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星论文,体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云路的《新星》完稿于1984年，其描写的历史时段是1981年至1982年①。这是中国官方公认的改革的第一阶段，即从人民公社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星》被当时的一些批评者认可的一大理由就是“它是与时代同步的”、“具有当代意识的”②现实主义作品。《新星》发表于1984年第3期的《当代》增刊上，随后在1986年由太原电视台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编剧李新，导演王子庆，周里京饰李向南)，播出后掀起一股“新星热”，“在1986年，《新星》的主人公李向南曾是全中国人在饭桌上和客厅里议论的话题；由屋及乌，甚至连在电视剧《新星》中扮演李向南的周里京也顿时成了影视界的一颗新星”③。李向南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各个阶层言说的对象，在不断的编码、书写和传播之中成为一个负载有普遍想象和普遍情绪的“符码”。从小说到电视连续剧，柯云路、批评家以及一大批匿名的读者把自己关于“改革”、“文学”的想象不断地投射和附加到《新星》上，最终生成了一个复杂同时又隙缝丛生的“改革叙事”。
改革叙事中的时空隐喻
在小说开篇的“引子”中，李向南在凌晨参观了古陵县的一座古塔，这样一个场景的安排对于即将展开的“改革叙事”至关重要。
这座古塔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我们注意到李向南的参观是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分别是史前人类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青铜器时代、汉唐元明清时代。参观的顺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线性进程，每更高一层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体系，在这种“空间”转移过程中，潜藏着的赫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而正是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支撑了“改革”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普世性，改革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必然趋势，正如一位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④。将中国的改革嫁接到整个人类和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去，这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最高决策层的叙述策略，也是当时文学叙事惯用的修辞手段⑤。“电视剧的每集片头，剧作者总是把我们引入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古陵县城郊。……这一古老文明、历史积尘和新时期光照织染而成的斑驳画面，寓意深刻地揭示了古陵县面临的这场改革，乃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同愚昧落后进行斗争的历史延续。”⑥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古塔上的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它结束于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而后就一跃而到了李向南所处的“当下”，那么，这中间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历史去了哪里？对于柯云路那一代人而言，他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这段历史，因为无论是李向南还是柯云路都是这一段历史所“塑造”出来的。很明显，柯云路刻意模糊了这段历史，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缺少反思自我历史的勇气和态度(这将严重制约他叙事的深刻)；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李向南的“改革叙事”一个唯一的起源神话：古陵的“现代”是从李向南开始的，正如小说中充满感情的叙述：“这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有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⑦
李向南占据了“改革的制高点”，他比乔光朴、丁猛更有力量，因为在进化的链条上，他处于更高的一个级别。这暗示了柯云路对改革的阶段性认识，如果说在1979年，“改革”对于柯云路来说还只是丁猛在“车间企业”的恢复生产，那么，在此“改革”已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革新，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现代文明”。
在古塔、钟声和文物展览之中，柯云路为李向南的出场精心设计了一个具有仪式气氛的时空，这一时空不仅为主人公的改革故事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而且强化了李向南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改革者的形象：在黑暗中突然灯火通明的古塔很容易让人想起有关“延安宝塔”的隐喻，李向南独立高楼俯视天地也暗示了他的“拯救”角色和领袖形象。这一切透露出柯云路的野心，他试图完成一种类似于“红色经典”的关于“改革”的宏大叙事。但李向南真的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个现代意义的改革规划并把它付诸实践吗？事实证明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体制内”改革规划
以李向南为中心的古陵改革的大幕拉开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李向南的“改革规划”：
1.同志们，使咱们古陵县尽快成为全国两千个县中的富户——最好是大富户，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奋斗的目标之一。
2.这几天的讨论会上，同志们谈到很多，特别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谈得很好。……这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3.同志们还谈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谈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养猪、养羊、养兔、养蜂、养蚕……共是二十养吧，包括办一个鹿场，从东北引进鹿种，在咱们县养梅花鹿。……开发我们西山的野生资源，发展旅游。……恢复发展我们县的特产古陵菜刀……还要搞好装饰、包装，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4.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对生活，不光追求富。……那个社会(指外国)太乱，太空虚，太自私自利，没人情……所以光富还不行，还要各方面的建设。
5.目前咱们古陵县有五件事情应该马上抓一下……第一件，要好好抓好文化教育。我们的文化生活要更丰富，更有精神文明。我们的教育要办得更好。第二件，要抓好社会秩序的整顿……第三件，要抓好退休干部的安置工作……第四件，要抓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老年人的社会保险问题。第五件，还要抓我们县的建设。
6.今天我要讲的主要一点，就是四个字：敲山震虎。这个虎就是不正之风。……第一是官僚主义，……第二是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现象……第三点特殊化。第四点任人唯亲，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分析这样一份“改革规划”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段话说的是改革的目标，即让古陵县先富起来，这是对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回应⑧。第二段说的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最早由万里在安徽试点，后来邓小平调万里担任国家农委主任，主持全面推广⑨。第三段谈的是粮食生产、农副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旅游业发展问题。在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提出要“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发展方针⑩。第四段涉及“经济改革”的方向问题，李向南显然在政治上很老到，他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上是在强调“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思想来自于1983年的中央2号文件，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大大加强和改进党在农村的思想工作”(11)，确保经济改革的政治正确性。在接下来的第五段里面，他强调了配套的社会改革，包括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离退休工作和养老保险问题。这些同样来自于对现实政策的呼应，比如教育改革是对1983年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教育改革的呼应(12)，精神文明建设是对党的“十二大”“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回应(13)。在第六段里面，他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腐败问题。这么粗略地一分析，我们会发现，几乎1978到1984年所有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方针和路线都在这个“改革规划”里面得到了体现，从政策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看，这是一份“扩大”和“综合”了的“改革规划”，实际上相当于一份“中国改革政策大全”，柯云路为求得这份“改革大全”的“完备”，而不惜牺牲细节上的真实，比如在古陵县实现“二十养”，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县的气候也许根本就不适合养殖二十多种水陆动物，包括珍稀的梅花鹿(14)。这么做的后果固然突出了李向南“高瞻远瞩”的“改革者”形象和其“改革规划”政策上的正确性，但也同时暴露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一“改革规划”(想象)实际上是对现实政策的严格图解，也就是说，李向南是在“体制内”展开他的“改革想象”，他没有越出“雷池”一步，无非是通过他的这份“改革规划”把1980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政策复述了一遍。
同时我们注意到，李向南的诸多改革规划全部指向一个鲜明的中心，即政治上的改革和斗争。他来到古陵担任县委书记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处理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处理黄庄养鱼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认可庄文伊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这套体制机构，官僚作风压制了生产力！”(15)在顾荣指责他的工作偏离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他是这么辩驳的：“现在搞改革、整顿，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和为它服务的政治效率、行政效率。”(16)在李向南看来，无论多么宏伟的“经济改革”规划，如果离开了政治权力体制的改革，就无法推行。
在柯云路的叙述中，李向南利用其权力，对古陵县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李向南现场会审平反冤假错案；撤换了县委办公室主任；撤换了不称职的镇长；大胆起用了以前受到打击的有用之才……但是我们发现，李向南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对官员职位进行升迁和变换，而根本没有对整个人事制度、监督制度和行政制度进行“革新”。虽然李的政治改革是在反对官僚主义，革新现行的行政体制的口号上提出的，但他的“改革”赖以展开的主要原因却恰恰是得力于这样一套体制，他不过是通过他在“体制内”的权力地位来重组古陵的政治格局。这样很容易让人把李向南和一些古老的改革传统如“清官政治”、“励精图治”联系起来。而且，柯云路对他的改革效率的夸张的叙述，比如一天处理完成“40件”民生问题，十几分钟解决一个冤假错案，固然让人读来畅快淋漓，却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狂热分子，试图通过对政治上的斗争来激发生产力上的“大跃进”。
从这些看来，李向南的政治改革完全采用的是“非现代”的方式，如果说李向南对经济改革还有一些稍微的新见的话(比如发展生态旅游业和引进外资)。他对政治改革的想象则完全局限于“体制内”的权力斗争和古老中国的官场谋略，他在整个小说中唯一一次谈到“上下级关系”的创见(17)也完全来自对胡耀邦同样内容的复述(18)。李向南的行为证明了他可能根本没有能力提出一种稍微“现代”一些的政治改革的构想吧。
这让人不得不反思李向南改革的合理性。实际上李向南对权力的依赖和迷恋让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想象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改革”保持有极大的警惕。在《新星》的续集《夜与昼》中(19)，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大学生靳舒丽对李向南说：“我觉着，中国的大权都要落到你们这号人手里，就完了。”“你们这些老三届政治意识太重，爱搞权术，缺乏民主思想。”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更是指责他“独裁”、“阴险”、“玩弄权术”(20)。在小说中李向南为自己的威权政治思想进行了辩护：
我经历过最不民主的政治生活，可以说是专制的历史阶段，最知道民主的宝贵。可现在，你要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社会，就必须革除那些封建专制的、愚昧的、官僚特权的腐败。要革除它们，除了拿出强有力的铁腕，没有别的办法。你没到过下面，很难想象那些愚昧保守的东西有多顽固……
但是李向南的这种辩解并不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李向南太保守，太热衷于玩弄权术：“你太守成。这可能是你搞政治的结果吧！……我的话可能太书生气吧，你也听不下去。咱们中国就是书生气太少，官吏气太重！”(21)但是在“体制内”的“保守派”看来，李向南却是太“激进”、“太个人主义”了，“同志们，我们都是从教训中过来的人，现在，再也不能浮躁，再也不能幻想，再不能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一步一步来！靠主观热情，血气方刚，靠个人英雄主义，靠花花哨哨的小聪明，一点两点书本知识，纸上谈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栽大跟头的！”(22)李向南正是在这样一个夹缝中进行他的“改革”事业，对于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来说，李向南的政治改革是“以暴易暴”，完全不具备一个现代政治家的基本素质(23)。而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是要被规训和肃清的对象。事实是他在古陵的改革仅仅进行了两个多月，就被迫离开。
如此看来，李向南的改革实践属于第三种方案，既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激进想象，也不同于体制内保守派的“墨守成规”。这一方案是继《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以来的延续和深化，那就是想象体制内的“改革英雄”通过铁腕权力来发起和推动改革，并通过具体事务的操作来一步步达成目标，这种改革想象使其“改革叙事”不可避免的带有男性特征和浪漫主义色彩。从现实政治层面来看，这一方式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合理还有待讨论，但是在80年代，这一改革叙事却是最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改革的想象和期待：“在80年代的中国政治工具箱中，‘李向南’和思想界的‘新权威主义’论述，是可以就近够得着的一种体制内工具。……以‘开明铁腕’闷头闯地雷阵的李向南，是80年代大众期待的一个政治象征……”(24)
李向南的“优先权”
一个问题是，为何选择李向南来领导古陵的改革？自然，李向南具有一些很好的品质：年富力强、知识结构合理、有农村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一个“改革家”必须具有的斗争智慧和“强者性格”。但是这一切显然还不能够完全解释李向南的“优先权”，一个事实是，李向南的经历在1977级的大学生中实在很是平常，他的政治手腕和改造社会的决心在当时也是一种普遍的素质(25)。
在柯云路的叙述中，李向南的“优先权”首先来自于他的政治资本。他拥有一个身居高位的父亲(前工业部部长)，他的顶头上司省委书记顾恒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而他的政治对手顾荣则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在一些评论看来，柯云路这么安排李向南的出身是为了凸显中国改革进程的艰难性，连李向南这样有资本的人推行改革都困难重重，何况是其他人(26)？而在另外的批评者看来，这与柯云路自己的经历(曾就读于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北京101中学)和他的英雄情结有关(27)。这些判断可能都有其道理，但是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柯云路通过对李向南政治资本的“编排”，为李向南的“改革”提供了最大的政治上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中国在80年代启动改革的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28)。也就是说，改革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文革”的非合法性认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一个人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就决定了他的是否有“资格”进入新的事业。李向南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一方面他有着不容怀疑的“革命血统”，另一方面他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是受迫害受冲击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代表了政治上正确的一方。更重要的是，虽然李向南也曾经是革命的“红卫兵”，也可能造过反、打过人，但是，在柯云路的叙述中，李向南的这一段历史基本上被遗忘了，这种遗忘与古塔上没有安排中国现代史的文物有同样的作用：李向南是一个没有政治包袱的人，“文革”的所有“非法性”都和他没有关系。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改革对象”，冯耀祖、潘苟世、高良杰等人都是“不干净的”，都或多或少与“文革”的“错误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李向南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他的改革，而无须考虑历史的因袭和其中的复杂。
与政治上的优先地位相伴随的是道德上的优先地位。在《新星》中，与李向南关系非常密切的另外一个人是林虹，根据小说的叙述，林虹是李向南的初恋爱人，她父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林虹面对李向南的“伟大改革”表示出超常的冷漠，她拒绝加入这场改革，主要原因在于她在十六岁下放内蒙古的时候遭到了强奸，后来又有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这些使她对生活丧失了李向南式的“热情”。在这种叙事“编排”中，林虹完全丧失了其道德上的优越感，她被身边的人目为“坏女人”，尤其与李向南的“纯洁”相比更是如此：在柯云路的叙述中，李向南是一个能“征服”身边所有女人的男人，但就是这么一个极具男性魅力的人居然在长达十三年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纠葛！我完全无意去考证李向南或者柯云路真实的私生活，而只是想指出这种“修辞”背后的意识形态：在柯云路的想象中，或许只有像李向南这样的“清白”之身才可以参与并“领导”这场“伟大”的改革。在此，(李向南)个人历史被道德化，“在社会生活中……总是提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不会被压垮的个体，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神奇般的活下来了，并散发不可思议的气概和尊严，而其它人却仅仅为生存作利己的挣扎”(29)。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政治上的正确性构成并支撑了李向南牢不可破的“资本”：“10年动乱中认真读书思考使他们有了‘俯瞰历史’的眼界，10年中在社会里的摸爬滚打培养了他们‘冷峻的现实主义’。”(30)他因此被“选中”，成为那个“唯一的”主体。
有意思的是，在《新星》出版的1985年，也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广为传阅的时候，与李向南完全不同的是，《绿化树》中的男主角章永璘是在对女性不断的占有和抛弃中获得重生，并通过忏悔来获得道德上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在1985年，对于“知青”群体的叙述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张贤亮通过对“感官”的大胆描写确立了一个“忏悔的”、“反思的”、“向后看的”的主体(31)，而柯云路则通过对李向南的“强者性格”的极端强调确立了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向前看”的主体。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张贤亮依然在“伤痕文学”的问题意识里面写作，虽然他用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掩饰了“伤痕”和“反思”的深度。而在柯云路这里，他已经完全不要“伤痕”了，他把“伤痕的故事”预留给了别人(林虹)，而把“拯救”的角色留给了自己(李向南)，因此他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反思”，而是“领导”和“拯救”，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在‘文革’期间成长的老三届一代，从政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意涵是拯救而不是服务”(32)。他不仅要拯救他的人民脱离“水深火热”，同时也要唤醒他的同代人“冷漠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灵魂。但是让人怀疑的是，李向南在遗忘“历史”并把自己“神化”的同时是否也“悬空”了自己？他的“改革”能把已经“分裂”的价值观重新整合起来吗？
“人生观”分歧的背后
李向南、林虹、顾小鹰等人都属于同一代人，他们的分歧不仅意味着80年代改革背后所隐含着的经济政治资本的重组，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时代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分化。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该文掀开了80年代“人生观”、“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在《新星》中，类似的辩论处处皆是。李向南与林虹在第一次见面时立即就“人生观”展开了激烈交锋(33)。柯云路在小说中花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来描述这场辩论，在柯云路看来，这是必要的，因为李向南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社会，应该包括改变精神。社会现代化了，可是像你(指林虹)这样的心理不能恢复活力，那这种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34)因此他决定“要在思想上征服她”。李向南基本采用一种质问的、家长式的姿态对林虹进行说教，他的口气和神情让人想起很多“经典”的形象，比如《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红岩》里面的许云峰，甚至是“苏俄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身的狂热行使权力的革命政委”(35)。他使用的理论资源用林虹的话来说就是“十几年前的那些观点”。林虹使用的理论资源是“存在主义”、“选择即自由”、“完善自我”等个人主义的话语。这实际上是一次“革命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存在主义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交锋，李向南和林虹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李向南是进攻式的，而林虹是抵抗式的，李向南试图“改造”林虹，把她重新纳入“改革的金光大道”，林虹则“负隅顽抗”，她尊重李向南的“理想”，但也坚决捍卫着自己的“信仰”。
1980年现实中的“潘晓人生观”大讨论和1982年文本中李向南、林虹的“人生观”大讨论都承担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发现问题，以便对之进行引导和疗救。正如胡乔木所言：“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共同的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36)但即使如此，这一讨论所暴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化还是让官方意识形态勃然大怒，“潘晓讨论”展开不久，立即受到严厉批评，认为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政治压力之下，自1980年第12期以后停止刊发相关讨论文字(37)。而在此前后，官方意识形态就竭力修正和引导青年人的“人生观”，1980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民日报》于1980年4月17日刊登文章《我们是怎样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的》。《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代新人的崛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意义》：“有些善良的人曾满怀忧虑地问：‘80年代的中国青年是怎样一代人？’一些人作出了他们的概括：‘唉，这是吃喝玩乐的一代！’如此等等。正值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一声呐喊‘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激越铿锵，振聋发聩。这毫不含糊的回答，解除了人们的疑虑，它集中体现了这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38)
李向南和林虹关于人生观的辩论其实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延伸和集中。李向南面对林虹时的无能为力同样是“改革文学”的无力，它试图延续“革命历史小说”的功能构建一个坚不可摧的“想象的共同体”，把个体重新召唤到“新的革命”(改革)的大旗下，但事实是，林虹坚决地拒绝了李向南意欲施加于他的“改造”而捍卫其“个人主义”的合法性。这一人生观的分歧凸显了李向南和林虹的截然分野，李向南的“改革”使用的依然是一套“革命的政治的话语”，并不包括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精神选择，它指向的是一个“价值一元化的远景”，在这一点上，李向南的“改革”依然纠缠于毛泽东时代的目标。这个被目为“新人”(39)的人不但一点都不“新”、不“纯洁”，而且是“很不纯。他们头脑都很复杂，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大量沉积。有些人很贪婪，有些人很残酷”(40)。相比而言，林虹倒是借助“存在主义”迅速退去了革命话语的纠缠，因此她自信地断言：“我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结语：“改革文学”的困境和问题
一个读者曾感叹：“短短的历史已经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如爆竹般在我们共和国改革文化黎明般的天空上闪现出了几星火花的‘新星’，已经陨落了。”(41)实际上这种“陨落的”时间还要早，“其实在80年代中后期，‘李向南热’已经迅速降温”(42)。正如一个批评者所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新星》为什么会获得普遍的社会共鸣，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群体意识是有着广泛普遍性的。”(43)在80年代改革之初，“对制度变革的渴求，对铁腕人物大手一挥廓清局面的期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英雄主义想象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主流潜意识”(44)。而李向南的“改革故事”不过是这一“意识”的跟进。这正是80年代很多以现实主义为鹄的的写作(包括“改革文学”)的普遍局限，因为“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诉求当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它假定了作品直接产生于对生活的描摹”(45)随着现实社会进程的发展变化，这些作品的“真实性”立即就会受到质疑，并影响到文学史对它们的合理定位。
与普通读者对《新星》的追捧相比，批评界对之一直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1989年的《文艺争鸣》上刊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关于《新星》的对话，甲方是“《新星》的热烈拥护者，一位愤愤不平的读者”，乙方是“新星的批评者，一位力求公允的分析者”，面对甲方愤怒的指责：“要是说，有什么作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而同时又受到了批评界尖锐的指责，那么，这就是《新星》……读者的‘热情’与文学界的‘寡情’却形成了鲜明对比。文学的‘圈内’与‘圈外’态度差异之大应该说本身就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46)乙方则进行了全面的反驳，“《新星》的改革方式与传统一脉相承……‘清官’李向南作为政治权力的人格化完全失去了它的普遍意义。《新星》中的清官政治，‘强者’崇拜、励精图治等等实质上仍是以一种属于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描摹改革的蓝图，我认为这与我们所要求的改革相去实不以道理计”。但是这种辩驳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所要求的改革”究竟是谁规划的改革？现在看来，这也不过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改革想象”罢了，它倒也不一定就比李向南的改革更加合理。倒是另外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大多数我所看到的‘改革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铁腕人物，拨乱反正，任用贤人、纠正错案，‘接班人’的争夺，‘控告信’(多数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的诬陷)引来的反复，最后则是(或期待)上级的决断。”“‘改革文学’受制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则使其不仅看不到历史深刻的动因，约束了它们的视野，而且限制了它们的艺术创造力。……我们的‘改革文学’始终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那么，对于‘改革文学’中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反省是首先需要完成的。”(47)这一分析应该说是很中肯的，不仅指出了“改革小说”在美学上的缺陷，也透露了8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叙事”的困境。我们知道，80年代文学界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来驱除“革命的”、“政治”的话语，阿城在谈到“寻根文学”的兴起的时候就坦言：“从文化构成来看……1949年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终于全盘‘西化’，也就是唯马列是瞻”，所以“寻根派”就是“要去找不同的知识构成，补齐文化结构，(这样)你看世界一定就不同了。”(48)非常明显的是，与《新星》里面“半新半旧”、“革命的血腥味”还没有洗净的“现实主义叙事”相比，寻根文学的叙事显得更加“干净”，同时也更具有“陌生化”和“现代感”。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批评界对“改革文学”的怀疑从表面看来是一种“文学趣味”的分化，而实际上涉及的是“共同体”的破裂和历史理性精神的失效。“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决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手法，而更是一种历史信念和国家想象，在其背后隐藏的是再造大众(新人观)、构建信念(理想主义)、改造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走向“美丽新世界”(浪漫主义)的历史意识和发展理念。改革文学可以说是这一“现实主义”在80年代最后的一次“叙事冲动”，在《新星》、《平凡的世界》产生轰动并最终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叙事之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叙事”(讲故事)的方式已经失去其构建“共同体想象”的话语权力。这正是“改革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之一，它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一个值得一再回首审视的话题，也为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历史信念和“共同体想象”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终结提供了旁证。在一个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日益趋向“多元”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作为一种被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建构起来的“现实主义叙事”已经渐行渐远。
李向南的故事结束了！不过，当李向南们走下古塔，混迹官场，成为精于阴谋、犬儒万分的政客，或者当他遁入江湖，摇身一变为倒爷侃爷、荡子嫖客或“大气功师”，我们蓦然回首，是否觉得那个站在80年代古塔上的李向南其实有那么一点可爱？有那么一点让人感动？
不管怎么说，改革还在继续进行下去，李向南所面临的问题直到今天还依然困扰着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段里，改革还会以我们更加无法预料的方式来生成、展开，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想象和何种修辞来续写另一轮的“改革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该怎样讲述，这一故事才能安顿我们的灵魂，并让我们的后来者因此而体认到这一过程的艰辛和沉重。
2008年3月20日
2008年3月26日
2008年7月6日再改
注释：
①在《新星》中没有具体交代的“所叙时间”在其续集《夜与昼》中作了交代，其扉页题词是：“公元一九八二年，京都正处于伟大而艰难的阵痛之中……”见柯云路：《夜与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②孙武臣：《与时代生活同步的〈新星〉》，载《当代》1985年第1期。韦平：《〈新星〉的当代意识及其背景》，载《怀化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③李书磊：《〈新星〉的英雄主义基调批判》，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
④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载《求是》2008年第1期。
⑤其极端代表就是电视系列片《河觞》，把所谓的“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叙述。
⑥叶中强：《一幅描写改革艰难历程的画卷》，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⑦(15)(16)(17)(21)(22)(33)(34)柯云路：《新星》，8、331、126、127、226、112、270—281、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⑧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带头勤劳致富……应该珍惜爱护”，见《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国农业年鉴1984年》，1页，农业出版社，1984年。
⑨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⑩《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农业出版社，1980。
(11)(13)《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中央1983年2号文件摘要)，《中国农业年鉴1983年》，农业出版社，1983。
(12)《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1983年1号文件摘要)，《中国农业年鉴1983年》，农业出版社，1983。
(14)在1984年中央农牧渔业部和山西省农牧厅调查组的联合调查中，山西省1978年以来实行的多种经营主要是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而并不涉及“二十养”。见《山西省发展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调查》，《中国农业年鉴1984年》，406页，农业出版社，1984。
(18)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19)(20)柯云路：《夜与昼》，604—606、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3)何新：《〈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载《读书》1986年第7期。
(24)(25)(30)(32)(35)(42)(44)庄礼伟：《〈新星〉的〈夜与昼〉》，载《南风窗》2007年第7期。
(26)魏文平：《这种思考很有必要》，载《电影评介》1986年
(28)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载《求是》2008年第1期。
(2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性》，严蓓雯译，《今日先锋》第1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1)王德领：《感官文学的生成和意义》，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6)《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37)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38)《一代新人的崛起——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意义》，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39)缪俊杰：《改革体裁创作的深化》，载《小说评论》1985年第1期。李国滔：《很有光彩的〈新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2期。等等。
(40)柯云路在《夜与昼》中对他们那一代人(老三届)的评语。
(41)魏明霞：《陨落的〈新星〉，失望的〈渴望〉》，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43)(46)(47)吴秉杰：《〈新星〉对话》，载《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45)[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11页，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8)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之“阿城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