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改革的重心：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战略性论文,发展战略论文,重心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国有经济特别是城市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比例逐年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却持续上升。从近两年的统计资料分析，国有经济占用了全社会三分之二的资源投入，产出三分之一的GDP，投入——产出的低比率表明了国有经济整体运转的低效率和低效益，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加大国有经济的改革力度，转换改革思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各地都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目的是按照比较利益原则，根据资源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从而优化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同时，更深层次的考虑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达到制度创新的目的，扭转长期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内生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环境对现行经济运行的潜在不良影响。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意义已取得社会的共识，但是，在改组的具体思路方法上，流行的观点不免流于简单化，过多地带有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特点的烙痕，而忽略了我国40多年来国有经济广范围、多领域存在的实际，认为国有经济的分布应局限于公共产品部门、自然垄断型行业和高风险行业，对于其他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当逐步退出。这一改革思路是基于国有企业宏观结构布局所存在的“多”、“散”、“小”的特点，所以必须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以达到收缩战线，扩大规模，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目的。但是国有经济为什么一定要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呢？是因为国有经济效益低下。既然国有经济效益比非国有经济效益低下，为什么不退出全部经济领域，从而实现让利于民（私人）的社会目标呢？这是因为公共产品部门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可以无偿地或较少成本地为社会公共享有，必然要求公共产品部门承担较大的社会责任而牺牲自身的独立利益。自然垄断型部门与竞争性行业相比，具有所需投资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存量资产流动性差，具有不可分性，且呈现出较大的外部效益，同时需要超前开发，风险较大，短期收益，所以应由国有经济承担。
根据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职能分开原则的内在逻辑可以知道，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承认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事实的同时，也承认公有制内部各行为主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既然国有经济已经放弃或正准备放弃两权结合的运行模式，已经并正在逐渐剥离政府所赋予的经济资源的优先垄断权，置身于非国有经济同样的经济环境，那为什么还要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独自承担社会福利的成本呢？其结果必然侵蚀国有经济的微观利益，置国有企业于低效益的反复循环之中，从而从表象上印证私有化的优越性。
事实上，非国有经济对GDP和财政收入的高比例贡献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国有经济的利益让渡，理由是：(1)国有企业较软的预算结束，在体制创建尚未成熟的现阶段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交换活动中经常发生国有经济利益缺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非国有经济的实力；(2)实际存在的所有制政策倾斜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激发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合资、合作的积极性，通过合资、合作侵蚀国有经济的利润；(3)不同所有制的外部政策环境不同，非国有经济在创立初期的税收优惠和较轻的（有时为零）的社会福利负担（由国有经济承担其外部成本），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效益增长率的快速提高。
由此可见，因国有经济有市场化改革中所表现出的相对较低的微观经济效益而要求其在战略性改组中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独自承担社会福利成本和改革成本，则不利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流动的合理化和高效化，同时也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法则。
二
实现产业结构重组，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好转和微观经济高效益正相关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它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各地区产业布局同构化的倾向，并根据历史现实，按照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使产业结构沿着“轻工业—重化工业—高加工度化—新兴工业”的轨迹安排重点工业部门的转移，实现产业组织向内涵式集约化过渡。同时，各地区应合理确定产业发展序列，保证重点主导产业的优先发展，依靠非国有经济力量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是无力承担结构过渡时期这一重任的，只有集中国有经济的财力、人力和科技力，通过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直接和间接的调控体系方能实现地区经济格局的合理化。
撇开生产关系结构的政治含义，单从纯技术分析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技术和劳动力素质分布在中期（5—10年）内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国有经济效益增长率的提高，靠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是简单思维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完成产业重组的战略性任务。由于40多年计划经济投资的积累，中国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点全部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60%以上，与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为2∶1，竞争性领域中国有经济的技术含金和劳动力技能与知识远远高于同领域中属国内资本的非国有经济。一个国家每个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总有其动力源泉，即主导部门，主导部门的增长通过连锁效应和乘数效应波及到其他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主导部门的技术特性和一国的分配模式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已由重工业优先发展转变为按比较优势发展，其中消费品主导型产业已构成竞争性领域中的主体，竞争性领域中国有经济在技术上和投资分配上的决定性优势奠定了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相对稳定的动力结构的基础。同时，中国国内资本投资的非国有经济大部分产业水平低下，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劳动力知识技能低下，学习效应为零（有时为负），同时又受内源投资约束，其盈利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靠破坏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取得，整个80年代充斥市场的假冒伪劣商品大多与他们的活动有关，造成市场秩序的扭曲和混乱。再者，随着消费品需求档次的提高，对消费品的技术要求也逐步提高。由于技术的不可分性，在内源融资约束下，主要由个体和乡镇企业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不可能在中期内克服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由此可见，部分非国有经济在目前无力承担起实现竞争型领域产业高度化，提高竞争型领域经济有效率增长的职责。
我国现有非国有经济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各种形式组建的外资经济，以外资的力量来实现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早在150年以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对此进行过驳斥。引进外资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平衡受资国的国际收支，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或许还可引进一部分先进技术，但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外资的注入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高产品技术结构，引进外资付出的代价远高于引进所带来的收益。表现在：(1)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投向中国市场以作为对外资投资的回报。由于中国市场的广阔，使外资收益颇丰，同时造成了国有民族经济的不利境况。柯达、富士胶卷的独占中国胶片市场即是一例。中国国有经济如果一味地退让，则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将为外来资本所挤占，则中国GDP的大半将由外国资本所创造。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将造成本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2)国外资本注入中国竞争性领域的技术大多为发达国家的“夕阳技术”及“夕阳技术”中的非关键部分，作为民族经济主力的国有经济如果一味退让，则一方面帮助了投资国延长其旧技术的使用寿命，通过中国市场积聚其国内技术更新所需资金；另一方面，直接延缓了中国的技术更新进程，削弱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动力，从长远看，可能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保持在较为稳定的势态。(3)依赖外资企业发展中国的竞争性产业，有可能造成资金和技术的漏出。从资金的漏出看，“三资”企业往往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国内融资借贷解决其注册资金和流动资金的融资问题。从技术漏出来看，我国很多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技术是以合资、合作形式被外资所掌握并倒流回来赚取国内市场的利润。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内资本的非国有经济还是外资经济，都不可能在承担起完成工业部门内部结构高度化，推进新兴工业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迅速发展及传统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不断转移和得到改造的任务；不可能提高产品结构中的产品技术含量、质量和档次达到发达国家的同一水准。
因此，我们的改革重心必须放在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上，减轻国有经济的负担，塑造良好的运行环境，推动国有经济进入规范而有序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