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音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汉语的语流音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传统的音韵学往往对单字的声韵调注意较多，而事实上有些语音现象却只有在语流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俞敏先生曾经在《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sandhi)现象》（俞敏1948）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讨论。利用梵汉对音研究古代汉语语音，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多是用在音系的研究，即利用对音研究汉语的声母韵母的分类与音值。俞敏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首次将梵汉对音材料用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子。但是后来继续进行这方面研究的著述却并不多见。笔者在整理梵汉对音材料时，也常常注意到梵汉对音中所反映的语流音变现象。这些现象有的是梵语本身的语音规则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不是或不仅仅是梵语本身的语流音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汉语的语流音变。本文将分析一些典型的例子，揭示古代汉语在语流音变方面的表现及其规律。一得之见，希望能够得到同好诸公的指正。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常常批评旧译在梵汉对音上的错误。比如：Anavatapta龙池，玄奘译作“阿那婆答多池”，注曰：“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序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Mahāmaudgalyāyana，或称Maudgalaputra旧译“目连”或“大目犍连”，玄奘译作“没特伽罗子”，注曰：“旧曰目犍连，讹也。”（卷四）跋蹉国王Udayana，玄奘译作“鄔陀衍那王”，注曰：“旧云优填王，讹也。”（卷五）释迦牟尼的名字Gautama，玄奘译作“乔答摩”，注曰：“旧曰瞿昙，讹略也。”（卷六）佛弟子迦叶三兄弟之一的
，玄奘译作“捺地迦叶波”，注曰：“旧曰那提迦叶，讹也。洎诸迦叶，例无波字，略也。”（卷八）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实，旧译的“讹略”，固然有其失于精审之处，但未必都是没有道理的“讹”和“略”，从语流音变的角度看，我们常常能够找出其之所处“讹”和“略”的理由来。即使是以精审著称的玄奘的新译，也往往不免因语流音变而使对音不能逐字榫卯相合。比如，阿育王时代著名僧人尊者Upagupta，玄奘译作“鄔波毱多”，“毱”是屋韵字，渠六切，应当是收-k尾的，却与梵文gup对音，这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下面就梵汉对音中语流音变的不同类型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汉语中的语流音变现象分别进行讨论。
一、同化
梵文
，汉译作“僧”或“僧伽”。
是梵文中的附加符号，叫做Anusvāra“大空点”，用天城体字母书写时，Anusvāra只是一个加在字母上面的圆点，表示鼻化音，拉丁转写才写作。读的时候，其发音部位总是依据后边辅音的发音部位而定，所以
实际读
，汉译“僧”，韵尾的发音部位与
正相符合。
，汉译作“珊覩史多”，受后边t的影响，实际读成舌尖鼻音n，所以用“珊”来对音。这就是所谓“逆同化”，即后边音素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使前边的音素与之趋同。逆同化的现象在梵汉对音中很普遍。如经咒burdyaburdy译作“渤絰渤絰”，“渤”是收舌尖塞音的入声字，可见-r-被-d-同化；
译作“珊折逻珊折逻”，受后边c的同化；上述Anavatapta译作“阿耨达”，正表明-p-受到后边-t-的同化。这个词Pāli（巴利文）作Anotatta，巴利文的形式往往反映了经典梵文的语流音变。有些学者认为汉文“阿耨达”是译自巴利文而不是梵文，而玄奘根据梵文就译作“阿那婆答多”，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走极端，认为凡是带有语流音变色彩的汉译都是译自巴利文或
（古印度方言），或中亚方言。译自经典梵文而表现出语流音变的例子，可以说是数见不鲜的。梵文kalpa，巴利文作kappa，译作“劫”或“劫波”、“劫簸”、“劫跛”，“劫”字收-p，可见-l-受到后边-p的逆同化。玄奘在中印度受过严格的经典梵语的训练，他携带回长安的佛经是取自中印度的梵本（见《慈恩传》），他也将kalpa译作“劫”字（见《大唐西域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这说明这个词并非因为巴利文的形式才译作“劫”的。汉文形式与巴利文形式只是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已。类似的例子还有：龙脑香karpura，译作“劫布罗”；东印度Tāmraliptī国，译作“躭摩栗底国”，“栗”字是收-t的入声字，可见-p-受了后面-t的同化；北印度
国，译作“半笯蹉国”，-r-受后面-n的同化，故用鼻音字“半”来译par；梵语
，旧译根据巴利文
译作“比丘”，玄奘新译作“苾刍、苾刍”，“苾”字是收-t的入声字，可见-k-受了后面
的同化变为舌尖音；Mucilinda龙王，译作“目真邻陀”，-l-受了后面-n的远同化，所以cil译成了鼻音字“真”；
菩萨，玄奘译作“商莫迦菩萨”，并批评说：“旧曰睒摩菩萨，讹也。”“睒”字收-m，“商”字收，分明受到了后面-k的远同化。也有顺同化的例子。东印度
国，译作“恭御陀国”，“御”是疑母
字，go译成“御”，明显是前面
使g同化了。顺同化和逆同化有时同时存在，梵语
，译作“首楞严”，“楞”字收，显然是受了g的逆同化，而g也受到的顺同化，变为鼻音
，所以用疑母字“严”来对译。
这种语流中的同化，有些很显然是梵语自身中发生的，例如Anusvāra()在语流中的不同读音；有些则很可能是在汉语中发生的。比如《慧苑音义》说：“劫，梵言。具正云羯腊波。此翻为长时。”慧苑认为kalpa的第一音节在梵语中正确读音还是应当收舌尖音的，那么读成收唇音的“劫”，应该是汉语连音变读的结果了。汉语中连音变读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在“邯郸”一词中，“邯”字音寒，胡安切，收舌音-n。可是“邯”字以“甘”字为声符，单念时音酣，胡甘切，收唇音-m。很显然，读胡安切之音，是“郸”字声母[t]逆同化的结果。类似的还有：《尔雅·释鸟》之“鴶鵴”，杨雄《方言》作“撃榖”，收-t的“鴶”变成收-k的“撃”，是后字“鵴／榖”声母k逆同化的结果；《诗经·豳风》中“狼跋”一词，在说文中作“獵跋”，收的“狼”变成收-p的“獵”，是后字“跋”声母b逆同化的结果；西汉人金日磾，相传“日”字读作mì（此音《辞海》见收）。《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集注、《切韵》、《广韵》都未记录此读音，那么此音从何而来？很显然，来自连音变读。“金”字的韵尾-m将“日”字的声母顺同化了！《孟子·滕文公》引《尚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瞑”字从“冥”声，古音收，而在“瞑眩”一词中，“瞑”字《经典释文》音“莫遍反”，《一切经音义》音“眠遍反”，都与后字“眩”叠韵，收-n。毫无疑问，这是前字韵尾受后字韵尾-n的远同化的结果。
汉语中由语流音变的造成的同化现象，显然已经是一种语言的积习，所以在梵汉对音中这种积习便会自然流露。那些从单个音节对音不能索解的疑难现象，诉诸语流音变，便可以涣然冰释。
二、异化
异化也是梵汉对音中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比如，中印度摩揭陀国王Bimbisāra，旧译作“瓶沙”、“萍沙”，玄奘译作“频毗娑罗”。“瓶、萍”都收，“频”字收-n，都与Bim的收音不谐。m与下一音节开头的b发音部位相同，显然是后面的b使前面的m发生了异化。在梵汉对音中，如果梵语中一个辅音丛包含有两个同样的辅音或发音部位相同的辅音，则前边的那个辅音在汉译形式中常常表现出被异化的迹象。与上述例子相同的情况又如：佛教术语anuttara，译作“阿耨多罗”，“耨”字有去声、入声两读，《广韵》去声候韵“奴豆切，耨”，是“搙（薅器名）”的异体字，而入声沃韵：“内沃切，耨，释典云：阿耨。”这分明告诉我们，“阿耨多罗”的“耨”要读入声，收-k，但却与梵文音节nut对应，这是受到后边那个t异化的结果。苏剌侘国Ujjanta山，汉译作“郁鄯多山”，“郁”是入声屋韵字，收-k，而对应uj，后面的那个j使前面的j异化为舌根音。摩揭陀国
山，汉译作“屈屈吒播陀山”，后面的k使前面的那个k异化为舌尖音，所以用收-t的物韵字“屈”来译。地名kammasa，汉译“劫磨沙”，用收-p的“劫”字来译kam，这是因为前面的m受后面m的影响异化为p。水果名bimba，汉译作“频婆”；大数名bimbara，汉译作“频跋罗”，“频”都对译bim，“频”字本收-n，很明显，是后面的b使m异化为n。梵语蛟龙kumbhīra，汉译作“宫毗罗”；鬼类
，汉译作“恭畔茶”、“宫畔荼”。“宫、恭”都收，却对应kum音节，显然是m受bh异化变为。菩提树一名pippala，鸠摩罗什译作“必钵罗”，玄奘译作“毕钵罗”、“荜钵罗”、“荜茇罗”，“必、毕、荜”都是质韵字，收-t，却对应pip音节，显然是受后面p的异化。汉语中本有收-p的入声字，即“缉韵”字。缉韵唇音声母字固然少，但“鵖、皀”两字（《广韵》彼及切）对pip尚为贴切，释家为了译音准确自来不惜用生僻字，而这里不用，那只能理解为语音的异化了。Gavāmpati（比丘名），鸠摩罗什译作“憍梵波提”，玄奘改译为“笈防钵底”、“笈房钵底”，若论单字对音，收-m的“梵”字对vām，胜于收的“防、房”；
（国名），鸠摩罗什译作“鸠睒”，玄奘改译为“憍赏弥”、“憍饷弥”，若论单字对音，收-m的“睒”字对
，胜于收的“赏、饷”。玄奘改译，一定是为了表现出语流音变中的异化。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梵汉对音中的异化现象可能还包含更深刻的心理内容。因为，普通的华僧未必知道译经师们煞费苦心翻译过来的那些人名、地名、术语等等梵语形式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当他们在读“必钵罗、劫磨沙、阿耨多罗、频跋罗”等词的时候，-tp-、pm-、-kt-、-nb-等音缀在同化作用下又会还原为-pp-、-mm-、-tt-、-mb-等等，而这恰恰是那些力求使译文忠实于原文的虔诚的译经师们的本来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同化和异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有异化现象的地方，常常伴随着同化现象。而这一点，在汉语本身也是有着深刻的基础的。汉语有很多双音节词，其前音节的韵尾受后音节声母的同化，但在文字上，却往往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文解字》女部：“婠娺，好貌。”“婠”字从“官”得声，当收-n，但是《切韵》、《广韵》俱以“乌八”为切，属收-t的“黠”韵。这就是说，从语音形式（反切）看，两个音节连接处存在着同化现象，而从书写形式（文字）看，两个音节连接处存在着异化现象。这与梵汉对音中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人名），鸠摩罗什译作“尸利崛多”，“崛多”两音节之间是-tt-音缀，这与巴利文形式Sirigutta相一致，而玄奘改译为“室利毱多”，前两者体现了语流中的同化，后者体现了语流中的异化。
同化与异化也可能反复交替地出现于某个词语的发展历史中。《庄子·逍遥游》中有鸟名“学鸠”，“学”字或作“
”。“学鸠／鸠”两音节之间的是音缀-kk-，可是《经典释文》引崔譔注：“，读为滑。滑鸠，一名滑雕。”“滑鸠”两音节之间的是音缀-tk-，是异化的形式；“滑雕”两音节之间的是音缀-tt-，是前音节的韵尾又将后音节声母同化了。类似的情况亦见《尔雅》和《方言》。《尔雅·释鸟》：“鶌鳩，鶻鵃。”前者两音节之间的是音缀-tk-，后者两音节之间的音缀是-tt-，是顺同化的形式。此鸟《方言》卷八亦作“鵴鳩、鶻鳩”。“鶻鳩”与“鶌鳩”字异音同，“鵴鳩”两音节之间的是音缀-kk-，是逆同化的形式。《尔雅》《方言》所载一事异名者很多，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从语流音变的角度来解释。
三、增音
梵汉对音中，增音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增音有两种：增加辅音和增加音节。
增加辅音，最常见的是将后一音节的起首辅音兼作前一音节的韵尾。如samādhi译作“三昧”，辅音m既作“三”的韵尾，又作“昧”的声母；ānāpāna译作“安那般那”，辅音n既作“安、般”的韵尾，又作“那”的声母；
译作“迦叶波”，辅音p既作“叶”的韵尾，又作“波”的声母；mati译作“末底”，辅音t既作“末”的韵尾，又作“底”的声母；
译作“释迦牟尼”，辅音k既作“释”韵尾，又作“迦”的声母。古代译经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日僧明觉《悉昙要诀》卷一曰“以下字头音为上字终响”，说的就是这回事。汉语音节韵尾-p、-t、-k、-m、-n、之外的辅音，也能促使前音节产生相近的韵尾，如Gautama译作“乔答摩”，“答”的韵尾是-p，由m影响而产生；lava译作“腊缚”，“腊”的韵尾是-p，由v影响而产生；
译作“鄔波尼杀昙”，“杀”的韵尾是-t，由d影响而产生；utpala译作“嗢钵罗”、Kulūta译作“屈路多”，“钵”的韵尾是-t、“屈”的韵尾是-t，由l影响而产生；
译作“嗢羯吒”、
译作“矜羯罗”，“羯”的韵尾是-t，由
、r影响而产生；gaja译作“揭阇”，“揭”的韵尾是-t，由j影响而产生；nagna译作“诺健那”，“诺”的韵尾是-k，由g影响而产生；
译作“阿兰若”或“阿练若”、 
译作“伊烂拏”，“兰、练、烂”的韵尾是-n，由n影响而产生。
增加音节，通常见于复辅音缀的对音。佛教东渐时代即东汉末年及以后，汉语音节中已经没有复辅音了，所以梵语复辅音缀的对音，有时候采用增加元音的方法。增加了元音，也就增加了音节。比如arhan（arhat的体声）译作“阿罗汉”，是在r和h之间加了一个a元音；indra译作“因陀罗”，是在d和r之间加了元音a；gulpha译作“瞿拉坡”，是在l和ph之间加了元音a；
译作“阿僧企耶”，是在kh和y之间加了元音i；Colya译作“珠利耶”，是在l和y之间加了元音i；
译作“伊湿伐逻”，是在
和v之间加了元音i；
译作“拘瑟耶罗”，是在
和
之间加了元音i；
译作“杜鲁婆跋吒”，是在dh和r之间加了元音u；
译作“勃路拏”，是在bh和r之间加了元音u；preta译作“闭戾多”，是在p和r之间加了元音e；mleccha译作“蔑戾车”或“蔑隶车”，是在m和l之间加了元音e；
译作“拘卢舍”，是在k和r之间加了元音o；nyagrodha（巴利文nigrodha）译作“尼拘律”或“尼拘卢陀”，是在g和r之间加了元音o。增加哪个元音，多数情况是跟后边音节的元音一致，也有跟前边音节的元音一致的，比如，kārttika，或译作“迦剌底迦”，在r和t之间加元音a，跟前音节一致；或译作“迦栗底迦”，则是在r和t之间加了元音i，跟后音节一致。
梵汉对音中增加辅音或音节的现象，可以看成是特殊的同化现象。增加辅音，就是前音节的零位辅音韵尾被后音同化；增加元音，就是零位元音被前后音同化。这种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同样存在的。如《史记·吴世家》：“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句”字或作“勾”，金文常常写作“攻吴”、“攻敔”，“工、攻”之于“句、勾”，增加了与后字声母相同的鼻音尾；《春秋·昭公十年》“季孙意如”，《公羊传》作“季孙隐如”，“意”变为“隐”，增加了与后字声母相同的鼻音尾-n；《论语》“斯民”，《小雅·蓼莪》作“鲜民”，“鲜”之于“斯”，增加了与后字声母发音方法相同的鼻音尾-n；《史记·留侯世家》“为韩申徒”集解引徐广曰：“即司徒耳，但语音讹转，故字亦随改。”“司”变为“申”，增加了与后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鼻音尾-n，《管子·小匡》“司田”，《晏子春秋》作“申田”，与此相同；《汉书·五行志下》“卫侯入陈仪”颜注：“陈仪，卫邑，左传云夷仪。”“夷”变为“陈”，增加了与后字声母发音方法相同的鼻音尾-n。《世说新语·品藻》“尔馨”一词，《晋书·王衍传》作“宁馨”，“宁”之于“尔”，增加了与后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鼻音尾；《尔雅·释草》“菟奚，颗涷”郭注：“款涷也。”“颗”变为“款”，增加了与后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鼻音尾-n；又《释鱼》“科斗，活东。”“活”之于“科”，增加了与后字声母相同的塞音尾-t；又《释虫》“蟫，白鱼”注：“一名炳鱼。”“白”变为“炳”，增加了与后字声母相同的鼻音尾。
汉语中音节增加往往也与复辅音现象有关。上古汉语带有复辅音的单音节，在语流中由于增加元音或带元音的音缀而变为双音节，复辅音消失后，双音节词保留下来，与原来的单音节词成为同源的同义词。比如《汉书·成帝纪》“阑入尚方掖门”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又《汲暗传》“阑出财物如边关乎”注：“无符传出入为阑”。《史记·匈奴列传》“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集解》：“奸音干，干兰，犯禁私出物也”；《汉书·匈奴传》“间阑出物与匈奴交”《集注》引孟康曰：“私出塞交易”。“奸兰／间阑”与“阑”显然是同源的同义词。“阑”从“柬”声，上古有kr或kl的复辅音，两个辅音之间增加了原音节的韵母，从而成为叠韵的双音节联绵词。此类词语甚多，如：雚／芄兰，斑／斑斓，瓜／瓜蓏，乖／乖剌，驳／驳荦，卓／卓荦，暴／暴乐，等等。
汉语中的增音现象与梵汉对音中的增音现象如此一致，说明增音是汉语中历来存在的语言现象，它是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梵汉对音中的一种手段。
四、减音
减音也有两种：减少辅音和减少音节。
早期译经减音的现象较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译经的底本不是梵文经典，而是Pāli或Prākrt，甚至是流行于西域的某些中亚语言的本子。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现在中亚发现的古写本残卷，除古和阗文、藏文译本以外，只有梵本。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P.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俞敏1979）所以减音现象主要反映了汉语本身的音变。
减少辅音，主要表现在复辅音缀上。在对译梵文的复辅音缀时，如果不插入元音以增加音节，就必须要省减某个辅音，以适应汉语中没有复辅音的实际情况。中印度
国，旧译“舍卫国”、“舍婆提国”，“舍”字译
，是省略了-r-（此词Pāli作Sāvatthī，但是可以肯定汉译不是从它来的，因为“舍”与Sā声母不合，“卫”与vat韵尾不合）；Vasumitra论师，旧译作“和须蜜多”，“多”对tra，是省略了-r-；Maitreya菩萨，旧译“弥勒”，省略了-t-（此词Pāli作Metteyya，汉译肯定不是从它来的，因为“勒”字的声母没有着落。以下不再一一辨证）；
长者，旧译“树提伽”，省略了
；Jambudvīpa洲，旧译“阎浮提洲”，省略了-v-；佛教术语Arbuda，旧译作“阿浮陀”，abhidharma旧译作“阿毘昙”，Bhadrika王，旧译作“跋提迦王”，都省略了-r-；agnidatta旧译作“阿耆达多”，省略了-n-；Madhuskanda神，旧译作“摩头建陀”，咒语stuhe译作“兜醯”，都省略了s-；Brahman译作“梵”，佛教部派
，译作“弥沙塞部”，都省略了-h-；佛弟子
，译作“憍陈如”，省略了
；
，旧译作“拘郗罗”，省略了
，等等。多数情况下，擦音、流音比较容易被省减掉；比起塞音来，鼻音也比较容易被忽略。
减少音节，主要表现在词尾音节和词中非重读音节上。省略词尾元音因而减少一个音节是最常见的。比如：candana树，译作“旃檀”；sumanā花，译作“须蔓”；梵文经典āgama译作“阿含”；术语dhyāna，译作“禅”；
，译作“波罗延”；佛的名字Gautama，旧译作“瞿昙”；长度单位yojana，译作“由旬”；佛弟子
，译作“迦叶”；
天，译作“兜率”；术语pāramitā译作“波罗蜜”；āmalaka树，译作“阿摩勒”；campaka花，译作“瞻卜”，等等。有时在一个多音节词中省减的音节还不止一个，比如，人名Devadatta，旧译作“调达”；Yamaraja，旧译作“阎罗”；dānapati（施主），旧译作“檀越”；地名Jetavana，译作“祇洹”；术语bodhisattva，译作“菩萨”；Bimbisāra王，旧译作“瓶沙”，等等，都省减了两个音节。被省减的，除了尾音节，多是词中的非重读音节。
汉语在语流中省减辅音和省减音节的现象也是固有的。上古汉语音节中的复辅音缀，其中每个辅音轻重强弱各不相同，前缀和介音较轻较弱，容易消失；声母辅音与韵尾辅音，轻重强弱亦复不同，韵尾辅音相对较轻较弱，也比较容易消失。复合词中轻读音节和重读音节相比，也更容易被省减。比如：《逸周书·王会解》有地名“不令支”，《汉书·地理志》则作“令支”，“不”显然是前缀（词头），后来在语流中弱化以至澌灭。铜器铭文中的“攻吴”、“攻敔”，文献中的“句吴”、“勾吴”，后来便只称为“吴”，词头“攻、句、勾”渐渐泯灭。《诗经·大雅·生民》“以弗无子”毛传：“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陈奂传疏：“宫于郊，故谓之郊禖。”而《礼记·月令》则作“高禖”。“郊[*krau]”变为“高[*kau]”，减省了介音-r-。《孟子·滕文公下》引逸书“洚水警余”，并解释说：“洚水者，洪水也。”甲骨文就有“洚”字，“洪”字两周金文尚未见，肯定是后出的。从“洚
”变为“洪
”，介音-r-消失。从声母变浊看，“洪水”是个弱化的形式，失落介音是不足为奇的。韵尾的失落，音韵家或称为“阴阳对转”、“阴入对转”，如《诗经·鲁颂·閟宫》“遂荒大东”毛传：“荒，有也。”《尔雅·释诂》“憮，有也”郭注引《诗》曰“遂憮大东”。“荒”变为“憮”，失去了韵尾。《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毛传：“噂犹噂噂，沓犹沓沓。”又《秦风·晨风》“山有苞棣”毛传：“棣，唐棣。”《说文》：“逮，唐逮，及也。”而《尔雅·释言》：“逮，及也。”这里都有省减音节的现象。汉语中省减音节常常与追求语流的韵律化有关。例如“棣”和“唐棣”，在“山有苞棣”一句中就不能用“唐棣”，而在《召南·何彼
矣》“唐棣之华”一句中，亦不能单用“棣”，否则就破坏了四音节一句的节奏。南北朝经师译经的风格，颇受当时四六体骈文的影响，译经文句多以四字为节奏，所以译文往往依行文韵律的需要增减音节。比如北魏时所译的《杂宝藏经》卷二：“昔佛在世。须达长者。最后贫苦。财物都尽。客作佣力。得三升米。炊作饮食。时炊已讫。值阿那律来从乞食。须达之妇。即取其钵。盛满饭与。后须菩提。摩诃迦叶。大目揵连。舍利弗等次第来乞。”其中，佛Buddha、须达Sudatta、阿那律Aniruddha、迦叶、目揵连Maudgalyāyana、舍利弗
诸语，都省减了音节。“摩诃(mahā)”义即“大”，在“迦叶”前则作“摩诃”，在“目揵连”前则作“大”。又如arhat（体声arhan）一词，多译作“阿罗汉”，但是行文中也有作“罗汉”者，如《杂宝藏经》卷一：“佛语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出家者。当得罗汉。主便即放。不久即得阿罗汉道。”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四字（或八字）的节奏。后来辩机在《大唐西域记赞》中借“叡绅先生”的话批评说：“梵文深致，译寄明人，经旨冲玄，义资盛德。若其裁以笔削，调以宫商，实所未安，诚非谠论。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甚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则可无大过矣，始可与言译也。”并赞扬玄奘之译经：“法师之译经……非如童寿逍遥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笔削，况乎园方为圆之世，
彫从朴之时，其可增损圣旨，绮藻经文者欤？”此论虽点出了六朝经师译经的弊病所在，但是，追求韵律化乃是汉语本身根深蒂固的规则之一，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好恶而有根本的改变。
五、浊化
梵汉对音中，梵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清浊音混乱现象。比如，鸠摩罗什将prajāpaī译作“波阇波提”，Subhūti译作“须菩提”，Anavatapta译作“阿那婆达多”，Bhadrapāla译作“跋陀婆罗”，Amitābha译作“阿弥陀”，Lokāyata译作“路伽耶陀”，Dhūta译作“头陀”，Atimuktaka译作“阿提目多伽”，āpasmāraka译作“阿跋摩罗”，tathāgata译作“多陀阿伽陀”，
译作“私陀”，kanakamuni译作“迦那伽牟尼”，
译作“迦频阇罗”，等等，由于这些混乱多数都不在首音节发生，而且多数是用浊音声母字对译梵文的清辅音，所以学者们常常以印欧语里元音间的清辅音浊化这一规律来解释。这种解释是从源头上揭示汉译之所以要用浊声母字去对译梵文清辅音的原因。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应该发成浊音的嘛。但是这种解释有它的薄弱之处。第一，假如梵语元音间的清辅音浊化是普遍性的规律，则不能解释为什么还有许多（甚至更多）不浊化的现象。同样是鸠摩罗什，将
译作“德叉迦（龙王”，Vāsuki译作“和脩吉（龙王）”，
译作“婆利师迦”，
译作“帝隶阿惰僧伽兜略”，
译作“佛驮波羶祢”，Pūtana译作“富单那”，
译作“吉遮”，
译作“阿输迦”，krakucchanda译作“迦罗鸠羶湌陀”，vimalakīrti译作“毘摩罗诘”，
译作“分陀梨迦”，等等。第二，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多处批评旧译之讹，给出新译，其中就包括了清浊音混乱的那一类，如卷1“阿那婆答多(Anavatapta)……旧曰阿耨达，讹也”；“徙多河()，旧曰私陀河，讹也”；卷4“苏部底(Subhūti)……旧曰须扶提，或曰须菩提……皆讹也”；卷6“钵逻阇钵底(prajāpatī)……旧云波阇波提，讹也”；“迦诺迦牟尼(kanakamuni)”，改正了旧译“迦那伽牟尼”；《大般若波罗蜜经》卷53“杜多(dhūta)”，改正了旧译“头陀”，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梵语元音间的清辅音浊化是规则性的，则玄奘不应不遵守。玄奘以下，玄应、义净、慧琳诸公也多处纠正旧译，应该不是无谓之举。第三，对音中的清浊混乱不仅有用浊声母的汉字对译梵文清辅音的，也有用清声母的汉字对译梵文浊辅音的，比如鸠摩罗什，将Udumbara译作“优昙钵”，或“优昙波罗”，nyagrodha译作“尼拘卢陀”，mahāgautami译作“摩诃憍昙弥”，等等。梵语中没有这种音变的条例。
那么如何理解梵汉对音中这种清浊音混乱的现象呢？我们认为，眼光不必停留在源头，仅仅在梵文中找根源。也可以从汉语这方面作一些考虑。汉语的发音习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第一音节的发音都清晰而准确，后面的音节常常弱化。弱化的结果，或者是声母的磨损，或者是韵母的变异。清辅音浊化就是声母磨损的结果。汉语中的联绵词，绝大多数是双声或叠韵的。而汉语联绵词的大多数是由叠音词变异而来的（曾晓渝1998），《诗经》中联绵词尚不满百例，而叠音词多达359例（向熹1978）。叠音词的后一音节声母变异了，便是叠韵联绵词，如逡逡→逡巡，后一音节韵母变异了，就形成双声联绵词，如蓊蓊→蓊蔚。联绵词产生后，后一音节的弱化和变异仍在不断地继续，如蓊蔚→蓊荟，蟾诸→蟾蜍，轮囷去伦切→轮箘渠陨切。联绵词的这种变异就是汉人发音习惯所造成的现象，也就是汉人发音时后边音节弱化的证明。不仅联绵词，其他复音词也是如此。如登假→登遐、登霞，等等。六朝经师在给儒家经典注音时，也透露出了这一消息。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毛传：“白茅，取絜清也。”《经典释文》：“清，如字，沈音净。”《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闉阇”，《经典释文》：“阇，徐止奢反，又音蛇。”《大雅·江汉》“淮夷来铺”，《经典释文》：“铺，普吴反，徐音孚”，等等，这些都是双音节词后字声母清浊混乱的现象。汉人的这一发音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梵汉对音，因此，出现对音中非音首的清浊音混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由观察梵汉对音进而观察汉语本身的语流音变，给予我们的启示极大。汉语语音的历史，不仅可以从“字”出发来研究，也可以而且应该从“语”出发来研究。这里说的“语”，既包括“词”，也包括大于词的单位。有些单从“字”着眼不能索解的语音现象，在语流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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