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人民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追溯危机的根本源头，单一主权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再次暴露。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同时，更试图改革和重构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维持国际金融贸易环境的稳定。这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总体说来，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抓住美元动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可能重构这样一个时机，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而改善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伴随大国崛起的必定是货币的国际化，如美元和英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问题备受关注。曹红辉(2006)认为，[1]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出口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为人民币日益成为被钉住的货币创造了条件，也为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国际化的计价、支付功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骏(2007)认为，[2]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本次金融危机使各国实体经济损失惨重，改革单一主权信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讨论热点，宣文俊(2009)[3]、巴曙松和杨现领(2009)[4]、王元龙(2010)[5]分析了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与本次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认为重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是大势所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要而紧迫。曹红辉、周莉萍(2009)[6]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好的选择，美元、欧元与亚洲关键货币将成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葛兆强、翁东玲、周晓娇、石纬林(2009)[7][8][9][10]指出，国际货币形态的更替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关键的推动力。邓聿文(2008)认为，[11]中国要崛起，并最终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拥有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人民币走出国门，成为世界货币至关重要。陈江生、陈昭铭(2010)[12]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重要举措。
赵锡军(2009)、[13]陆前进(2010)[14]选取指标对金融危机中主要国际货币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应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作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张静春(2008)[15]提出，人民币应通过亚洲货币合作机制来推行区域国际化发展。夏斌(2009)[16]认为，后危机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应以亚洲区域内经济金融合作的不断推进为契机，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着力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要遵循规范有序、稳步推进、市场自发演进与制度安排相结合、加强与东亚经济体协调并充分利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框架的原则，基本路径是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三步走”，由先交换媒介再记账单位与价值贮藏的战略。
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市场发展、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方面都存在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另外，货币国际化会给本国经济金融稳定特别是金融监管带来挑战，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国际化反而有可能损害本国的经济秩序。因此，积极谨慎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当前的战略选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文献多集中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条件以及路径选择等。而关于推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政策建议等战略选择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潮兴起的契机，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模式以及人民币的战略选择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熊·彼特说过，一个时代离我们越近，我们对它了解的就越少。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有必要考察它的起源和历史。分析这个演进过程、总结和归纳这个发展过程对改革和完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牙买加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秩序又陷入严重动荡之中，亟需构建一个新国际金融体系以抑制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局面，直至1976年《牙买加协定》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牙买加体系(Jamaica System)体系的建立，由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
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的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因而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牙买加体系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取消汇率平价和美元中心汇率，允许成员国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同时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缩小汇率波动范围；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确认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为国际储备资产，并建议以SDRs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国际储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国际货币储备和国际清偿手段对于美国国际收支变动的过分依赖，缓解了“特里芬难题”；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活动等多种货币协调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牙买加体系并没有否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种改革。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尽管牙买加体系使“特里芬难题”、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以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
(二)牙买加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区域化的深入，多次爆发的国际及区域金融危机使牙买加体系的潜在矛盾日益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本次金融危机再一次显现了单一主权信用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1.汇率制度的不稳定性
牙买加体系承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使浮动汇率在成为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器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合法套取汇率差价获利提供了机会。由此，国际汇率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国际金融领域的持续动荡。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比价不稳定(见图1、图2)，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汇率风险，其贸易、金融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根据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状况选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图1 美元对欧元汇率变动走势图
图2 美元对英镑汇率变动走势图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证明依赖单一国别货币在国际体系不可避免“特里芬难题”(图3)的存在。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的多元化虽然摆脱了对单一货币依赖，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缓解了矛盾，但是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矛盾一旦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如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子。
图3 主权货币国际化面临的“特里芬难题”
3.核心国际货币的权力与义务不对等
在仍以美元为核心的牙买加体系中，美元的本位货币的地位使美联储充当“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但其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义务。美元失去黄金约束后，不断向外提供美元，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来享受海外的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收回流出的美元，导致美元资产在境内外迅速膨胀。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占据霸权地位，其他货币只能从属美元，否则很有可能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发展中国家为了抵御投机资本的冲击而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2001年，美国毫不顾及世界其他国家利益，开始推行美元的战略性贬值，发展中国家由此损失惨重。美元无限制的对外发行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引发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向与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面对美元走向衰落的局面，欧盟希望借助这次危机巩固和提高欧元的影响力，以进一步获取世界经济的领导权；而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提高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模式的最终方案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
(一)重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不负责任地开动印钞机向市场倾注流动性，使危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升级。在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麦克·杜里等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概念。欧元因此次危机中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2008年10月以来，包括法国、英国、德国和欧盟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主要欧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呼吁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的再次重演。
欧洲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意图是期望欧元能够挑战美元，至少期望争取到和美元平起平坐的地位，除了能够分享到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铸币税收入和其他好处之外，还可以提升欧洲金融市场消化危机的能力。现代国家间经济竞争的胜败关键取决于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直接较量。在新布雷顿体系中，欧盟是候补中心国家，核心外围国家主要是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但新布雷顿体系较之以前并没有本质变化，内在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就目前的局势来说，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较小。
(二)扩大SDRs在国际储备中的规模，打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由于美国长期处在世界政治经济霸主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上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但很大程度上却受美国等少数国家操控。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避免当前这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①。
早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SDRs，以一种超主权货币的尝试性载体，试图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②。SDRs自创立以来，主要份额一直由西方国家控制，美、欧、英、日注入资金的比例决定了其发言权。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特别提款权是超主权货币的最佳备选，应以其为切入口，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可以从几个方面作努力：改善当前SDRs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创立以SDRs计值的资产，推动SDRs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计价功能；从增加SDRs定值货币篮的货币品种③、调节货币篮已有货币的权重的等角度完善定值机制。首先应增加相对稳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币种的权重比例。在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应是SDRs的选择；吸收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其发行准备、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等改善SDRs的发行方式。以此改革方案谋求“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最终目标。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改革的进行必须是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
(三)推行区域货币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本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单一核心货币模式的不稳定性和缺乏协调性的特点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显现无遗。欧元的诞生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是有力挑战，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日趋提高也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转变，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能否出现多强鼎立的局面将取决于各个经济体主权货币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不过，从单极主权货币到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势不可挡。
从另一个角度讲，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趋势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市场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多极元、区域货币一体化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改革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就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格局看，欧元区对非成员欧盟国家的吸纳和对前法属殖民地非洲小型货币区的整合将接近尾声；美元区将包括整个北美地区并向南美国家拓展；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成员国的海湾货币区、俄罗斯与中亚的卢布区、以巴西雷亚尔为核心的拉美货币区也可能得到发展；非洲可能分化为西非5国、东非5国的统一货币区和南非14国的货币联盟；东盟国家可能实现货币统一，但最终将会被亚洲核心国收编；随着海峡两岸经济相互融合速度的加快，大中华人民币区有望形成，推动着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根据IMF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和英国”、“金砖四国和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经济格局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到时候，区域强货币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中的主要力量。
国际货币形态的更替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汇率制度的变革也主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长期博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将是由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格局。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就目前中国存在“一国四币”④的情况，人民币要想成为区域主导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尽快对两岸四币进行整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深入，人民币区域的国际化(区域化)已初现端倪，中国应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往来与区域货币合作，应加强与日元的合作，促使人民币首先实现周边化、区域化，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
(一)有序推动“一国四币”的融合，推动“四币”自由兑换
Von Furstenberg和George M.Geneva(2002)指出，不管是从货币流通规律角度，还是从国家主权角度来说，一个主权国家多币种并存的状况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现象。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具备大量的“最适度货币区”特征，“一国两制”和“大三通”的制度安排也开启了货币整合的契机，使得货币整合具备了可行性基础。但是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金融体制下，货币整合的具体推进需要十分的谨慎，应避免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动荡、效率损失及其他风险。可以借鉴欧洲货币统一的模式，以市场演进和政策推进相结合，协商、互利、有序的实现货币整合。
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应在现有的汇率制度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维持多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考虑推动“一国四币”的融合，推动“四币”自由兑换。鉴于台湾地区何时加入货币融合的进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一国四币”融合和自由兑换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实现祖国大陆与港澳台货币的紧密融合将增强人民币自身的整体实力，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实现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可能脱离与之密切关联的经贸与投资网络独自存在，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和支持。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迅速崛起，区域内经济金融合作将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要谋求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取得关键货币的地位。从货币竞争的角度上看，鉴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较大、政治上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日元注定不能成为亚洲的关键货币。相对来说，中国在促进亚洲汇率稳定的国际货币合作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人民币是最具潜力的亚洲货币锚。
在区域货币合作中，中国必须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主动建立和参与区域合作组织；通过市场自发演进和政府协调相结合的机制，使人民币在小范围内进行次区域的货币整合。可以首先推进人民币在这些流通地位高的周边国家实行一体化；然后再与其他周边国家形成货币同盟，实行货币一体化，进一步正式进入人民币国际化阶段。具体的，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和参与对东亚货币单位、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东亚货币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东盟“10+3”提出的双边互换协议向多边转变的实施进程；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框架内，借鉴国际私有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通过扩大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提高债券发行频率、优化投资目标、加强担保功能等措施加强亚洲债券市场的能力建设。当人民币成为东南亚、东亚甚至整个亚洲范围内的主导货币后，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际计价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等功能，最终实现国际化。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不断深入，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港澳台和东盟国家和地区广泛的流通。但是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辅助政策力量，根据不同时期的状况制定不同的国家战略来推动，具体说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有几方面：
1.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主要是通过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流通。从2005年到2009年短短5年的时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303.7亿美元上升到2130.1亿美元(表1)，人民币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使用潜力可谓巨大。2010年1月1日，自贸区绝大部分商品将实行零关税，商品的自由流动，必然会促进货币的自由流动，这将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提供契机。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城市的部分企业中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上海等城市已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中国与越南、老挝的银行也签署了双边结算合作协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东盟地区的大力开展，顺应了当地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因为东盟地区经济体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美元过度依赖，受美元汇率变动影响损失巨大。而人民币相对稳定，这使东盟国家有利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的愿望。此外，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将进一步带动其他人民币金融服务，如人民币短期融资、人民币信贷、人民币存款等业务的发展，促进人民币产品多元化。可以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试验田，推动人民币逐步成为这一区域的结算货币，对于人民币区域化具有重要意义。
2.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央行已与中国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此外，中国还与包括蒙古、越南、缅甸等在内的周边8个国家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目前中国央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央行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这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为金融体系提供了短期流动性支持，推动了双边贸易及投资，起到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使用程度，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资金支持基础。然而货币互换协议的制定存在许多动态指标，不同的协议指标将给贸易双方带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开展货币互换，如何选择货币互换的国家以及相应的货币互换期限和互换金额，都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3.发行人民币债券
2005年2月，《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发布，为国际开发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制定了政策框架。2005年，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各发行人民币债券20亿元。2007年1月，香港获准发行人民币债券。2007年6月，《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相继获准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助于推动香港地区的债券市场发展，并促进人民币区域化目标的实现。2009年9月，中央政府在香港发行6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这是中国国债首次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也是首次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这一举动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支持，对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步扩大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具有良好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助于中国在不显著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4.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新设立汇率司，其职能包括“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这是公开的官方文件首次提及人民币国际化，正式拉开了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政策帷幕。夏斌(2009)[17]认为，推进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抓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离岸市场的作用可以使人民币在发挥计价、结算两个国际货币职能的基础上，还能够尽快地实现其储藏功能。关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选址问题，香港更适合不过了。因为香港作为我国现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其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相当成熟的法律框架等发达的金融环境作保障，建成后容易与国际相接轨，容易被海外投资者接受。另外，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法律意义上既是国内又是境外，属于独立的经济体，人民币在香港地区可以以港币为过渡，为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化风险的释放提供一个缓冲。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的推行。
注释：
①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②SDRs的规模自创立以来就被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1971年，SDRs占国际货币总储备的4.5%，1976年，该比例下降到2.8%。根本无法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
③根据2005年最新修订的定值标准，SDRs的货币篮子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4种货币构成，相应权重分别为44%、34%、11%和11%。显然，这种定值标准同SDRs所被赋予的国际货币地位不相匹配，也没有充分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④“四币”包括：人民币、港元、新台币、澳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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