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开发与陕西大遗产资源
文 / 雷蕾 李骊明
国家公园是产生于美国的一种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管理体制。从1872年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建成开始，此后150年间，美国逐步形成了规模可观、类型丰富的国家公园保护地系统，其中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是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最为活跃的构成。同时，国家公园保护运动也逐渐向全世界扩展，至今已有220多个国家建立了1万多个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模式，国家公园在促进对“未经破坏”的资源保护、保证代际公平享用、发挥教育功能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是“帮助人们形成共同国家意识”的重要载体。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确定，“要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7年5月，《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则具体提出：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自此，国家文化公园开始成为引领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创新、打造文化强国的重要国策。
第一，国家文化公园是适宜中国国情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
首先，国家文化公园是兑现我国文化遗产综合价值的战略选择。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发展史的古国，但由于历代城市叠压或破坏，存留于地面的文化遗产少之又少，因而形成了记载多，实物少；隐性多，显性少的文化资源赋存特征。要使这些“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其与物质遗存相关的人才、技艺、工艺、材料、仪式重新串联，使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资料成为可以“识读”的信息，成为满足消费者较高层次精神需求和情感体验的发展型文化消费品，必须寻找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国家文化公园依托能够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其文化精神或价值观为主要目的，以创新思路和科技手段为途径，以主题化园区和系列化文旅产品为表现手段进行设计，可以通过异位复建、故事表达、动漫游戏、节庆活动、技艺展示、研学研究等综合手段丰富国家文化服务供给，满足旅游、休闲、研学、景观、生态等多重需求。它有利于打造爱国教育和国民文化养育的平台，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推动国家历史起源、民族精神和国家价值的渗透，是呼应国家发展新阶段需求的战略选择。
其次，国家文化公园也是一种更为灵活的体制设计。
从操作层面看，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一般是在已有的文化遗址公园、文化遗产公园、风景名胜区基础上进行建设，主要是通过整合多种资源，促进国家文化形象的展示，并实现旅游、休闲、研学、景观、生态等多重功能。它在开发模式、资源内容、覆盖范围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灵活性。
开发模式上，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在原保护地基础上加挂牌子，以国家文化工程的方式，为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和传承传播开辟新的政策空间，有利于消除重保护、轻利用，重物的保护、轻人的发展等问题，同时便于整合类型多样、部门条块管理的各种自然和文化保护地，促进统一的国家保护地系统的形成。
柴达木盆地及周缘土壤主要为干旱土类，即漠钙土、灰钙土、黄土等；植被稀疏，主要分布在低洼处、大河床等地下水出露较浅地段。
由于电缆隧道所通过的地层主要为砂层，部分区段穿越粉质黏土地层，同时，考虑到注浆地层应保持后期强度，并兼顾经济性因素等，设计中注浆材料考虑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根据相关工程经验，在本工程中可采用3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灰比为1∶1，水玻璃浓度25～35°Be，水泥浆:水玻璃浆约为1∶0.8～1∶1。
所谓释宪机制正式激活，是指法定释宪机构依据宪法规范和程序实际开启释宪实践，凡遇到能够通过宪法解释解决的宪法问题，应该首先通过宪法解释来处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之后，虽然每项重大改革举措出台，都会激起理论界讨论释宪问题的热情，而作为法定释宪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有过释宪先例，这不免是释宪实践的遗憾。
覆盖范围上，国家文化公园则可以将不同区域的资源点统摄到同一主题下，具有跨区域、跨省市、多支撑的特征。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就囊括了“8+3”个相关城市，目前规划20个核心展示园，24个集中展示带和142个特色展示点。
第二，国家文化公园是契合陕西文化资源特点和发展需求的有效路径
陕西大遗址资源数量多，分布广，面积大，等级高，尤其是关中地区分布的周秦汉唐都城遗址和帝王陵寝，它们在地上地下保存的建筑遗址、遗迹和文物，体现了当时科技、文化发展最高水平，是当时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典型代表，是最有条件进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地区之一。
[4]沈文东等：《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扩展的土地承载力指数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中国农业学报》2018年第4期。
陕西也是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市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在省会西安，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大面积重叠，大范围划定的保护区域长期不能兑现其价值，土地闲置，民生环境质量较差；流动人口涌入多，乱搭乱建问题突出；保护区建设任务的高目标与低措施矛盾较为突出。遗址区内居民生产生活造成的破坏也屡禁不止，属地政府在文物保护上缺乏积极性，许多新发现的遗址区域与在建项目存在矛盾，为保证项目进展，瞒报虚报遗址情况的问题不时出现。大遗址保护区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积极的循环。
陕西的大遗址资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除了已经规划建设的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周秦汉唐的盛世文化、九大都城遗址、史前大遗址等都具备代表国家文化形象资源要求。但综合考量大遗址资源的代表性、区位条件、建设基础以及前期文化旅游开发程度，眼下陕西可以率先从汉文化大遗址资源切入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申报和建设工作，原因如下：
第三，以汉文化大遗址资源为先导，推动陕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陕西在大遗址保护区域的发展上也有长期的积累和探索，除了已经开始规划建设的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外，先后成立的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特区，都已开展了推进大遗址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尝试。如对团结湖水库的改造利用，通过在大遗址区外围复现汉长安城护城河景观系统，不仅促进了汉文化内容的生动展示，同时带动了周边、外围协调区域的土地增值和民生改善。这些试点经验，是陕西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良好政策和技术基础。
肉牛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低于其他主要畜种。根据2018年8月底的养殖场直联直报平台数据统计，河北省达到年出栏100头及以上规模肉牛养殖场有723家，其中有527家配套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并通过相关部门验收，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建率为72.89%，河北省主要畜种（猪、鸡、牛、羊）设施装备配建率为86.13%，肉牛低13个百分点左右。肉牛规模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率为87.51%，河北省其他主要畜种的综合利用率为95.82%，肉牛低8个百分点左右。肉牛规模养殖场比其他主要畜种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低，需要在设施装备配建和资源化利用方面加大力度。
昆明池
首先，汉文化是陕西赋存优势明显但尚待利用开发的战略性资源。
资源内容上，国家文化公园围绕核心主题，能够同时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核心区文化与周边文化融汇、组合，创造出生动丰富的文化产品。如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总占地面积24平方公里，规划有黄帝陵祭祀、黄帝文化主题体验、农耕文化体验和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等内容。
汉代上承周秦，下启隋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华夏文明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阶段。汉文化是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后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陕西省、特别是省会西安的核心区域保存有都城、帝陵、园囿等众多高级别的大型汉代文化遗址，它们是华夏盛世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与国家文化公园高度契合的高等级资源。过去多年，我们在汉文化遗址的保护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汉文化景观建设和汉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始终处于薄弱的状态，不仅在全国缺少叫得响的品牌和产品，在省内也远逊于秦文化和唐文化板块的开发，在文化旅游格局中处于温凉区域，总体上处于“重保护轻利用”的状态。
其次，汉长安城遗址和昆明池遗址是代表汉王朝盛世文明的两大标志。
2013年我院申报的“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学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获得了“湖南省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资助（注：2014年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湖南医药学院）。按照示范基地建设要求，围绕整体育人教育教学理念，深入开展产学合作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和实践教学环节的资源优势，加强企业与学校在实践教学各环节的密切联系，使基地建设能充分满足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提高我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为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多重效益和综合功能，汉文化国家公园可以建设一批重要的文化项目，如：
再次，依托汉文化国家文化公园，陕西可以打造一批重要的国家级文化项目。
当前，汉长安城和昆明池都已经有了较好的保护基础。它们一个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在2014年经联合申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国家级水利工程——斗门水库所在，已于2017年完成第一期试验段昆明池七夕公园建设，至今累计接待500万人次游客。二者都位于大西安的核心地带，人口密集、交通区位条件优越，生态景观特色突出，文化主题鲜明，与周边资源关联性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突出，是打造汉文化、丝路文化旅游廊道的极核型资源。
二者一北一南，一都城一园囿，互为映衬、互为补充。其中，汉长安城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影响深远、地位显赫的东方文明古都，是多个王朝延续使用、文化叠加最为突出的都城遗址。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历史标志和象征，是古代东方文明的重要标志。昆明池是从秦汉至唐末延续使用近千年的上林苑核心区，是自汉武帝开始训演水师、接见丝路各国来使，蓄积天下珍奇的重要场所，也是长安城水源调剂、百姓游娱的风景胜地。它是刚健文化、丝路文化、游娱文化、民间七夕文化等共同构成的上林苑文化的重要代表。两处遗址区蕴含着大量的有关汉代文化和文明状况的历史信息，是内涵最为丰富的汉王朝制度、礼仪、文化、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最集中表现，是陕西最能代表汉文化情调、智慧、气度、神韵的“汉文化景观双子座”。
中国国学（陕西）研究中心。 “国学”是当今“中国声音”的文化根据，国学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整理、辨析扬弃的时代课题。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地，汉代又是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形成的重要时期，汉长安城南郊还有汉代太学所在的明堂辟雍遗址，依托汉长安城建设中国国学（陕西）研究中心，是与陕西和汉长安城资源特质最相匹配、正得其位、正得其时的文化项目。国学研究中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机构，它的建设目标是兼具研究、展示、传承、传播、学术交流、文化体验等多重功能的高端文化平台和服务中心，是最具中国学问和学术的标志性载体，是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窗口，应成为汉长安城文化保护与利用的首要项目。
在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的第二种模式中，有两个关键词：跨学科和应用。传统的知识生产，局限在单一学科领域中，学术研究的倾向是追求真理价值，其具有专业化特征的同时，不可规避某种程度上的狭隘。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对原有学科的合法性，进行了解构、产生了冲击，其结果可能是，新知识脱离了原有学科的归属划分，出现了学科整合或诞生了新的学科。关注应用，标志着知识功能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知识不再局限于象牙塔或少数人群体之中；对知识的价值判断，从理论思辨转向了对知识创造力的关注；知识由生产到传播、应用，得以在实践中检验，生产和再生产形成了基本的闭环。
博物馆系列项目。 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成果，建设丝绸之路博物馆、汉文化博物馆、汉长安城考古博物馆、关中水利博物馆、上林苑文化博物馆等重点项目，使之成为国内汉代文化研究、研学、观光休闲的胜地。
汉文化体验系列项目。 在经考古发掘证明遗存较少的区域，保留部分传统村落并进行汉代风格改造，依托汉风村落展示传承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技术、建设汉代服饰文化体验中心、汉代饮食文化体验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工杂艺一条街、传统美食小吃街区、开展传统游戏、曲艺表演等，使传统文化走进新时代、贴近新生活。
滨水游娱活动系列项目。 汉代是中国传统节日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汉文化国家文化公园恢复春节、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节庆活动，将具有特别的代表意义。可以在此开展鱼龙曼衍花车巡游、水滨千人踏歌表演、龙舟表演赛、七夕滨水乞巧大赛、重阳滨水健步走等活动。节日活动还可以缩小规模，简化为常规活动，逐步形成与周末出行、日常居民康体休闲结合的滨水生态游娱品牌。
此外，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国家文化公园，未来的一部分重要收益应该来自线上线下的创意产品，从实物的文创商品、礼品到线上的游戏、视频、剧本，都应该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规划之中。
总之，通过深入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传播交流促进传统文化融入生产、融入生活，通过体制机制、文化政策的创新试验破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将是破解陕西大遗址资源保护利用的关键机遇，是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的重要工程。
（作者雷蕾系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所副研究员；李骊明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文化组副组长）
标签：汉文化论文; 汉长安城论文; 大遗址保护论文; 黄帝陵论文; 昆明池论文; 发展矛盾论文; 国家文化形象论文; 鱼龙曼衍论文; 公共文化产品论文; 上林苑论文;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所论文;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文化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