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中国论文,成立以来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我国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萌芽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该时期参与研究者较少，成果较少，处于摸索阶段。(2)“百家争鸣”的发展繁荣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该时期参与研究者多，争鸣多，研究较深入，创新成果多。“百家争鸣”，促进了“百花齐放”，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繁荣、大发展。(3)反思与完善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该时期参与研究者较少，创新成果少，反思、述评性成果多。此时期的研究，促进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逐渐成熟和完善。
为推动图书馆学继续深入发展，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简要述评之[1-4]。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5-6]
1.1 “非本质说”
“非本质说”，对图书馆的整体的抽象的认识，是未接近本质层次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先后推出“要素说”，“规律说”，“关系说”，“层次说”，“系统说”，“活动说”和“图书馆说”等“对象说”。
1957年，刘国钧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讨论刘文，大都不赞成其观点。但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把刘国钧作为新中国创立“要素说”的代表。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些学者否认“刘国钧是‘要素说’代表人物”的提法。茅振芳，邱五芳，王子舟，王续琨，罗怀远，陈源蒸先后撰文，一致认为刘先生所指“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就是把“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刘国钧是提出“图书馆说”的第一人，而非“要素说”的代表。
1960年北京文化学院，以及之后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分别编写教材，推出了“规律说”，认为图书馆事业及其发展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1年薛新力、于鸣镝，刘长发(2004)各自推出了“关系说”。薛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读者、图书馆组织、图书馆方法等要素构成图书馆事业之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科学”。于认为图书馆及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刘则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由“图书馆与环境”、“各图书馆之间”和“图书馆内各要素之间”等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研究系统中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推出了另一种“关系说”。1982年，张欣毅和刘迅认为，图书馆学对象就是由“客观实体对象层次”，“抽象认识对象层次”，“科学具体对象层次”三个层次构成，首次推出“层次说”。此后，李惠珍提出了与张、刘类似的“实体综合层次说”。郭星寿(1982)，那春光(1992)各自提出了“系统说”。郭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那将“图书馆藏书系统”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2004年，沈继武、郭星寿、王续琨分别推出“活动说”。沈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因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郭指出，“图书馆及其活动”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王认为“图书馆活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所谓图书馆活动，是指以图书馆为依托的各个层面上的社会活动和物流、信息流”。
持“图书馆说”的人较多。一种倾向性观点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刘国钧是新中国提出“图书馆说”的第一人，已如上述。周文骏，吴慰慈，黄宗忠，金恩晖，茅振芳，白光田，蒋鸿标，周九常，王淑华，汤树俭先后发文或著书，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相继推出“图书馆(事业)说”。
丛全滋(2009)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收藏、揭示和传递文献”，并指出这样就“把图书馆与社会上的其他机构明确地区分开来”，推出“藏用说”。
1.2 “近似本质说”
“近似本质说”，对图书馆的认识没有达到本质认识的层次，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本质认识的层次。
1.2.1 “知识说”
1981-1992年，彭修义三次撰文，强调“必须将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一种研究对象”，推出“知识说”。宓浩，黄纯元指出图书馆是“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交流”。20世纪末，刘洪波、王知津、蒋永福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与图书馆学的关系，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组织”，相继推出“知识组织说”。金胜勇等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检索需要的信息组织”，提出“信息组织说”。这实质上也是一种“知识组织说”。梁灿兴强调“图书馆学要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推出了“可获得性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知识集合就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创立了“知识集合论”，并引起争鸣。吴慰慈，罗志勇指出信息时代“管理知识内容恰巧是图书馆的优势”，“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果断地参与到知识管理领域中去”，首推“知识管理说”。盛小平认为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是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陈耀盛强调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显性知识活动和隐性知识活动，即知识管理。二人相继推出“知识管理说”。周久凤认为“图书馆本质特征就是知识存取”，“知识存取”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推出“知识存取论”。王京山认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信息的组织与传播”，“信息组织与传播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信息组织与传播说”。蒋永福强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知识、图书馆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推出“客观知识说”。龚蛟腾指出“图书馆的实质是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学”，提出“公共知识管理说”，并引起争鸣。2004年，伊鸿博、常青、熊伟分别提出了“知识功能说”和“知识共享说”。伊和常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知识功能”。熊认为图书馆的存在在于满足人类共享知识的需求，指出图书馆学研究(本质)对象是“人类共享知识的实现体系”。李林指出将“知识信息的传递与服务”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能够最准确地反映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推出“知识信息传递服务说”。马恒通指出“图书馆的本质是图书馆馆藏知识的传播”，“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的传播”，首推“知识传播论”。吴海波，黄立冬认为“交流说”中的文献信息“超出了图书馆学的本质所在，所以用文献知识来代替它”。“图书馆学就是研究文献知识交流的一门学科”，推出了“文献知识交流说”。
1.2.2 其他“近似本质说”
1960年，黄宗忠指出“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首推“矛盾说”。1978年北大图书馆学系编的一书认为“收藏”与“提供”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曾浚一认为“管理与利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我国学者在不同时期还推出了不同的“交流说”。主要有“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文献知识交流说”四种观点。“文献交流说”以周文骏为代表。他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的结晶。”倪波、荀昌荣认为“文献信息交流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推出“文献信息交流说”，同年，黎盛荣认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文献信息交流说”。高波和吴慰慈于2000年推出新“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献信息流(信源)、图书馆(信道)、读者(用户)(信宿)，“三者共同完成了文献信息的交流过程”。
郑金山于1997年首次推出“符号信息说”，指出“符号信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1997-1999年，张锦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信息及过程之控制”，推出“控制论”。
1998年，丁国顺，叶鹰分别推出“公共信息流通说”和“信息时空说”。丁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公共信息流通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叶认为，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序化信息时空”。
徐引篪、霍国庆、柯平先后推出不同的“资源说”。徐和霍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推出“信息资源说”。柯强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知识资源也就是与知识有关的所有资源”，推出“知识资源说”。
2000年，于鸣镝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献信息进行合理地组织并有效地通过读者完成信息的转化：物化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出“转化说”。
赵媛、曾建、茅振芳、周久凤、王续琨、罗怀远、储流杰认为，上述“矛盾说”、“交流说”等对于图书馆无特殊性、专指性、唯一性，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徐引篪，霍国庆认为“矛盾说”，“交流说”和“新技术说”，“这三种观点也都有着明显的缺陷”，“矛盾说未能理清图书馆的所有关系”，“交流说普遍超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围”。
马恒通认为上述2005年之前的大部分“对象说”都把研究对象扩大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所有与知识有关的机构(事业)或组织中，都因无专指性而未能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当然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的“知识传播论”也只是一种“近似说”。
王子舟指出“知识交流说”“未能很好地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根本机制”，“知识组织说”“忽略了知识受众”。
黄宗忠指出有人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信息、是知识、是文献”，“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我们承认知识、信息、文献都是图书馆不可分离的因素，但不是图书馆专有的研究对象。”他指出，当前出现的“‘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等都是含义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为多个学科共有、通用或不是图书馆学专有、专指的对象，是上位类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内容”。
陈源蒸认为“知识集合论”，“是书、人、法三要素新的阐述”。关于新“文献信息交流说”，他认为“关于文献信息的产生，另有所属学科，读者则是图书馆的一个组成要素。此论层次不清，与确立学科的基本原则不符”。他指出，“关于‘资源说’的阐述，只是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图书馆学的一个方面，不能作为整体的图书馆学”。
赵益民指出“过去许多‘对象说’均因未能完全准确地区分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而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并反对“知识传播论”，支持“知识资源论”。
2 图书馆学体系[7]
1957年，刘国钧指出对图书馆5个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分别进行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就是“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学体系。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萌芽。它为我国之后的图书馆学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据笔者统计，我国学界60多年来对图书馆学体系的划分大致有三大模式：(1)二维树体系有4种类型：①二分法：“一次分法”6种；“二重分法”3种。②三分法：“一次分法”10种；“二重分法”1种。③四分法5种。④五分法3种。(2)多维立体体系有12种类型：①三维式2种。②“金字塔”式1种。③“球”式2种。④“圆”式1种。⑤“树”式1种。⑥立体、多维、网状式5种。(3)谱系式1种。
2.1 二维树体系
2.1.1 两块(门类)结构
黄景行提出图书馆学由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构成。郭星寿、钱亚新、朱立文、刘荣析认为图书馆学由普通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构成。倪波、荀昌荣、郭星寿、王子舟、盛小平认为图书馆学应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构成。需特别指出的是，王子舟的“体系”尽管也由“理论”和“应用”两块构成，但其内涵却与众不同：前者包括现实、历史、发展图书馆学，后者包括知识集合研究，知识受众研究。王乐认为应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两大部分构成。
2.1.2 三块(门类)结构
(1)一次分法。周文骏、张树华、谭迪昭、石呈祥、北大、武大合编教材(1991)等都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应由理论、专门、应用图书馆学三个门类组成。北大、武大合编教材(1981)：普通、专门、比较图书馆学。陈传夫：抽象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方法。徐鹏：理论、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陈丹平：理论图书馆学、图书馆活动学和图书馆技术学。徐引篪、霍国庆：信息资源体系理论研究、信息资源体系过程研究和具体信息资源体系研究。储流杰：三层次体系：哲学层次(理念图书馆学)；学理层次(三块结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低层次(分支学科)。王续琨：三层次四系组体系；高层：普通图书馆学四个系组；中层：1个系组：基础图书馆学；底层：并列3个系组：类别、应用、边缘图书馆学。于鸣镝：“三篇十论”体系。“三篇”：解释篇、分析篇和实用篇。“十论”：现象论、本质论、比较论；发展论、层次论、结构论、功能论；价值论、选择论和实践论。叶鹰：理论、实用、专门图书馆学。
(2)二重分法。谭迪昭采用二重分法建立了如下“体系”：①理论、应用图书馆学；②普通、技术、专门图书馆学。黄宗忠：①理论、应用、专门图书馆学；②普通、专门图书馆学。柯平：基于“知识管理”的体系：①宏观图书馆学体系，②微观图书馆学体系。马恒通：基于“知识传播”的体系：①理论、应用图书馆学；②普通、专门图书馆学。
2.1.3 四块(门类)结构
吴慰慈在其4部著作中将图书馆学体系划分为普通、专门、应用、比较图书馆学。沈继武，宓浩则划分为理论、应用、专门、比较图书馆学。梅雪分为基础、技术、应用、边缘科学。
2.1.4 五块(门类)结构
熊伟创建了“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广义本体、狭义本体、客体、中介、主体图书馆学。叶建平：理论、技术、经营、管理、应用图书馆学。程结晶将图书馆学整个知识体系统称为“图书馆科学”学科群组，包括：普通、基础、类别、应用、边缘图书馆学。陈雅：以知识为中心的体系：第一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第二层：图书馆学方法论；第三层：图书馆社会学；第四层：图书馆事业管理；第五层：图书馆类型与形态研究。
2.2 立体多维模式
(1)三维式：张欣毅1983年提出：本体维-普通图书馆学；时间维-图书馆史学；空间维-专门图书馆学。
(2)“金字塔”式：项弋平：塔顶为信息交流系统，图书馆学为塔的一个侧面，塔底由“范畴”和“要素”构成。图书馆学与“范畴”相交，就形成专门图书馆学，与“要素”相交，就形成应用图书馆学。
(3)“球式”结构：梅雪：“球”内层：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球”外层：边缘科学。
(4)“树”式结构：黄宗忠：主干：理论图书馆学；枝干：技术图书馆学；梢叶：应用图书馆学。
(5)立体、多维、网状式：李惠珍等认为，图书馆学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群图。黄宗忠认为，现代图书馆学体系是多维、多层次、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刘烈从范畴出发，将图书馆学体系看成一个线性的、有层次的网状结构：图书馆学绪论，图书馆的认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规律。李惠珍和陈耀盛从图书馆事业出发，从纵横向加以划分，横断于图书馆学的有图书馆数学等；与图书馆外部环境相对应的有图书馆人才学等；与图书馆垂直水平系统和动态系统相对应的有图书馆管理学等；与图书馆事业的工作系统相对应的有藏书建设学等。
2.3 圆式和“谱系学”模式
胡先媛(1998)将图书馆学体系设计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现实性和开放性而随时空滚动的完整的圆。上半圆论述图书馆学的内部联系。下半圆论述图书馆的背景因素。
2009年，蒋永福用福柯的“谱系学”表示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新模式：“谱系学”模式。“体系”设置ABCD四个区，各区都含多个视点。他认为该“体系”具有反本质性、非基础性、非整体性、非一元性、开放性、不确定性、宽容性、平等性等特点。
尽管图书馆学体系有上述多种形式，但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三块结构：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而四块结构中的“比较图书馆学”，应包括在“理论图书馆学”中。
2.4 关于边缘学科
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杂交产生边缘学科。主要通过以下3种相关生长途径产生：①理论的转移与综合；②研究方法的转移与综合；③研究对象的转移与综合。
2.5 图书馆学体系形成的条件及构建原则
关于图书馆学体系形成的条件，程结晶认为体系的形成依赖于以下条件：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展。
建立图书馆学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宓浩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应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柯平认为应遵循如下原则：继承性、发展性、科学性、系统性。
2.6 图书馆学体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6.1 存在问题
其一，个别“体系”采用双重分类标准，缺乏逻辑性。如有的因此导致了专门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发生交叉现象，出现了逻辑上的紊乱。有人认为，“‘专门图书馆学’的设置有些牵强。因为任何一门‘专门图书馆学’都属于图书馆学理论、应用两个范畴的适用领域，它与理论、应用两个子集的关系不是并集而是交集，故不宜以‘同位类’地位单独列出”。又如，在“专门图书馆学”中，有的将“高校(大学)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并列，这是用两种不同划分标准列出的，现行“体系”其元素在内容上前后重复太多。
其二，基本概念混乱。如对“普通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的认识不一致，导致所建体系内容也不一致。如“普通图书馆学”，北大、武大合编教材(1981)包括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金恩晖将其归入理论图书馆学，但他所解释的普通图书馆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图书馆学。黄宗忠，马恒通认为应包含理论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吴慰慈是指理论图书馆学，不包括应用图书馆学。
其三，“体系”的建立存在面向实体、面向过程的弊端。目前的“体系”中存在“没有实质内容的研究领域”，如“公共图书馆学”、“学校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编目学”等。
其四，有人认为，上述“相关树结构”表述法有很大局限性，这种方法可以在同一水平面上反映事物的层次与级别，却反映不出事物在立体空间的多维联系，应当用多维立体体系表示。
2.6.2 解决方案
应统一认识各门类、各分支学科的含义，克服概念理解混乱现象。应遵循上述“体系”构建原则。改变“体系”建构模式，适应“体系”内在联系。可以采用多维立体结构。
3 图书馆学方法论[8]
3.1 一个宏观的视角
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较系统的研究方法，80年代末才出现较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专著。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成就颇大，论著颇丰，构建了较为成熟多种类型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有“层次说”、“过程论”、“实用论”、“综合论”四类。
3.1.1 “层次说”
“二层次说”。1957年，刘国钧提出一般科学方法和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二层次说”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北大和武大图书馆学系(1981)合编的教材：哲学方法和运用其他科学的方法。李广建：宏观方法、微观方法。叶鹰：通用、专门方法。卢晓宾：哲学、特殊方法。二分法：邱昶和黄昕：传统、新方法。重庆图书馆学方法论专题研讨会(1987，以下简称“重庆会议”)：(1)情报搜集、处理方法。(2)带头方法和与其对应的一般方法。(3)阶段性、通用方法。于良芝：定量、定性方法。
“三层次说”。1983年，乔好勤创立了“三层次说”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它对之后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树华、吴慰慈、邵巍、沈继武、倪波、荀昌荣、张润生、王崇德、郭星寿、洪颖、钟守真、王乐、党跃武相继提出了仿乔的“三层次说”。其他学者提出了与乔不同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层次说”。如桑健提出：哲学方法，相关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吕斌：哲学方法，学科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重庆会议：(1)理论、经验和实际方法；(2)方法论、方法学、方法；(3)操作方法、研究方法和理论转化法。郑学军：结果的、实证的、理论的研究方法。赵一丹：思辨、定性、定量方法。杨文祥：跨学科方法体系、“关联-互动”研究法、“横向-纵向-横向”双向度交叉运用法。
“四层次说”。1983年周文骏提出图书馆学方法论之“四层次说”：哲学方法、一般方法、邻近科学的方法和专门方法。卿家康，宓浩：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具体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特殊方法。梁林德、辛希孟，金恩晖：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和新方法。霍国庆：哲学方法、综合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四分法：郑学军：案例、纲领、比较、多样化分析法。重庆会议：历史方法、书目统计法、教育心理学方法、语言结构法。
“层次说”主要是依据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中不同层次研究方法的地位和适用广度进行划分的，各种体系并无本质差异。它尽管有上述不同类型，但总的来看，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同“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它几乎容纳了各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我国学者提出的“三层次说”，是科学的、比较符合图书馆学研究实际的、成熟的和最具影响力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层次说”具有科学性、成熟性、理论建构性、全面性和共通性等特点。
3.1.2 “过程论”
1986年卿家康提出了基于“过程”的方法论体系：获得材料的方法、整理材料的方法和建立图书馆学体系的方法。重庆会议：(1)操作、研究、理论转化法。(2)情报搜集、处理法。黄宗忠：课题选择方法、研究信息的获取方法、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综合方法。宓浩：课题选择和确定、情报的搜集和整理、问题的考察与验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赵云龙：资料收集阶段方法、分析资料阶段方法。杨斌根据科研过程四阶段(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寻求研究问题、构造研究方案和总结研究结果并进行检验)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由基于文献的分析方法、基于关系的分析方法、整合方法和归纳方法。每一类中都包括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
“过程论”大都是根据其研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任务来建立方法论体系。由于人们关于研究过程的阶段划分不同，出现了上述不同的“过程论”体系。“过程论”实质是“程序论”，即图书馆学研究的先后次序，并非图书馆学方法论。它具有与研究进程的关联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它尽管实质上非图书馆学方法论，但它可帮助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寻求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效地推动图书馆学研究，并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3.1.3 “实用论”
1995年，张晓林提出“实用论”方法论体系：实验、社会调查、观察、个案、历史、评估研究方法。姜继：跨学科、移植、类比、历史比较、辐射法。华薇娜：理论分析、情报系统设计、调查与实验、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比较分析法等。
“实用论”是人们在探讨现实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活动中的科学方法，由于分类标准的不科学，造成了分类结果的交叉性。具有不完善，不健全，不准确等缺陷。但它具有研究活动的适应性、分析方法的伸缩性和体系发展的扩容性等优点，是一种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开放的体系，它适应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发展性。
3.1.4 “综合论”
李超平提出了方法的互补方法论体系：机械观与系统观互补、经验方法与理论方法互补、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互补、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互补。党跃武首创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SIORP主题分析体系：S研究类型；I研究手段；O方法来源；R研究领域；P研究过程。张寒生：客观实证、逻辑思维、现代科学、专门、哲学方法。杨益：“三维”方法论体系：研究内容维、研究过程维、论证方法维。
“综合论”是采用多种分类方法构建一个综合化的方法论体系。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图书馆学方法体系分析的结果进行有效集成。它在理论上几乎可包容所有的依分类方法区分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因此它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完整性和集合性等特点。
3.2 微观考察
3.2.1 关于图书馆学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
图书馆学一般方法主要有经验科学方法(观察实验、调查研究法等)；理性思维法(科学抽象法等)；横向科学方法(数学方法，跨学科方法等)；移植法等。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曾否认图书馆学有专门方法。目前大都持肯定态度。但学界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之判定标准、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有哪些等，曾引起广泛争鸣。沙勇忠(1990)指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应具备三个条件：必须体现本学科的特殊规定性；必须是该学科的核心方法，具备独特的应用效能；专门方法一经确立，就必然冲出本学科的范围，被其他学科广泛应用。
周文骏认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分析法、图书馆实践经验的综合、读者藏书以及其他方面记录的分析等。吴慰慈：图书馆统计、读者调查、移植、比较法。梁林德、辛希孟：查找和积累资料的方法、分类研究法、摘要和述评研究法、各项业务活动记录分析法。王崇德首次将“引文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纳入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范畴。霍国庆：文献计量、文献信息简化方法、阅读测量法。乔好勤：文献计量、引文分析、文献信息处理法。北大和武大图书馆学系(1991)：图书馆学文献分析法、书目引文分析法、图书馆工作记录法。黄宗忠：分类研究法，文献信息内容分析法，图书馆实践(实例)研究法，评价、用户、比较研究法。王子舟创立了基于“知识集合”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单元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研究法。张寒生：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文献信息处理方法，内容分析法，实践(例)、评价、用户研究法。邓小昭：信息计量法、引文分析法。
3.2.2 关于影响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形成的因素
客观因素。(1)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如“矛盾说”采取哲学方法。(2)学科性质决定研究方法。把图书馆学定位于一门社会科学与定位于综合性学科，其所用的研究方法自然是不同的，这已被研究实践所证明。(3)时代背景影响研究方法。因不同时代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必然不同。
主观因素。因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思维方式，认识、理解客体之程度等也必然不同。这必然影响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认识，进而影响研究方法的差异。
3.3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3.1 存在问题
主要有：(1)对“专门方法”的涵义有争议。(2)有些借鉴移植的方法难以消化。(3)有些研究方法缺乏应用性和创新性。(4)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改造。(5)缺乏对数字图书馆研究方法的探讨。(6)存在浮躁风气：要么习惯于标新立异，急于求成，要么盲目跟从。(7)方法理论与实践脱节。(8)方法论研究的整体性差，各方面发展不平衡。(9)对方法论研究重视程度不足。(10)科学性、有效性有待提高和增强。(11)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未普遍开设“图书馆学方法论”课程。
3.3.2 对策
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正确区别：研究方法、工作方法、方法论、方法论体系；(2)正确运用系统方法；(3)正确处理定性与定量方法之关系；(4)正确吸收、移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5)正确把握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内涵；(6)正确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构建科学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应遵守如下原则：(1)价值原则。提出的研究方法应具有实用性和有效性，经得起实践检验。(2)联系原则。学科与学科、方法与方法、方法论与方法论之间都具有必然的联系性，应将其相互联系起来考虑。(3)整体性原则。图书馆学方法论创新要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发展、与科学学的发展、与图书情报事业和工作的发展、与方法论体系中各种具体的方法和方法论研究等相适应。(4)动态发展原则。方法论体系创新既要开拓新领域，又要坚持渐进发展原则。经过争鸣和实践，逐步完善。(5)优化原则。通过以上四原则，优化方法论体系，以使其具有时代性、适应性。
4 图书馆属性，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学科性质[9-14]
4.1 图书馆属性
图书馆属性分为一般属性和本质属性。(1)一般属性。黄宗忠、宓浩、吴慰慈在其有关论著中分析了图书馆的一般属性，较为一致的认识是：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保存性和服务性。(2)本质属性。“阶级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这在1978年以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观点，但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对图书馆属性问题的大讨论，否定了此观点。经过了60年的讨论和争鸣，关于图书馆本质属性，大致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知识性”，以柯平为代表。“藏用性”，以黄宗忠为代表。“交流性”，以宓浩为代表。“中介性”，以吴慰慈为代表，认为图书馆的一般属性是由中介性派生出来的。
4.2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学科性质
(1)理论基础。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界一直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82年刘迅将波普尔的“世界3”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引起了争鸣。一部分人认为波普尔“世界3”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将其作为“理论基础”是错误的。1983年周文骏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1984年陈誉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图书馆及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指示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于鸣镝则将其理论基础分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信息论。吴慰慈(1985)认为文献信息理论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共同的理论基础。张冰(1986)认为是“第二中介论”。金恩晖(1988)：马克思主义哲学。彭修义，倪波，宓浩则分别认为“知识，认识，知识唯物论”，“文献信息及其交流”，“知识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黄宗忠1995年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管理科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组成的学科群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2006年他在上述“理论基础”中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信息科学、数学。蒋永福(1999)指出“知识组织论”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王子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教育学、心理学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60多年来对“理论基础”的讨论，观点纷呈，见仁见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须符合如下条件：(1)能够为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2)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3)适合图书馆工作的需要。
(2)学科性质。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一是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二是受时代、环境影响和人们的认识差异所致。有人认为它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门管理科学。以黄宗忠(1988)为代表认为它是综合性科学。吴慰慈(2004)则认为现阶段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就未来而言，它“可能会发展成一门综合性科学”。目前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科学。笔者认为判断一门科学是何性质，不能以其研究方法的性质来决定，应当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来决定。关键问题在于前提(标准)的一致性和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的判断。那么，图书馆学到底为何种性质的学科，孰是孰非，也只能在今后的争鸣中达成共识。
5 总结与展望
(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呈现多样性，从“非本质说”到“近似本质说”，逐步逼近本质，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入和进步。目前正在推动“近似本质说”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准确探寻到“研究对象”而努力。
(2)图书馆学体系朝着深度分化、边缘综合、层次拓展、日趋完善、趋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3)我国学者从传统研究方法到现代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以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为主的多种类型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正朝着定量化、综合化、技术化、科学化、层次化、体系化、完善化方向发展。正在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的、规范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
(4)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呈现多元化，内容逐渐扩展，正向着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方向发展。
(5)图书馆属性、学科性质认识不同，目前尚难统一，但通过今后的进一步讨论，终究会得到统一的。
(6)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未来将朝着不断深化，理论与应用、技术密切结合，继承、创新、务实、效益的方向发展。未来研究方向：图书馆主体研究、历史研究、相关研究、未来研究、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学科地位的研究等主题。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尽管道路曲折，但由于我国学者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空前繁荣，获得了辉煌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图书馆学，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正向着时代化、科学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未来的60年，必将以此为起点，取得更大的成就。
(来稿时间：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