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如何面对“红与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红与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民营企业家的事故不断，“上海首富”周正毅被抓，河北徐水最大的私营企业主孙大午被捕，辽宁名噪一时的杨斌被判刑，香港股市不欢迎内地民企……一连串事件集中发生，使人们感到今年是否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
这一系列的事件证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复杂化，只用过去惯常采用的一种调子（或好或坏）已经完全不能解释当前中国的民企问题。美与丑和善与恶在民营企业身上完美地结合和表演。民营企业的乐章是当代中国一首最复杂动人的交响曲。
特殊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民营企业家对权力的攀附。当前中国民企的政治危机已经超过了经营危机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经营方面的危机，二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危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缺陷导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二是由此导致的其财富和资产的合法性问题。民营企业家与权力靠得太近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攀附权力。实际上这是外部环境问题。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民企的政治危机似乎已经大大超过了经营方面的危机。因此特别需要引起重视。这种危机一部分是由企业家自身素质引起，但总的来说，外部环境给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带来的危险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民营企业家落马事件，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积累多年的问题开始爆发，甚至将会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
民营企业最初是从社会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受歧视，受挤压，一方面不择手段地寻求发展。这种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许多特有的性格特点，如过分靠拢权力，注重关系和权力的作用。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发端于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得益于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因此与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特别是最近一年，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空前提高，许多民企老总既是商人，又是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种头衔一大堆，有的民企老总干脆抛开企业，专职从事政务工作。官商过分紧密，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制度弊端。
面对这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落马，我感到的不是危机，而是希望；不是坏事，是好事。只有经过曲折，经过这样严格的、血与火的洗礼，民营企业在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壮大，才能真正走上正轨。
古人云：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当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与权贵同流合污，一部分正在逐步觉醒，开始追求独立的人格。周正毅案为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它好就好在让一大批正在走上歧路的民营企业主清醒。孙大午案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它让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还横亘着多少艰难险阻和体制制度障碍。我们既不能因为出了一个赖昌星或周正毅就完全否定民营企业家，又不能对民营企业存在的许多问题熟视无睹，掉以轻心，更不能对目前民营企业家所遭受的一些不公平待遇或迫害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再也不能庸俗地只知道一味赚钱。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在制度上和政治上寻求突围。
黑箱操作的国企转制带有很大的不公正性，也造成了民营企业极大的脆弱性。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我最近在青岛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部分学者坚决主张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出谨慎的态度。为什么社会对私有财产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心理？主要是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和私人财富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危机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种是“私权”太小，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断遭到侵犯，如上海静安区房屋被拆迁的居民，如贵阳新源商贸公司的董事长张洁，他们手中正当的私有财产受到强大的“公权”的挤压和剥夺。另一种现象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官商勾结侵犯侵吞公共资产的案件比比皆是。有学者统计，这20多年来，中国新增利润的1/3被寻租者拿走了。中国的GDP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新增的财富相当多地流入特权官员或与权力相勾结的民营企业主手中。所以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非法流出的资金每年有上百亿美元，有些人官不大，却能在境外买豪宅，给家人办投资移民。
那么在这场寻租过程中，民营企业家从中拿走多少好处。如果说贪官拿走的是靠权力获得的“租金”，那么交完了租金的民营企业主们又拿到了多少好处呢？了解行情的人都知道，这部分好处肯定大于或等于租金。按此判断，90年代下半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估计靠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黑色资产约占当年GDP的10%。
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伴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的资产退出，国有资产往往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移到民营企业主手中。譬如最近我接到乌鲁木齐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有家国有出租车公司以3000万元的价格就转让给了私人，而这家公司所掌握的出租车运营权就值3.6亿元之多。他算了一下，新的私人老板每年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净赚6000万。
另外，这些年里对民企业主的税收征管不力，老板们的个人消费全算在企业开支上，个人财产不上税，这导致中国的私企老板对社会贡献甚小。比如周正毅在香港购置的豪宅价值9000万港币，又投入3000多万港币进行装修，一栋住宅花去1亿多元。如此奢侈的消费，却不纳税。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如何能在情绪上接受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如果我们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就可能同时保护了这20多年间一些私人通过各种不法渠道对国有财产的侵犯和侵吞。因此，就这种现象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传统的、非公开化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出售，往往是黑箱操作。由此实现的转制，其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不公正性和不公平性，与此同时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脆弱性。
譬如，周正毅案就暗含着许多非法的手段。用什么办法才能从国有银行贷取巨款？民营企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关系、贿赂、欺骗和做假。就我所在的北京，房地产界人士一谈起这一行业的黑幕无不感叹。光是房地产业这些年里流走了多少国有资产、养肥了多少不法大亨！股票市场更是造假成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要想发财，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
这一切都与制度有关。政府在处理国有资产时出手阔绰，许多国有资产的出让几乎是白送。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改制只剩下MBO了，也就是管理层收购，股权根本没有普通职工的份。昨天还是公共资产，一夜之间就进了私人口袋，改革的结果是老国有企业职工到头来两手空空。
之所以能这样，就因为这是官员作出的制度安排，市场无能为力。
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他们只能顺应形势，难以超脱体制的制约。谁想超脱，谁就要被淘汰出这场游戏。当今的私营企业主，必须要与当地政府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这种资本与权力过分“密切”的转轨将是什么结果？是顺利地进入市场经济和产权多元化吗？恐怕不能。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秋后算帐。最近，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大亨被起诉在1994年侵吞国有资产。我可以肯定，中国今后也将出现大批这样的案件。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难以容忍。最近经济学家吴敬琏公开号召“私营企业家要远离权力”。他强调，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素质，加强社会责任感，与官商划清界限，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抵制。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少数人。吴敬琏批评说，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中央在这个时候查办上海的周正毅、沈阳的杨斌，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动作。这标志着中国大的政治气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改革内容的转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要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以本人来看，今后中国的政治将更多地关注工人农民，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而不是被资本所左右。
中国社会矛盾正在转移为资本和劳工的矛盾。民营企业要避免危机，就必须节制自己的牟利行为，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正在发生转移，那就是资本与劳工的矛盾已经替代了政府与劳工的矛盾。民营企业替代政府直接肩负起与劳工的关系。所以，民营企业家身上担子重了，他不仅要调整好与政府的关系，还要调整好与劳工的关系。
面对肩负的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关怀，关怀不到就要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自从年初山西的李海仓事件后，民营企业界便开始不安。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落后了，没有与时俱进。
去年8月我在内蒙古开过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研讨会，联合国发展与开发署驻华代表带来的一份《全球协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该协议号召企业遵守9项基本原则。这9项原则，从企业内部看，就是要保障员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从外部看，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方面。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主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生活，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
对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存在着许多差距，最突出的问题是七个方面：一是无视自己的社会保障责任，逃避税收以及社保费；二是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三是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四是一些企业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为富不仁；五是依靠压榨剥削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来谋利；六是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七是普遍缺少诚信，搞假破产逃避债务，通过假包装到市场上圈钱。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历史阶段。如何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到底该肩负起哪些社会责任，企业家们还茫然无知。没有正确的理念，资本就会过度地偏向少数人。例如，企业如果生产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就要减少利润。如果要搞清洁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就更要减少利润。这是一对矛盾，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清晰的商业伦理和经营理念，便可能陷入自私自利、互相诈骗的泥沼之中。
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民营企业内部要掀起一场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讨论。企业如何牟利，如何不与消费者争利？如何不剥削职工？这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一定的思想道德境界来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尽管企业赚了钱，但丢失了信誉，也将埋下危机的隐患。
我们今天要求的已经不是给点政策和空间，而是要求一个良好的制度大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要远离权力，走近政治，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民营企业的问题还不仅在缺乏社会责任上，还与缺乏政治关怀有关。
这些年来，许多民营企业家就是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这种指导思想导致今天的中国民企庸俗不堪。因此，吴敬琏号召民营企业家远离权力的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要走近政治。一个不问政治的企业家决不是一个好企业家。
我们要找出制度中使民营企业家存在着危险的地方，说到底就是要求政府的改革，政治的改革，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架构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好的大环境，所有人都不能正常发展，更好的人也难以出污泥而不染。没有贪官索贿，不会有企业自动行贿。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走后门，有些正直的品格只是在大环境之下才不得不变形。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在制度这一认识高度上发出呼吁。我们今天要求的已经不是给点政策和给点生存空间的问题了，而是要求一个大的良好的政治环境。
一系列民营企业家案件令我们反思，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何时才能变得高大、巍峨起来？只有为社会做贡献，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能获得社会的喝彩和承认，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脊梁。否则，即使你赚了上百亿财富，也没人瞧得起。看看中国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有几个能在人格和思想上令社会敬佩折服的？再看看今天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要为自己的形象行动起来了。
行动的目标就是改造我们自身的缺点，同时改造现有的体制。就我本人看，第一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加速，通过惩办贪官污吏来保障企业家们的人格和尊严。因此，今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有更多的社会关怀，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心，既要经营业务，还要关心政治，为社会正义和进步做贡献。
民营企业家要自律，检点自己的行为。那些已赚了一些黑钱的人要赶快将赃款吐回或将黑钱洗白。那些正在赚黑钱和正想赚的人要悬崖勒马，浪子回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有序化，正规化，任何违规操作都不可能长久，黑色资本迟早要被清算。这是对那些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家说的话。至于说那些在改制过程中不合理地多占有了公共资产的人，转制后要多为社会做贡献，多向社会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也可获得公众的拥护。所有权只是形式问题，关键是如何支配财富。
总之，中国的经济问题正与政治问题连接起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政治密切相关。关心政治，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趋势。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我的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也是民营企业，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不悲观，反而很高兴，因为真正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时代到来了！契机已经展现，发现问题就是进步，就会寻找出路。只有以制度转变解决公平问题，克服掉自身的脆弱性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能堂堂正正地真正立足于中国的大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