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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日本人
日本创造财富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植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日本的社会或民族本身十分团结，不仅表现在国家意识与文化独特感强烈，更是特别重视社会和谐、长幼尊卑及为团体牺牲个人利益等观念。
教育是极重要的一环，这一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都一样。但日本不但重视教育，还强调团体的学习。日本不鼓励个人表现，而设法尽量让每一个学子都获得必要的语文与数学能力。教师地位崇高、社会尊师重道，因此每年有许多优秀青年申请教职，而总是僧多粥少。学生则在学校上课之余，还需在家中或到补习班补习。学习不强调自由思考与辩论，而以获得知识为重。日本各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激烈，学习无不全力以赴，家人也全力支持。初出校门的毕业生训练有素，又肯“配合”雇主，形成一群有纪律有才能的劳动人口，人人以改进公司的生产力为己任。才华出众的日本人，纷纷在欣欣向荣的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中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从事各种工程、科学与研发工作。他们都是“从事生产”的一群。相形之下，纯提供服务的律师与管理顾问等行业，在日本并不吃香。
政府的统计数字也证实，日本人努力好学，而且教育制度统一。全日本有6.6万所左右的学校，共有2700万学生，130万位教师，整个教育体系都在文部省（即教育部）严密的管理与控制之下。所有课程、教材、教师待遇，甚至学校的建筑都受到文部省的监督。这种制度之严厉与僵化，恐怕是许多社会难以接受的。此外，它要求一般学生都要达到一定的高标准。92%的日本儿童上幼儿园，从小即开始社会化的过程。然后是九年的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人会继续升入高中。9/10的人口至少有高中毕业程度，远高出美、英等国家。日本的文盲比例仅占0.7%， 而且日本学童每年上课的天数约在220天（包括周六半天）， 比美国的180天多出许多，日本学生每日上课的时间也较长，因此学童14岁时， 在课堂中上课的时数已相当于美国17～18岁的少年。在测试数理能力的国际标准化测验上，日本学生的成绩也很优异，因为他们学习的课程十分重视数理科目。在标准智力测验上，日本学生的平均成绩也有117 分，欧美学生是100分。
日本高等教育的压力很少，好学校的学生程度也不整齐。日本高等教育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低于其他工业国。研究所教育规模小，也造成日本大专院校在开创性研究方面的成果有限。至1987年止，日本的诺贝尔科学类得奖者只有4位，美国是142位。虽然现在日本开始大量投资纯研究工作，情形或许会有所改变，但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很可能仍是大企业的实验室与研究机构，研究对象也仍集中于国外的“纯”知识。日本合格科学家工程师的比例（每百万人中约有6万名）领先全球， 正显示日本人务实的民族性。
日本的财政金融结构也有助于创造财富。日本税制鼓励民间储蓄，而且昂贵的房价和靠储蓄养老，都使个人储蓄相当高。银行与保险公司因而享有充裕的资金，并以低利贷予厂商，使厂商享有资金成本较低的优势。银行与企业间又互相持有对方股份，形成复杂的关系网，公司经理人员有此凭藉便可作长期的策略规划、巨额投资、开发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不必太在意每一季的获利情形。再加上政府压抑进口及维持日元低汇价的政策，以及厂商与国内零件供应及相关服务业者的关系密切，这些有利的条件对经济发展更是如虎添翼。
因此，外国公司与日本竞争时常会碰到很多困难。比方说，美国公司必须克服的困难包括：技术水准与服从精神都略逊一筹的员工、成本较高的资金、华尔街股市只顾获利的投资者，以及极难打入的日本市场。此外，日本产品的产品质量及生产体系都有过人之处。日本厂商十分重视迎合消费者品味：方便且讨人喜欢的设计、工厂生产过程的“轻薄短小”、产品管理与售后服务——当然这是日本厂商彼此激烈竞争的结果。像本田汽车与丰田、日产，奥林帕斯相机对理光相机等之间的竞争。每一公司的企业计划与工作人员无不全力以赴，以制造出最完美的产品为目标。资本主义的企业竞争理想原本就是如此，只是在日本发挥得最淋漓尽致。
在这种环境之下，许多日本大财团应运而生。它们挟着庞大的资金，在全球各地制造与销售产品；它们运用银行户头中大量结余的存款，投资更进步的设备，以在日元不断升值之际仍可保持出口竞争力。最近日本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已超过美国，以美国人口为日本的两倍来说，这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雄心勃勃的财团更派出“工业情报”人员，地毯式的走访全世界，寻找新产品及新构想，收购外国公司，在欧美设立实验室研究中心，并资助各地学者专家的研究。每当外国专家指出，日本在某个领域（如豪华轿车、电脑软件或超电脑）落后时，日本人便全力投入其中，力争上游。同样的，在专家预测欧洲市场保护主义日渐高涨时，日本公司便立即对欧市大量投资，以便在欧洲市场于1992年进一步整合之前，即能够在欧市制造日本产品。
受日本制造业奇迹之惠的不仅仅是企业家与银行家，每个日本人都有好处。1951年日本国民生产毛额仅为英国1/3、美国的1/20， 现在则上升到约英国的3倍及美国的2/3（以目前汇率计）。而且专家预测，日本的经济成长在20世纪末前将超过美国，也很可能快过欧洲。日本人平均生活水准自然比30年前高出不少，这不仅反映在消费支出增加上，日本观光客在海外的旅游与购物消费，更是令人侧目。经济力增强，日元购买力便跟着上升。到日本旅行的人通常对当地的高物价产生无力感，日本人却觉的外国东西（包括土地或印象派画作）相当便宜。于是日本也与瑞士等数个北欧国家一样成为高国民所得国家，这都是全民生产力提高的甜美果实。
日本企业带动经济成长，除受整体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大力相助（包括教育、利率等）之外，政府通产省在咨询、奖励研发工作与指认新产品领域这几方面的支援，功不可没。日本还享有一层优势，即1945年后几乎进入非军事化的状态。在美国战略伞保护下，日本国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毛额1%（美国则在5～10%，甚至更高）。省下军费，自然有更多资金可用于工业现代化。日本在战车飞机等硬体方面的实力固然有限，但在非军事软体方面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包括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地位，购并好莱坞电影公司与欧洲电脑公司，以及东京股市的规模都是证明。日本现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外国家，许多开发中国家纷纷向日本争取投资、贷款与援助。日本商人、观光客、制造厂商与资金则成群结队，几乎打入世界的每一角落。全球成长最快速的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也逐渐被纳入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贸易投资集团。经过前后两代的努力，日本已有如此傲人的成就，那么再过40年，日本在财富、实力与影响力等各方面又会有多么伟大的成长？
成功的原因和代价
任何熟悉国际经济事务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然而日本的辉煌成就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日本社会引以为傲的和谐在某些人看来，是过于强调服从与集体一致的后果。个人受到极端压抑，不鼓励创新，教育则强调死背与“集体思考”。这些习性带到工厂与企业组织里，想当然也是一团和气。严格的规范与阶级划分（主管地位愈高，属下鞠躬时腰变得愈低），孕育出享有极大特权的特殊阶层，那是一群由企业主、高官与执政党领导人物所组成的清一色男性团体。不属于这个圈子的则是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住在拥挤的房子里，经常工作加班、集体行动，聊以国家地位成就自慰。妇女则包办家务、照顾孩子、理财。
日本人坚持本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不仅为了维护民族的纯正，还有更深一层的种族意识。种族歧视在对韩国人、中国人、美国黑人、其他外国少数民族与本国“浪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文化的排外，使它无法像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现代美国一样，对世界文化能有所贡献。
“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也刻意回避国际自由贸易的规范。多年来，日本一向把能与日货抗衡的外国货挡在门外，所用的手法不外是歧视性关税，在遭到外国抗议时则采取间接的贸易壁垒，包括封闭的行销体系及采购时私下议价的方式。日本与德国等其他大出口国不同，除原料或本身不生产的产品（波音客机、豪华轿车等），很少进口外国货，以致累积了大量贸易顺差。欧美人士经常抱怨：日本总是看准某项外国制产品，然后收买外国专家（或许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或许是软体工程师，以设法了解这方面的专业技术，然后全力支持本身的工厂迎头赶上，一旦日本也具有同样的制造能力，日本才会赞成在这个领域实施自由贸易。在其它领域，日本则以低价倾销海外市场的方式，打击竞争对手，在国内却维持高价以保护本国市场。
日本这种作法最大的受害者，或者应该说抗议声最响的，就是美国。近年来美国对日本商品贸易每年均有400～500亿的赤字；重要产业也纷纷被日货打垮。日本人又不断收购美国产业，令美国人心惊不已。这真是历史上一大讽刺！想当年美军在二次大战后占领日本期间，是美国鼓励日本放弃“穷兵黩武”，转向和平的商业领域寻求发展的。就当前国际政治而言这又何尝不是讽刺？美国提供战略防御，保护不必分担大笔防御经费、却不断侵蚀美国工业基础的日本。无怪乎美国国会议员经常指责日本“坐享其成”，并要求日本捐献更多维持国际安全的费用。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表现就不及欧洲的英、法两国来得有魄力。对不满日本政策的人而言，这正证明了日本人只对赚钱有兴趣的说法。不过另一方面，对日本是否应大规模强化军力也存在着不少疑虑，使得日本夹在被批评国际支出太少，又被警告不得大张旗鼓整顿军备的两难之中。
表面上日本的大企业在世界是似乎无往不利，但实际上日本本身的社会与经济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问题存在。许多传统家庭式经营的企业与商店缺乏效率，行销网有重重特殊利益掣肘，农业也不具竞争力，全靠特殊保护生存，以致日本粮价比北美高出许多。由于这些原因，日本表面上平均国民所得相当高，实际购买力却被高物价、高地价与房价削弱了。日本的公共设施，废水处理与娱乐场所也落后许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虽在全球所向无敌，却并不表示日本整体的生产力也领先群伦，在这方面它比不上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不上丹麦、加拿大等先进工业国。总之，日本近年来的财富，往往反映在高得出奇的房地产价格，以及过于膨胀的股价上。股票只是票面资产，价值会暴起暴落，银行却以股价来支撑日本在全球各地大手笔的收购，全不理会是否能够获利。
还有，日本自1950年以来经济成就所依持的条件已开始起了变化，日本未来的成长率可能因此降低。各种变化中最攸关重大的，大概是人口结构的改变。21世纪初日本老年人口将剧增，造成高储蓄率的下降。日本的资金若因此减少，企业便无法享有低利贷款的竞争优势。此外，日元若继续升值，日本生产事业便可能移往海外低成本国度。日本果真走到这一步，则无异于步上英、美后尘，将逐渐远离过去以“制造”为重的传统。这种倾向已反映在年轻人喜欢往商业金融发展，工科已不再吃香的情况。在国内成本不断高涨与新兴工业国竞争力日强的夹击之下，日本股份有限公司迟早会发现时不我予。
日本衰落的征兆
凡是讨论日本未来的展望时，总不免要问道，日本比起他国来，究竟有什么“特殊”或“不寻常”之处？当然这个问题又牵涉到是否有所谓“正常”的西式或美式资本主义体制。日本的生活方式对美国人的冲击最大。美国人不仅担心经济已屈居日本下风，更恐惧美国式习惯，包括教育、个人主义与妇女角色可能都必须有所调整，才能适应对日本的挑战。最好的当然是要求日本人改变他们的习性。日本究竟特殊在哪里？问题很复杂。一方面有日本人的优越感作崇，外人难以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各国“专家”也众说纷纭。久居日本的外国人通常认为，日本的确有些特殊文化影响到经济上的表现。但传统西方经济学家却认为，任何国家迟早会依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而兴衰，至于文化，那是无法计量的。
由此，我们不免又要问，日本是否与正常国家一样会盛极而衰，还是日本得天独厚，已经悟出长保竞争力的秘诀？英国是衰落的榜样，照理说，英国若能不断提升产业的附加价值，并进入更高的领域，把旧产业留给竞争对手，那么英国便不会被取代。然而这需要国家整体的规划，长远的经济策略，不断改进教育制度，提供高水准的工程师、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并持续增加研发方面的投资。以上条件缺一不可，然而英国社会未能这么做，便只有走下坡！
有些经济学者指出，日本本身已出现一些日后会衰落的征兆，包括人口老化、消费支出及旅游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进口制造品增加、产业外移、结余缩小及产业结构由工业转向服务业。此外，东京渐成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也仿佛当年伦敦金融区的再现，只是日本的基础不如英国深厚（投机性强）。日本股市已不再只涨不跌。日本人的文化态度、职业选择、妇女角色也在改变之中。日本“太阳”，恐怕已过了正午，准备下山了。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虽在表面上做若干改变，以堵住国内外批评者之口，但实际上则正在进行世上规模空前的工业“大换血”。日本已找出许多附加价值极高的新领域，并且正加速脚步进入这些领域。在生产方法与品质管理标准上，日本力求改进。近年日本所增加的进口，也有一大部分是海外日本零件厂回销的产品。更何况，日本虽大肆收购外国公司以确保国际市场，但这些海外企业仍不失日本本色，不致造成本国工业的“空洞化”。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日本并未因成功而志得意满、挥霍浪费，反面生产力仍继续升高，不仅制造业而已，服务业也是如此，这表示日本的经济力仍在扩张中。
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可能继续积极创新，制造更多财富，拓展更多利润极高的产品市场。现有的体制会有所修正，但仍会屹立不摇。虽赚得更多的财富，但日本人不会任意浪费，仍会用于投资。海外市场还是支撑日本经济成长的主力，这一切都会使日本不同于美国或其他先进国家。正因为日本在科技与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会引起国际不满，日本人需要极大的智慧方能平息此种反日情绪。因此未来日本会比现在更需借重外国说客、公关人员、学者与合伙人，并且要慷慨捐赠慈善事业，提供大量外援，藉此缓和各国对日本的种种疑虑。
事实上我们认为，日本不会这么容易盛极而衰。日本的经济扩张实在太有条理，目标也太明显了，有人不免认为日本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必然有一套完整且定期修正的“蓝图”策略。令人不得不相信，日本对掌握未来趋势有详尽的计划。
以上对日本未来的辩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国际政治的变化。不论日本会坚守努力不懈的传统或步其他先进社会的后尘，都是假设目前的世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包括：有相当开放的贸易体系，使全球资本主义能够正常运作；冷战完全消失，零星的地区性冲突不会直接影响到日本，俄国帝国主义不会再现；日本与欧洲的关系虽棘手但不致决裂；日本在东南亚影响力大增；美日关系不会因贸易或安全龃龉而恶化，在这方面，只要日本能认识到不可公开与美国决裂，支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便应该没问题。虽说日本是最有本钱迎接21世纪挑战的国家，但它在技术、制造与金融方面的长处，尚不足以使日本免除一切麻烦。
日本实力不容忽视
虽然最先开始走国际化路线的是美国，但真正受惠的却为日本。尽管东京股市有疲软现象，但据《华尔街日报》1991年9月公布的排名， 全球10大银行之中，有7家是日本银行。而且“全世界100大银行”中，日本占了29家，德国12家，法国10家，美国与意大利各9家”。 全球保险公司前5名中有4家是日本公司；证券公司的前4 名也全属日本人所有。如果目前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的自由流通，那么只要日本拥有庞大的资本资源，其经济实力即可维持强势。
日本企业集团规模之大举世无双，而跨国企业又是全球经济的主要角色。1991年，丰田、日立、东芝及另外34 家日本企业， 均列名全球100大企业的金榜。日本企业资产多过大部分欧美企业， 而且来自股东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压力较小，因此能够不断投资于未来世界的技术。在未来以科技为重的“新世界秩序”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专利的数目多寡，而目前日本在每个技术领域中，已不断超越外国的竞争对手。根据日本以往在生产制造与技术革新上的成就来看，日本在航天太空、软体、生物科技等方面的进步，可能超乎竞争对手的想像；某些高科技产品（包括微电子与电讯设备）的大量出口，提供了全球金融和通讯革命所需的设备，因此金融和通讯事业的发达也会嘉惠日本工业。
隐藏的隐患
在科技上日本似乎把握十足，但在人口问题上就不如此乐观了。有许多研究都指出，日本人口结构由高生育与高死亡率转向低比率的时间，比美国与其他已开发国家晚得多， 但完成转型的速度却打破记录。 1925年日本平均寿命为45岁上下，妇女平均生育5.1个子女。 目前日本平均寿命居世界第一，男性为76岁，女性82岁（1987年数字），但生育率却降至远低于维持现有人口所必须的平均2.1个子女，1989年仅1.57个子女。固然社会繁荣是造成生育减少的主因，已开发国家均是如此。但日本似乎还有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日本妇女，因教育程度比以前提高，逐渐不再以结婚生子等传统期望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未来， 现有的人口趋势不太会改变， 日本某著名国会议员曾经在1990年建议不要再鼓励女性升学，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逼得他立即承认失言。可是照现状继续下去，至2005年时，日本会从工业国中65岁以上人口比率最低（1/11），跃居为最首位（1/4）。 经济学者因此对日本远程的展望不表乐观，因为抚养退休老人的劳动人口愈来愈少，所得税与社会保险费势必调高。曾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税负最轻的日本，反将成为税负最重的。老年人因此不得不动用储蓄，连带影响到日本的储蓄率与可用资金，使经济成长趋缓。虽然众多的老人数量对某些产业（观光与医疗服务）有利，却无益于保持技术竞争力，有人因此又预测日本奇迹的没落。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解决日本人口不平衡的问题，即引进大量韩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等外籍劳工。然而日本的排外政策与拥挤的地理环境，使得这极不可能发生。日本移民局虽欢迎专业与科技移民，近年来却也取缔了近30万非法移民。日本企业曾提议以签约两年方式，引进60万外藉劳工，但这种救急之道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不大。自日本政界人士常批评美国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缺失一事即可看出，在他们心目中，维持日本的文化传统比为功利目的引进外人更为重要。
不过日本人口结构改变，并不表示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日本人自己也批评政府，未提供年轻夫妇良好的生活条件，如较宽敞且价廉的住宅，是新生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日本女性人力也未被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参与率远低于英、美。若政府能以政策鼓励或许情况就会改观。还有，65岁以上老人之中许多仍然身体健康、有能力、也有心就业的，所以修正退休法规也值得考虑。只要针对以上各点做一番变革，提高生育率与维持适当的劳动力应该不成问题。
大企业则以走向国际化来解决人力不足及成本太高的问题。日本在全球各地的工厂、零件供应商、分销中心、甚至研究机构，早已形成颇具体系的网络，各处为总公司的计划蓝图尽一臂之力。这是一举数得的作法。一方面有外国廉价劳工可用；另一方面在外国分公司制造的零件回销日本，又可作为日本正致力于缩减贸易顺差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海外的工厂可作为对抗保护主义、进入外国市场的敲门砖。例如在墨西哥设厂，便可让日货自由进入美加市场，并在表面上减少美日的交易逆差。设于英格兰、威尔斯的汽车厂也可作为打入欧市的基地。但所赚的利润仍旧汇回丰田或三菱企业的总部，增加日本本身的财富。
未来日本是否就会这么走下去？他们能不能继续依赖海外投资的收益维持高生活水准，一方面则购买别国生产的成品？日本人是否正为了这个心理缘故，而开始积极研究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并对今日美国某些类似的现象异常关心？日本官员与企业家确实担心经济会走下坡，全力拥抱“日本第一”一书的日本人，现在都焦急的研读埃莫特所写的“太阳也会西沈”。
日本当然可以走荷兰与英国的路线，放弃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但日本企业家的实际作法完全相反。“经济学人”指出，对日本人口持悲观看法的人完全忽略了“科技进步对生产力成长的影响”。科技进步不仅指设立新工厂、引进新设备，还包括自动化与机器人。日本拥有全球3/4的机器人，自动化工厂数目也居全球之冠。 机器人可解决人力不足的困难，使日本维持顶尖制造国的地位。日本产业可以展开更进一步的工业革命来迎接21世纪。
相形之下，日本似乎避开农业革命，即生物科技的挑战，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颇为认真。日本土地崎岖、土壤贫瘠，多年来有千百万全职与兼职农民，一代又一代耕耘着有限的耕地，而粮食依然不足，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中自给率最低的。由于工农生产的水准与所得差距过大，政府不得不以巨额补助及进口障碍来保护农业，但在大力保护之下，日本仍需进口粮食。要不是农产品有赖进口，日本的贸易顺差还会更大。但是，日本缺乏足堪发展生物科技的大型化学或农业公司。基于以上理由，日本似乎不太可能花太多力气在生物技术革命上。
在环境问题上，日本面临同样的矛盾。以地球暖化为例，这并非无法克服，却会带来相当的困扰。日本疆域不大，农业规模小，因此不会受谷物生物一带移动的影响。若气温升高导致气候多变，则日本可能发生更多风灾与水灾，但不致构成太大的威胁，日本也有财力采取防御措施。同样的，海平面上升，日本也有能力用钱解决。日本人已花费了数10亿美元，防止其中一个外岛“一冲之鸟”岛被海水吞没。若各国达成协议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提高能源效率，以日本过去20年来的成就，且被世界银行誉为“环保模范”，日本遵守这类协议会比其他国家容易得多。富有而又有效率的日本有能力应付地球暖化的问题。
但21世纪若同时普遍发生因环境而起的天灾，又祸不单行的发生人口爆炸与社会动乱，那么日本是否仍能独善其身？是否能够靠科技的力量维持“绿色的”一片天，这些问题现在都很难回答。
由以上分析来看，日本仅能以审慎乐观的态度迎接21世纪。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由于日本的成功。若日本经济一枝独秀且不断侵蚀欧美各种工业，却能够心安理得的享受国际体系的好处，不肯出力维持这个体系，对全球的天灾人祸与种种国际问题又不闻不问、袖手旁观的话，那么各国的不满情绪必会化作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透过关税或其它工具来征罚日本的自私自利。
为避免这种后果，日本需要有胆识、有见地的政治家来领导。然而政治领袖的素质却是日本最弱的一环，而且无法像原料缺乏一样以其它方式解决。政府、企业、银行与自民党等政治主角，未来仍会以“人脉网络”为主，而且是集体“共享”权力，不会有单独一人或一个组织像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般领导全国。
这种现象颇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其他社会中，政治领导多半是国家进步成功的主因，或至少是主因之一，但日本的政治机器似乎不需人掌理仍能运行自如。藉严格一致的教育标准、锲而不舍的规划、政府的明智的领导、储蓄、团结……，日本由1945年的残破中进步到今天的地位。这些条件在未来仍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当地球逐步迈向21世纪之际，这一切或许尚不足以应付未来世界的政治与首先考验，以及因应来自日本边界以外的挑战。精密的机器人固可解决许多问题，可是无法提供视野与政治领导，好使日本人民能够在今日与明日的国际社会中继续成功的运作下去。
简言之，由于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未来世界因人口、环境与科技发生巨大变化，但并不表示日本会停止对全球的出击而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