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工论文,集体论文,单位论文,环境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158-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都强调相对独立的社会中间组织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忽视了特定空间环境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很少有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间组织；另一方面，改革前计划体制安排了一种集生产与消费功能合二为一的“单位空间”，这种“单位空间”的典型标志就是单位的大门与围墙组合而成的“大院”，其中包括以车间为主体的生产空间、以福利房为主体的消费空间、以坐有纪念牌或国旗杆的中心广场为主体的集会空间、以及其它公共休闲空间等。因此，讨论围绕人的居住场所和活动形态而产生的空间环境与集体维权行动之间的关系，对解释中国社会底层维权行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却鲜有深入的实证分析。
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变革和急剧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成为这次变革与转型的重中之重，在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为主要手段的国企改制过程中，不仅让大量产业工人下岗或失业，而且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剥夺感明显增强。因此，国企职工的集体维权行动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维权现象多是以“单位空间”为依托动员起来的。正如赵鼎新先生所言，在那些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格限制的威权国家中，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以及以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集体行动发起者唯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①。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的基本问题是：计划体制安排下的单位空间环境如何影响了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员过程？具体来说，第一，单位空间环境如何建构了职工的利益认同？第二，单位空间环境如何有利于职工维权行动的资源动员？第三，单位空间环境对职工维权行动产生了哪些选择性激励？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遵循从个案上升到理论的分析逻辑。2008年1至8月，笔者对研究个案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访谈了16位当事人，查阅了相关档案文件，2009年7月又进行了回访。本文的分析材料皆来源于这些调查。
二、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维权事件
（一）个案单位空间环境概况
H厂是1958年国家根据国防发展战略而建设起来的大型军工企业，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上，由于职业的保密性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该厂职工很少有往外人事调动，使H厂成为一个与外界半隔绝状态的“孤岛”。其辖区面积1200平方公里，西距M镇20多公里，东距D市90公里，周围没有村庄和人烟。H厂由福利区与生产区两部分组成，福利区与生产区相距20公里，职工上下班有通勤车接送。福利区有6平方公里，四周用坚固的墙体围住，进出大门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大院”内居住着2万多名职工及其家属，并延续了计划体制下“单位办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有学校、医院、银行、电影院、商场、汽车站、运动场、饭馆等健全的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使得H厂成为一个具备了集工作、居住、购物、上学、娱乐等多种功能的“单位社会”，还设有行政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土地局、规划局、民政局、工商局等管理部门。
H厂职工们的日常活动被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里，职工的社会关系也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环境内。H厂的职工除了通过电视、报纸和信件等媒介来和外界保持联系外，过着类似陶渊明笔下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因为大家在空间和职业上都很少流动，子承父业现象比较普遍。在全国高校扩招以前，由于基础教育水平不高，本厂子弟能考入大学走出这个“大院”的寥寥无几，企业中专是专门为本厂子弟所设立的一个技能培训学校，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厂内工作。于是，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大部分仍留在了H厂工作，另外，由于H厂地理位置的偏远性特征，职工的婚配对象一般多为本厂职工，导致H厂出现了一种“亲戚套亲戚”的现象。正是这种空间与职业上的稳定性，以及近距离的亲戚关系，形成了一个几代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的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由于H厂职工的维权行动都发生在福利区，因此本文只介绍与职工维权行动相关的三种空间，依次是住宅空间、休闲空间与集会空间。
1.住宅空间。在改革前，单位不仅承担生产职能，同时也承担职工的住房分配等福利职能，单位按照便利生产原则，在“大院内部”或就近地区见缝插针建设“家属院”式的住宅小区，并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职工并不具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单位内部的职工共同居住在一起，由此形成了特定的住宅空间结构。H厂当时也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安排职工住房的。H厂的住宅空间并非集中于一个福利区的独立区域，而是遍及于整个福利区的近百栋住宅楼，由一条从中间横穿福利区的主马路和三条支马路将居住区分为九大块，几“块”之间并无围墙分隔，楼高多以六层为主，少数只有四层高。上文提到的生活设施与公共服务机构均散布于这些住宅楼之间，2万多职工与家属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住宅空间中。总体看来，H厂的住宅密集、排列有序、但空间狭小，便于职工业余时间的互动与往来。
2.休闲空间。休闲空间是指一个可以让全体居民用来休闲和娱乐的公共场所。张鸿雁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休闲空间具有社会全员的意义，休闲空间是指社会全员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利用和享受的空间②。H厂的两个主要休闲空间是“职工活动中心”和“楼口聊天圈”。第一，职工活动中心”。“职工活动中心”是H厂一个正式休闲场所，位于福利区“中心广场”两侧，地处福利区中心位置，是由两个职工活动园与舞厅组成的集娱乐、休闲、会友、交流信息于一体的公共娱乐场所。其中两个活动园主要作为H厂职工们进行棋牌等娱乐活动的场地，每个园内有一个很大的花坛，分别设有十几副石桌椅。活动园是H厂退休职工最青睐场所，经常会有很多喜好下棋和打牌的退休工人聚集在这里娱乐。同时，退休职工可以将自己的孙子或孙女带进花坛和其他小孩子玩，一举两得。职工活动园旁边有一个舞厅，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中青年职工在这里跳舞，到了周末，舞厅常常会爆满。故此，“职工活动中心”成为职工消遣和娱乐的唯一去处，是H厂“人气”最旺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职工们在一个封闭空间环境背景下的无奈选择。第二，“楼口聊天圈”。“楼口聊天圈”是一个处于住宅楼前的非正式休闲场所。由于H厂本身呈“孤岛”状态，邻近没有专门的娱乐休闲之处，厂内的娱乐设施也非常匮乏，于是，在福利区每个单元楼前的空地上，一些退休职工吃完饭或忙完家务后，搬上小凳坐在楼前聊天说家常，交流各种信息。尽管每个聊天圈都是以每栋楼的居民为基础，但聊天圈并非是有边界的。由此，“楼口聊天圈”成为职工交流情感、休闲散心的好场所，并形成了一个邻里网络。建筑距离是影响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适宜交往的建筑距离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产生关键作用，一般来说，人们居住越紧凑，他们之间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③。福利区这种紧凑的建筑格局使职工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互动的机会。
3.集会空间。地处H厂福利区的中心地带、位于“职工活动中心”中间的中心广场，是H厂职工正式集会或开大会的公开场所，当然，平时也兼有休闲功能。广场大约有500平方米，中间坐落有人民英雄纪念墙。人民英雄纪念墙是为了纪念当初建厂时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的开拓者们而竖立的，象征着H厂开拓者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承载着携手苦干的集体记忆，也是H厂开拓者们丰功伟绩的标志，这使“中心广场”被赋予了强烈的符号教育意义。
（二）维权事件回放
2002年3月至2003年上半年，H厂的退休职工因工资、医疗、住房福利等一系列问题发起了几次集体维权行动事件，事件从最初的派职工代表与本厂领导谈判的温和方式升级到后来的集体静坐、集体卧轨的激烈行为。在一年多时间内发生的几次集体维权行动均在H厂这个“单位空间”大院内发生。
1.维权行动的缘起。H厂退休老职工都曾是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国防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这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建起了H厂。经过许多年的艰苦创业，H厂发展成为国家国防建设的重要基地，该厂职工也因此享受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随着198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国家要求H厂“保军用转民用”，职工们的经济收入减少、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不仅与东部地区同一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与同一地区的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使得这些曾为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拥有很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老职工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强烈剥夺感。许多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低到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于是，在退休工人群体内弥漫着“有钱吃饭没钱看病，有钱看病没钱吃饭”的强烈不满和怨言。
2.维权行动的过程。2002年的3月初，退休工人L的老伴（家属、没有工资收入）住院， L的医疗补助一月才十几块钱。这对老伴治病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于是，L和几个与他有着类似境况的退休工人一同去找厂领导，希望能帮助解决一些药费。让L失望的是，相关负责人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办法。满怀失望和愤怒的L等人认为，“我们曾为国家做过贡献，共产党不能不管我们”。于是，L等人去退休职工们平时活动最密集的“职工活动中心”与“楼口聊天圈”等公共场所进行“诉苦”。本来退休职工中就普遍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怨恨感，但一直以来并没有找到制度化的发泄渠道而不断积累和发酵，L等人饱含着痛苦和无助的诉说，无疑获得了其他老退休工人的同情。在L的动员下，退休工人们自发组织在一起，一个维权领导小组很快成立了。领导小组中有三位核心人物，除了L外，还有Z和W。Z曾是H厂的一名电工，不怕事，胆子大，用老工人的话来说“是个敢和领导叫板的汉子”。W曾在H厂从事文书工作，是这群老工人中为数不多“文人”之一，对各种政策法规比较熟悉，扮演着“军师”和“总策划者”的角色。2002年6月，W等几个代表去找C厂长，希望就退休工人们的工资和福利等问题进行商榷。可在C厂长的各种推脱下，L等被拒之门外。W等人认为，“这事还是得硬着来”，于是，在L等人的进一步动员下，在“职工活动中心”和“中心广场”聚集了200多退休职工，然后前往H厂办公楼去找C厂长“讨个说法”。途中在经过住宅区时，有人直接将自己的朋友或熟人拉入维权队伍中，很快扩充到了近500人左右。这次，厂领导立刻接待了老工人代表，但双方就退休工人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退休老工人便在办公楼前静坐，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时间，但仍然没有受到厂领导的重视。L等人认为，“这事还闹得不够大，事闹得越大，领导们就会越害怕”。于是，一场更有影响的集体维权产生了。2003年初，L等人在“中心广场”动员了近1000人，声称要去火车站集体卧轨。这下震动了厂领导，他们迅速组织相关负责人以及这些老职工的子女去劝解。最后，在子女苦口劝解下，以及厂领导答应“解决老工人问题”的承诺下，这些退休工人逐渐散去。
3.维权行动的结果。后来，这次维权行动事件引起有关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下半年，上级部门出台了X号文件④，从根本上提高了H厂退休职工的工资、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福利待遇，深受老职工的欢迎。
三、单位空间环境对职工维权行动的影响
（一）单位空间环境对职工利益认同的建构
利益认同是指拥有相似集体认同感的人群，对自己和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产生的一致认知⑤。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内的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单位息息相关，在工人无法从单位外的渠道获取资源情况下，工人对自身所处的单位存在着高度的认同⑥。H厂为职工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三代人五十年生活在这个封闭的空间，职工将自己称为“H国人”，大家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耳熟能详，醇化出难以言表的深厚情感，从而产生了“家厂同构”的集体认同感。同时，老工人还积累了从建厂时大家携手渡过最困难时期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变成了“H厂就是我们的家”的集体认知，并从中衍生出“大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的利益认同。这种利益认同的衍生，与H厂沿袭计划体制下以单位为基础的空间集聚模式、尤其是H厂与外界隔绝的独特空间坐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由于长期缺乏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与交流，如此独特的空间环境又进一步强化了职工的利益认同，形成了“我们大家是利益受损群体”的共享定义，这种利益认同是老退休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使群体中的个体将自身与群体视为一体，从而模糊了个人利益和群集体利益的界限，愿意为群体利益而积极参与维权行动。
（二）单位空间环境对集体维权行动的资源动员
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大量的、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运动将越来越依赖于外来资源而得以存在，而时间和钱财资源是最重要的两个资源，它们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的规模和成败的关键⑦。H厂的空间环境有助于职工维权行动的资源动员，节省了时间、经济和信息成本。
首先，有助于节省时间与经济成本。H厂是按照计划体制下的单位聚居模式来安排职工住宅空间的，同时又地处于一个四周空旷、远离人烟的生态空间，2万多职工与家属长期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空间中，人口密度大，互动频繁。同时，“职工活动中心”与“中心广场”又地处这个单位空间的中心位置，这里是职工最容易聚集的地方，这种空间结构无疑能够减少职工集体维权的时间和金钱，并能增强动员力度和效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美国的一些南方城市之所以容易发生大规模暴动，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城市的黑人街区人口密度大，因此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居民们就能够迅速聚集起来⑧。因此，H厂的独特空间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动员资源，不但节约了集体维权行动的时间和钱财，而且减少了宣传成本。
其次，有助于集体维权行动的信息传递。休闲空间（职工活动中心”和“楼口聊天圈”）与集会空间（中心广场）是H厂职工活动最频繁、承载活动人口最多的两个空间，也是职工传播信息和交流情感的公共空间。一旦出现涉及到大家共同利益的重大事件，通过公共空间的互动信息就会迅速传递。上文说过，L等人来到这两个公共场所向众人“诉苦”，立竿见影获得大家的同情与支持，一次次的集体维权行动才得以可能。这是因为，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大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有着共同关心的事情，有着共同分享的话题，尤其对关系大家共同利益的信息，更容易产生共鸣，信息的各个支流在“休闲空间”与集会空间很快汇成为一股主流，很多职工戏称这两个空间是H厂的“信息发布中心”。因此，H厂的这两个休闲空间无疑对职工维权行动的信息传递产生重要作用。
（三）单位空间环境对集体维权行动的选择性激励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尔森指出，要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防止产生“搭便车困境”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⑨。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其一是“小组织原理”。也就是由于组织的人不多，这样大家就可以相互监督，对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人就会被边缘化，参加的人就会得到奖励；其二就是“组织结构原理”。其实也就是“小组织理论”的扩展。就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就将其一层层地分开，到最后一层人数就很有限了，这样成员间也就能够相互监控了；其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对参加集体行动的给予奖励，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其实，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也是以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为前提的，即集体行动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高，但中国底层社会的维权行动多是在弱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状态下发生的，其它因素也许是促成集体维权行动成为可能的条件。从上文不难看出，H厂的特定空间结构对职工集体维权行动同样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功能。
1.空间环境的监控功能。H厂福利区空间结构的狭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闭式“熟人社会”。“咱们厂小啊，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要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想瞒别想瞒的住，马上就传遍了，那（你）可就完蛋了，丢人啊”（CGQ，女，53岁，原H厂党办主任，现退休）。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每个人的行为具有较高的可见性，参与维权行动意愿和参加人数也容易为人所察觉，于是，这种空间结构也为职工对集体事件的参与行动提供了相互监督的可能，如果谁不参加涉及大家共同利益的维权行动，最可能会被这个封闭的“熟人社会”边缘化。
2.空间环境的奖罚功能。在H厂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里，职工不但相互了解，并且还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关系，并以此形成了一张社会支持网。
“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能聚到这真的很不容易，大家相互之间能帮就帮，就这么小的地方，谁都有个求人的时候，如果大家的事，你不出面，你就再也抬不起头了”（CYL，女，80岁，家属）。“你说他来叫我去我能不去嘛，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一天你得见好几回，你想躲都没法躲啊，哎哟，你说再把人得罪了，你难受死了，再（家里）有个啥的，来给你宽心的人都没有了”（NSJ，男，65岁，退休职工）。
从这两位的谈话中可以看到，面对职工维权行动，参加了则会进一步强化职工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关系，如果不参加就会失去友谊和信任，甚至失去其他物质与精神等的社会支持，并且还有可能被大家排斥的危险。通过这样的理性计算，他们认为参加集体维权行动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大家长期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工作与生活，久之，孵化出了多样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楼口聊天圈”所结成的邻里网络、同一车间工作所结成的业缘网络、“职工活动中心”所结成的趣缘网络，H厂空间坐落的隔绝性导致厂内职工之间联姻而结成的亲缘网络。这些以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无形中拉长了职工之间的博弈链，并由此降低了集体维权行动的潜在机会主义与搭便车行为。我们把以上分析通过（图1）来展示。
图1 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框架图
四、简要的结论
改革前的计划体制安排了一种集生产与消费功能合二为一的“单位空间”，这样的“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顾尔德认为，一个社区的空间布局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促使形成一个社区中各类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能够增强该社区群体的凝聚力，并以此对集体行动产生重要的作用⑩。顾尔德的研究只是指出了社会网络背后的空间基础，而真正将集体行动的空间研究引入研究视野的是赵鼎新先生。他通过对大学生运动的研究后发现，大学校园的空间布置和学校内建筑的空间布局对学生行动的动员以及相关信息和怨恨感的传递具有积极的作用(11)。
笔者对此个案的研究同样发现：第一，如果同质性很强的群体长期聚居在一个空间环境内，在这个群体中很容易产生社区意识和集体认同，使得涉及到这个群体利益的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时，能迅速在人们之间形成利益认同，这种利益认同能够对集体维权行动的问题建构、宣传动员过程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特定的空间环境本身也是一种有利于集体维权行动动员起来的重要资源，能够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并能迅速传递维权行动的相关信息。第三，特定的空间环境对社区居民具有潜在的监控与赏罚功能，对集体维权行动的参与者同样能够产生选择性激励，从而防止“搭便车者”的产生。第四，居于一个相对封闭空间环境中的群体的同质性越强，流动性越小，彼此之间就会产生更强的人际吸引和交往意愿，居住时间越长、居民之间的交往机会就会越多，越容易产生坚固的社会网络基础，集体维权行动的可能也越大。
注释：
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②张鸿雁：《城市空间的社会与“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公共空间市民属性研究》，北京：《城市问题》，2005年第5期。
③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④X号文件由中央相关部门共同出台，是一个专门改善H厂职工生活、医疗与住房福利的重要文件。
⑤埃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垃吉·缪勒主编，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⑥吴清军：《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⑦McCarthy,M.N.& Zald,J.D."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2:1212～1239,1977.
⑧Zhao,Dingxin."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Student Mobilization.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3:1493～1529,1998.
⑨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⑩Gould,Roger V."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1871",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56:716～729.
(11)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学生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