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局论文,现实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概括为“四个全面”，这是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而提出的战略布局，意蕴深远，认真学习和研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依据 治理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可供复制的经验，只能走自己的路。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以苏为戒”，努力寻找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既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又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继续沿袭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大搞群众运动，其结果是延误了生产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偏离了轨道和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对中国国情逐步作出了科学判断。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告诉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外宾：总结中国建国三十年的经验主要有两条，“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①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把过去“左”的做法归结为超越阶段，把搞社会主义落脚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上，实际上提出一种新社会主义观。经过这些思想酝酿，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在初级发展阶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现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自此以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仍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这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尚未完成。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极大提高。有人对我国还是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疑问，国外也借此炒作说中国已是发达国家了。对此，应当看到，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由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可能很快成熟和完善。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依法治国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还有一定影响，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这种状况表明，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突出矛盾和问题的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时间，在其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和特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与问题也越发凸显。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遭遇了。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当下，改革所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化解，而改革本身也迅速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社会矛盾呈现出了一些新形式和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经济建设方面：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迈入21世纪，我国已成功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并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尤其是自2008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在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很多可喜成就。但是，科学发展观的目标远未实现，传统粗放发展方式根深蒂固，仍存在许多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中都强调，我国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③ 2.政治建设方面：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推进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操作规范尚未完全定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病，使得这些制度的功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等等，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指出：“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④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在法治建设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3.文化建设方面：不同思想意识相互激荡，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西方一些错误思潮干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涉及的是核心价值观问题。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处于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环境、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纷繁复杂。既有旧的、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也有伴随着改革进程而产生的新的先进的价值观念。随着新旧社会秩序的转换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价值追求和取向日趋多样化，人们多用自己的好恶判断事物，不再盲目听从统一的评价，个人价值取舍也不再服从统一意志的安排，各阶层由于社会地位和利益的不同，趋向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主导民众精神生活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干扰我国改革发展的思潮，主要有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主张。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理论上照搬西方，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否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国体与政体，鼓吹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鼓噪政治的多党制、意识形态的抽象人性化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等等。 4.社会建设方面：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生活处于普遍贫穷状况，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是人们普遍的利益诉求，基于此而启动改革，普惠性的改革几乎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1992年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迅猛发展；城乡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同时，一方面，国有企业实行高管高额年薪制和垄断企业高收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破产和不少企业被管理层收购，出现了大量下岗工人，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尽管近年来党和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作出巨大努力，如取消农业税，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减轻工薪阶层税负，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4年启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轨”，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但差距依然较大。中国现在既得利益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社会财富。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⑤对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5.生态文明建设：环境问题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生态治理矛盾凸显。生态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人类在实践中违背自然法则的结果。我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往往把自然界看作为我们服务的，是可任意攫取的财富。人类的为所欲为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无限破坏，造成了与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链的非正常退化，压缩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一种“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为此，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⑥我们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繁重。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来自实践，尽管内容各不相同，分属不同范畴和领域，但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四个全面”的有机统一体，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破解发展难题，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根本出路在改革。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赢得发展的新优势，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然而，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⑦但是，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决心，更应要有运筹帷幄，化繁为简的改革策略与方法。宏观层次改革，要运用系统思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中观层次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注重改革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微观层次改革，要运用底线思维，注重改革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三、在国情的“变和不变”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指出：“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⑧这一重要论述提示我们，推进“四个全面”，要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要在国情的“变与不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与不变”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它是从社会的制度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坐标的准确界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1987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长达上百年的时间跨度内，虽然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在不同时期，基本国情的特点、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略都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出发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既不能墨守成规，把前一个阶段的理念、思路和办法简单延续或移植到后一个阶段，也不能急于求成，把未来发展阶段方能有效的政策与措施生硬地在现阶段实施。 建国初期，毛泽东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⑨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要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告诉赞比亚总统，“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⑩面对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国情，“不解放思想不行”，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党的十三大报告在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同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定为“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从而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密联系起来，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明确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宣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当时曾称赞中国领导人“正在推进一种大战略”，它“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11) 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包含了三重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新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12)在建党100年之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必然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不能因为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就忘乎所以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生产力不再落后，可以不再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推行全社会所有制，就可以实行纯粹的按劳分配等等。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指出：“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同时又必须坚持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即坚持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因为，不清醒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就不可能从全局上和总体上把握中国实际，就会只讲社会主义不讲初级阶段，而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看不到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变化，就有可能使全局性和总体性判断流于空泛，就会只讲初级阶段不讲社会主义，而走上改弦易辙的邪路。推进“四个全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超越发展阶段制定政策，又要根据阶段的变化而开拓创新，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2.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会变，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会变。但是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解决的办法和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党的八大作出的科学论断。八大在分析了国内形势和矛盾的变化后指出，我们国内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以后，由于党在执政理念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1957年之后，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乃至发动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沿用至今，意蕴深远。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动态中的差异和不平衡，在不同阶段表现为具有不同内涵、不同层次和水平的矛盾关系。我们必须根据矛盾双方的内容变化，去制定政策、确定发展战略和重点。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是：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的落后生产力与“一大二公”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一大二公”传统体制，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引进外资，中国的温饱问题在这一阶段得以解决。在加快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初步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与计划经济的核心体制(国有企业与计划调控)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财税、金融和国有企业体制等，扫清障碍。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是：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在经济加速发展是同时，中国社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这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或者说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不平衡的矛盾。(14)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无论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社会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城乡居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社会保障从低水平到建立制度框架再到全覆盖。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简单重复上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对主要矛盾的描述上，应全面系统地分析矛盾双方所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的把握主要矛盾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过去的高速度增长发展到今天，已经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过剩，严重的环境压力，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已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步入“新常态”。因此，改革、发展、稳定都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从发展来看，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改革而言，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既要勇于“破”，更要着眼于“立”。改革要于法有据，法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从而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如果说过去的发展重点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发展的重点已转向解决“环保”问题。所以，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我们应具体分析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水平、需要结构、需要趋势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搞清楚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以更好地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方位，进而根据矛盾双方的变化，着力解决民生“短板”问题，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改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质上是对内要走出一条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和谐、山河秀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外要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并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得到各国人民认可以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布局、发展总纲和顶层设计，是在新常态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宣言和时代航标。”(15)当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顽强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努力把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统一于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在“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道路越走越宽广。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②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③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1—72、106页。 ⑤汪玉凯：《第二次改革与公共治理变革》，《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⑥[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第1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0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1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439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6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1页。 (14)参见本刊评论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15)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标签：四个全面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新常态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