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外交的探索
王创峰
摘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的团结，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交流，以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党的对外交往理论，提出各党独立自主、平等相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党际合作，党际思想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等观点，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党际关系；国家关系；政党外交
政党外交是一种广义上的外交行为，是指一国政党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党和世界其他国家进步政党的关系，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交流，有力推动了国家对外关系发展，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政党外交理论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思想，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对外交往的历史性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就注重同外国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作为革命政党和共产党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早期对外交往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内部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广泛的同情者、支持者与合作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际交往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交往的目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具有了浓厚的政党外交色彩。
（一）确立新的对外交往方针。建国初期，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争取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维护世界和平，为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原则和外交政策。《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3这一规定既是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法律化和具体化，也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明确了指导方针，即继续加强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的团结，支持各国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壮大国际民主和平力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951年1月，中共中央设立对外联络部，其主要工作是了解、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情况，为中央处理这方面的意见提供信息和建议，与各国兄弟党联系和交往，接待外国党代表团等。成立中联部，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工作的部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政党外交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加强团结与合作。在新的对外交往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开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党的联络和交往。中国共产党曾与这些国家的党在共产国际时期有过接触，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国家率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党的关系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中苏两党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在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频繁的党际交往，反过来促使国家关系更加巩固。两党两国相互信任，在重大国际斗争中互相配合，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相互支援。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执政党的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双方互派代表团参观访问和出席对方的党代会，高层互访频繁，重大节日相互祝贺，甚至一度与个别党定期交换党和外交方面的内部情报。这一时期，苏共在党际交往中曾表现出大党主义的倾向，但在中共的抵制下有所收敛，中苏两党之间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始终保持着积极健康的党际关系，直到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和东欧各国党的友好关系，则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期。总的来说，在当时两大阵营相互对垒的形势下，加强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执政党的联系，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推动国家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对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具有重要意义。
（三）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密切交往。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非执政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包括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这些党交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担负起一个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应承担的义务；同时，通过与这些党的交往，加深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了解，为推动国家关系发展奠定基础。在东方，中国共产党帮助亚洲国家共产党制定政策和策略，支援越南开展抗法斗争，出兵援朝并肩反抗美国侵略。在西方，中国共产党与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冰岛、葡萄牙、法国、瑞典、挪威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了联系，与北美的美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和大洋洲的新西兰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还与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了联络和交往。到50年代末，世界上同我国建交的有31个国家，而同我党建立联系的有8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党的对外交往成为我们了解世界、走向国际舞台、宣传新中国的重要窗口。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党在内的5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有61个外国政党应中共邀请出席国庆典礼。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交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三）党际思想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隶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党际关系体现国家内部阶级或阶层的跨国合作，而国家关系体现的则是主权国家和民族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但是，两者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关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纠缠在一起。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来说，是一个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从党的对外交往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是不同的”，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思想。他认为，在对外关系中，政府应以别国的政府或国际组织为对象来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政党为对象；发展国家关系不以党际关系的有无、好坏为前提；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国家关系也不应该影响党际关系。党际之间经常会存在思想认识的分歧，对此毛泽东主张可以内部讨论，甚至可以公开辩论，但不应影响国家关系。1956年，由于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南两党关系十分紧张，国家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毛泽东及时指示，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还得保持，我们一万年也不要断。周恩来也提出使意识形态同国家关系相分离的思想，即党与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保证。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加大，中国共产党出于维护国际共运内部团结的考虑，多次建议苏共不要把双方争论公开，要内部解决，两党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但是，这一建议遭到拒绝，苏共有意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国党就范。这场由思想认识分歧引起的党际论战，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教训至为深刻。
二、毛泽东等人关于政党外交理论的初步探索
（二）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一般而言，每类政党都奉行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主义”，不同类别的政党在发展党际关系时都会遇到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信奉同一“主义”的政党也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导致党际关系破裂。20世纪50年代，出于发展国家关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主动开展与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对话和交流。在实践中，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相互包容与开展合作的光辉思想。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就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共处，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和国家也可以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同年10月，他在会见印度国大党主席、总理尼赫鲁时再次谈到了与英国保守党合作的可能性，他说：“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4]266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党也是这样。1959年，他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5]16这里的共同点就是双方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任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倡者的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的观点，他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应该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否则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了。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之间“是有同有不同的”，“同”在双方都有要和平、要做买卖和推进国家关系的愿望，因而“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求异”，双方可以在不改变各自立场、不搞争论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开展合作。[6]8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进行了交流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力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湖南浏阳的雨季出现在5月下旬，为避免降雨高峰时段出现在施肥后前期，故水样的采集时间为施基肥后的第1、2、3、5、7 天，追肥后的第1、2、3、5天的8:30—9:30，以50 mL医用注射器采集田面水（李瀚等，2015），在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按S型5点取样，混合后注入250 mL集水瓶，每个处理分取3份，将其pH调为1~2后于-20 ℃冷冻保存，待测（HJ 636—2012）。
注 释：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和党的对外交往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出发，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党的团结，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民族独立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交往、交流与合作，带动新中国与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开展了政府和民间层面的友好交往，有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大规模开展国内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独立自主与革命输出的关系，既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团结，又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到了广大民族独立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扩大了中国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实践中探索出“独立自主，平等相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党际关系，党际思想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等政党外交思想，不仅直接指导整个50年代党的对外交往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交往的全面调整和形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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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本质上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即兄弟党关系，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双边和多边交往中，各国共产党应处于平等地位，坚决反对强加于人和干涉他党他国内部事务。王稼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姊妹关系，只能有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之分，大党与小党之分，经验多的党和经验小的党之分。”[3]438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仅针对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老子党”“领导党”作风进行了坚决抵制，努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各党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内部团结，还在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交往中自觉贯彻平等相待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空前提高。1953年，毛泽东撰文告诫全党不能以大国大党自傲。他指出，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刘少奇则主张，党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论探讨，更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兄弟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如果能取得一致，那很好，如果不能取得一致，那就放下，以后再讨论，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大国应该尊重小国的独立性，大党应该尊重小党的自主权，不应该干涉别国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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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之所以顺利开展、富有成效，得益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身参与。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等人都很注意对党的对外交往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政党外交思想。
（四）与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开展对话与交流。除了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往外，中国共产党还从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家建设争取和平外部环境的愿望出发，与部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进行接触。中国共产党同这些政党没有建立党际关系，主要是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邀请其领导人或派代表团访华。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南尼、澳大利亚工党中央执委海伦、日本社会党中央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人，都曾率党的代表团或以其他名义访问中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会见。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在政府内担任着重要职务，中共领导人在与他们会见时，双方探讨更多的是如何发展国家间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由于民族主义国家在独立后所走道路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出于反共的需要，竭力对这些国家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政策存有疑虑。中共领导人在与民族主义国家政党领导人会见时，还主动阐明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些国家的立场以及对这些国家内部政党斗争特别是共产党的态度，即不对外输出革命，不干涉对方内政，对增信释疑、建立和巩固国家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探索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党和人民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立自主成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中国虽然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并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准则。周恩来当时针对我们“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提醒说：“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王稼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思想。所谓“是一家人”，是指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平等参与“家庭”事务的协商和解决，‘不是一家人”则强调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小家庭”内部的事情。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苏共在两党两国的交往中表现出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独立自主性得以保持，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得以顺利发展。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应邀赴莫斯科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波匈事件问题。在与赫鲁晓夫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毛泽东在出席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与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会谈，在谈到党际关系原则时指出：“我们历来提倡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各个党的事情应由每个党自己负责。”[2]105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体现各国党愿望和要求的独立自主原则被写入到《莫斯科宣言》中，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遵循的重要准则。
（一）党与党之间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相待的交往原则。党与党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首先遇到的现实问题。在与苏共大党主义作斗争和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交往中，毛泽东等人提出建立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相待的交往原则，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在各国党完全自主和平等基础上的国际联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①“正确解读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基于对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作者朱建田，肖铁肩。
当然，这也并非说语文课堂只关注整体任务而忽略具体教学。毕竟整体目标的实现依附于具体文本的阅读鉴赏、表达交流以及思考探究。而且我们现在的教学也基本是以一节课为教学时间单位，这既有教材内容的限定，也有教学实践的限制。但在具体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有学习任务群意识，围绕任务群来设计教学，同时能够将不同学习任务群有机联系，避免造成各个知识点讲解之间的割裂。
②“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期，作者戴秉国。
③“周恩来与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当代世界》，1998年第3期，作者邱治家，叶晓林。
④“论王稼祥对政党外交的贡献”，《求索》，2017年第7期，作者杨扬。
世界以痛吻我，我或许不能报之以歌，但我可以做些什么继续活下去。活得好坏也许不重要，庆幸的是，我活着。那些遭遇生活打击却依然活着的人们，就像大海中航行的小船，不管是迷途还是停滞，只要还在航行，只要还没有沉默，茫茫大海上就总会有灯塔，在努力向他们投射光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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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6-0033-04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建国以来党在国际上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编号：2015BKS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创峰（1970—），男，汉族，河南灵宝人，法学博士，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邵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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