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存模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时间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0)02-0158-10
致谢：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还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琳琳、赵亚普、任慧和陈颖莎等同学在本文数据收集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目前有大量的研究针对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其中多数文献是围绕着大学生能否实现就业以及起薪水平的高低所展开的，相关的研究不仅涉及了国家的高等教育战略、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人才需求等宏观层面，而且涵盖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培养质量、就业指导以及大学生自身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中、微观视角，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求职者的工作搜寻活动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对一个大学生而言，在一个相对较短还是较长的时间内找到工作，所暗含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及其政策含义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但是目前中国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工作搜寻时间有多长？有哪些因素对其产生了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以工作搜寻时间为核心概念，运用生存模型对相关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回顾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被假定为信息充分、无摩擦的，因此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也都是瞬间完成的。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逐渐注意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现象，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求职者与潜在雇主之间实现工作匹配所必需的工作搜寻时间问题。其中Stigler的开创性研究认为，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分别是递增和递减的，因此最优的工作搜寻时间由两者相等所决定。[1]而McCall则认为：求职者通过收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来确定自己的保留工资，因此保留工资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搜寻时间的长短。[2]在此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分别讨论了受教育程度、性别、失业保险的给付以及过去的工作经历等因素对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或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工作搜寻时间的数据往往具有典型的“截尾”特征：因为在调查时间内，并非所有的调查对象(例如大学生)都已经找到工作，其中已就业的样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搜寻时间，而未就业样本的搜寻时间其实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普通的计量模型在此并不适用，目前的研究一般采用生存分析模型(Survival Analysis Model)为基础的各种估计方法对其进行处理[3]。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学者将上述理论和模型应用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研究。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大学生就业的相关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相关研究很难取得一致的结论。
Chuang针对中国台湾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毕业后1个月之内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不到三分之一，但超过90％的调查对象都能在毕业后1年之内实现就业[4]；并且大学生的个体特征(例如性别)、工作搜寻的方式与搜寻时间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但家庭背景的影响并不显著[5]。Betts等人在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往往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获取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并且男生的工作搜寻时间相对较长。[6]Canals和Diebolt的研究发现，法国大学生的平均工作搜寻时间为3.6个月，并且法律、经济以及一些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将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寻找工作。[7]Biggeri等人通过Cox半参数模型对意大利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学习成绩、专业情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于工作搜寻时间具有显著影响。[8]Nguyen和Taylor以美国大学生为例，通过生存分析中的参数估计方法发现：学校的类型与声望、在校期间选修过职业课程可以显著地缩短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但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却并不显著。[9]Corrales和Rodriguez运用西班牙的数据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往往在6个月以上，在校期间学习过职业课程、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其工作搜寻时间相对较短。[10]Tasci和Tansel在土耳其的研究发现：女生、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花费的时间相对较长。[11]Salas-Velasco 对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九个欧洲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以上国家大学生的平均工作搜寻时间为6.19个月，并且存在着显著的国别差异，其中时间最短的是挪威，约3.36个月，最长的是西班牙，高达11.65个月；其计量结果显示：包括性别、年龄在内的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时间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计算机、建筑以及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搜寻时间相对较短。[12]
国内目前该领域内的研究还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其中范元伟等人对上海理工大学和复旦大学2001-2003届部分本科毕业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工作搜寻时间主要集中在1～3个月之间；他们还进一步检验了性别、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党员身份、学校、专业、生源地等因素对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13]但是该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没有考虑搜寻时间数据的截尾特征，因此其研究结论可能是有偏的。而近来国内的一些文献开始使用生存模型对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进行研究，其中唐鑛和孙长以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的333位毕业生为例，使用了生存分析中的Cox半参数模型，结果发现：生源地、保留工资、学历、英语水平、社会实践的经历和是否具备特长等因素对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具有显著影响。[14]而胡永远、余素梅使用生存分析中的威布尔模型，对湖南、江西、广西等地30余所高校的2005届毕业生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平均工作搜寻时间约为95天；女生比男生的工作搜寻时间更长，并且院校特征、个人基本情况、学业情况、父母亲情况等因素对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15]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于2008年5月底所组织的“南京市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在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紫金学院等院校进行，其中不仅包括了重点院校，还涵盖了普通院校与民办高校；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以上各高校的2008届本科毕业生，其中排除了升学、出国以及自主创业的情况，一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45份。根据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本次调查涉及的专业分布于除了军事学和医学以外的其他十个学科门类，因此样本的代表性还是很强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作搜寻时间的分布，我们做出了生存模型中经常使用的Kaplan-Meier图，从而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某一时间段内找到工作的概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1～2个月以内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所有的雇主和求职的大学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开展各种形式的招聘与求职活动；随着以上过程的进行，雇佣双方之间的就业信息逐渐变得完全，从第3个月开始就业率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并在4个月左右达到了毕业生签约的高峰，此时总体就业率达到50％左右；但在随后的时间中，就业率的上升较为缓慢，直到第7个月，签约率还不到75％，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未签约大学生的个人素质相对较低、就业期望值偏高等。
三、实证研究
由以上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我们将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搜寻时间数据的截尾特征，本文将使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处理这种情况最为有效的生存模型。
图1 Kaplan-Meier生存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生存分析是将事件的结果和出现此结果所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最早应用于医学和生物学，主要用来分析某种疾病的发生与患者生存时间以及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国外学者逐渐将生存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作搜寻时间、失业的持续和罢工等问题上。
机会函数是生存分析模型的核心概念。在本文中，所谓机会函数是大学生在t期没有找到工作，但在t+δ期找到工作的概率，是一个条件概率，定义为：
此时的基准概率h[，0]是指一个观测值的所有X变量都等于0的概率，Cox模型以非参数回归方式对这个风险做出估计，并得到式6中β的最大似然估计值，作为各影响因素的风险比系数，如果β大于1，则意味着该因素将导致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反之则反是。
考虑到以上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为了稳健起见，本文分别使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和威布尔模型，对大学生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半参数和参数估计。
(二)变量选择
一般认为，工作搜寻时间的长短或者机会函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求职者在某段时间内获得工作的概率以及接受这份工作的概率。前者主要包括求职者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本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变量，后者主要是指就业期望值以及失业保险金的情况。考虑到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自变量：
第一类是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包括：(1)性别；(2)毕业学校的声望，本文将其分为211高校和普通高校；(3)专业门类，根据教育部的学科划分并进行适当的归并，我们将毕业生的专业分为工学、理学和农学、经济和管理学、文史哲和法律教育四大类。
第二类是人力资本状况。本文主要从学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两方面加以考虑，具体包括：(1)学习成绩，以GPA的排名为依据，本文将其划分为班级的前30％、30％～70％和后30％三大类；(2)是否为中共党员(包括预备党员)；(3)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4)在校期间有没有实习的经历。
第三类为家庭因素。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选取相关的变量：(1)家庭所在地，考虑到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可能对大学生就业行为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毕业生的家庭所在地分为农村、县镇和城市等三类；(2)家庭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人情支出，与国外不同，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个人情社会，因此以人情往来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发达，求职者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越大。[16]我们调查了大学生的家庭在其求职过程中是否有人情支出，并作为自变量进入计量方程。
第四类是就业期望值。本文将大学生月收入的期望值分为1500元及以下、1500～2000元、2000～2500元和2500元以上四类。一般认为，就业期望值越高，工作搜寻时间也越长。
(三)计量检验
我们使用计量软件Stata 10.0对Cox模型和威布尔模型分别进行了估计，相关结果详见表2，各项指标显示两个模型不仅整体效果良好，而且估计结果在总体上也都是一致的。从Cox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工作搜寻时间的因素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比较有限。
从个人特征的角度来看，仅专业类别对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工学类专业相比，文史哲、法律和教育类毕业生的求职时间要长36％，并且在5％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以上专业的大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供大于求，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拥挤，工作搜寻时间延长。尽管计量结果显示，男生、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时间相对较长，但是这一关系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
而在人力资本方面，学习成绩的好坏、是否为中共党员以及担任学生干部的情况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关系。唯一显著的变量是实习的情况，拥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其工作搜寻时间要缩短25.3％，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相关的实践技能和工作经验，从而导致这类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受欢迎。
其次，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与来自农村相比，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的求职时间要长23.3％，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就业压力较小，从而搜寻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求职过程中的人情支出将会导致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缩短24.5％，并且这一关系的1％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经典的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一般通过“提供信息”和“施加影响”两种方式增加求职者被录用的概率，而以上结果可能意味着：以人情往来为主要特征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以为求职中的大学生提供更加有效的就业信息，而且很可能直接增加了他们被录用的机会，从而显著地缩短了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
最后，收入期望值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2显示，随着月收入期望值的提高，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出现了上升趋势，并且显著性水平很高，这与通常的理论假设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提供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相对较少，随着大学生就业期望值的提高，工作搜寻的难度将增大，从而导致搜寻时间的延长。
四、结论与建议
与以往的文献不同，本文以南京市部分高校的毕业生为例，从工作搜寻时间的视角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平均工作搜寻时间为4个月左右。而基于生存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实习的经历、求职过程中的人情支出可以显著地降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来自于城市家庭、收入期望值较高以及文史哲、法律、教育等专业的毕业生，其求职时间相对较长；性别、学习成绩、毕业学校的声望以及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因素对于工作搜寻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视大学生的实习工作。本文发现，实习的经历可以显著地缩短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时间，国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因此我们建议在高校的日常教学中重视相关实习环节的教学，加强对动手能力的培养，强化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其次，对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进行合理的引导。我们发现，就业期望值越高，工作搜寻时间就越长。因此本文认为，在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中，应该及时、准确地把劳动力市场的相关信息传递给广大毕业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合理地确定就业期望值，从而提高求职活动的效率。
第三，对某些专业的招生就业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本文的研究显示，文史哲、法律、教育等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时间较长，这可能是因为以上专业的招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拥挤，工作搜寻时间延长。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适度控制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并且在就业信息沟通、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中对以上专业的毕业生给予特殊的关注。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主要表现为问卷调查的样本数量较少，并且均来源于南京市的高校，因此希望今后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相关的调研活动，从而进一步增加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此外，劳动者进行工作搜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就业质量以及和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程度。那么长时间的工作搜寻活动能否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工作搜寻时间的长短和大学生日后在工作单位的职业生涯发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上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续的研究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