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转移 我国经济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优论文,我国经济论文,路径论文,大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变革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西蒙·库兹涅茨语，）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增长实践所证实。我国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提出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增强技术进步因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技术在降低物耗、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方面的优势，尽快使我国经济走上高速高效的增长轨道。本文根据我国技术水平状况，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最后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并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经济增长的技术路径，实现大道转移。
一、大道定理与经济均衡增长
本世纪5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等在其研究中发现，当规划期相当长时，必有一段是经济均衡增长期，这一段路径称为经济均衡增长途径。这一发现后称之为大道定理。它形象地说明，从A地到B地的距离甚远时，其最快的路线往往不是那种需要穿街走巷的最短路线，而是先绕到A地附近的“高速公路”上，沿着“高速公路”一直行驶到B地附近，再离开“高速公路”转向通往目的地的路线。这被称为是长期经济增长最快捷最经济的方法[①]。在存在这种经济均衡增长途径下，为达到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各种研究表明，经济均衡增长速度是由经济结构关联的技术水平决定的[②]。既然如此，要想加速经济均衡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如果试图在原有技术状况下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高速度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也就是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要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来支撑的。
而当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经济均衡增长的途径也将转移。这种大道转移意味着经济均衡增长的加速。那么，这种增长途径是如何随技术水平变化转移的呢？根据大道定理，一种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一条最优“高速公路”（大道）。所以，当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经济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不可能固定在原有大道上，而要转移到由新的更高技术水平决定的新的大道上，这样才能保证有更快的经济均衡增长速度。所以大道转移是实现经济增长加速的前提，而这种大道转移又是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由此推论，我国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只有走经济内涵发展道路，即依靠科技进步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达到，这应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最优路径。
二、国际比较分析：对我国技术水平状况的基本判断
世界银行在衡量技术水平高低时所采用的指标是中间产品使用效率，据此估计了我国中间产品投入使用效率，并与印度和日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以我国1980年水平与印度1979年水平相比，若生产与印度相同的最终需求所需投入的中间产品耗用比其多34%。以我国1981年水平与日本1965年水平相比，则比其多27%[③]。其次，从能源使用效益和主要原材料国民生产总值消耗强度看，千克能源GDP我国目前为0.6美元，而韩国1993年为2.6美元，相当于我国4.3倍，日本为9.3美元，相当于我国的15.5倍[④]。钢材、木材和水泥等主要原材料GNP消耗强度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分别为5—8倍、4—10倍和10—30倍，与印度相比分别为2.5倍、2.8倍和3.3倍[⑤]。
再次，从科技投入看，我国R＆D经费支出占GNP比重1990—1994年分别为0.71%、0.72%、0.70%、0.62%和0.5%[⑥]，有不断下降之趋势。而其它国家这一比重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1988年分别为2.9%、2.8%、2.3%、1.3%和0.9%[⑦]。同时，从R＆D经费年平均增长率看，1985—1990年西方七国为8—10%，韩国近10年高达30%以上，而我国呈下降趋势，远低于GNP增长率[⑧]。
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品出口额的比重看，我国为5%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在40%以上。企业设备陈旧落后，据调查80年代中期生产的5万多个机械产品品种中，相当于国际50年代产品的占16%，60年代产品的占62%，70—80年代产品的占22%，反映了我国技术结构中低层次技术所占比重高达80%，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以上[⑨]。
从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型企业设置技术开发机构的比重我国1990—1993年分别为54.33%、52.86%、50.47%和50.92%[⑩]，呈下降趋势，而美国、日本为100%。企业科技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比例我国为36%，而美、日都在60%以上，同时在企业科技人员中，开发人员所占比例我国为10%(11)，而美、日都在30%以上，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我国1990—1993年一直徘徊在1.39%左右(12)，而美、日分别为3.1%和2.8%(13)。
从以上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总体技术水平与其它国家相比较低，因而相对于其它国家其技术进步贡献率偏低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53—1989年期间，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率为12%，而英国在1913—1966年期间为46%，美国在1889—1929年和1929—1957年期间分别为34%和80%(14)。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长不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由此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国总体技术水平偏低，这种偏低的技术水平导致了粗放型增长方式，并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已经产生不良影响。
三、影响的机理分析：低技术水平与经济增长
从短期看，低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似乎不大。因为在短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用高投入高消耗加以支撑。所以，1979至1993年我国GNP在低技术水平下之所以能以年均9.3%速度增长，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4.2%速度增长(15)，主要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资源消耗扩张推动的。但问题在于，这种靠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的经济高增长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经济马上出现滑坡，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波动不断加剧，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益日益下降。从1985—1990年仅5年中，我国GDP增长率出现过两次大的波动，一是从1985年的13.5%下降至1986年的7.7%，二是从1988年的11.3%下降至1989年的3.7%。同时1979—1990年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资本利税率从24.8%下降至12.4%，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9.68%，资本利润率从16.1%下降至3.2%，1993年仍维持在3.2%水平上(16)。所以，从长期看，低技术水平必然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总量和结构两条途径实现的。
从总量看，在低技术水平下，生产越发展，投入资源和物耗就越多。但我国可使用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与世界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存量基础十分脆弱，表现为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除钨（225%）、稀土（338%）和钛（100%）外，其它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同时，根据测算，如我国国民收入以7.5%的速度增长，在其它条件不变下，到2000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资源的供求缺口程度，水15.6%，能源（标准煤）33.5%，铁矿55%，森林蓄积量40%，钢26.3%(18)。在这样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不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经济增长将受到可用资源的总量制约。
不仅如此，在这种低技术水平下，经济总量扩张必然伴随着低效高耗，常常是在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指导思想下，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国民经济难以支撑，各种经济关系日趋紧张，最后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增长速度骤然下降，待各种经济关系基本缓和后又进入下一个循环。所以在低技术水平下，必然出现经济的反复振荡，致使经济资源过度利用或不充分利用，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增长的根基。
从结构上看，我国经济表现为典型的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相应地技术结构也表现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局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二元结构如不进行改造必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改造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转移的前提是农业自身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既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下，其劳动边际生产率不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如向外转移将直接减少农业产出，造成农产品短缺。这种导致农业发展萎缩的劳动力转移是难以实现的。由此推论，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要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率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增长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人口增长率一定下又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业发展滞后问题十分突出，表现为主要农副产品供给和快速增长的需求形成了较大反差。以粮食为例，1990年以来，粮食生产一直处于低速增长，年递增率只有0.4%。与此同时，粮食消费却以较快速度增加(19)。如考虑到今后耕地减少、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三个不可逆转的因素，我国粮食生产形势更为严峻，供求矛盾更为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农业比较效益低和政策落实没有很好解决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业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不足使农业科技发展滞后，突出表现为突破性重大成果少、科技储备少和技术推广体系不稳定等，致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技术进步缓慢和农业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所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从长期看最终要依靠科技进步。而目前的低技术水平也就成为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影响其它产业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
就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来说，根据我国学者对我国1953—1989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资本产出弹性为0.582，高于美国（0.342）、日本（0.232）和英国（0.32），劳动产出弹性为0.418(20)，低于前者，这表明了我国工业内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现实。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二元结构改造的难度。同时，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超前发展重工业，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我服务”的“畸重型”工业结构，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引起技术结构失调，这使得技术结构的关联效应、成长效应和聚合效应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增长效应，一方面，工业自我发展能力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也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
从工业化过程看，我国工业发展是通过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依靠高积累得以扩展的。其结果，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业的萎缩发展，一方面减少了对工业的积累，另一方面农民收入降低减少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这又反过来制约工业发展，限制了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致使剩余劳动力的强制滞留或转移后的回流。
这种工业化道路已经使我国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工农业之间不是互补共进，而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由此导致的经济振荡不可避免，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平面扩张，其振幅和振频也不断加剧。低技术水平下经济增长的结构约束显而易见。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低技术水平通过总量和由此引起的非均衡结构途径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真正桎梏。解决的关键，根据大道定理，就是要提高我国技术水平。于是从技术角度寻求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技术路径自然成为下文讨论的问题。
四、技术路径分析：技术结构的选择
实践证明，只有采取能提高农业和非农业相关效果的发展战略使它们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才能完成二元结构的改造，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产业结构协调机制。所以，寻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技术路径，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建立起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非农产业要改变那种依赖于积累的外延型扩展，实行技术创新带动的内涵型发展，同时发展农业在相当积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能力，即以技术创新为契机，将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关系引入良性循环轨道。具体地说，当非农产业进入创新带动的内涵型发展后，它可以在较少积累投入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从而留出相应资金投向农业部门，建立起农业实现技术进步的基础性条件，使其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农业才具有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农业剩余产品的供给迅速增加，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而工业部门在技术创新带动下迅速扩展，则增加了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的吸纳能力。这就从供求两方面同时具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因此，我国走出二元结构“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注入技术创新能力。
注入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符合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并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可以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
从静态角度看，由于技术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体技术体系中各种类型和水平的技术所占比重及其相互关系。所以静态的技术结构选择实际上就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技术进步类型选择和技术进步水平选择两方面的综合选择。这种选择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一是满足产业结构关联均衡的要求。据此，对于每一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不是越先进越好，尤其是在结构关联非均衡下，长线产品的生产技术越先进，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糟糕，所以，技术结构选择的合理标准从这一要求看，最主要的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产品之间供求关系的衔接，是否符合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状况看，农业、能源和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相对薄弱，成为结构关联中的瓶颈制约。面对这种情况，技术结构选择就是要注重发展提高资金生产率的技术，尤其是节约原材料的能源消耗的技术，发展合成新的优质材料的技术，并对这些短缺产品采用较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提高其产品产量。显然，这种选择有利于结构瓶颈的缓解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二是要与规划期实际的劳动力供给、资金和能源供给、产业结构组织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等相适应。从我国目前这些生产资源的格局看，具有资金有限、能源相对缺乏、就业压力巨大、劳动力素质不高、组织规模偏小等特点，因而技术结构选择的总体倾向性应是采用一定资金和物耗可以达到最高产量的技术方式，建立以节约资金和物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也许较为适合现阶段我国资源状况的要求。当然，在这一技术结构选择的总体倾向下，由于体制等深层次原因，在我国资源还不能在各部门间实行完全流动，部门进入要求与资源进入质量的不对称往往限制了资源流动的自由度，形成特定的资源部门分布格局，因而各部门技术选择面临的生产资源状况不尽相同。由此，技术选择不能搞“一刀切”。
三是技术结构选择还将受其原有技术基础的制约。从单一部门技术选择来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自身的技术基础制约。一般情况下，技术选择大都是原有技术的改进和完善；（2）相关部门技术基础的制约。一般说来，在技术结构关联中，某一部门技术必然与相关部门技术发生联系，这种技术联系要求其技术水平不能过分悬殊，否则将会发生技术关联的断裂。例如，上游部门的技术只是中等水平，如下游部门的技术要达到尖端水平，则上游产品性能就可能不能满足其技术要求，从而上游产品就无法被加工运用，这就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在其它情况不变下，某一部门的技术选择在考虑本部门原有技术基础的同时要与相关部门技术水平相适应。
由上可见，在既定条件下，技术结构应以适用为原则，在此前提下，追求技术类型和技术水平的最优组合。就我国目前实际看，技术结构水平不可能很高，但仍可以在原有技术结构体系内通过技术结构调整和完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我国这一方面的潜力很大，所以，从静态看，由于受很多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因素的制约，应花大力气对我国原有的技术结构进行有重点有步骤的改造，争取在不增加资源投入或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使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我们的选择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原有的技术结构内，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导致原有的技术关联和技术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资源等一系列约束条件随之改变。所以我们的技术选择应着眼于从长期的未来技术战略目标来选择未来的技术结构。进行动态技术结构选择，包含三方面内容：
一是依据今后可能改变的条件，对未来发展格局进行科学预测，包括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生产资源数量、质量及其结构性变动、技术发展速度和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变动状况等。
二是在对未来发展格局的科学预测基础上，着手转换技术发展战略。
建国以来，我们在强调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前倾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主要是按照传统发展方式建立起庞大的工业化基础的，这种战略很快因能源和物资匮乏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结果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拉大了距离。80年代，由于我们对第三产业的片面理解，将第三产业的发展目标集中在传统服务业，导致了我国信息业发展的滞后。目前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信息产业发展正方兴未艾，由此，我们不能将目标仍停留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而应抓住机遇重新确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业发展作为我国新的技术战略目标。通过信息业的前倾发展带动和促进传统产业发展，实现在工业化的同时产业结构的信息化，从而摆脱工业化外延式发展的传统模式。
三是以新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对现有约束条件进行改造，包括技术基础改造、提高劳动者素质、调整企业规模结构，使其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制开发。这种改造由于是从未来发展格局出发进行的，因而与静态技术结构选择进行的改造相比更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
根据技术结构选择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均衡增长的技术路径可概括为：短期内重调整、中期内促提高、长期内求发展。
其一，短期内注重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
1.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就必须增加农业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以增强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含量，技术选择上应优先采用实用的增产增收技术。
2.扩大对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消除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技术选择上应采用能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的资源节约型和资金密集型技术。
3.对于其它非基础性产业发展应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进行调整。其技术选择应建立以节约资金和物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更适合我国国情。
其二，中期内根据信息业发展战略的要求，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先导，以传统技术工业发展为骨干，以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基础，逐步实现中国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就要求明确科技发展方向、主攻目标和重点领域。
在高科技产业中应将下列领域作为发展重点，包括信息、空间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和生物工程等六大高科技群。利用信息业发展引起的国际产业分布调整机会引进高效的成熟技术发展传统产业，并利用高科技对部分传统工业实行改造。在农村经济（中小企业）中，其技术进步主要采用先进的适用技术。
其三，长期内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经过对传统工业的彻底改造，实现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其技术选择应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最终建立起科技—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李京文、郑有敬：《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第2—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其证明见司春林：《经济控制论》，第202—204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③]世界银行：《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五），第540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
[④]余天心、王石生：《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载《经济日报》1996年1月8日第7版。
[⑤][⑥][⑧][⑨](11)(13)史清琪：《“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及其实现途径》，《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5年第5期。
[⑦]《中国统计年鉴（1994）》，附录4—45表，第792页。
[⑩](12)同[⑦]，表18—47，第602页。
(14)厉以宁、秦宛顺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10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版。
(15)同[⑦]，表2—2，第20页。
(16)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第4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17)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第28页，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18)同(16)，第39页，表2—2。
(19)刘江：《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载《时事报告》1995年第4期，第5页。关于农业问题还可参见姜春云的讲话，详见《时事报告》1995年第9期。
(20)同(14)，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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