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述评论文,前苏联论文,中国革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无论从研究共产国际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前苏联史学界在开展对共产国际史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1年底已发表这方面的论著近150篇（本）。 下面从几个方面作一评介。
研究概况
前苏联史学界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始于60年代下半期，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即反思、深入阶段。
1966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组建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旨在加强对国际工人运动史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两个科研机构成立后，便分别制定了编写多卷本《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一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科研计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遂成了苏联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969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编辑出版一本专论共产国际与东方各国革命的关系的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东方——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贯彻执行列宁主义的战略与策略而斗争》，其中收录四篇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文章，这就是В·И·格卢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А·И·卡尔图诺娃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一些问题》、А·М·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与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К·В·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些文章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从中共创立时期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四篇文章全面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在华活动，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作用，反映了苏联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基本立场和看法。这是苏联史学界发表的第一批专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著述。
1975年，远东研究所出版了该所中国历史部主任В·И·格卢宁撰写的两卷本《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全书652页， 从中共创立写到大革命失败。作者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较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国际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对中共前几次代表大会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影响，分析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中共创建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与中共领导之间以及他们内部之间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是个别驻华代表（如鲍罗廷）在某些时期犯有“左”倾或右倾错误。这部书的前言明确指出，其任务是驳斥中国史学界以及西方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歪曲”。因此，它的突出特点是全面维护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1978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又编辑出版一本专论共产国际与东方各国革命关系的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东方（对批判的反批判）》，其中收录两篇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文章，一篇是А·Б·列兹尼科夫的《论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一篇是В·И·格卢宁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
前一篇文章主要驳斥了西方史学界提出的两个论点，即1.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相信蒋介石的忠诚，竟把国民党当作同情党接纳为共产国际成员；2.中国革命招致失败，中共受到毁灭性打击，是共产国际不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坚定主张而推行其错误政策的结果。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立场，是不断然拒绝，以避免蒋介石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允许国民党以任何形式加入共产国际。认为西方史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反对派观点，即硬说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这纯粹是捏造，并且指出，在国民党力量占居极大优势情况下，就是采取最适时、最正确的方针，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后一篇文章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和在大革命失败原因问题上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指责，认为西方学者从公开的或隐蔽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反苏立场出发，解释国共合作中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歪曲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理论和策略原则，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采取的具体措施。作者并不认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工作中犯有什么错误。
198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远东部主任А·М·格里戈里耶夫撰写的一部专著《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27—1931）》，全书293页， 着重阐述了中共六大在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过程中的作用和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关系，认为中共六大是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重要里程碑，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方针背道而弛的，为纠正中共“左”倾领导的错误观点和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了大量工作。书中只字未提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理论对立三路线形成的影响，反而把立三路线同毛泽东的正确立场联系在一起。
1986年，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一本文献资料汇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收录1920至1943年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文献共80篇，其中有22篇是新发表的档案文件，多为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函电。这本文献资料汇编的出版，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有些文件作了删节，不是全文发表，影响了使用价值。
以上列举的是第一阶段发表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了苏联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除了这些著作外，这个阶段还发表了大量涉及这个问题的概论性、专题性和资料性论著以及亲历者回忆录。
苏联学者在这个阶段发表的论著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西方史学界和中国史学界对共产国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批评或与他们不同的评价，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共产国际的政策作辩解，因此，在史料使用上有很大的倾向性，得出的结论大都有失偏颇。
到80年代下半期，确切地说是苏共二十七大以后，由于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改革的“新思维”，苏联史学界进行科学探索的许多障碍已被清除，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学者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和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对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活动作出新的评价。如果说以前苏联学者在阐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一味肯定共产国际的活动，不能正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那么现在则能认真地分析国外史学界提出的不同看法，较客观地探讨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了。另外，这个时期苏联史学界对斯大林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 因为从1924年起，斯大林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并越来越起决定作用。1927年以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发表过许多指导性意见，对共产国际制定对中国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批判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观点，自然关系到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价问题。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学者处于反思状态，发表论著不多，主要有：С·А·戈尔布诺娃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策略（1919—1924）》（1988年版）、В·И·格卢宁和А·М·格里戈里耶夫合写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1期）、 Н·Л·马马耶娃的《论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几个方法问题》（载《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中的迫切问题》第2册，1990年版）、 К·В·舍维廖夫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载《中国近现代史（编年史和史料学问题）》1991年版）等。其中格卢宁和格里戈里耶夫合写的文章，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出了较深入的分析，在肯定共产国际在各个阶段向中国革命提供的帮助和共产国际同中国的合作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从作者提出的观点来看，与他们以前发表的这方面论著相比较，明显深入了一步。马马耶娃的文章明确指出了苏联史学界在评价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方法上存在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问题，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不无参考意义。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打破了以往的思想框框，对共产国际在华活动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开始从不同角度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苏联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创立时期和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国外史学界对共产国际在这两个时期的活动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最多，同时苏联史学界拥有这两个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也最为丰富。总的来看，苏联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1.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学者一般都强调中共成立时的国际条件。他们认为，中共的成立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发展扩大的整个进程的一部分”，中共的成立得到了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创建共产党的问题”〔1〕。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一手帮助下建立的。
但是苏联学者并不同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说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外部强加的”，中共的诞生是“人为的早产”。他们认为，“中共的诞生，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内开始出现新兴的社会力量，即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2〕。“到20年代初， 中国已经具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的客观条件”，中共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派别所进行的思想斗争的胜利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的结果”〔3〕。也就是说，中共的成立在本国是有基础的。 由此可见，苏联史学界同中国史学界对中共成立条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苏联学者极力强调中共成立的国际条件呢？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国史学界在8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党史著作，在阐述中共历史时，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根本不提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对俄共（布）政治思想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借鉴，这歪曲了历史。所以他们在写文章时特别强调国际上对中共的形成和发展的帮助作用。
其实，中共的成立是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两种条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过份夸大或强调某一种条件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
2.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苏联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同中国代表的会见，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中共二大制定党的纲领时的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这以前中共认为进行社会革命是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反帝运动是第二位的口号，那么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则开始把反帝斗争任务提到首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这一理论原则，这时也充实了具体内容，这就是反帝统一战线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加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工作，所以中共中央在1922年6、7月间首次把国共合作思想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所有这一切促使中共紧接着制定了最低纲领。”〔4〕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直接影响的结果。
苏联学者的观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基本上，就是说还有一定的片面性。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精神，对中共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这里也有个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恐怕也不可能制定出中共的最低纲领。因此，只讲共产国际二大决议和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影响，而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探索，是不全面的。
3.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苏联学者认为，“1923年5月2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初次提出了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原则。如果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中， 只是强调了工人运动和中共的独立和自主的必要性，那么这时共产国际就更进一步地并直接地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而且把这种领导看成是不言而喻的事情”〔5〕，但是“如果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指示中提出的中共领导作用问题解释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作为直接行动口号，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共产国际在20年代初期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的领导权问题，当然只是作为一般的远景，作为某种遥远的目标来提的，不过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当时就应当为之奋斗了”〔6〕。
苏联学者认为，全面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共四大决议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调是贯穿大会所有决议的一条红线”，“但是在大会决议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也不是作为既成事实，而是作为争取领导权的一个声明，作为将来的实际政治方针和行动口号提出的。”〔7〕
苏联学者对争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立场，对国民党力量估计过高，而对工人阶级和中共的力量估计过低，因此不主张提出直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口号，而“要通过国民党，也就是通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8〕这种指导方针就是造成中共领导在大革命时期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4.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苏联史学界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看法，在60年代中期以前同中国史眩抚界是一致的，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客观原因是反动派和反革命力量终归占居优势。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学者对中共政策评价的调子和实质开始改变，渐渐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实质上保留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系列指责，但许多学者已不把中共领导人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行者，而是说他们没有反对这种政策，没有利用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机会，当了事件的尾巴。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所犯的错误不是单一性质的，陈独秀不止一次地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而且在他的著作中，“左倾革命急躁情绪”常常与对右派的消极评价并存。陈独秀的思想有一个从“左”倾宗派主义立场向右倾机会主义表现的演变过程。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并没有排除总书记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当时中共领导所犯的错误，他们认真地注意到了“左”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传播和陈独秀从“左”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9〕。
总的来说，苏联学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共领导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妨碍了解决民族解放斗争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结合问题。同时苏联学者强调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遇到的主客观困难，认为中共缺乏政治经验，对形势的急剧变化缺乏准备属主观困难，共产党人在民族战线系统中的处境属客观困难。
苏联学者认为，当共产党人试图在民族革命中捍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但遭到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顽强抵抗并导致统一战线破裂时，要在统一战线范围内把民族任务同阶级任务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力所不及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都曾考虑过在保持阶级立场情况下，加快发展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很好了解，然而无论当年在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中共领导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经常产生忽左忽右的摇摆现象”。〔10〕
这种观点在苏联70年代的历史著作中居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放弃了对中共领导的尖锐的单一含义的指责，不再说中共领导犯了与陈独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开始指出中共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和完成这些任务的困难，承认总的来说中共的立场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共产国际的路线的，只是在中共五大之后革命快结束的时候完全偏离了共产国际的路线。
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有什么指导上的责任，苏联学者只字未提。
实际上，有许多历史文献证明，陈独秀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失误的一面主要表现为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退让思想。这种思想对陈独秀错误的产生是有影响的。
5.关于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苏联学者认为，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影响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和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的决议》，7月15日又通过一个补充决议，发展了前一决议的主要论点。 “这些文件确定的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与共产国际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是以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出发点的，而上述决议的作者虽然也指出‘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但实际上却认为，这一行动同时应该和中国所有大城市的武装起义结合起来，应该导致全国立即爆发革命。共产国际指出，没有掌握群众，就不能举行武装起义，而决议的作者却号召立即举行起义，冒险地指望在起义过程中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11〕。
6月11日决议还掩盖了李立三领导力求实现的另一个计划， 其核心是指望爆发世界战争，用世界战争来推动中国革命。
苏联学者认为，对于李立三的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远东局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以制止。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了解6月11日决议后， 便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这种“左”倾方针，指出这个文件带有反共产国际的性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拒绝了李立三领导要在武汉、长沙等城市举行起义或罢工的请求，并于9月发出一封信，全面地批判了李立三路线。
谈到李立三错误路线的产生根源，苏联学者重复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李立三领导忽视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至于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形成在思想理论上与共产国际有没有关系，他们避而不谈。这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80年代下半期，苏联学者开始承认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导致共产国际在确定中国斗争战略时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共产国际的“左”倾宗派主义指导方针对李立三路线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12〕，但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看，苏联学者从维护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角度，对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关系只作了笼统的评述，未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和相应制定的进攻战略，以及开展的反右斗争，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且是李立三路线的直接来源。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暴动计划。由于当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为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实现“武装保卫苏联”的战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因而对李立三的进攻战略采取了赞许的态度。中东路事件平息后，李立三的冒险计划已不再是为了实现“武装保卫苏联”的战略任务，而是为了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政权。这时，为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要引发世界大战，推动世界革命，已不符合苏联的对外战略，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改变态度，坚决制止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实施。
6.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如何评价西安事变的性质？如何评价苏联、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苏联史学界持有与国外史学界不同的看法。
苏联学者对西安事变及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一直持否定态度，长时期坚持苏联在事变发生后发表的看法，认为这次事变是挑衅性的，只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而首先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把这次事变同日本军阀联系起来。他们引证《真理报》上的话说，“众所周知，企图奴役整个中国的日本军阀，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把挑起军阀之间的战争看作是在中国制造混乱局面的最可靠手段。他们始终在唆使个别中国军阀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利用抗日口号作掩饰”。这段话实际上是暗示西安事变为日本军阀所唆使。谈到发动事变的张学良，苏联学者重复《真理报》上的话说，他在“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高举所谓抗日的旗帜，实则在加剧中国的分裂，制造更加混乱的局面，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牺牲品。”〔13〕
苏联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作出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苏联学者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从未公开作出纠正，而是采取了回避态度，仅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即以停止内战并同中共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开始谈判为条件释放蒋介石，成为日中战争前夕中国进步力量争取民主团结的斗争的转折点”。〔14〕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苏联学者认为：“苏联的态度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联的态度不仅对中共领导有特殊的作用，而且对蒋介石也有特殊的作用”。从中共方面来说，共产国际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议，于12月16日致电中共领导，要求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中共领导一开始准备成立人民法庭公审蒋介石，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后，决定将电报内容转告在西安的周恩来，要求周在弄清张学良的意图后，酌情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从蒋介石方面来说，蒋最初坚决拒绝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但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向蒋介石报告苏联态度后，蒋就同意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知道，如果不同中共和解，就不能指望获得仍很需要的苏联的援助和支持。〔15〕
总之，在苏联学者看来，苏联的态度左右了一切。
应该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对于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是有影响的，但是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中央在事变一开始确曾主张公审蒋介石，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共当时不主张和平解决冲突，或者说在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前后，在处理事变的方针上有一个从非和平到和平的转变过程，因为从事变发生后中共发出的有关通电看，中央一直主张通过同南京政府谈判或召开和平会议和平解决冲突，反对国民党亲日派借机挑动内战。而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这取决于蒋本人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主张的态度，并且中共提出在召开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讨论决定，所以不能把对事件的处理方针同对蒋介石的处置方法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共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样，一直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其次，应当看到，苏联和中共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的含意有所不同：苏联主张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把“和平解决冲突”与“释放蒋介石”等同起来；中共则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也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所在。中共把“和平解决冲突”同蒋介石对这个条件的态度联系起来。实际上蒋介石最终是在接受这个条件下才获释的。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蒋介石接受这个条件而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呢？当然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如中共和张、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说服工作，宋子文和宋美龄积极调解和苦苦劝导，南京政府亲日派策划倒蒋阴谋，中日矛盾日趋尖锐化，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作用有大小之分，但不好说那一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和平解决冲突的条件角度来说，恐怕不能说苏联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苏联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条件。
7.关于斯大林同中国革命的关系
苏联学者认为，自共产国际五大，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制定和通过关于东方解放运动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时，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1925至1927年的民族革命时期，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和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斯大林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自20年代末，即布哈林被排除在共产国际工作之外以后，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每个重大决议时，都要有斯大林和他身边参与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等）的参加，或至少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斯大林在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根据他在1924至192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作出较全面的评价。从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可以看出，1924至1927年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含有严重的“左”倾公式化成分，以及对中国一系列发展进程的评价的摇摆性。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稍晚些时候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的内容，决定了他在1925至1927年间对国民党的评价的摇摆和对1927年春季和秋季提出的创建苏维埃的条件和苏维埃的性质的解释的摇摆。
斯大林的立场，特别是他在共产国际五大上提出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致使共产国际修改了列宁对东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潜力的估价。斯大林修改列宁对罗易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所持的立场的态度也起了这种作用。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讲座中，以及在许多其它演说中，斯大林硬说，恰恰是罗易的“补充提纲”而不是列宁的提纲符合中国国情。
斯大林在许多著作中都阐述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东方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个论点影响到共产国际在20年代和晚些时候对中国革命内容和动力的评价，反映出斯大林对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内）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之间联系的认识的简单化和公式化。其实，在中国，民族问题根本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问题。
斯大林早在1925年5月的一系列演说中， 就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针。他认为，在“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耗尽革命力量，在这里，“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而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根据这个观点，斯大林制定了变国民党为“工农党”的方针。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作了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在国民党范围内建立“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方针写进了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由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动力和发展趋势的估计严重“左”倾，尽管他同反对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他同反对派的纲领的分歧却越发变成了策略性的分歧。统一战线破裂后，斯大林在1927年夏季和秋季的立场吸收了许多他以前曾予以否定的东西。1927年以后，斯大林在报刊上再没有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
苏联学者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分析是比较深刻的，这与苏联史学界自80年代以来对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观点开展的批判不无关系。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失误的一面，也有正确的一面，失误的一面也不仅限于上述几点。总的来看，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能力估计不足，而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结束语
苏联史学界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驳斥国外史学界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指责和批评。长时期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或者说“党性原则”的要求，苏联学者论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从维护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出发，对共产国际在华活动采取了全面肯定的态度。因此，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现象，如有倾向性地使用史料，讳言一些历史事实，回避尖锐问题，用泛泛的议论取代具体的结论等，严重地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客观性。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苏联学者对共产国际在华活动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但传统的思想框框还远未完全破除。总的来看，政治思想上的束缚是苏联史学界长时期不能遵循历史原则，全面地、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不受现时政治左右。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全面开放和对苏联时期研究成果的深入反思，俄罗斯学者已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研究力量较之苏联时期明显减弱，而且主要集中在发掘、整理和出版档案资料工作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取得多大进展。
注释：
〔1〕〔5〕〔6〕〔7〕〔8 〕В·И·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
〔2〕〔4〕В·И·格卢宁：《共产国际对中国制定统一战线策略的帮助（1920—1923）》，载《毛泽东的观点和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论文集，莫斯科1969年版。
〔3〕А·И·卡尔图诺娃：《1925至1927 年革命前夕中共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莫斯科1983年版。
〔9〕〔10〕М·Х·尤里耶夫：《中国1925至1927 年革命》莫斯科1969年版第513页； В·И·格卢宁：《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办法》，载《亚非人民》杂志1969年第3期。
〔11〕А·М·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载《共产国际与东方》， 莫斯科1969年版。
〔12〕〔15〕В·И·格卢宁和А·М·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1期。
〔13 〕А：С·季托夫：《争取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莫斯科1981年版。
〔14〕А·М·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行动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载《近现代史》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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