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作者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毛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诗序》是冠于《毛诗》每首诗之前的简短说明（注：本文所说的《毛诗序》，既包括通常所说的《诗大序》（即《关雎序》），也包括通常所说的《小序》。），它作为《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而功勋卓著，影响深远。但对于《毛诗序》的作者，却历来众说如林，纷如聚讼，成为一千多年来“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19页。）。本世纪初胡朴安的《诗经学》归纳为十三种说法，张西堂《诗经六论》归纳为十六种说法，过去不甚流行的说法以及近几十年的新说还不算在内。下面着手对几种最主要的说法加以分析、辨驳，以期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一 旧说驳议
（一）孔子作序说。张西堂《诗经六论》引郑玄《笺》云：“孔子论诗，……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说范处义《诗补传·明序篇》力主此说。（注：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版，第121页。）今按：1、倘若孔子作《诗序》并形诸文字，为何《论语》无载？ 纵然《论语》漏载，《孟子》、《荀子》及《史记》等典籍应有载，为何数百年间不见片语论及而直至东汉郑《笺》才突然冒出此说？于理甚为不合。2、若孔子作《诗序》以定其说， 孔门弟子必会奉为至宝而代代尊奉，不至于在西汉分化出齐、鲁、韩、毛四家；纵因文字传抄之异而分为数家，亦不应在诗说上彼此乖戾。而事实上《诗经》第一篇《关雎》即显见歧异，《毛诗序》以为美，而三家皆以为刺。《芣莒》、《汝坟》诸篇亦是如此。3、范处义以为《赉》序合于《论语》， 《都人士》序合于《缁衣》，《柏舟》、《淇奥》等二十序合于《孔丛子》，从而断定《毛诗序》为孔子所作。我们认为，载《缁衣》的《礼记》出于孔子之后，《孔丛子》系伪书，不可尽信；合于并不意味着等于，合于《论语》者，必是《毛诗序》作者吸收了《论语》的观点。而且观点一致的作品也未必就出自一人之手。4、 《论语》所载孔子论《诗》之言不少，无不言简意赅，义深词洁，含蕴丰富，耐人寻味，而《毛诗序》却行文平易，语义浅直，不类先秦古语。两者风格迥异，岂可强孔子为《诗序》作者乎？
（二）国史作序说。《二程遗书》卷十八：“序中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于采诗之官，故知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卷廿四又云：“《诗·大序》国史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主，非后世所能知也。”今按：此亦臆测之语。1、 若《诗序》果真为国史所作，必定见诸记载，不须待千年之后让二程来阐明。2、《诗序》不类先秦古语，已如上述。3、尤为要者，先秦诗乐合一，掌《诗》之职由乐官担任，与国史完全无关。考之《周礼》、《礼记》与《左传》，尤为明了。程氏作此推论，是基于诗、史合一的误解之上的。
（三）诗人自制说。范家相《诗渖》引王安石曰；“《诗序》者，诗人所自制。”《吕氏家塾读诗记》又引王氏曰：“《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美媵，《那》之祀成汤，《殷武》之祀高宗，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今按：王说之谬甚为显见。1、《诗序》若为诗人自制，周代采诗官、 乐官、“述而不作”的孔子以及恪守家法的《诗经》传人必然都遵奉本旨，不敢妄改，亦不至于分化出诗说有异的四家诗来。2、 正如范家相《诗渖》所云：“古人之诗，岂必如今人先命题而作乎？”事实上，《诗经》中的诗歌是诗人有感而发、即事而咏的产物，当初既不须确定诗题，亦无须自作注解或序说。即使古人有作序现象，亦无篇篇作序之理。白居易《新乐府》自制诗序，正是模仿《毛诗序》的结果，而且他的多数诗作并无诗序。其他后世诗人更罕有作序者。3、 《诗经》所选诗歌年代既久，地域亦广，诗人身份千差万别，王侯、士大夫、后妃、士兵、庶人、奴隶之诗无不见载，哪能人人都会作序？如果诗人自制了《诗序》，其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文化素养、语言风格亦迥然有异，绝不至于如今存《毛诗序》这般整齐划一，自成系统。正因如此，后人从王说者寥寥。
（四）子夏（卜商）作序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王肃注曰：“子夏所序诗意，今之《毛诗序》是也。”《释文叙录》：“孔子最先删《诗》，以授于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此说影响最广，清人朱彝尊、钱大昕等笃信不疑，至今仍有人坚持。今按：1、 《汉书·艺文志》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chuán）。”但言传授《诗》说，不言作序之事，“传”与“作”实不可等同起来。（注：传的另一音为zhuàn，是注释或阐发经义的意思。但历来皆言毛亨为《毛诗》作传（注释），未有言子夏为《毛诗》作传者。故此处只能读成chuán，乃传授之义。）看来毛公确曾标榜子夏以自重其说，但班固对这一点已不大相信，否则便不会著以“自谓”二字。2、《孟子》、《荀子》、 《史记》等晋以前典籍皆不载子夏作序事。3、四家诗皆为子夏后学。 如果子夏作了序，西汉时三家诗先出，为何不见传授，甚或竟也无标榜之语，而偏偏在晚出的毛诗那里得到重视？子夏为鲁人，其门人在鲁者颇多，鲁诗先出，申培却不传其说；毛公赵人也，竟自谓得自子夏，于理甚为不合。可见毛公的“自谓”也不足信。4、 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亨受学于荀卿；又据《汉书·儒林传》，申培受学于浮丘伯，浮丘伯受学于荀卿。可知作为子夏后学的荀卿是鲁、毛二家诗的源头。事实上二家诗说有异，二家亦异于荀子，这就充分证明了子夏不曾作序以定其说。5、《毛诗·丝衣》序有高行子之言， 《维天之命》序有孟仲子之言，高行子、孟仲子都晚于子夏，亦是子夏不作《诗序》之明证。
（五）卫宏作序说。《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今按：1、 《毛诗》虽晚出，亦在汉景之世（注：考《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立《毛诗》博士应在汉景帝时。），至新莽时已大为风行。其间毛诗一派与三家诗互相攻讦，观点歧异，主要是诗序之别；它们竟立博士，长期流传，岂能没有一套固定的系统的诗说，而待一、二百年后由卫宏以一己之见一举成《序》？2、如果卫宏自制《毛诗序》并托名子夏， 与他共同受业于谢曼卿的贾徽和稍后的郑玄不会不知，岂能无一语提及？郑玄为《南陔》作《笺》曰：“子夏序《诗》。”如果郑玄作《笺》时所依据的子夏《序》其实是卫宏的冒牌货，专以攻郑为能事的王肃又岂能听之任之，不置一词？3、《汉书·艺文志》载齐、鲁、韩三家诗各28卷， 《毛诗》29卷，盖因三家诗以序分冠各篇之首，而《毛诗》之序独成一卷。《汉书·艺文志》采自刘歆《七略》，看来刘歆时已有《毛诗序》流传，而刘歆早于卫宏。4、《后汉书·儒林传》不言卫宏治《左传》， 而《诗序》却多采《左传》；不言卫宏治《春秋》，而《诗序》却喜言褒贬美刺。相反，卫宏虽治《古文尚书》，《诗序》却多采《周礼》、《礼记》等书，采《尚书》者唯《鸱鸮》序耳。卫宏与《诗序》旨趣多异，足见《诗序》定非出自卫宏之手。
此外还有不少说法，其中以郑樵《诗辨妄》最为偏激：“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朱子全书诗纲领》引）《诗序》纵非圣贤之作，也不至于落到“村野妄人”之手。事实上，《毛诗序》多采先秦典籍，颂扬明君贤妃，常出劝戒之语，具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与三家诗说一样都出自西汉儒者之手，绝非村野妄人所可胜任，不然也不会受到一千多年来众多学者的推崇。总之，上述种种说法皆难成立；不唯如此，倘若以后再生出许多新说，只要是认为《诗序》出自一人之手，也绝对会因不合事实也遭人辨驳。研究《诗序》作者要从《诗序》本身入手，《序》中体例不一，自相矛盾、前后错乱之处昭昭在焉，我们不得不把《诗序》的著作权归于两名或更多的学者。古代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子夏、毛公作序说（沈重），子夏创序、毛亨及卫宏增益说（《隋书·经籍志》），经师所传、弟子所附说（《四库全书总目》），刘歆伪造、卫宏润饰说（康有为）等等。这些说法正确与否不再一一论列，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诗序》的思想精髓及语言风格是大致统一的，我们又必须承认在这众多的著作者中必有一名最主要的撰著人。这位最主要的撰著人是谁？我认为就是秦汉之际的毛亨。
二 作者新探
东汉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毛亨作《诂训传》以授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对于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亦称“训诂传”、“诂训传”）的事，古今学者多无异词。（注：只有《隋书·经籍志》以为是毛苌作，《四库全书总目》已作了辨驳。）下面着手探讨《毛诗序》与《毛诗故训传》的关系，证明《毛诗序》本来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因此《毛诗序》的作者也应该是毛亨而不是其他人。
（一）《序》、《传》一体的外部原因
1、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 韩三家之异不仅表现在对诗的字词诠释和名物训诂的不同，而且表现在对于诗旨理解的歧异，这从清人的辑佚成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书显然可以看出。毛诗之所以有别于三家而被称为“毛诗”，就是因为毛诗拥有区别于三家的诗旨解说。从西汉初年开始，四家诗竞立学官，互相攻讦，争论的焦点恐怕不在字词训诂而在诗旨解说；汉人重视诗教，尊之为经，不讲诗意怎能实施教化？观照汉代经学的历史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中必定包含了对《诗经》各篇主旨的解说，后来才分离出来冠于每首诗之前，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毛诗序》。
2、三家诗也有诗序。 《汉书·儒林传》云：“（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艺文志》又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由“推诗人之意”和“取《春秋》，采杂说”可以看出，三家诗都把孟子的“以意逆志”作为撰写《诗经》题解的原则，把广泛搜罗先秦旧说作为重建《诗经》创作背景的手段，他们的内、外《传》或《诗训故》在字词训诂的同时，亦必然包含着对诗旨的解说，尽管“咸非其本义”，却与《毛诗序》本质相同。三家诗有序的事实还见于后世典籍。《唐书·艺文志》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云：“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诗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相同。”1977年安徽阜阳墓葬中出土西汉文帝时《诗经》竹简，有三片残简被专家学者们疑为《诗序》，（注：胡平生，韩志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年第8期。 该墓葬封穴于前165年，距秦焚书不过48年耳。）兹临摹如下：
现存《诗经》本文中没有“妃”字，更无“后妃”连用现象，而《毛诗序》中却多次出现“后妃”字样，因为视为《诗序》之语并非纯属臆测。倘若这一猜测无误，当可作四家诗皆有《诗序》、四家之《序》皆产生于汉初之有力参证。
下面再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逸书》所辑的三家对《关雎》一诗的诗旨解说：
《鲁诗故》：“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
后苍《齐诗传》：“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薛汉《韩诗章句》：“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
《毛诗·关雎》序说诗旨在美，三家言本义在刺，说解虽殊，形式无异。既然鲁诗义在《故》中，齐诗义在《传》中，韩诗义在《章句》中，《毛诗序》无疑地应包括在《毛诗故训传》中。
3、汉人注书除“诂”、“训”、“传”外，还有“注”、“记”、“杂记”、“说”、“微”、“章句”等不同名号（见《汉书·艺文志》）。这些著作的任务不仅仅是文字训释，名物训诂，还有对文章内容的分析解说和大义阐发。如王逸作《楚辞章句》，既有全书的总序，又有冠于各篇之首的简要说明，还有穿插于诗行之间的章句训诂。赵岐《孟子注》、高诱《淮南子注》莫不如此。如果没有这《毛诗序》，《毛诗故训传》就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就和汉人的注书体例大相乖违。
（二）《序》、《传》一体的内部根据
今存《毛诗序》是对每一首诗的总体把握和旨意说明，《毛诗故训传》是对诗中具体词句的诠释疏通，二者互相依赖，彼此阐发，形式上已分离为二，内容上却还紧密相连。可以这么说，《序》因《传》而益明，《传》因《序》而益显。没有《序》，《传》就失去了思想统帅而沦为七零八落的散金碎玉；没有《传》，《序》就失去了说解依据而降为空洞枯燥的政治说教。《传》与《序》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表现出毛亨撰著此书时的精深见解和绝妙运思。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1、《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故为乎中露？
[传]式，用也。微，无也。中露，卫邑也。
式微式微，故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泥中？
[传]泥中，卫邑也。
简括的《毛传》仅仅停止于对字词的疏通，至于该诗写作的背景如何，作者为谁，“归”于何处，“君”指何人，“故”为何故，则不见只字说明。这是毛亨一时的疏忽吗？当然不是。待读了《毛诗序》，我们才可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首黎国群臣怨其君滞留卫国而劝其速归之诗。显然，毛亨让《传》与《序》各司其责，词句疏通是前者的任务，诗旨阐发为后者的职责，二者结合起来才可真正读懂原诗。下面再看一首有史可征的名篇：
2、《秦风·黄鸟》（第一章）：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传]兴也。交交，小貌。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子车，氏；奄息，名。乃特百夫之德。惴惴，惧也。歼，尽；良，善也。
这里只引首章，二、三章诗句与此小异，而注释尤简：“防，比也。”（二章）“御，当也。”（三章）如此而已。这首诗反映了秦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秦穆公以子车氏三良为殉。《毛传》对三良不加交代，甚至对秦穆公也无只字说明，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冠于诗前的《毛诗序》：“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可见，如果没有《序》，《传》就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无法独立担当起说解的任务。下面再看两例：
3、《小雅·节南山》（末两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宁。 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传]正，长也。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传]家父，大夫也。
4、《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 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传]於，叹辞也。穆，美；肃，敬；雝，和；相，助也。执文德之人也。骏，长也。显于天矣，见承于人矣，不见厌于人矣。
《节南山》是首谴责太师尹氏进而怨刺周幽王的诗，《毛传》却对“王”字不加诠释；《清庙》是周公营建洛邑竣工后，率领诸侯祭祀文王的诗，《毛诗》却不言祭者为谁，“多士”何人。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序》中得到解答。
以上四例说明，《序》与《传》有着比较严格的分工。三百零五首诗的《毛传》有十之八九只训释词语，我们从中无法窥知全诗意旨。倘若真如某些学者所云《传》成于《序》之前而独立存在一、二百年，经生们只好抱着缺乏诗义的《传》糊里糊涂地递相传授，岂不有违情理？当然，《序》也离不开《传》，两者珠联璧合，共同承担着解诗的任务，原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序》与《传》不仅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还往往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如《鄘风·墙有茨》序云：“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而诗句“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下《毛传》云：“于君丑也。”《秦风·蒹葭》序云：“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下《毛传》云：“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而后兴。”《陈风·墓门》序云：“刺陈佗也。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而“夫也不良，国人知之”下《毛传》云：“夫，傅相也。”显然，《序》与《传》此呼彼应，前倡后随，妙合无垠，相映成趣，倘非出自毛公一人之手，怎会如此匠心独运？
（三）所谓《序》、《传》不合说并不可信
前人多以《序》、《传》不合作为主要论据来证明《毛诗序》不是毛亨所作，先后有邱光庭、曹粹中、姚际恒、吴闿生、张西堂等人力主此说。其说纰漏杂陈：
1、句意与诗意硬比。曹粹中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毛传》云：‘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则与《传》意先后颠倒矣。”（《经义考》引）今按：《传》以“能……乃宜……”的句式来分析首二句的假设关系：“如果你能遵守后妃之道，与国君白头偕老，才配得上这横簪玉饰金步摇。”《序》语谓：“你既然站在圣德的国君旁，穿着华丽庄严的服装，就应该遵守后妃之道，与国君白头偕老。”细绎文意，二者不仅不相矛盾，反而转相发明，颇有点思辩的色彩。并且《传》语只是对个别词句的训释，着眼于局部；《序》语则是对全诗旨意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两者分工不同，各有所指，也不可生拉硬扯，强作比较。邱光庭《兼明书》以为《出其东门》有问题，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解释。
2、句意与大义硬比。《魏风·葛屦》序云：“其君俭啬褊急。 ”《传》云：“妇至门，夫揖而入。”张西堂《诗经六论》以为不合。（以下引张西堂语皆出此）。其实，毛亨以为该诗描写了魏民的“机巧趋利”（诗意），进而讽刺了卫君的“俭啬褊急”（大义）。上引《序》语为诗之大义而非本意，《传》语则是对“宛然左辟”一语的礼仪说明，勉强拉来作比，恐怕是很不恰当的。
3、诗意与大义硬比。 张西堂曰：“《采闿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传》云：‘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大宗室。’《传》之所言，‘大夫女学祭事也’，无大夫妻之义，与《序》不合”。今按：《传》言文本内容，《序》言全诗大义；《传》为原因，《序》为结果。“妻”、“女”之别，乃在婚嫁，未嫁为女，已嫁为妻。正因为未嫁为“女”时在“大宗室”接受了礼的教育，才有了已嫁为“妻”时“能循法度”的优良品德；而为了赞颂“大夫妻能循法度”的优良品德，这首诗便专写了她未嫁为“女”时受礼法教育的情景。《序》、《传》相辅相成之妙，于此可见矣。
张西堂又曰：“《无衣》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不与民同欲。’《传》云：‘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传》释诗无刺义，与《序》不合。”今按：毛亨认为这首诗描写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时代，“上与民同欲”、“百姓乐致其死”的情况（诗意），旨在讽刺秦康公“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的行为（大义）。《序》与《传》相反相成，此所谓“美彼刺此”之法也。张西堂还以为《静女》、《东方之日》、《绸缪》三诗《序》、《传》不合，皆可从此一角度观之。
4、断章取义，误解《序》、《传》。 张西堂曰：“《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传》云：‘大夫命妇……庶士以上各衣其夫。……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传》无在父母家之意。”现在先把《序》语引完整：“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归道也。”显然，《序》中“归安父母”与《传》语“有时归宁”并无矛盾，问题出在《序》有“在父母家”一语。原来毛亨认为，后妃“在父母家”时就“志在于女功之事”，养成了“躬俭节用”等等品德，因而婚后对享有“归安父母”的特许。所谓“在父母家”乃追溯之语，此一追溯绝非节外生枝、画蛇添足，而是为了突出不忘根、“不忘孝”的主题。此外，吴闿生《诗义会通》以为《驺虞》，张西堂以为《摽有梅》、《葛覃》有问题，亦同此。
5、错引原文、自制矛盾。 姚际恒《诗经通论》曰：“《郑风·出其东门》小序谓‘闵乱，思保其室家’，《毛传》谓‘缟衣，男服；綦巾，女服。愿为室家相乐。’此绝不同。”核对《毛传》原文，“愿为室家相乐”当作“愿室家得相乐也”，即希望在乱世之中能够夫妻团聚，与《序》并无矛盾。而姚氏误记《毛传》，自制《序》、《传》矛盾，旨在为他的爱情说张本，用心良苦，方法却不当。
6、不谙比兴，昧于引申。曹粹中曰：“‘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左传》谓‘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其说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据《经义考》引）毛亨认为，《召南·鹊巢》为国君夫人婚礼之诗。诗以鸤鸠比新娘（夫人），以鹊比新郎（国君），以鸠居鹊巢比喻新娘嫁往夫家，设喻新奇妥贴，气氛欢快活泼。《序》说夫人天性如鸤鸠，堪作国君之配，显然与《传》应合而无相悖之处。曹氏不谙比兴，故纳之于不合之例。张西堂以为《竹竿》，吴闿生以为《衡门》有问题，皆与此相似。
7、不晓古制，自以为是。 张西堂曰：“《小星》序云：‘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传》云：‘命不得同于列位也。’如《传》还不知道《小星》是奉使还劳的诗，而《序》所云却全错了。”张说误也。《传》言贱妾“命不得同于列位”，指不在贵妾的班位。按《左传·文公六年》载：“辰嬴贱，班在九人”。“杜祁以君故， 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杜预注曰：“班，位也。”《新序·杂事》载樊姬对楚庄王曰：“妾……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又载齐宣王曰：“昔先王为寡人取妃匹，皆已备有列位矣。”可见国君妃妾本有列位之制，《毛传》所言于史有征，与《序》相合。张氏不晓古制，故有此说。
8、强说不合，生拉硬扯。 张西堂曰：“《芣莒》序云：‘和平则妇乐有子矣。’《传》云：‘芣莒……车前也，宜怀妊焉。’车前是不宜怀妊的，《毛传》说是错的。但是《毛传》并不有‘乐有子’之义。《序》承袭了《传》的错误，而又不合。”芣莒是否宜怀妊不得而知，但即使现代医药科学证明它与怀妊毫无关系，也不能否认先秦初民曾有过宜怀妊的认识。而基于这种认识之上的采集活动必须以祈求怀妊、传宗接代为指归，存于采集女心中的便自然是这种“乐有子”（希望得到子嗣）的虔诚愿望。（注：参闻一多《匡斋尺牍·芣莒》，《闻一多全集》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8月版，第343～350页。）《序》与《传》互相证明，何得谓之不合？
综上，前人误以为《序》《传》不合，或是由于不解毛亨说诗体例，以今绳古，或是寻章摘句，错引原文，持论偏激，生拉硬扯。不论是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是操作方法上的失误，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认为《毛诗序》与《毛传》密切配合，并不否认二者之间有个别互相牴牾之处。如《郑风·山有扶苏》一诗《毛诗》曰：“刺忽也。所美非所然。”照理，诗中“狂且”、“狂童”皆应指郑昭公忽所美之人，而《传》曰：“狡童，昭公也。”又如《陈风·宛丘》一诗《毛序》曰：“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据此，诗中“子”应指陈幽公，而《传》曰：“子，大夫也。”也是货真价实的不合。但披阅《毛诗》，此类不合者毕竟极少，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毛序》为毛亨所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并非毛亨本人的疏忽，恐怕是后代传诗者的修改或者古籍在辗转传抄时所产生的讹误窜乱。如《山有扶苏》一诗，《传》释“狡童”为“昭公也”，或许是“所美也”之讹，或许“昭公”后夺“所美”二字，或许是《狡童》之《传》窜乱于此，或许是传诗者有不同见解而加以妄改，今已难明。总之，这个别不合之处无损于《序》、《传》相合的大局，亦无损于《毛诗序》作于毛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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