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运用 *
——以跨文化传播研究为例
余 霞1，钟 年2
(1.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武汉 430070；2.武汉大学哲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 文化心理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心理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它有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取向，是一门有胸怀、有气度、能包容的学科。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诞生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拥有共同的学科渊源，这种天然的关系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正当性、必然性。文化心理学的全球化研究视角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参照；文化的观念、文化适应理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冲突理论等文化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心理学还为跨文化传播现象和问题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反之，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为文化心理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还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跨文化传播；学理逻辑
1 不同视角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心理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十多年前，本文作者之一曾从中文的理解的角度对“文化心理学”这个词汇做过一番讨论，提出在汉语框架内，这个词汇的可能意义(钟年，彭凯平，2015)。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性，“文化心理学”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是对“文化心理”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提到个体心理、群体心理、民族心理、社会心理这些概念一样，也可以提出“文化心理”的概念，事实上，目前许多心理学的邻近学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历史学、哲学等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研究的；其次，是对“文化”的心理学研究。文化是人类学的关键词，心理学可不可以来研究？在“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的时代，什么名词概念都可能被其他学科重新检视，“文化是什么”已经成为当今文化心理学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最后，是对“文化”与“心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层面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心理、人类心理又如何作用于文化等问题。当前许多文化心理学家就是从这个层面尤其是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方面展开讨论的。以上三个层面的理解，也许还不能囊括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所有取向，但这些都应该是文化心理学的任务。文化心理学应该是一门有胸怀、有气度、能包容的学科，在这个领域内，各种研究取向、各类研究方法、各门学科的学者都不应受到排斥。
林雪川在广东东莞大朗从事贸易加工产业。根据广安当地媒体报道林雪川事迹的相关内容显示，林雪川在广东从一名毛织工人做起，在掌握了技术和管理流程之后，在广东创办了服装品牌“依哥弟”，“林雪川从一个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五六十号工人，年产值300多万元的毛织厂老板，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文化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是“文化学”加上“心理学”。什么是文化学呢？在一般人类学辞书中，对文化学(culturology)的解释是：“怀特提出来的一个名称，用来指对文化的科学研究，但是这个名称并没有被广泛接受。”(Charlotte Seymour-Smith，1987)文化学所关心的内容，包括文化的起源 、文化的演变、文化的传播、文化的结构、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从文化学的内容来看，其实它就是人类学(Anthropology)，提倡文化学和研究文化学的，也基本上就是人类学家。人类学的研究素来与心理学关联紧密，例如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学术生涯与弗洛伊德(Freud)思想的渊源、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等人对民族性国民性的卓越研究、米德(M.Mead)关于青春期冲突的经典作品、古道尔(J.Goodall)通过长期艰苦的田野工作对动物智慧的揭示等。人类学作为一门比心理学发端更早的学科自有其独有的特点，当年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的时候，对人类学就有颇多借鉴。因此，文化心理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交叉学科，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起码可以有心理学和人类学两种学科取向。
不过，文化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颇具多样性特点，恐怕不止上述两种取向。例如起码还可以有管理学取向的文化心理学。这方面要提到著名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G.Hofstede)。基于那项著名的对IBM的研究，他提出了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后来又依据对中国等文化的研究加上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短期取向(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2010)。
我们在这里还想提到传播学取向的文化心理学。传播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从传播学史的角度指出传播学有四大先驱，拉斯韦尔(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勒温(Lewin)、霍夫兰(Hovland)。这四个人里，勒温和霍夫兰是心理学家，另两位以前被视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实际上他们都可以算半个心理学家，揆诸史料，会发现拉斯韦尔是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是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施拉姆本来不是学心理学的，但当他想改变自己知识结构时，特意去读心理学的博士后。而且，施拉姆一辈子和很多心理学家合作过，比如盖洛普，就是后来用心理学研究态度的方法作民意调查的那个盖洛普。当然，传播学也向心理学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络，网络让心理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多改变。以前社会心理学讲人际关系的时候，都是说面对面，但是在有了网络之后，关系就变得很复杂了，人们不用面对面就可以在网上密切联系，就使得有很多新的话题需要研究。再如手机，它的出现使得心理学的领域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此外，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很多领域都是心理学和传播学共同研究的领域，包括几个“W”，谁在传播信息、谁在接受信息等都是两个学科共同关心的。现在心理学与传播学之间还有一个联系的纽带，叫做传播心理学。传播学取向的文化心理学主要与传播学中的跨文化传播领域有关，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贡献最具代表性，他关于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单线时间与多线时间、人际距离等方面的研究对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的启发都极大。
讨论了文化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我们想提一下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出现，是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观念变革中最重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次思想解放，它所针对的正是千百年来帝国霸权消灭多样性所造成的后果，它所批判的正是将文化差异放大为‘文明冲突’的西方文明观。”(郝时远，2001)在文化多样性的思考方面，费孝通先生有过十六个字的概括，即他在1990年日本东京“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补充发言里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1993)。据他自己的解释：“‘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费孝通，1997)无疑，天下大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变得整齐划一，而只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能容忍不同人文价值的存在并进而能欣赏不同的人文价值。
人类今天所处的时代，已告别了封闭与隔绝，人群之间文化之间的接触已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们所要寻找的，是在文化间沟通交流过程中的和平共处原则。所谓的“美美与共”境界，是要通过各个文化的相互接触、对话有时甚至是相互争论、斗争才能达到的。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人群各个文化和平并存，而是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积极促进人群间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起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来应付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智慧、独到的适应策略和别具匠心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较之跨文化传播研究，文化心理学(主要指心理人类学的传统)发展更早，无论是寻找普适性的文化心理依据还是对本土文化心理的关照，都隐含着超越西方中心的研究传统，将研究建立在更广的范围，直至全球的立场上。跨文化传播研究亦是如此。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文化的全球化已经作为一个术语构成了一种研究的视角(单波，2013)。
2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为何引入文化心理学？
前面讨论了对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和跨学科影响力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现在转到一个具体的学科角度，即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如何应用文化心理学。20世纪，在经历了创立、发展、成熟各阶段后，各人文社会学科面临着尽管研究对象相似或重叠却因学科壁垒而难以对话的困境，于是，打破学科边界、进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各个学科自反性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华勒斯坦倡导开放的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也是思考文化心理学跨学科运用的基本出发点。需要具体回答的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什么要引入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到底对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哪些可能的帮助？
我国有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意识到，“在一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是触及人的心灵、表现人的文化心理的社会行为……研究跨文化传播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走心理学的路径……将心理学导入跨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为了增加文化变量、发现人类传播心理的普遍规律——那可能仅仅是心理学或传播心理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寻求感知人类各种文化精神表现形式，发现各种文化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找到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单波，2008)准确地说，这里的心理学路径指的就是文化心理学路径。
Numerical research of CCN concentration and it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influence on a stratiform
一般认为，DeVos与Hippler于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这个概念，但后续文献研究表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的《文化心理学：课程讲义》有可能是最早的以“文化心理学”命名的作品。这部作品是萨丕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芝加哥大学的讲稿(钟年，彭凯平，2015)。文化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被认为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追求共同而普遍的心理机制为目标(1970年代以前)，第二个时期开始注重被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及语言的意义(1970～1980)，第三个时期强调主观建构、象征行动与诠释性理解(1980年代中期以后)(余安邦，1996)。文化心理学真正快速发展并获得较广泛的学科影响力是在197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扩展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70年代末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理论体系和范式建构的学科(刘阳，2009)。爱德华·霍尔发表于1959年的《无声的语言》是世界上第一本跨文化传播学的著作。显然，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两门学科都是在197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并确立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从社会历史背景看，经过近30年的恢复与重建、争夺与较量，“二战”后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全球化”概念在1970年代国际交往实践中逐渐成为现实，其基本观念如互相协作、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等等也渐渐成为共识。我们据此可以理解文化心理学在此阶段重视社会文化脉络的根本原因，也可以理解跨文化传播为何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即它们回应了时代的实践需求，也力图为解决文化差异、文化交往中存在的困难提出科学的解释和策略。
下面分析m取值为3～8时在不同误比特率下的识别率，选取的码型分别是(7,3)RS码、(15,11)RS码、(31,27)RS码、(63,57)RS码、(127,119)RS码和(255,239)RS码.每种码型生成1000组码字，然后按不同误比特率加入错误比特，并在每种误比特率下进行500次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当误比特率小于0.001时，对6种RS码的识别概率都能达到90%以上.结合上面分析可知，当误比特率更高时，可以通过增加数据量来进一步提高识别率.
相同历史渊源并不必然导致学科间的关联，相似的学科关切才是真正促使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发生紧密关系的根本原因。从最基本的层面看，两门学科都与文化有关。如前所言，对文化心理的研究、对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对文化和心理关系的研究是文化心理学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研究取向既重视心理研究的社会文化脉络，也重视文化背后的心理机制。正如我国文化学的最早提倡者黄文山先生指出的，人们对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有种种论说，但其中有一点为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不否认的，即文化说到底是属于心理的层次的(黄文山，1987)。黄文山先生据此提出方法上引入心理学的重要性：“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黄文山，1987))对文化要进行心理学的研究，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或许同等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学也应该“有文化”。人类的心理现象极为复杂，文化心理学是关注文化和心理相关问题发展起来的学科，也是人类学和心理学联姻的产物。冯特当年建构民族心理学体系，就是心理学家向人类学民族学学习的典范，今日的心理学，依然要放下身段，像自己的前辈那样，向人类学家学习如何更好地贴近文化、感受文化、思考文化(钟年，谢莎，2014)。同样，重视文化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传统。还是在那本奠基之作《无声的语言》中，霍尔提出“文化即交流”的命题，强调交流/沟通的重要性，它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本身。尽管出发点不一样，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之观念传递出相同的理解，“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詹姆斯·W·凯瑞，2005)其次，更进一步说，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之间还有两座重要的桥梁，那就是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在DeVos与Hippler那里，文化心理学概念等同于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及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学派(余安邦，1996)，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文化心理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后，当文化心理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除传统的心理人类学外，心理学中的跨文化心理学成为文化心理学的第二个重要学科来源。这个时期，与主流心理学的学理逻辑一致，跨文化心理学在承认文化间的差异的同时，更关心的是从不同文化的研究发现当中证明天生而普遍的中央处理机制(central processing mechanism)的存在。假设人天生就有一套相同的中央处理机制，他们所关心的是：究竟是哪些外在的文化刺激影响或促成了天生之中央处理机制的发展。第三个阶段的文化心理学不再纠结于个体与群体的研究对象差异，不再困惑于人类学与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差异，也不再拘泥于对普遍性心理机制的寻找，而是试图真正将心理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整合起来，以理解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关联性，建立诠释性的文化心理学知识。相比文化心理学，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关系要简单清晰一些。源于其回应现实、解决现实的需求，跨文化传播一开始便基于人类学而建立起来。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开创者，爱德华·霍尔拥有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身份，但他的立足点始终是人类学。如今，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使跨文化传播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学科支撑，且文化心理学早期追求的人类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后期重视不同文化发展的脉络导致的文化心理的差异对跨文化传播研究都至为重要。前者是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的基础，后者是文化间能够有效交流与对话的保证，只有了解并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和文化心理的差异，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标。
从学理逻辑看，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渐渐趋向共同的学理逻辑选择，有相似的学科目标和学术旨趣。学理逻辑是一个学科展开自己理论的逻辑进路和基本框架(李思屈，刘研，2013)。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研究对象，以文化的多元为逻辑起点。其基本的逻辑是：文化背后是心理，多元的文化在各自的生成脉络中，既体现了心理的普遍机制，也体现了差异性。理解和诠释个体如何与群体、社会相关联，意义如何被建构、文化如何形成，构成了文化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域。跨文化传播则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为研究对象，文化的丰富性、差异性是其逻辑起点。其基本逻辑是：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困难的，寻求人类文化间的相似性和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跨文化传播可能和传播有效的必然路径。可见，二者对文化和心理的关系有相同的理解，且都承认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性，都强调基于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理解和尊重，都重视个体、群体、社会的关联，以及文化和意义的建构。
3 文化心理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启发
前已论及，文化心理学逐渐从早期的检验心理学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转到在文化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观念指导下重视具体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研究，从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特有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出发，以社会化过程、人际互动过程为研究重点，以“本土心理学”取代“普遍性心理学”(杨莉萍，2003)。这样的观念深刻地体现和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或者说自霍尔开创跨文化传播研究以来，传播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的差异而不是共性就是关注的重点。不过细细考量可以发现，文化心理学的这种研究理路的转向并不是对人类心理机制共性的否定，只是转而不再刻意追求和强调普适性，开始关注具体情境下(或者就是文化中)的心理的具体特点。这种思路指导下的文化心理学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如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便是以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比较研究中国城乡区域、地理区域、历史区域、行政区域、生态区域等文化区域居民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学科(张海钟，姜永志等，2012)。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对中国这个地域广、民族多的国家内的跨区域、跨民族的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陡河水库经震后修复及提高保坝标准建设，大坝加高3m，坝体向下游培厚16m，在提高可液化砂层的埋藏深度的同时，有利于加速轻壤土的排水固结，增加土壤密实度，提高砂土的抗液化能力，从而提高其抗震能力。
将经过超声处理的和未超声处理的茎瘤芥平铺在干燥托架上，分别在50，60，70℃和风速0.5 m/s条件下进行热风干燥，直至含水率小于85%（w.b.）为止。在热风干燥过程中，用电子天平称量样品质量变化，每次称量过程少于15 s以减小误差。水分含量（MC）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我们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便是基于这种观念，它正是文化心理学秉持的基本理念。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研究文化的文化心理学应该秉承多样性的原则。应该能够宽阔心胸、兼容并包，这样的原则对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有重大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们关注文化心理学在其它学科中(在本文中就是传播学)的运用。
其次，文化心理学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有关文化的观念、文化适应理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冲突理论等。
了解了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之间的学科关联，我们进一步讨论文化心理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具体影响。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场域，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基础。“不仅需要从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的论著中寻找资料，还要从文化人类学、比较社会学、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培训、群体关系(心理学和社会学)、国际事务、国际关系、语言学、宗教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获得帮助。”(刘阳，2009)其中，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传播学研究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整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萨姆纳、斯莫尔、罗斯——继承了沃德的心理主义的传统，将当时欧洲大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的火炬成功地传递到了美国，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莫尔、库利、托马斯和帕克等人，都为塔尔德的个体心理学方法和齐美尔的社会交往理论所吸引(黄旦，李洁，2006)。具体到文化心理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多元文化的观念更是引起了跨文化传播学者的深度思考。我国传播学者单波教授专门就此和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教授对话，就文化多元主义可能带来的文化分离乃至隔离现象问题是否表明文化多元主义存在缺陷，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常常成了一种伪善的政治策略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前者如忽略文化间隔性(interculturality)，即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建构一个完整的文化自我意识。后者指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多元主义让大多数边缘化的人继续保持边缘化，而那些少数有特权者得以保持他们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控制。温迪·利兹-赫尔维茨坚持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好的，如果文化多元主义消失了，没有任何人能从中得到半点好处。“文化多元主义是有益的，并且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当探讨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赋予不同文化以表达的权利，而孤立边缘人恰恰与文化多元主义背道而驰。所以，文化多元主义不是伪善的。”(单波，2012)
第三，文化心理学为研究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和问题提供了分析视角。
首先，文化心理学的全球化视野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参照。
比如有关尊重的研究。美国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哲学家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通过考察传播哲学史提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传播/交流的无奈，较有诗意的叙述就是“对空言说”(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17)。彼得斯基于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的传统，将这个命题立足在受众基础上。媒介的发展，如书写、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的出现，在突破传播的时间、空间局限的同时，也使交流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跨文化传播便是如此，在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径时，甚至在我们运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无可避免地置身于悖论之中，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交流，一方面是越来越难的传播。这个悖论如何解决？多米尼克·吴尔敦提出“尊重”的原则(多米尼克·吴尔敦，2010)。他或许不是首倡者，但他从传播观念的角度认真地审思传播的问题，并得到只有尊重才有可能有效传播的答案。
从知识社会学和学科史的角度考察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可以发现这两个学科领域具有天然的关联：它们诞生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拥有共同的学科渊源，在相互关注、相互影响中各自获得发展。
为何需要尊重？文化心理学的阐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传播的这个基本原则。周宗奎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尊重”一词早在我国汉代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孟子也曾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际交往中尊重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们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尊重的概念、结构特征和主要的理论观点，并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尊重与文化因素的密切关联，总结尊重对象和作用的文化一致性，并探讨尊重观念、对象和关于尊重的教育观念的文化差异(周宗奎，游志麒，2013)。
又比如，我国当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深受文化心理学的影响。“国家形象不是抽象化的指标或根据品牌指数进行塑造的东西，而是可感知的文化心理事实；不是区隔化的形象谱系，而是在多元互动中形成的认识与理解；不是由少数精英或公司设计的，而是在日常交流中形成的形象对话。”(单波，2017)这段话表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必须准确把握其作为文化心理事实的本质特征，转向跨文化传播研究。
从图12中可知，此时SCLK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为500 ns，时钟周期为12.4 μs，时钟频率为80.65 kHz，符合三线串行接口的时序要求。
本文作者也曾经尝试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方法、概念来分析某些具体的传播事件。例如从文化与归因来分析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的“范跑跑事件”(在2018年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个不是因为抢险救人而闻名，倒是由于撇下学生独自逃生而窜红的人物范美忠，由他引发“范跑跑事件”)(钟年，余霞，2008)。文化心理学者莫里斯和彭凯平(Morris & Kaiping Peng)对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归因风格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文化差别的内隐推测设想”(culture differ in implicit theories)，即文化的差别以内隐的方式制约着人们对行为信息所进行的编码与表征，因此文化的差别不仅可以表现在言语的报告上，而且可以表现在归因知觉水平上(Morris & Peng，1994)。又如文化心理学对中国人面子的研究也为检视“范跑跑”事件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Smith)写作《中国人气质》，第一条就是讲面子(史密斯，1995)。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如鲁迅等也在许多场合评论过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学领域对此问题最先作深入探讨的是黄光国先生，他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中(黄光国，2004)。他指出文化可分为做的文化和说的文化两种。讲面子的中国人在很多时候甚至更看重说的文化。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范跑跑的言论为何在当时引起较大的舆论反响。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化心理学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的。这既是因为两个学科之间的天然渊源，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主动寻求的结果。当然，学科之间的影响往往是相互的，文化心理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反过来，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对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具体的传播实践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实践为文化心理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举例来说，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语言变迁，网络传播与虚拟沟通，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培训，还有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等，都为文化心理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也向文化心理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以跨文化培训为例，历史上就有涉及殖民地官员的培训(人类学的起源部分就是这个原因，一些西方国家管理殖民地需要培养懂得当地文化风俗的人，人类学最初的研究和应用就为此服务)、外派人员等培训(例如工程人员、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维和部队等)等。“二战”期间，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对美国士兵进行跨文化沟通培训，她发现哪怕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可能有文化的沟通障碍。在中国，“二战”时期也曾办过译员训练班，目的是为美国来华参战的军事人员做翻译，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担任训练班的业务负责人。培训内容包括西方文化、礼仪，中国儒家思想等。跨文化沟通培训的目的是达到“对他而自觉为我”，增强文化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其实是双方的，既有对他文化的敏感，也有对本族文化的敏感。
由此看来，传播学的实践对文化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学在跨文化沟通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要放到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去检验。心理学的研究长期被质疑缺乏生态效度，跨文化传播的社会性、生活性、鲜活性让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走出了实验室。文化心理学可以有一个具体的领域让自己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此外，传播学对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构建上也具有启发，例如霍尔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是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与沟通”方面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特别是他对高语境低语境的设想、对非正式空间的分类、对不同文化中时间观念的分类以及他提出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都对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预期，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应用，是一件互利双赢的事情，坚持下去，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都应当会获益良多。
我国重污染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可小视，政府针对该方面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与措施仍需不断改进和完善。一方面，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使环境保护成为大众焦点话题；另一方面，引导并资助企业从生产原料选择、改良生产设备、生产过程技术提高等方向采取措施，降低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解决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在一朝一夕，想要从根本上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还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现状，不断调整政府环境监管规制方案以适应我国最新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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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ak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Yu Xia1，Zhong Nian2
(1.College of Humanity & Law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 2.School of Philosophy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Abstract ：Cultural Psychology，a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hich has witnessed the most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sychology field in the past two to three decades，contains multiple subjects’ orientation such as Anthropology，Psychology，Communication，etc.Besides，it is also a magnanimous，generous and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Since both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re originated in the sam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as well as shared the same subject origins，such natural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e legitimacy and inevitability of applying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asically，the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ile many concepts and theories from Cultural Psychology，such as cultural conception，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eory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ts study.In addition，Cultural Psychology also provides analysis tool for the specific study of its phenomena and problems.On the other hand，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provides vivid cases for Cultural Psychology，but also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psychology；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oretical logi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XW053)。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 2019) 05-0393-07
标签：文化心理学论文; 跨文化传播论文; 学理逻辑论文;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