期行为。同时，在承包制下，财产所有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只能在外部进行。这既低效又不合法度，所以，承包制很难适应国有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靠激励机制调动积极性，还受到经济生活大环境中长期平均主义观念支配下的攀比惯性的压力。高效率高收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并非完全基于真正效率的竞相攀比，结果造成了工资对利润的挤出现象，加剧了效用递减，这一恶性循环成为国有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的一个重大因素。这表明，20年来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标志的改革已改变了利益分配关系并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前期改革手段的异化，使后期全面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均会遇到利益冲突带来的抵抗。以上乃是难关所在，继续深化改革要为此付出很大成本。因此说，朱熔基总理提出的“三个到位”（国有企业三年内脱困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革金融系统、政府机构改革到位）和“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具有改革攻坚战的性质。我们已别无选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中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出路和发展动力源还在于改革，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要积极稳妥地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面向21世纪，我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应当明确其基点和关键点。笔者认为，改革的基点主要应解决三个基础问题：产业上应以农业为基础，运行上应以企业为基础，基层政权上应以县城为基础。改革的关键点是政府，既要解决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又要解决政府能否管住自己的问题。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全方位推进，也才能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软环境；在配套进行整体推进的改革中，要相机弱化政策调整，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在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微观企业制度、社会运行机制、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方面展开系统地制度创新。从较短一个时期的技术角度上看，以国有制为主导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产权制度改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金融安全与改革及新型银企关系构造、各类市场发育、社会保障系统、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调控、法制环境等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务求从这个进程中找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市场与市场背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佳契合。上述制度变革和创新，循规蹈矩不行，盲目急躁势必影响安定，只能是在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小步快跑。我们既无法从马列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具体答案，也没有现成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套用，判断是非成败的标准有且只有“三个有利于”。同时，外部参照系是多维的，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IT（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向等。
适应21世纪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通过渐进式的与国际接轨，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新一轮世界经济循环与分工合作，分享全球经济发展成果。考虑到加入WTO 已不是遥远的事情，我们应及早在外资的市场准入、实行国民待遇、以及金融开放等方面做出积极审慎的安排。同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当拓展新视野、新思路。既要注重传统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又要把信息技术产业、生命科学产业等知识经济支柱产业放在恰当位置上，及早动手并健全完善相应机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发展阶段，落实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战略和配套的收入分配政策至关紧要。目前，个人收入不应受到政策的过多限制，我认为，这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精神并行不悖。个人收入受到制约，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市场疲软而终影响经济发展。个人收入特别是高级人才收入的较快增长，将扩大国内市场的潜力，由于投资乘数、加速机理的作用，有利于实现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更深层的意义是，它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导入，将鼓励创造性、优胜劣汰和实现效率，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而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当然，现实社会效率与公平常常是二律背反的，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段，先富者富得更快的马太效应难以避免。但只要坚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富裕。不存偏见的有识之士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效率，实现帕累托优化配置终究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矛盾、改革、变化、发展规律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过程，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一以贯之。我们从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中读到了很多思想方法，我们又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这也应当是社会主义一条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要胜过资本主义，它就必须推动生产力和经济、文明以令人称羡的速度前进，不发展或发展太慢就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也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要解决矛盾，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求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出路和动力还要靠深化改革，舍此别无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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