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男[1]2012年在《股利政策、信息不对称与股市流动性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二十年来的建设与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也遭受着高投机性和高波动等问题的困扰。导致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很多，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无约束和不规范性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少甚至不分红导致公司普遍缺乏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投机带来的资本利得。根据证监会的最新规定，企业在申请IPO时，需公告其股利政策，并把相关执行状况列为监管内容。为此，股利政策在我国股市发展中开始初步具有了规范性趋势。市场流动性是衡量股票市场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良好的市场流动性对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维持证券市场稳定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认为，上市公司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地改善其股票交易的流动性。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披露的重要信息，是否也会影响到公告前后市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公司股票流动性？为此，国外曾有学者针对报价驱动市场上股利政策发布前后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和股票交易情况进行了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我国股票市场又是一个不同于报价驱动的指令驱动市场，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为此，本文基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关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股市流动性的前沿度量方法，以现阶段实施不同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股利政策作为企业对外的一种信息发布，能否传递企业未来的发展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带来积极影响。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列举了相关的文献综述，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第二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本文先对股利政策、信息不对称及市场流动性的相关知识作了解释说明，然后分别阐述了股利政策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研究和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流动性的理论研究。股利政策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信号传递理论，股利信号假说认为，股利对股票价格有一定的影响，是管理者向外界传递企业信息的一种途径。信息模型表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提高股市流动性。第叁部分，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不对称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我们以LSB（1995）价差分解中的逆向选择成分和有效价差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对沪市A股派发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股利公告前后的情况做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公告前后的值和有效价差进行配对的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发现高股利样本组公告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而低股利样本组未能显着降低，这与中国的股利分配现状有关。其次，我们用换手率和非流动性比率作为衡量流动性的指标，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对其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成交量、市净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股权集中度等指标后，我们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与流动性水平负相关。最后我们用配对的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直接比较流动性在股利公告前后的均值发现股利公告后的流动性反而降低了，这不符合理论预期，随后文章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做了相关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对策建议。为了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和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为了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改善流动性水平，本文基于上述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规范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发挥其信号传递作用；通过改革税制完善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发展长期投资者，减少市场投机；完善信息传导机制，加强股市监管；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等。
金晓青[2]2008年在《非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股利政策日益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对非现金股利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主要对非现金股利的主要类型送股和转增进行研究,目的是在于探讨送转股事件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市场对这类事件做出反应的行为模式。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送转股公司送转前后的股东结构,财务业绩特征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其次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对送转股事件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接着基于已有假说,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影响送转股事件市场反应强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全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无论是分红预案公告日还是分红实施公告日,市场都有显着的正向反应,而且从分年度的统计来看,市场整体行情较好的年份,市场反应更为强烈;2)实施送转的公司,特别是送转比例较高的公司,无论是送转前一年还是送转当年,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而言,都表现得较好;3)送转前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在送转后机构持股比例和股东总户数都有所增长,并且市场反应也较大;4)送转股事件的市场反应与每股现金股利,上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未分配利润和上次送转后的业绩变化正相关,我们认为这说明投资者并非完全在炒作,他们有根据公司过去的某些信息去分辨不同送转股事件的不同动机以及它们所传递出来的信号的好坏和强弱,而对于重复送转的公司,投资者还会根据前次送转后公司业绩的变化去判断这次的事件。总的来说,虽然市场对送转股的正向反应中存在概念炒作的成分,但是市场对送转股的正向反应中还是存在理性的成分,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信号传递假说,声誉假说和引起注意假说。
吕晓青[3]2003年在《股票股利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股票股利一直为我国上市公司所偏好的一项股利政策之一。而股票股利实际上只改变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对于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并没有影响。故股票股利的发放对股票市场影响在理论上应不存在，而实际上却非如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股票股利的发放会使得股价下降至一合理区间，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来购买以增加股票的流动性；或股票股利的发放将使流通在外的股数增加，交易量增大而流动性增加。即“最适价格假说” 以往文献多探讨股票股利对股价的影响，本文研究着重于股票股利发放后，投资人是否会因为股价下降而多去购买，导致流动性增加。本文利用了买卖价差、换手率和马丁指数等叁个表征流动性的定量指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深圳交易所发行A股公司的股票股利发放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公告日(当日停盘则为下一个交易日)、除权日、及前后15个交易日流动性指标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同时分析了公告日及除权日上市公司流通规模、公司股价、股票股利的数量、大盘走势，送增比例等因素对流动性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论是：1)中国股票市场的微观交易结构并不是采取做市商制度，且2／3的股票不能流通，流通股规模很小，存在着股票股利事件后的快速“填权”效应，使股票价格快速回升，股票股利发放事件的稀释价格作用无法发挥，也就无法达到“最适价格”；2)中国股市的买卖价差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实际交易成本的反映，只是可能交易成本的反映，因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股价的波动意愿，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流动性含义。3)就换手率而言，它既是流动性的衡量指标，也是最常用的衡量投机性的指标。换手率指标只能说明流动性的一个侧面，在中国衡量流动性是有缺陷的。4)对于马丁指数指标，除权事件发生后出现马丁指数变小的趋势，揭示了股票流动性随着除权事件的发生，而得到改善的事实。马丁指数是衡量我国股市流动性的适合指标。5)除权日股票股利事件对流动性影响显着，而公告日股票股利事件基本不影响股票的流动性。6)股票股利数量、除权事件当月大盘走势是影响股票流动性的显着性因素。
李冰洁[4]2013年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送转股行为的市场反应和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股利政策作为公司的叁大财务决策之一,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虽然送转行为没有产生实际的现金流入流出,也不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仅仅是公司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变化,从理论上看并不改变公司的价值。然而在实际中却并非如此,上市公司频繁实施送转,投资者对于送转概念股的偏好,恰恰说明了送转股产生的市场反应及影响满足了相关利益者的某种需求。目前,国内学者对送转行为的深入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全面观察研究送转行为的市场反应和影响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法,以送转预案公告日和除权除息日为事件研究日,对事件日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通过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异常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送转前后公司股票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全面分析了送转事件的市场反应和影响因素,获得了如下的研究结果。首先,预案公告日存在显着为正的异常收益,而除权除息日存在显着为负的异常收益,异常收益受送转比例、公司股价、市场行情和收益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且各因素对预案公告日与除权除息日的异常收益影响方向相反,显示市场对待送转事件存在话题炒作。其次,在流动性上,送转行为并未引起公司流动性在送转前后的显着变化,但引起公司股票流动性在除权日附近显着上升,说明流动性在我国解释力有限,送转事件更多的是吸引市场关注；而在波动性上,送转后波动性显着增加,意味着噪声交易增加,送转吸引了更多中小投资者的参与；研究还发现,送转引起的流动性变化受市场行情和送转比例影响,送转引起的波动性变化则受送转比例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填权效应受市场行情影响存在随机性,送转事件对控股股东财富无负面影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送转事件非理性行为和炒作风气较重,需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关注。
彭益[5]2012年在《市场微观结构下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从MM理论提出以后,公司融资问题就成为了公司财务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信息是影响公司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资产价格发现的重要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是供求均衡下市场出清的结果,而忽视了市场交易机制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上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摩擦和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的差异会对价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证券市场中,不仅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投资者内部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以依据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区分为知情交易者与不知情交易者。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关注的信息不对称为知情交易者与不知情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于此,本文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视角下研究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试图进一步探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联系。市场微观结构研究了资本市场交易机制、市场流动性与信息不对称各个方面,市场微观结构与企业的融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对经典的EKOP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得到了一个用于衡量信息不对称的知情交易概率。采用该指标,本文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融资结构叁个方面,系统阐述与验证了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首先,研究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对内源融资的影响。内源融资包含企业折旧和留存收益,在不考虑折旧的前提下,企业将所实现的收益在收益分配与收益留存中进行选择,从而决定了内源融资的水平。股利政策是实现收益分配的途径,故其也可以视为一种内源融资决策。中国证监会颁布与融资相关的政策文件常涉及到对股利分配的要求,使得股利政策具有融资从属性。笔者将股利政策视为内源融资决策,构建了一个股利政策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模型为3期且存在投资者、做市商和公司,分别分析了在知情交易者获取的私有信息为完美与存在噪声情况下,知情交易者与不知情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他们的行为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采用修正以后信息不对称的度量指标,运用事件分析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证实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公司,股利增加的信号传递作用越弱；对于未预期股利宣告而言,股利宣告前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于股利宣告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即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而公司股利政策在决定投资者收益分配水平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可用的内部融资的资金数量,信息不对称也就影响了企业的内源融资行为。其次,研究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对股权融资的影响。上市公司进行融资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融资成本。故笔者主要从股权融资成本的角度来考虑股权融资的问题,在Easley、Hvidkjaer和O'Hara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了信息成本来研究信息不对称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在投资者成为知情交易者需支付成本的前提下,知情交易者与不知情交易者的行为以及私有信息比例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采用Gebhardt、Lee和Swaminathan的模型度量股权融资成本,修正后的知情交易概率度量信息不对称,运用面板回归分析证实了模型的推论,即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股权融资成本越高。再次,研究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利用改进后的融资优序检验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股权融资偏好。采用修正后的知情交易概率度量信息不对称,运用FM回归方法,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重要因素,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差异的公司,其融资结构中的债务融资比重也存在差异,且上市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程度严重的情况下,会更多使用债务融资。最后,为我国如何减弱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公司融资行为的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王敏[6]201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股利政策是财务学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十大未解决的财务问题”之一。从Lintner模型到Miller和Modigliani在完美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提出股利无关论(简称MM股利无关论),而后学者开始放宽MM股利无关论的假设,产生了税差理论、客户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行为学派理论等,并己识别出诸如公司规模,当前的收益及现金流状况、收益及现金流的稳定性、成长性、财务杠杆、股权结构、机构持股比、产品市场竞争、法律环境等许多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是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公司股利行为发展起来的,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制度环境下公司股利政策的差异,尤其是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及经济环境。影响国外成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是否同样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待于理论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的检验。本文首先从早期的股利理论、经典的股利理论以及现代股利理论叁个阶段对股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得出由于每一种理论前提及特定背景不同没有普遍适用的股利理论的结论。同时对从宏观因素、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对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提供了依据。其次,通过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股利政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比较基础并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再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政策的特征。然后,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下,从制度安排和经济环境、公司特征、治理结构叁个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同时选取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运用Probit模型、Log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用曲线拟合方法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从而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最后得出本文研究结论,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出几点建议并展望后续研究方向。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作者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方式包括现金股利、红股、转增股本叁种方式,现金股利是我国主要股利方式,但支付力度较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稳定性较差,具有时序性特征。另外,研究发现我国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行业特征,表现在股利方式及其发放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偏好现金股利且支付力度较大。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深证A股和上证A股的股利政策不存在明显差异。(2)制度的安排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股利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市场制度安排上的内在缺陷、历史原因造成部分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环境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显着影响。(3)影响国外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资产专用性、偿债能力、当前的收益(或现金流)状况、收益(或现金流)的稳定性、企业的生命周期、外部融资的成本等公司特征因素同样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但对公司股利方式选择和发放力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资产专用性、融资成本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4)从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因素来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法律环境、资本市场及控制权市场对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影响,但对公司股利方式选择及发放力度影响程度及方向存在一定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存在二次叁项式的关系而不是U型关系。其中,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的报酬、董事会领导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对股利政策不存在显着影响。投资分析师预测收入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影响而其预测收入则影响不显着。另外,加入公司治理因素后,较多的公司特征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由显着变为不显着,说明公司治理因素是影响我国公司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李云逸[7]2014年在《“高送转”股票的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及原因探析》文中提出股利政策是金融理论的叁大支柱之一的公司金融的重要研究领域,对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一直层出不穷。自上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提出“股利无关论”的观点之后,股利理论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从“税差理论”到“一鸟在手”再到近些年流行的行为金融学理论等,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对股利股利理论进行了探讨,但始终都没能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至于Black(1976)提出了所谓的“股利之谜”的叹息!特别是对于股票股利政策,它只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项目之间的变动而已,但市场却给予了正面的反应。在中国,这种纯粹股利政策带来的超额收益尤其明显,甚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国内外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一直在否定与再否定之间徘徊,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而中国股市自1990年诞生以来,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随着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以及几近完成,无论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还是投资理念等,已经拥有叁十多万亿的中国股市已经逐渐成熟,然而市场则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地抄着一个概念：高送转行情,近些年这种现象竟然越演越烈。2013年年底,只是有“高送转”传言的安瑞科,竟然连拉叁个涨停板,一周内涨幅超过30%,这种火爆的行情让人咋舌。每年在年报公布的前期,即从二月份、叁月份直至四月份,媒体和市场都会热烈反复地探讨着所谓的“高送转”行情,甚至是作为机构投资者的支撑的券商研究所,也把“高送转”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投资策略。然而所谓的“高送转”只是股东权益项目之间的变动而已,它怎么就增加了企业的价值了呢?!是市场不理智还是这种“高送转”真的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这是我一直想去深入了解的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一方面造成了投资者的理念非常的不成熟,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一夜暴富的思想造成了整个市场的投机氛围十分浓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质量良莠不齐,在“高送转”的这些公司中,有些是确实是为了在节约现金的流出的基础上扩大股本以提高股票的流动性,进而传递出公司良好的预期,但也确实存在很多的公司只是为了利用市场的这种财富效应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研究方法和结论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首先,以前的文献对超额收益的计量标准上,几乎都选择了以大盘指作为标准,其忽略了在某段时间内个股所在行业可能超越大盘带来的超额收益“淹没”现象,而已行业指数作为计量标准,则更准确地计量了超额收益。再者,以前的文献对于这种现象的分析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对于一个这么大的市场,从某一个假说去评论整体的行为,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本文将对主要的假说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分析,以找出这种现象出现的真正原因。本文主要包括八个部分,其分别是：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思路、研究的背景、意义,创新和不足之处,给出整个论文的框架。第二部分文献回顾。本文先是回顾了股票股利的历年的主要理论进展,进而引出股票股利的相关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具体的分析股票股利相关公司的超额收益的实证情况,以及具体的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的分析。第叁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高送转”超额收益的实证分析。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最近两年的数据以分析中国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到底存在与否,以及其程度如何。第四部分从投资者角度对“高送转”股票超额收益现象的解释。在第叁部分的基础之上,本文接着对超额收益存在的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从信号传递理论、价格幻觉假说、低价股效应、羊群效应和财富增加假象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对送转决策的分析。因为,“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的现象存在仅仅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管理层的角度分析“高送转”股利政策的深刻原因,这部分主要从管理层的套利假说和吸引基金投资假说的角度分析。第六部分在结合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内容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采用logit模型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动因进行论证,进而推论出,上市公司“高送转”股票超额收益存在的原因。第七部分本文还将结合中国的文化和资本市场的现状等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股票超额收益存在的其他原因。第八部分结论。本文还将试着去找出“高送转”财富效应的其他效应,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得出本文的结论,提出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及构建投资组合。通过实证分析,利用2012-2013两个会计年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送转股大于等于十的个股作为“高送转”股票的研究对象,总共有341个样本数据,在进行行业分类的基础之上,证实了“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的存在。通过Eviews进行数据回归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近两年“高送转”的股票,除了材料行业的股票外,都取得了明显的超额收益。另外,超额收益最高的是金融行业。然后本文再通过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或者上市的板块来对比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情况,其结果如下：其中深沪主板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为：10.54%,中小板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为：13.25%,而创业板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为：8.47%。上述数据再次证明了总体上的“高送转”股票获得了显着的超额收益,但超额收益的大小并不一定与上市公司的规模呈反比,股本规模最小的创业板的超额收益竟然是最低,而中小板的收益则是最高的另外,本文利用logit模型对“高送转”股票超额收益存在的动因进行了进一步地探析,得出的结论总体上支持“股本扩张假说”和“羊群效应假说”,但没有支持“最优价格区间假说”和“信号传递假说”,这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高送转”股票的超额收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非理性现象。最后,本文的不足在于：对于超额收益分析的标的,只是分析了最近两年的情况,对以前的数据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另外,对于超额收益存在的原因的分析,虽然本文试着找出了其最主要的因素,但由于才疏学浅,难免会将有些因素落下,并且因为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对这些具体的因素没有进行更详细以及更有说服力的探究,这也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
赵欣[8]2002年在《股票市场微观结构实验研究》文中提出自从1987年Holland和Arthur在圣塔菲研究所开创了人工股票市场研究领域和1994年Palmer建立了第一个人工股票市场以来，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始从事人工股票市场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使得对于股票市场的研究脱离了理性预假说的局限，为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空间。并且随着人们对于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将研究的内容推广到了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研究层面来。当前关于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的方法主要是对其进行理论探讨和建模或者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由于股票市场自身的复杂性，理论研究方法必须是基于一定的假设前提来进行，这使得研究只能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而无法对各种交易机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虽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实证的方法只能从现的有数据中提取所要研究的内容，主种研究并不能确定其所发现的结果就是由于某种机制的介入而引起的。针对这两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本文使用实验金融的方法对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进行了研究，以期发现不同的市场机制对股票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利用人工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的研究，拓宽了研究的内容，使得研究工作的进行不再依赖于理性预期的假说，也可以研究市场的非理性表现。其次，由于实验研究的可控性使得实验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在人工市场中引入不同的交易机制来研究特定交易机制对市场的作用，研究的结果只受交易机制的影响而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最后，利用人工市场研究方法可以直接从市场最微观的因素——交易者入手来对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这是其它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一个主要优势。在圣塔菲人工市场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对价格出清机制、涨跌停限制制度、股利制度，泡沫成因和股票市场的脆弱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冯玉梅[9]2006年在《基于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效市场理论忽略了市场机制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在定价和价格变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认为,市场并非无摩擦,不同的市场机制对实际价格的形成有不同影响。评价市场微观结构重要性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资产定价方面,这些资产定价理论开始将市场流动性、非系统波动性和信息非对称等风险因素作为资产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以考虑。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市场微观结构资产定价(资本成本)理论,考察市场环境和市场价格行为如何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本文的研究既有助于从市场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公司的融资行为,同时对于拓展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又可以提供重要的经验依据。围绕公司股票价格行为对其融资的影响这条主线,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前一期股票流动性越高,其后一期负债相对越少;股票市场流动性越高公司越倾向于调低其杠杆率,流动性越低则公司越倾向于调高其杠杆率。基于Probit二元选择模型,进一步考察了流动性对资本结构及其变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随流动性增加,上市公司以债务方式进行融资的概率是下降的,以股权方式进行融资的概率是上升的。(2)运用VAR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技术,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对其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股价波动增加,公司股权融资水平相对下降;公司股价波动性和外部利率变化对不同规模公司的融资行为有不同影响,相对于大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的融资行为对股价波动性和利率变化都更为敏感。(3)检验了时变的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基于Wilcoxon秩和检验、方差比检验以及Fama-MacBeth回归方法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倾向于在信息披露之后公告新股发行;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公告前后两个定期报告皆具有信息含量,但发行公告之前的定期报告没有向市场传递更好的信息;随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所占比重是增加的;当公司财务赤字水平较高时,信息不对称与债务比率显着正相关。(4)啄序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公司融资优序的根本动因。在对样本进行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小分组的基础上,以有序probit模型和似然比检验法估计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序。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而且该偏好不受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关于股利政策与公司融资偏好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市场上投资者对股票股利的追捧又进一步强化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
孙志杰[10]2008年在《基于公司治理的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常认为,如果股票能够在交易者需要时迅速以较低成本进行交易而且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就可以认为股票具有流动性,这样的市场也就是高流动性市场。金融学研究表明,流动性影响着股票市场的有效程度。考虑到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对公司行使监督职能存在着成本收益的权衡,而流动性显然会影响这种成本收益结构,进而会决定股东从事公司治理行为的投入和激励。这种逻辑使得研究者将流动性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本论文认为过高与过低的流动性都不利于有效公司治理的实现,提出了适度流动性概念。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现实,首先考察了流动性现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处于过高流动性水平,特别是股票分置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更进一步提高了流动性水平;其次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前的流动性水平对公司股东股利政策的影响及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高流动性引发大股东的积极减持效应;最后提出从交易机制、信息披露、产品创新、投资者结构四个方面进行环境营造,从而促使中国股票市场目前过高流动性趋向能够带来有效公司治理的适度流动性水平。
参考文献：
[1]. 股利政策、信息不对称与股市流动性关系研究[D]. 王亚男. 山东财经大学. 2012
[2]. 非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D]. 金晓青. 浙江大学. 2008
[3]. 股票股利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D]. 吕晓青. 浙江大学. 2003
[4]. 我国A股上市公司送转股行为的市场反应和影响研究[D]. 李冰洁. 浙江工业大学. 2013
[5]. 市场微观结构下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研究[D]. 彭益. 湖南大学. 2012
[6].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敏. 中南大学. 2011
[7]. “高送转”股票的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及原因探析[D]. 李云逸.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8]. 股票市场微观结构实验研究[D]. 赵欣. 天津大学. 2002
[9]. 基于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D]. 冯玉梅. 天津大学. 2006
[10]. 基于公司治理的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研究[D]. 孙志杰. 兰州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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