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人口观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先秦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先秦诸子人口思想理论极其丰富，主要有以道德观为基点的儒家人口观、以自然观为基点的道家人口观、以重生观为基点的墨家人口观、以耕战观为基点的法家人口观，在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发展史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仍至世界人口史观，都有很大影响。
先秦时期，是中国人口思想的发轫期，后世封建社会的各种人口思想在这一时期大都已初露端倪。而先秦的人口观，又突出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动荡与变化。尤其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终使封建制的自然经济代替了奴隶制经济，封建地主政权替代了奴隶主政权。在这一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代表不同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关注人口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口是劳役、兵役和赋税最重要的源泉。人们对人口繁衍的观念是一致的。从总体上看，大都主张增加人口，推行人口增殖政策。这是由当时地广人稀，具有人口增殖的可容性，又有“图强争霸”急需增殖人口的迫切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是，此期各家主张人口增殖的出发点以及对如何增殖人口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人口问题上，不同的认识归结起来影响较大者主要有四种，即：以道德观为基点的儒家人口观；以自然观为基点的道家人口观；以重生观为基点的墨家人口观；以耕战观为基点的法家人口观。现特将这四种观点分述如下。
一、儒家人口观 先秦儒家的人口观是以道德观为基点，即把“仁”、“礼”、“孝”等道德规范作为衡量人口的准则，对待人口的态度，增殖人口的方法。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人口思想是从他“仁”的思想体系出发，主张“得众则得国”的人众国富论。他认为人口的多寡是衡量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的重要标准。叶公问政，孔子在回答时曾说：“近者悦，远者来”①。他认为只有当国家得到治理，人民才会安居乐业而不外流，远方的人也会前来投奔，从而增加本国人口。反之，人民则会离去，进而严重危及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因此，他又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②。
孔子“人众国富”论的主张也从“孝”的观念出发，继承了殷周以来“奉先思孝”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③。而要做到孝，最基本的是繁衍子孙，世代相传，不绝祖祀，“父母生之，续莫大焉”④。
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孟子。在人口思想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且有所发展。
孟子主张“广土众民”，即在扩大领土的同时增加人口。他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的“三宝”。要想“广土众民”，就必须推行“仁政”，实行“省刑罚、薄赋敛”；整顿好井田的阡陌、疆界；与民同乐忧等。同时，他还反对战争，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⑤。这就是“率土地而食人肉”⑥，不利于社会发展，是影响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
孟子也把儒家的“仁”、“孝”思想同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把“孝”的概念加以推衍，声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⑦，企图以此来影响生育从而增殖人口。他的这一思想的产生决定于当时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的特点，即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技术落后，发展生产完全依靠劳动力的现实。孟子的这种见解在当时人口大量耗损的历史环境里，不能说没有意义。
从上述孔、孟的人口观点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出，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从其本阶级的立场出发，以“道德观”为基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人口现象，强调人口为立国之本，人口道德素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必要条件，礼孝忠信为教育的首要内容，把政治职能排在传宗接代的生育职能之前。其主张人口增殖的目的，显然是为巩固统治和维护阶级秩序服务的。
二、道家的人口观 先秦道家的人口观是以自然观为基点，即主张人口自然发展，而不要人为地去“广土众民”，使人口在争杀中大量的减少。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无为而治”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没落的大小奴隶主们向往西周时期小国林立、各不相涉的局面。作为他们的代言人——老聃认为当时之所以战乱迭起，是因为人们的私欲和各诸侯国实行“广土众民”的政策造成的。于是他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使社会恢复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实，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⑧的原始状态。
“小国寡民”既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一种人口观。这种人口观，不是想使人口减少，恰是为了保护人口的自然发展。“寡民”的前提是“小国”。国小，民自然少；国大，民自然多。民少，无力攻人之国；民多，则易成为祸源。老子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领土小，人口少，与外界隔绝而处于绝对孤立状态的国家，无非是认为这样的国家容易保持土地和人口的稳定；而他所以设计这样一种抛弃生产工具和文字，过原始的、简隔的自然经济生活蓝图，也正是为了避免破坏土地和人口的稳定性，以维护“圣人”的统治。但是，在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阶段，新兴地主阶级日益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他这个方案无疑是一种消极倒退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墨家的人口观 先秦墨家的人口观是以重生观为基点，即主张在安定的生活中去大量繁殖人口，反对在战争中造成人口的大量损减，以求“富国”、“众民”。“重生”的准则是“兼爱”，如不“兼爱”，“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⑨。
墨家学派的人口观可以其创始人墨翟为代表，他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人口问题的思想家。
墨翟生活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当时由于连年战乱，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地广人稀的现象十分突出。鉴于地多人少和人口构成中消费者众、生产者寡的现实，从发展社会生产着眼，墨子提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主张，以解决“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⑩的矛盾。他认为“唯人为难倍”(11)，人口不增，劳动力缺乏，“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12)。
墨子指出应行“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13)的“众人之法”；除“其使民劳，其籍敛厚”及“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14)的“寡人之道”。同时指出：“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15)以及“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16)等，这都是造成民少的原因。
墨子的上述主张，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全部付诸实施，但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他能初步看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是人口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确是在先秦诸子的人口思想中极其难能可贵的。
四、法家的人口观 先秦法家的人口观是以耕战为基点的，即必须围绕着“耕战”来大力增殖人口，增加财富、增加兵源和军事力量，以争霸强。
法家的人口观可从商鞅和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中探索。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人口思想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之一，是为其“耕战”政策服务的。它的最大特色在于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系统地论述了人口和土地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商鞅以前，历来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是追求人口的自然增殖，这虽然是适应了当时地多人少，土地垦殖不足的需要，但不免有片面性。因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知道，劳动力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人口的多与少，换言之，即劳动力的多与少，都必须在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对比关系中加以考察，而不能笼统地下“人多好”或“人少好”的断语。
商鞅认为：“故地有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17)。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人口与生产资料——土地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对比关系，否则“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同样，“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18)。基于此，他又提出了实现人地平衡的“制土分民之律”，即“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19)。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人地比例分配方案，它与现在人口经济学中“适度人口”的概念十分接近，而商鞅在公元前四世纪就能提出，确实难得。
商鞅既然考察了“民过地”、“地过民”等现象，又提出了人口和土地的比率问题，自然也就遇到了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对比关系是否相称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秦国“人不称土”，即“地胜其民”，而与之邻近的三晋则“民胜其地”。因此，他主张以“利其田宅”、“十年不征”、“复三世”(20)等条件作为诱饵，招徕三晋之民，以充实本国的劳力，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徕民”政策。“徕民”是为“耕战”服务的，有更多的人参加耕战，才能最终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商鞅的这一政策，不依赖政治权力，而是充分采取经济措施，以达到其目的，对后世的启发作用很大。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又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学说中，涉及人口问题的并不多，但却有独到之处。他发展了商鞅的人地观，是历史上第一个从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变动中来寻求社会变动原因的思想家。
韩非子在其著名的《五蠹》篇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的纷争是由于“人口”和“财货”的矛盾引起的。这里，他发展了春秋以来人地对比的观点，进而把土地的含义加以扩大，推进到人口和财货的对比上。他认为：争与不争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多少，而财富的多少并不是指它绝对量的多少，而是指它和人口相比的相对量的多少。可见，不管韩非子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毕竟已初步感觉到了“两种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即人口再生产和财富再生产的对比关系，这在人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他比与其观点相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生产资料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要早了两千多年。
如何解决“人口与财富”的矛盾，韩非子的办法是减少非生产人口和增加财货。增加财货主要是通过耕、战，指出：“富国以农，拒敌恃卒”(21)。同时，为了增加财富，他主张减少不能从事耕、战的人口，去“五蠹”之民。这与马尔萨斯主张的用“瘟疫、战争、贫困、饥荒”等解决矛盾的消极办法相比要积极得多。
以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人口思想。这几种思想，基本上概括了这一时期关于人口的总体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观比之商周时期要进步得多，奴隶社会前期虽然也重视人口的增殖，但在奴隶主的心目中看待增殖人口与看待繁殖牲畜差不多。而春秋战国时期看待人口显然是从看待人的观念出发的。儒家的人口观无疑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能把道德观置于人口观中，这就使得人口繁殖摆脱了那种野蛮性、残酷性，同时也是对暴政的一种抵制。所以这种人口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作用的。更有影响的是，儒家的人口观有力地维系了个体家庭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扩大，我们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统一大国，还有众多的几代同堂的家庭，这都可以说是儒家人口观影响的结果。不过，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今天也仍在严重地破坏着人口控制政策。
道家的人口观，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只好采取消极和躲避矛盾的态度，一切尽力顺其自然。道家并不反对繁殖人口，但又不希望把人口更多的集中起来，从而成为战争的祸源。这种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历史上对那种穷兵黩武，徭役频繁、劳民不息的统治者来说，从思想上也多少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墨家的人口观，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思想。下层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有利于生存。他们反对频繁的战争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给人口造成的大量死亡。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导面是正确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那种不论什么性质的战争都坚决反对，也是有片面性的。
法家的人口观是最讲实效的，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法家的人口思想以耕战为基点，讲实效，就必然有一种应变的思想，正如韩非子主张的“时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22)。这种应变的思想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也正是因为能从实际出发，所以法家在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上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韩非子远在两千几百年前就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与物质关系的正确认识，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法家的人口思想中的许多可取之处，今天仍可引以为鉴。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先秦诸子的人口思想和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在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我国后世封建社会人口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先秦诸子的“重民”的理论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人口思想的基础。其次，先秦诸子“众民”的思想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人口思想的中心。再次，先秦诸子的“地衡论”、“人货对比观”等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人口思想家所追求的“人力田畴，二者适度”的源头。最后，从世界范围来看，先秦诸子最早提出了人口问题，最早建立了人口统计，尤其是最早注重人地关系，人货对比问题，最先朦胧地提出了“两种生产”必须相适应的观点，这无疑在世界人口史上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②《论语·子路》
③④《孝经·圣治》
⑤⑥⑦《孟子·离娄上》
⑧《老子·八十章》
⑨《墨子·兼爱中》
⑩《墨子·非攻中》
(11)《墨子·节用上》
(12)《墨子·非命上》
(13)(14)《墨子·节用》
(15)《墨子·节葬下》
(16)《墨子·辞过》
(17)(18)《商君书·算地》
(19)(20)《商君书·徕民》
(21)(22)《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