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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老头罗素说过“人在世上只干两件事，移动自己或者移动物体的位置”。
移动也好迁徙也好，人类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同样的事，关键是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有目的的会实现宏伟目标，比如经济会更加发达，人们会生活得更好。
向城市进军，去城里生活，把企业迁移到最适合的城市，就相当于为种于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我们已经不再是也不想再当“农业大国”了，至少我们除了农业，别的器官也开始发达起来，我们有这个能量和智慧。也许世界上还存在着比“城市化经济”更高明经济路线，但是眼下这个最实用，就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
无论如何，先把城市建好再说。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伟人曾经这样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只是这问题的内涵和当年已经完全不同。当年的农民问题是在于如何能够让农民安心地在土地上生产出足够养活全国人民的粮食。而现在，农民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在中国城市化经济日益浮现的今天找到自己最合适最合理的位置，8亿农民中有2亿找对了位置，就等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准了方向与节奏。这样说来，农民问题也就成了是城市问题或者说是城里人的问题，因为快速崛起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将会带领我们朝同一个方向奔跑，那就是城市，黄金城市。
城市里面有什么？
去城里吧
你听说过一个在城里面“混”得很不错的农村青年突然回到他（她）熟悉的黄土地去终老故里的故事吗？如果你说听说过，那也许有两种存在的可能，第一，你是在电视里看到的，而且不是纪录片是电视剧集。第二，那个青年是回老家成亲，不久之后他所在的城市又增加了一至两名城市居民。不管他们有没有这个城市合理的居住权力，不管现实和他们期待的有多么不同，他们照样可以很快地融入到城市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当中去。
城市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他们这样不顾一切或者说“心向往之”？如果你去问一个自小在城市生活的人，恐怕要将他丢弃在中国的某个乡村里面一段时间，才能让他不加思索地告诉你准确的答案，而一个渴望进入城市的人回答则会是：因为那是城市。就象登山者常说的“因为山在那儿”一样。
香港大学的薛凤旋教授语出惊人，却又不无道理：“中国虽然号称有8亿农民，但那只是理论和概念化的数字，真正务农为生的人在中国只有1亿左右。”中国是不是真的就只有1亿人在种田尚无确切说法，但那些不事耕种的农村老人和小孩显然不是薛教授所指的农民，至于进城“卖水果”或者打工的人也只不过是“户口本意义”上的农民。所以中国的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好过多开垦无数的梯田。
不再孤单的城市
在20年前，中国的城市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孤单，广州只是广州，上海也只是上海，广州和东莞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车程距离所表述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上海与苏州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在联系。上海和广州虽然是大城市，但“其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大那么的繁荣，那么的让周围的兄弟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们感到亲密无间，那时候即使是近在咫尺，周围的人们也会将去上海或者广州看作是“出远门，去省城”。
20年过去了，从广州到深圳、东莞、佛山、顺德之间的往返不但更加快捷了，而且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就象肢体和躯干一样重要，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通过工业、信息产业、服务业、贸易等各个行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形的是经济分工的纽带，看得见的则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我们将目光移向长江三角洲，无论从地图上一眼望去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快速地穿行时的切身感受，上海与她周围的苏州、昆山、南京、常州等城市都更象是分布在一个巨大城市的不同的区域里，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群落中，每个企业都有机会借助这个整体区域经济在中国的影响力来使自己迅速脱颖而出。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形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20年来的变化就是：城市人口增多了，经济繁荣了，城市规模扩大了，城市文明程度提高了，不同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出现“一体化”趋势。这“一体化”就是指这些彼此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著名学者，也是城市化理论的推崇者周牧之先生一言概之：“中国的大城市就是一个城市群，城市群经济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挪活，财富也是
我知道会有极个别特立独行的人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闹和紧张的生存节奏，去到一个安静的小镇上生活以灵找心目中的“桃花源”。但这首先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人已经在那个他曾经居住的喧闹的城市赚到了足够的生活费用，否则他的下半生有可能会在那个不知名的小城镇彻底“栽了”，流落街头倒不一定，但至少小城市很难提供那么多的生存方式供他选择。周牧之先生的城市化理论又发话了：“小城市往往存在着功能过于单一，经济单一的局面，在城市发展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下，也许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人等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城镇定居，但是更多的是小城市的人们和农村里的人们一样，不约而同地向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飞奔而来。城市因为外来居民的增加开始不断变化，农民进城可以使城市的基础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边缘工作位置得到补充，新的人才的加盟会使城市的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得到加强。但这时候，人与城市双向互动的经济作用就开始显现了，城市必须提供更多的功能类别和经济规模来支撑城市自身良性的发展，好在这时候，这个城市以外的企业也象人一样在向城市奔跑。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是在发展壮大之后，转移到小城市去寻找安乐园的，从来都是从较小的偏离的城市向城市群体移动。一个成功的企业是具有人性化色彩的，但是她又不象人那样作出逆向的选择，永远都是以生存发展为第一选择的企业总是本能地向大城市群迁移以寻找最强大的发展动力。
作为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单调孤独的小城镇过一生，但你能想象他一旦离开了这个结构简单的社会群体独立生存会是什么样子吗？在现代化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没有特殊资源的企业离开了大的城市群体，就如同人离开了社会群体独立生存一样不可想象。曾经昌盛一时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凋落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不但如此，即使身处大的城市群体一隅的企业也只有不断地游离寻觅新的属于自己的位置，才能在城市化不断演变的今天长久地存活。企业为什么会象人一样就认定大城市是其最终的根据地，难道留在其最初的发源地就真的会阻碍自身的发展吗？
“他们”的迁徙之旅
长虹忧郁
著名经济评论家王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赞美四川长虹公司的董事长倪润峰，他说：“能将远在四川绵阳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的军工企业发展成为中国彩电业的老大，毫无疑问倪润峰绝对是位人物。”话可以正着说但也可以反着听，假如这不起眼的军工厂不是在那西南一角的绵阳而是在上海或者广州、北京等中心城市呢？人物依然是“人物”，但肯定是要打不少折扣了。王安先生认定在偏远的四川绵阳将“国营长虹机器厂”发扬光大是件不容易的事。一，绵阳其时是个中小城市且地处中国西南角（现在的棉阳因为长虹的崛起规模已经扩大许多）二；绵阳和四川的省会成都以及重庆等大城市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资源联系，绵阳没有沾到城市经济圈的光，绵阳是一座“孤城”。
长虹在四川绵阳也不是没有沾到地域优势的好处，因为四川省一直是我国军工电子企业重点的分布地区，有着建国以来不断积累的技术优势，曾经是我国电子工业对抗“洋枪”的重点“土炮”。但是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的电子产业积聚在沿海地区，尽管长虹号称大部分彩电配件都可以自己供给，但是每天仍然有长长的车队从外地不远千里穿越颠簸的蜀道进入长虹的厂区大门。长虹建了许多零部件生产厂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而身处西南一隅的地理位置的限制，也是其降低成本的不得已的措施，否则外来供货商的卡车不但会阻塞绵阳市的交通，并且运输价格肯定也会相对贵一些。
倪润峰是个人物，他不会不明白长虹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长虹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不会没有将长虹迁移到中国版图上一个更好的“地段”的想法。无论是战略地位还是成本优势，另外一个更加适合长虹发展的根据地在倪润峰的蓝图中肯定会占有重要的位置。倪润峰是个人物，但人物同样有人物的烦恼，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能手眼通天，对于自己领导的企业完全都能自己说了算。人既然是社会属性的动物，人的所作所为就得以社会经济利益为载体。
倪润峰是个人物，可也不能丢下绵阳市的众乡亲父老不管，光顾着他领导的“国营长虹机器厂”，什么是国营？你得为国家着想啊。长虹集团占了绵阳经济比重的很大部分，甭说迁往沿海地区了，就是走出绵阳也很成问题。
以长虹在中国的影响力，换了另外一个“出生地”肯定还会有另外一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曾经有多位上海同行向我明确表示，买彩电不会买长虹的，“因为四川的长虹样子太土，象是专门给农民造的”。为了和农民兄弟的消费品位加以着重区分而拒绝接受长虹电视，似乎有些过于刻意。长虹虽然在农村市场的占有率名列第一，可长虹在全国彩电市场也是老大。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上海人习惯把全国人民当乡下人”的问题，有一点可以不需质疑的是长虹的品质和设计以及其他方面的性能绝对要比上海本地产的“金星”要强得多，否则这个远在西南的长虹就不可能在金星电视在中国市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步步为营地占领半壁江山。但是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哪个企业又可以等闲视之呢？如果长虹集团象哲学家说的那样“人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但是可以选择自由移动自己的物理空间……”，动一动海阔天空，绝非妄语。
春兰试水？
20多年前一场改革开放的春雨过后，中国许多优秀的企业象一粒种子一样在它最适合的土壤里茁壮成长起来。纵观这些企业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祥地往往不是在中国知名的省会或者直辖市，而往往是在相对偏远的二、三级城市。比如长虹、春兰、希望、乐百氏、TCL等，海尔还算幸福，“出生”在青岛这样的海滨名城免去了搬迁的烦恼。相反那些熊猫、牡丹、上广电却在历史的潮流冲刷下暗淡了下来。而中国的高速成长的企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布格局，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大城市来说级别小的城市在改革初期把握政策方面相对地灵活，不会因为一举一动影响太大而遭遇重重阻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城市之间的结构还处于本文一开始所说的“孤单的大城市”状态。城市群经济和大城市的多重经济功能没有得到释放，那些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对于发展初期的中国企业来说只是一个“设办事处级别的问题”而已。
烦恼的企业是相同的，幸福的企业却各有各的滋润。长虹可以凭借彩电占领全国市场而做大企业，可春兰却能够遍地开花四处出击而步步高升。春兰的领袖陶建幸也同样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也同样将春兰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泰州农机厂”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名牌企业，而那个孕育了春兰奇迹的泰州也同样是如此的不招引眼球。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知道“春兰”的比比皆是，知道泰州的寥寥无几，如果将春兰比喻成一只雄狮，人们只看到了他的脸却不知道他的脚落在何处。
在中国江苏省中部有一个叫做“泰州”的小城，这小城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小城差不多，并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出现端倪，泰州这座很小的城镇也出现了许多规模不大的亏损企业，包括1985年的春兰。但是，几乎让当时所有的泰州人出乎意料的是，10年后的泰州的荣耀却又几乎来自于这个当年亏损经营的“泰州农机厂”。2000年的春兰已经是一个产值过百亿的中国最成功的多元化企业了。
第一次进入泰州境内和想象中的没有什么不同，出租车师傅可以向你娓娓道来春兰的一些事情，如数家珍的感觉。比如春兰新盖的大楼在哪儿，春兰的多元化业务都有些什么，哪个国家领导人什么时候视察过春兰……如果不是为了保证采访的“权威性”，我相信这位司机大哥可以提供给我另外一种视野，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最合乎我们胃口的那种。长江沿岸小城的幽静陪伴着迅速冒出甚至有些不协调的霓虹灯……当记者问到要去的春兰公司接待处所在的国泰宾馆时，司机说：“那在泰州不是最高档的”。
和青岛海尔不同的是，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通常是“江苏春兰”而不是“泰州春兰”，而且泰州人出门在外介绍自己的城市时总是及时地址上春兰方可以让对方及时明白。很显然，泰州与春兰之间越来越不“般配”，春兰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寻找更大的根据地的时候。2000年4月，春兰上海运营总部正式宣告成立。为了解春兰此举的原因，本刊对春兰集团进行了采访。
新经济（以下简称新）：春兰从泰州迅速崛起，成为江苏最大的家电企业，泰州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否为春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独有的优势？
春兰新闻中心负责人张家淦（以下简称张）：春兰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泰州本身的工业基础还可以，但是是春兰发展后才将泰州的工业经济带动起来的。你出去说“泰州”可能没有人知道，但说“春兰”大家都清楚。
新：春兰对在外地生产设厂有什么地域方面的考虑？春兰的原材料供应主要来自于春兰还是外部，如何分配的？
张：我们在苏州有厂，主要考虑苏州离我们比较近，并且原有的基础也很好。春兰的原材料供应内部外部都有，但主要依靠外部厂商供应。
新：是先考虑市场因素还是地域的便利？
张：首先是市场，追求利润是首要的，其次才会是地域的远近问题。
新：春兰的供货厂商和春兰之间有没有从属纽带关系？他们主要的分布是怎样的？
张：春兰的供货商以及配套厂和春兰之间完全是商业关系，没有控股、从属关系，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这样一来运输成本、供货速度等都具有相对的优势。
新：春兰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了，身处泰州一方是否会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张：不会，现在高速公路非常发达，从泰州到南京、到上海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很方便。
新：春兰在信息的获取以及人才方面是否会因为地处泰州而感到一定的困难？
张：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春兰研究院，想要什么样的人才都可以找得到，至于说信息嘛，现在因特网这么发达……
许多人都认为春兰既然能够在泰州由一个小农机厂做到现在的规模，那么其实春兰完全可以继续在泰州生存发展，毕竟这边上上下下都熟……而实际上在春兰兴起的10年中正好是长江三角洲由地理位置的纽带真正向经济纽带过渡的10年，上海与其周边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之间的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也随着现代化高速公路的开通而变得更加紧密。春兰的发展壮大已经在无意中“利用”了这样一个城市化经济的趋势。
新：您可以告诉我春兰总部在上海成立的最直接的理由吗？
张：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的综合资源优势很明显，且拥有信息方面的优势以及重要的国际地位。
新：您一开始不是强调春兰身处泰州并存在信息沟通方面的问题？
张：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新：在市场方面，上海的作用明显吗？
张：首先我们在上海本身的业务已经做得很大，但是选择上海更重要的是看中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对海外市场的扩张能力。
新：尽管春兰在上海的运营总部已经成立一年多了，可为什么春兰的高层领导还没有一个去上海的总部办公？
张：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春兰的生产和销售都在泰州，企业运营并没有受到影响。
新：那上海方面在起一个什么作用？
张：有了上海总部，外面的客户不论是国际的国内的来洽谈业务，在上海在泰州都可以，不用象以前那样非要接到泰州来不可，这样会比较方便。
新：也就是说上海总部还没有一个实质的运作价值可以体现？
张：上海总部代表了春兰在国际国内的一个形象，一个通向国际化的窗口。
新：春兰的上海总部目前是一个“窗口形象”？
张：是的，许多国际客人来春兰都可以直接在上海停留了。
新：春兰是否有一天会将总部的运营业务真的迁往上海？
张：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能否真的做到那一步，就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一逐渐迁移的过程，我们还在观察。
新：最后春兰的迁移在上海与泰州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状态？
张：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看逐步迁移的效果来作出最后的决定。
新：目前，上海政府方面的态度如何？
张：上海方面很积极，做得比较周到。
新：您能预测到春兰迁往上海之后会有什么负面的作用吗？
张：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弊双方面的因素，迁到上海可能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竞争对企业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目前来说，上海总部的运作还算不错，同期成立的春兰投资公司也非常好。
当天中午，碰巧遇到上海电视台的同行来春兰拍片子，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上海市政府将南京西路一栋百年历史的欧式大厦划给了春兰，以表示期待春兰真正落户的诚意。但春兰方面还只是在表面上“试探”，上海市政府也挺着急的……纳税啊什么的，肯定不少啊。春兰的多元化业务里有一个电脑制造业，也许春兰可以在泰州将空调、摩托车做得很好，但是肯定不能将电脑也做成那样，上海未必一定是造电脑的最佳城市，但绝对是有利于春兰把IT业也做起来的城市。
企业迁移不比百姓搬家，普通人搬家都要兴师动众，一个上百亿元的企业移动毫无疑问是慎重而又慎重的。
2000年4月12日下午，上海南京西路722号，一座充满欧洲古典味道的大厦——春兰总部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剪彩中宣告成立了。春兰总裁陶建幸发言：上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现代资本的发祥地，作为国际著名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有得天独厚的资金、科技、人才、信息、交通和文化优势。春兰的决策中心、投资中心和信息中心移师上海，是根据“春兰的生存空间在于整个世界”的经营理念和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实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作出的重大举措。
2000年9月26日晚，一辆辆豪华轿车驶入南京西路722号春兰上海总部，车上走下的是时代华纳公司主席兼CEO李文、美国波音公司CEO康迪、希尔顿公司CEO薄伦柏、美国CNN公司主席兼CEO唐强生以及财富集团总裁等30多位跨国公司首脑，春兰总裁陶建幸在门口迎候客人。自此，春兰上海总部第一次正式派上重要用场。
迁移充满着诱惑和迷惘，习惯了泰州“独大”的春兰能适应上海的国际化吗？向前一步是发展和未知的征途，向后一步是原地老去。春兰还没有真正走出迁徙的不归路，看看那灯火辉煌的南京西路，庞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春兰能够在上海实现最初的愿望吗？城市化经济有自己的规则，而且还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来具体是什么。
民营企业，奔跑
深圳证券交易所，代码为0787的创智科技公司用一年时间借壳上市，从“五一文”到“创智”，成功地完成了资本运作。在2000年2月29日的股东大会上，创智突然通过了“将公司注册地迁往深圳”的决议。事后，公司高层人士称此举系“资本的合理流动”，并说明上市公司应该没有区域界限。当问到创智是否有将总部迁来深圳的意图时，公司总裁姚子庆笑答“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作为一个IT企业，对深圳这样的IT资源国内领先的城市来说，几乎可以用响应“呼唤”来形容其对这个城市的心仪程度。当创智科技对外界含蓄地表达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候，著名的民营企业四川希望饲料公司和广东中山乐百氏早就把企业最为重要的运营部门迁都上海和广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征程。
遥望城市，看到“希望”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翘楚，四川希望公司和广东中山乐百氏也许在“级别”上还没有长虹、春兰那么重，但是他们是中国企业最具有活力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有希望的一部分。中国大民营企业在发展速度和自我表现把握市场能力方面有着同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一面，中山乐百氏将总部迁到广州和希望集团由最初的四川成都郊区的新津县一步一步迁到上海浦东的总部，每一次迁移都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飞跃相吻合。
从1982年的1000元创业到2000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希望集团老总刘永行说：最初他并不喜欢上海，不过那是在1996年以前的上海。不喜欢上海不是因为上海的饲料业竞争激烈，而是上海人的过于精明或者说计较。但现在从四川成都到上海的感觉是视野变得开阔了，因为希望在上海“应该还算是小公司”，这样就会提高自己的参照系，不会迷失方向。而在四川成都时经常面对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以及国内外客户不愿意远行四川等等问题也随着上海“定都”迎刃而解。从前希望集团所遇到的问题比如“上海客户因为是四川的公司而有不信任感”都已经不存在了，就象浙江慈溪市中轻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吴国迪对上海和家乡的区别是用资金来衡量的：“要办世界级的企业，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中国银行宁波分行，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就要申报总行，而上海分行的额度却是3000万美元”。希望集团决定“定都”上海而不是饲料业发达的广东，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上海的民营企业不够发达，且上海的市场机会相对更多一些。而事实上希望集团的进驻对上海当地的中小民营企业“很刺激”，因为成了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同时也起了表率作用。在此之前，上海的民营企业规模大多偏小，没有广东那么发达，这样一来，希望在政府、市场、形象、战略几个方面做到多赢的格局。
城市之间是一把梯子
作为一个以国内市场为主的饮料企业，中山乐百氏选择广州的理由似乎更加理所当然。和希望集团有所不同的是乐百氏公司本身就处在珠江三角洲的大城市群区域，信息、交通方面都十分便利。企业迁移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人才，经营等方面考虑，因为广州和中山所具有的城市功能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企业领袖的何伯权看到，因为乐百氏在中山的支柱企业地位，使企业不断地滋生自满情绪。从政府部门到普通业务单位都对乐百氏大开绿灯，“办起事特别的方便”使乐百氏习惯了顺境中工作的感觉，“老大”心态日益高涨并且在逐渐吞噬员工的危机感和进取心。
当乐百氏来到广州，和众多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企业同台较量的时候，何伯权对乐百氏原有的顾虑得到了解决。不光如此，关于高级人才的吸引难度问题、信息沟通问题等同时迎刃而解。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联系日益紧密，乐百氏的运营与生产基地的分配格局使自己的竞争力更上了一个台阶。有作为才会有地位，乐百氏随着总部的迁移，将自己的作为和地位从中山提升至广州。而广州作为华南乃至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随着许多像乐百氏这样不断快速成长的企业加盟，她的商业中心的功能也会使她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拉的更大……周牧之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关于城市化经济理论依据就是：产业革命的后发国家要想迅速完成先发国家在几百年里完成的工业积累，必须走大城市经济圈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个速度。
现实经常总是比思想“跑”得更快，当我们幡然醒悟准备向“城市经济”奋起直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够仅仅因为思想的滞后与不统一就任凭现实中的“城市列车”信马由缰，跑错了方向。我们坚信，只要思想速度有一次超越现实的机会，我们就有理由有机会夺取比赛中的关键一分。这次，刚刚“在路上”，我们将视野放在前方，那就是奔跑中的“城市化经济”。谁在奔跑？我们、还有城市，它朝着我们，我们朝着它，这次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