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顶层设计”笔谈（上）——4.从“三个赛跑”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紧迫性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深化改革呼唤顶层设计发力。在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改革的顶层设计已是热议话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改革定向导航。何谓顶层设计，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认识还存在哪些误区；顶层设计的主体是谁；如何进行顶层设计，该注意哪些事项。这些问题都直接关联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进程。 改革杂志社于2014年5月10日在京举行“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研讨会。来自中央有关部委、政策咨询部门和知名高校的《改革》第三届学术委员、特邀嘉宾就顶层设计背景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金融领域改革、农村土地改革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政府体制改革等方面发表真知灼见，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极具启发意义，现以笔谈的形式择其核心观点予以发表。涉及“改革的地方试验”笔谈将在以后择机推出。 策划：文骐 “改革的顶层设计”笔谈之四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下一个30年，中国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显然，用于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迈进的原有增长机制不可复制，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有改革开放模式也不可照搬。这是因为： 第一，同过去30年相比，今后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所实现的发展目标要比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目标高得多、难得多。从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解决温饱，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而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主要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强国富民。毫无疑问，治穷解决温饱的办法相对容易，致富强国的办法难度较大。如果不靠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为下一步战略目标积累体制红利，我国是难以实现强国富民的。 第二，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个阶层对改革开放都有殷切的盼望，因此一旦推出改革举措，大都会积极响应，改革的阻力小、成本低。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城乡、地区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团体甚至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改革机会，获得了比他人或团体多得多的利益，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得的利益足够大的时候，他们的改革意愿下降，甚至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部门利益，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因此在新的时期，如何破除阻力，甚至化阻力为动力，推进改革开放，是需要更大勇气、超凡智慧和高超技巧的。 第三，同过去相比，如今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开放遇到的困难更多、风险更高、成本更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体制改革领域，容易改革的基本改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不得不改而又难以改革的项目。有些改革项目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只有通过调整现存利益结构，牺牲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目标。因此，面对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的改革，改得好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不好将危及社会稳定。 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而且时间紧迫。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与时间赛跑，如果改革开放能够跑过时间，就能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将失去重大历史机遇。 一、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 我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77％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80％以上。显然，我国要达到如此高的城镇化水平，还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3.73％，距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约差23个百分点。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这么高。《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3111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有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无法真正享受城市文明。如果减掉这部分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下降到36％，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差一半以上。 我国实际城镇化难以向前推进，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为快速推进工业化，全国各地聚集发展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制度，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和转移中获取工业化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承担农民进城落户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成本。由此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利用城乡二元制度推进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今后，农民工进城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就越强烈，形势变化留给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时间就越不足。因此，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然而，改革面临的难题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优越，发展机遇多，但人满为患；中小城市(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差，发展机遇少，缺乏吸引力。怎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既需要时间安排，又需要总体设计和细化的执行方案。 二、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将处于加快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结构转型的最大任务是，我国必须尽快培育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拉动消费、推进文明创新的主要群体，是推进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力量。 但是，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社会阶层依然是“上端小、底部大”的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是占人口比重很高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低；上端是占社会财富比重很大、占人口比重很小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收入高，储蓄能力很强；中间则是占人口比重不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成熟理性，收入居中，消费能力强，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以2010年为基期，选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为年人均纯收入)在22000至65000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人群，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测算了从1995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结果是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1.25％。显然，如此之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无法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衡量中产阶层除收入指标之外，还有教育、职业、资产、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指标。用这些指标衡量，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也不高。李培林、张翼(2008)认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①)占人口比重只有25.8％。在李培林、张翼(2008)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中，他们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7％、53.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半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使是完全按照自我认同一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我国居民的主观认同度也只有41.78％。 阻碍我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因素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现行城乡、地区之间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抑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迁，不利于社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变为中产阶层。二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三是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向城市、精英群体倾斜，不利于“草根”群体改变身份向中产阶层迈进。四是成功上升的机会不均等。高收入阶层、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底部社会阶层上升之路变窄、变难(杨昀斌，2011)。 目前，我国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越是推迟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由于中产阶层成长缓慢，低收入群体人口太多，消费型社会越难以形成，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建立橄榄型社会，一旦中产阶层壮大起来，由于他们有知识、有资产，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都较强，在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慢于其需要时，其对政府的信任度则可能下降。因此，我国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历史紧迫感、高超的智慧、敢于担当的勇气，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协调改革。 三、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 在对外开放领域，今后我国要想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无疑需要创造更加和谐良好的国际环境。众所周知，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秩序。这期间，国际贸易环境和政治秩序变化基本上都是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变化。但是，近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演变对我国发展出现了不利的变化因素。从经济角度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政府公共支出紧缩，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和资源等要素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我国形成了供给替代效应。还有，要素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正在不断挤压我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也给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严峻挑战。从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看，当前在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大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从经济上美国正在谋划“两洋战略”，主导建立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意在重构21世纪全球贸易新规则，在全球贸易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如果我国应对战略失策，将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如果不能在改革开放上及时创新，我国必将丧失新一轮战略机遇。因此，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中，必须选择新的开放战略，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绘制新的改革开放路线图，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推进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综上所述，我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走出困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凝聚改革开放共识，集聚改革开放力量，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注释： ①李培林、张翼(2008)把符合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个指标的中产阶级称为核心中产阶级，符合其中两个指标的为半核心中产阶级，只符合一个指标的为边缘中产阶级。通过测算，核心中产阶级占调查对象的3.2％，半核心中产阶级占调查对象的8.9％，边缘中产阶级占调查对象的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