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末期中西科技发展消长原因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科技发展论文,中西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16世纪后，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此消彼长。其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术型文化与西方以宇宙问题为中心、宗教和科学都很发达的“二希”文化的差异；二是走到穷途末路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西方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差异；三是来源于两种科技自身的“实用”与“实证”的差异。
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16、17世纪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中外学者一致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有着独领风骚的优势。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在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中就说过：“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确实，当时的西欧还没完全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东方的传统科学技术却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将两千多年凝聚、升华的文明的光芒射向朦昧的西方。然而，不幸的是，接下来的发展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骤变，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急转直下，走向了颓势；而从“黑暗时期”冲出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却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实证为特征，蓬勃发展，后来居上。若以16世纪作为历史的坐标点，那么，它既是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文明汇合的交点，又是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分水岭。可以说16世纪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黎明，也是中国传统科技历史的晚霞。中国作为一个在科技史上有过辉煌成就，涌现出过无数智慧人物的国度，为什么在近代科技建立之际被大踏步赶上来的西方抛到了后面呢？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科技史巨匠李约瑟也一筹莫展，这就是世界科技史上的“李约瑟难题”。面对这个历史之谜，我认为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思考和探索。
一、传统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学术型的文化，而西方的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其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同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是以人为中心，宗教与科学理论都不发达。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重的是内省于心，一切都要求符合于“礼”，轻视的是察识物理。“轻自然、斥技艺”的思想后来被推演为社会的传统观念。这一特征，可说是从儒家祖师孔子到近代最后一代鸿儒梁漱溟是一脉相承的。梁漱溟就说过：“向外用心于物，似乎可以察识物理，可以产生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但岂不离开了反躬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的道路……修身慎独正所以发挥吾心之全体大用，若一入手便心向外用，岂不背离孔门学派乎？”〔1 〕明明知道问题所在，却“不肯背离孔门学派”，两千年来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从哲学角度看，中国的客观唯心主义持论的是“受命于天”，一切自然运动、人事变迁都由天的意志所主宰，这种天神观的结果直接阻碍了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至于后来的理学，其“理”与“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则更倡导内求方法，它们都对科学技术无多少帮助。朴素唯物主义其本体观则是认为天人、物我皆由气成，且万物浑然一体，共同组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从这种“气”的一体化角度出发，便产生了一贯的凭直觉省悟、着眼于有机整体而疏于逻辑学和具体细节的运思方法。李约瑟认为，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起源很早，这因属优点，但发展了千年，中国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这就蜕变成了缺点和历史包袱，它使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处于经验性阶段，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原始理论范畴中。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偏重伦理、政治，而对思维本身则持不求其甚解甚至排斥的态度。把真理与至善当作一体，并以求善为求真的途径和目的。这种主观求内的方法，实际上是将认识活动完全导入道德修养，同时也将知识分子导向于回避实际，空谈性理，对书本外的自然知识全然不察，更轻视人工实验的道路，从而使了解自然的思维工具逻辑学一开始就受到冷遇，一直到近代，还把形式逻辑视为西洋人的“畸士之巧说”，这对科学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弃外求内的认识方法与科学探索的根本规律和认识方法是南辕北辙。中国古代哲学只能说是某种内省的智慧，它不指导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引入到自然界的探索中，从而使中国科技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直觉、模糊的认识上，不能科学地、具体地、精确地说明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对已取得的科学成就不能做出理论说明，使之长期处于技术化状态。这就难怪近代自然科学的故乡不能是中国。
此外，中国文人的保守、崇旧心理和传统文化无比优越的自大感，也是束缚传统科学走向近代化的羁绊。受因循守旧的小农思想长期熏陶，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也养成了一种守旧心理，言必称古代圣贤，对新生事物不敏感，甚至往往采取排斥态度。例如，当印刷术取代抄本时，很多文人都对此表现冷淡，认为刊本是一种蜕化变质。罗壁就认为当书籍变得随手可得，就会使学生们视之为工具和饭筷那样随便。大文豪苏轼曾抱怨作者们的书每日竟刊印一万多页。司马光也嘀咕，书太多了，一本书很少能被从头读到尾。连巨儒朱熹也认为大量的刊本使读者变得懒惰和漫不经心，而未经抄写的阅读阻止了对经籍的记育。尤其是当16世纪“西学东渐”的潮流涌来时，中国的文人不是想到如何去借鉴、扬弃、吸收，而是想了个“堵”的办法，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源”风。也许他们的动机不错，是想唤起国民的民族心，从而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站稳脚跟。但这种风气超出了理智的限度，感情一旦代替了科学，就会扭曲成为一种一味夸耀自己传统文化的偏执的民族自大主义的情感。这种做法不仅桎梏了中国科技向近代发展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一次融合世界文化、取长补短、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西方的传统文化则是以所谓的“二希”文化为底蕴，其主要是以宇宙问题为学问的中心，宗教和科学都很发达。“二希”主要是指希伯莱宗教（由犹太教到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我们细观唤起近代科学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它们都是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比较好，那就是人性多于神性，科学多于迷信。它们的哲学更重于观察自然，探讨本体。有的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的学说都具有科学性，是一种科学哲学，他们学说的迷信神秘成分是很少的。也正因为这样，古希腊罗马文化才能在新时代复兴。在这个“复兴”的传统文化中，四元素说的本体论和数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是其精华所在。方以智就曾将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和中国的五行说进行比较，认为四元素说是一种科学思想，其核心是追求构成世界万物的不可再分割的基始物质，它使西方很早就形成了机械原子论的自然观，这对于产生具有机械性特点的近代科学是良好的思想酵母。而数学方法的形式逻辑，则与中国的象数学不一样，它“由数达理”，反映的是一种以个体为基点，以逻辑分析、精确论证为主的思维方式，这对自然科学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西欧传统文化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柱就是宗教。宗教与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对立的两极。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存在着渗透和互补的现象，这也许正是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所在。有人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两大文化力量，这不无一点道理。16世纪西欧的一座教堂的一幅壁画就是最生动的说明。当时的文学是属教会办的，壁画所画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托勒密等圣像，就分别代表了自然科学中的几何、算术、天文等学科的发展。可以这样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积极的正面互动作用，基督教是促进近代科学成长的增长素。当然，这时的基督教也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新教为之注进了新的活力。这时的基督教徒坚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不可能是无法理解的、杂乱无序的，而必然具有统一的、明晰的规律。他们还把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规律看作是人对上帝应尽的“天职”，宗教的热情激发着他们的献身精神，使他们能克服重重困难，潜心研究自然。这一切对近代科学的萌芽是起了启动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西方杰出的科学家似乎都是宗教徒。哥白尼正是由于他坚信上帝创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简洁的、有规律的整体，才大胆地怀疑用80多个本轮反映行星运行的“地心”模式，提出崭新的“日心”模式。新说乍出，很难为世人接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才使他有勇气在不利的条件下坚持真理。有趣的是，他的《天体运行论》一出版就首先得到教会中不少人的支持（因教会是当时文化中心），教会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理论与宗教理论对立而容纳了它。布鲁诺是个泛神论者，他宣传哥白尼的理论，后来被教会迫害致死，但原因并不是他宣传了哥白尼的理论，而是因为他坚持阿里乌斯派的反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反对教会占有财产的观点。他是宗教和政治的牺牲者，而不是科学的牺牲者。宗教本质上是阻碍科学的，这是真的。但在一定环境下，它也促进了西方科学的苏醒，这也不假。
此外，西方豁达好学、追求新奇的民族心理，也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的奠基者是一个群体，他们最早涌现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中欧国家，如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等。这一代人之所以能获此殊荣，就在于他们善于吸取不同的养料，勇于推陈出新。当时，一方面是希腊罗马文化被发掘出来，一方面是东方传来四大发明。这一切对中世纪的欧洲来说，是“新异”的东西，这些学者们在吸收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满足于崇古，而是推陈出新，创造出更新的科学。文艺复兴在深入发展，科学的传播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大陆进行，这与他们的好学精神分不开。以英国为例，他们一方面重视对前人创造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拿来主义”在这里是一种自觉行动。在17世纪前就有很多人跑到欧洲大陆去，不异以化缘卖唱的方式周游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目的是为了学习他们的新技术，特别是铸铁技术。到17世纪，爱好科学在文化阶层、医生、牧师乃至商人中都成为时尚，他们成群结队到欧洲大陆去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源源不断地被带回英国，也强化了这个民族追求新科学的心理，为“牛顿时代”的到来准备了人才。正因为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广泛的交流，才出现了牛顿和胡克同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迈耳和焦耳等人分别发现能量守恒定律，莱不尼茨和费尔玛各自单独研究成功微积分等现象。严复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2〕敢于学习新知识、追求新知识、 创造新知识，这不能不是西方学者乃至民族的一大优点。
二、社会背景与阶级背景差异的影响
当我们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前提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6世纪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科学的失败和近代实验科学的成功了。
中国的传统科学，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16、17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时代。作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它对生产力的窒息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科技不可能再有发展的活力。如我们所知汉唐时期的犁，直到封建制灭亡时，还在中国大地上吃力地耕作着；秦汉时期的手摇单锭纺车也一样漫不经心地吱嘎摇到解放前。
16、17世纪也是西方开始向中国大规模接触的开始。传教士千辛万苦为殖民主义敲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之时，客观上也卷来一股文献的洪流。1620年，金尼阁等人来华时，一次就携带图书7000余部。1651年，汤若望从西方带来个人藏书3000余卷。1681年，白晋、张诚等人来华也携来图书和仪器30余箱。据《中国翻译简史》统计，明末清初来华教士著名者70余人，翻译刊印了300余种书籍，其中120多种属于自然科学专著，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力学、医学、地理、机械等多种学科。然而，此时之中国，正是满清入关前后，战乱自然是破坏生产力、阻碍科学发展的社会原因。满清入关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换上了长袍马褂，事实上依然踱着蹒跚的封建方步。两千年来的“重农抑商”国策是既定方针。以水利农业文明为标志的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封建统治者又严格控制着重要的生产部门，如盐铁；手工业和商业又带有工商食官的烙印。这就使商品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一直未突破封建的自然经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顽强地抗拒任何改革，技术一点点缓慢的发展也仅局限于手工业生产的圈子里。技术不能成为商品，技术的改进和转移也缺乏社会经济动力。而这时的儒家思想因久居统治的独尊地位，因而，僵化性、保守性也愈来愈强烈。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要产生近代科学是不可能的。西方的科技要想推广，其遇到的强大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里还有人的因素。掌握中国传统科技的人，除了封建农民外，不是封建行会的手工匠，就是封建的士大夫、文人，他们都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其思想难免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作为国家文化阶层中的精英人物，除少数象徐光启那样无偏见地悉心研究西方科学外，大多文人还是鄙视夷人之谣巧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能自觉运用科技的阶级。
西方的实验科学，其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和阶级基础都较中国大相径庭。从14世纪起，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16、17世纪，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此期间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封建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成为时代的特征。商业资本虽不能创造资本主义，但能促使封建的自然经济瓦解和市场扩大。而这时的新教也站稳了脚跟，并以他的勤奋、开拓、进取和节俭精神为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树立了敬业的典范。为了发家致富，这个新兴的阶级，便主动地利用科学技术，占有科学，并使科学成为其生产财富的手段，近代科学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阶级手中诞生的。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近代“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律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3〕由此可见， 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产生的阶级基础是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只有当科学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出现时，它才会具有“想象不到”的发展规模。
正是以上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和阶级背景，使中国的传统科学和西方的近代科学在16、17世纪的分水岭前走出了截然相左的发展道路。
三、两种科技自身结构差异的影响
与西方实证科学相反，中国传统科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着“洸洋”的臆想。这一点方以智就看得很清楚，他说尤其在中国古代“历数律度”这类科学中，“核实难，逃虚易，洸洋之流，实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镂空，以为恢奇”〔4〕。 在这里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足以说明：凸面镜在中国唐代的长安曾作为小儿玩物出现在街市上，可惜中国科学家未能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帮助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而在西方人手中，13世纪末就制成了眼镜。尽管明朝时眼镜又传入中国，且很快流行开来，但人们除了用之来读四书五经外，对其本身研究仍毫无进展。倒是西方荷兰的小店员又发现了凹面镜与凸面镜重迭的奇妙。科学家伽利略依此便发明了望远镜，将人类的“新航路”引向了宇宙。
中国传统科学除了“洸洋”这一特征外，自身结构和物质上存在的局限及由此而产生的制约机制也是其走向颓势的必然因素。这表现为：第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终极目的仅是满足于初级的实际应用。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完全看重它们现有的实用价值，忽略甚至不去研究事物的微观结构和原理。不作更深入的探求，也就忽略了潜在的、更大的利用价值。局部尚不清楚，怎能把握全局呢？故终难取得突破性发展。第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实现手段是经验积累型，它较多地注意实际经验的总结、实用知识的积累和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如气象观察方面，人们最信奉的就是老农的谚语，没有上升成为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中国传统科学由于其实用型和经验积累型性质，所以，其发展也具有封建保守的色彩，即可传性小，垄断性强。如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系列伟大发明，其孕育时间一般都很漫长，完善过程更是异常缓慢。技术和工匠的生产技艺联系在一起，属于“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的技巧。通过祖传秘诀的方式在一代代匠人的小范围中流传。这种封建垄断性伴着脆弱的经济，不仅使技术改进和完善受到限制，而且在社会动荡中很容易造成一些重大发明的失传，无形中造成智力的浪费，延缓了科技发展的步伐。第四，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物质利用多局限于自然材料、自然属性方面，这是由其发展方向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所决定的。在这种特征制约下，传统科技的发明，一般不考虑去改变自然材料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属性，使之适合人类的需要。如火药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个最无情的注脚，它发明于中国，但其作用主要是用作鞭炮、焰火，以清脆的响声和绚丽的光彩来装饰封建的升平景象。在西方，它则轰塌了封建的城堡，穿透了骑士的甲胄，为结束一个旧时代建立了功勋。再如，中国在先秦就通过铸模制造货币，但这并没有对刻版印刷术施加过影响，而西方使用冲字和字模却对排版印刷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西方实证科学之所以在16、17世纪后来居上，从本身特征方面来讲，主要就是以实测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的事物，通过科学实验，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对促进科学技术改革尤如猛虎添翼，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对科学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种科技推动生产、生产刺激科技的机制正符合时代的需要，从而使科技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之下，数百年来创造出了封建社会上千年都难以比拟的物质财富，生产力的解放达到空前程度，其发展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近代科技的产物蒸气机和新工具将很快将工场手工业变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工业。一句话，时代需要以实证为特征的近代科学，它的发展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注释：
〔1 〕梁漱溟：《试论宋儒朱熹氏在儒家学术上的贡献及其理论思维上的疏失》。
〔2〕严复：《论世变亡亟》。
〔3〕马克思：《机器·自动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8页。
〔4〕方以智：《物理小知识》卷一。
标签：科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科技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