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重构：论当前影视作品伦理话语新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作品论文,伦理论文,重构论文,内涵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4-0011-05
文化制约影响艺术，艺术反作用于文化。艺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语境，真正优秀的艺术文本往往是时代社会生活的折射与预示，其艺术的活力感与审美价值寓于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与对话之中。影视艺术，作为现代高科技条件下催生的大众传媒艺术，是现代社会最贴近生活、最具时代气息的艺术；作为面向大众、介入平民百姓业余文化生活的大众化艺术，它又是最擅长于描述家长里短、最偏向于借家庭、婚姻、道德、伦理来述说平实人生、表达大众关怀的艺术。伦理话语是影视作品一向偏爱的主题，然而，历史（传统）的、时代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与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变性与多样性交互作用，反映在影视创作中，又表现为十分鲜明的伦理话语的时代变奏；当前影视剧坛上出现的一批优秀作品就显然昭示了，在跨入新世纪之时，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新趋向和影视审美文化的新面貌。
一 “回家”：漂泊后的回归
在走过20世纪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上，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新主流电影”的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给世纪之交的中国影坛带来了一派生机，也预示了影像精神话语的新内涵。这里，我们从影像世界惯常的伦理话语表述视角，来感受和把握这份新气息。
在最近的“新主流电影”中，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当是张扬导演的《洗澡》和张元导演的《过年回家》。这两部影片取材不同，故事也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回家”。《洗澡》摘取的是一段有关父子三人的生活片断，影片从大明离家多年之后的一天突然返家说起，展示的是一个由叙事和表意交融共筑的影像时空。《过年回家》则讲述了一个家庭的不幸。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再婚组成的家庭，两个异姓女儿：于小琴和陶兰，因为五块钱引起的争端，前者枉死，后者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刑入狱。陶兰从16岁花季开始在狱中度过漫长的17年后，因为表现好，在大年三十被特赦回家探亲。“家”和“回家”是这两部影片叙事话语共同的精神内核。
在这里，“回家”即“回归”，意指回归人的精神情感家园，包括传统的人伦亲情和人的精神自我的回归。审美选择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选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物质化的工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贬值，现代人普遍感受到意义匮乏、话语失落的迷惘与焦虑。在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带来了社会向工业文明和都市化的转型发展，但同时，外来文化的碰撞，新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带来了文化转型的混乱与无序，行业竞争和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似乎更多地遁入了金钱物欲的魔掌，迷失于道德精神的家园之外。艺术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是现实中人们心理、情感与思想的记录，因而也是人情与物理的提示。在走过世纪末的今天，我国影坛新崛起的“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似乎开始“长大成人”，迈向成熟，他们在叙述了迷惘的漂泊、游荡之后，开始转向了回归的主题：寻找精神的归依。
《洗澡》开始时，大明的回家是非自愿的、被动的——因为傻弟寄给他的一张十分孩童式的画而误以为父亲逝世了。影像最初的表述告诉我们，在心理和情感上，大明与这个“家”格格不入，存有距离，他的冷漠与傻弟的热诚，他的世故和缺失与傻弟的率真和无忧无虑构成鲜明的对比。他瞧不起父亲“澡堂”生活的嘈杂与庸琐，也害怕别人知道他有个傻弟弟；因而，他逃避于“家”之外，排斥在和煦的人伦亲情之外，也因此抽离了他自我个体精神情感的完满和自足。傻弟因为他的疏忽而一时走失，耽搁了他预定的归程。老父不见爱子的那份深切焦灼和忧虑，使他愧疚于心，开始从心理和情感上主动走近父亲和弟弟，也迈出了真正返“家”的步子。接下来，在感受并感动于父亲和弟弟之间朴实又动人的父子情，以及“澡堂”生活的温情和睦之后，他冷漠的内心开始被滋润，距离感逐渐消失，他与父亲间由隔膜逐步转向和谐融洽，最终走进并融入了人类天性的人伦之爱和人间温厚的人情友爱之中，他的精神自我也从漂泊走向归依，由缺失回归充实与完满。
“家”的概念在东方，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是个温馨而又神圣的概念。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曲《常回家看看》伴随着质朴而又抒情的旋律，叩响了亿万国人的心弦，无数观众，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在动情的歌声中禁不住热泪盈眶。影片《过年回家》将“过年”和“回家”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更深一层的情感穿透力。自古以来，家可以是贫穷的，但应当是最温暖最有情的所在，然而，在物质的享受日益丰富多样的今天，“家”却在无形中被侵蚀、被隔离。影片中的“家”是个貌合神离的家，一对再婚的已过中年的夫妻及他们各自的女儿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有工作，收入稳定，两个女儿已有16岁，同龄且同窗。然而，由于夫妻间各存了一份狭隘、偏袒之心，同一屋檐下，四方桌上围坐的四人之间却有着深深的情感隔膜甚至于敌视情绪。终因区区五块钱引发了家庭大战，两个花季少女，一个枉死，一个坐牢，剩下父母亲陷于无边的痛苦与悔恨。17年后，陶兰在监狱看守队长的陪伴下回家的过程既是她寻找已搬迁多时隐于茫茫都市人海中现实的家的过程，同时也是陶兰，包括一直挣扎在痛苦、自责苦海中的她的父母寻找和返回爱与情的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影片叙事择取17年跨度的两端，然而这略去的17年作为隐性话语的凸现却似乎更让人触目惊心。观众看到，17年后再度出现在银幕上的陶兰，已再不是那个单纯、活泼又外向的花季少女，而是一个略显呆滞、无语、卑怯的中年女子。她的父母也过早地老迈，眼神中的躲闪、无语的沉重透露了17年间内心经受的一切煎熬。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承受了17年的令人窒息的阴霾之后，这个原本可以是和谐温暖的家庭才终于明白：他们需要的是沟通、是理解、是爱，他们原本就是有血缘与亲情纽带的亲人，他们应当是最最亲爱的家人。影片结尾以略显突兀的叙事笔调完成了回归的主题，现实中的家以及情感内涵的“家”的回归，至此，陶兰和她父母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二 “牵手”：伦理重构
影片《洗澡》中，“父亲”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且形象内涵丰富。片中儿子对父亲的理解、认同和回归不仅是完成了对父子三人人伦亲情的描述，而且，蕴含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回归。
在当代中国，“旧的已被否定，但新的尚未建立，许多人性恶的东西又重新浮了上来，因此，道德的重建的课题，很严峻地摆在了艺术创作者的面前”。[1]人们不难发现，如今在一些地方人与人之间日益变得冷漠，人的亲情、友情淡薄，道德共识失落。艺术关照社会，表现现实关怀，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指出：“艺术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给它以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补救它，因为社会是极需要补救的，艺术是对人生、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挖掘，是开向宇宙的一扇门，……艺术，不以功利为务而成为简单的载道工具，但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寓蕴着人类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2]影视剧作为艺术其存在的真正基础同样在于它的精神性质，它的魅力存在于以“有意味的形式”反映时代，呼应社会并达到与最广泛的艺术受众的交流和对话。
当前影视剧作品伦理重建的话语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对家庭伦理和传统人伦秩序、规范的重新思索、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伴随着我国社会由农业文明逐步转向日益都市化的工业文明，传统宗法家族体制进一步解体，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影视剧领域，曾出现了不少以解构传统秩序为话语指向的影视作品。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影片《太阳雨》，以深圳为背景，聚焦于一群走出传统秩序和规范的都市青年男女，侧重表现女主人公亚曦这一现代都市中的传统淑女，在新旧价值观冲突中的不适应感与孤独感。尔后经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疯狂的代价》《顽主》《轮回》《大喘气》等，到第六代导演的《头发乱了》《北京杂种》《最后的一个冬日》，银幕上多侧面地描述了“父亲权威”消失后现代青年的自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张扬，以及“放逐”后无所依托的迷惘、困惑、焦虑、飘零的生存状态。由此，我们有理由说，《洗澡》中的大明可以视为第一个放逐后又自我回归的都市青年形象，影片中的“澡堂”由于“水”的意象圣化，呈现为一个温情又有序的所在，而父亲就是这个秩序的守望者，对父亲的认同和肯定喻示了回归和重构传统人伦秩序与美德的审美渴望。
重构人伦秩序的伦理话语同样是近年来电视荧屏上审美话语的主题之一。较为突出的是两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咱爸咱妈》和《儿女情长》。这两部电视剧都是从普通人的家庭故事入手写儿女尽孝，以真切动人的父子、兄妹、兄弟间的家庭亲情来张扬我们民族的伦理美德，营造和表述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家庭氛围和温馨情感。“艺术是对终极现实感的表述”，它能“把我们的灵魂的力量提升到这样的一种高度，远远超出了庸俗的平凡，并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发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3]艺术的力量存在于对公众的效果和影响中，《咱爸咱妈》和《儿女情长》的播映都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吉林的一位老太太看完《咱》剧后，坚持要把丈夫留下来的抚恤金寄给剧中的乔家伟，帮助他给老父亲治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在评论《儿女情长》时说：“这么长的一个片子，看了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我是流了很多泪，但这泪的确让人感到痛快。”“在这个作品中，家庭的伦理写出了很多很久远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怎么变，一些几千年来沉积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的东西依旧没变，这些就反映在普通百姓的身上，反映在剧中这些普通人家的生活中。”[1]影视剧伦理回归的文化指向并非简单地指向过去，而是新的起点上的伦理重构，是传统价值在现代观念下的延续和发扬光大。
（二）对现代婚姻的伦理思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生的立足点。18集电视连续剧《牵手》把本来已潜在于千万个家庭内部的夫妻情感矛盾以十分真切自然的影像语言展示给观众，从而成为1999年电视荧屏上最具情感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电视剧。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人们从外在的生活到内在情感，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不仅作为社会个体的人，面临着事业上的危机感，家庭也在社会转型的磨合中经受着种种严峻考验。《牵手》讲述的故事是从一对夫妻分手开始的，导演杨阳说：“在我们的身边，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也许就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我们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经历。我不想仅仅表现那些‘受伤的女人’，也不想只是简单地痛斥那些‘不回家的男人’。我只想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通过这部片子，尽量真实准确地表现今天这个社会，以及组成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和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元素——人，去探讨在当今社会中生活着的人们——男人、女人，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他们自身的问题。”[4]故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以女性编创者特有的细腻笔触，在生活情感和人生最细微处做文章。导致夫妻离异的原因不是简单的第三者插足，或见异思迁，而是夫妻之间共筑的情感之园出了问题。丈夫一心于创业，忽略了家庭和夫妻情感，而妻子又太投入家庭，失落了自我，从而导致了夫妻间的隔膜和距离感，以至情感之舟偏离了婚姻的航道。此剧以十分生活化的故事客观地展示给观众一段生活，一个参照物，观众从关注人物到关注自己，由体验到反思。中国人历来以注重家庭观念著称，然而，“当社会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和越来越大的压力时，许多人首先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上，把事业成功、名誉地位、金钱收入看得越来越高。”[4]这样，夫妻之间的情感伦理因素变得越来越淡漠：第三者插足、夫妻离异、家庭婚姻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社会的呼应，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因此备受关注，从《过把瘾》《不谈爱情》《好好过日子》到1999年的《牵手》《来来往往》，这些作品都曾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它们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的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多样复杂的情感问题。传统家庭，夫妻的要义不是情爱而是传宗接代，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男女情爱意识不断增强，然而
婚姻仍然常常被比作“围城”，被视为“爱情的坟墓”，情爱、性爱似乎仍与夫妻无缘，而更多的是恋人或情人间的专利。女人把爱情家庭视为人生的全部，而男人更多的只是把它当作人生的点缀。《过把瘾》中杜梅与方言的冲突，正是这种“不平衡”的矛盾。如果说，人生如同摆渡，夫妻就是同舟之人，能否驶向幸福的彼岸，需要两者的同心协力，方能经得住风浪搏击。《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段丽娜的离异正是由于这种夫妻“合力”消失后的解体。鲁迅先生曾指出，爱情之树需要不断灌溉、培育，方能茁壮成长。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作用，多数家庭爱情在踏进婚姻的门槛后就失去了精心培育之心，任其自生自灭。所以，《牵手》中，男主人公离异后的自省和发现可谓“弥足珍贵，启人心智”，他意识到问题在于：“除了事业成功，儿子长大之外，自己婚后越来越忽视了生活世界中的另一重要方面——与妻子晓雪的情感交流世界。”[5]注重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夫妻间的情爱意识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家庭情感问题关键所在。
三 “一年又一年”：人生真义的追寻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6]真正的艺术文本，总是隐寓着对生活、对现实、或对生命的最为深切的印象和感受，它以灵魂和精神的力量深入到人类感性世界的深处，帮助我们恢复对生活的感觉，把一种新的生意灌输给我们，从而引领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的超越性境界。影片《洗澡》的成功，正是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种“真正的艺术文体”的境界。影片中的“澡堂”有如芸芸众生的舞台，各色人物在这里上演着各自人生的片段。不同于老舍先生的《茶馆》，其着力点不在戏剧性人生经历浓墨重彩的叙述，而在于表现一段本色的生活流程。影片运用重复的镜语：早锻炼，晨曦中的澡堂，二明在冲洗地板……来喻示生活的一天天周而复始；而昂扬进取的广播操旋律则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澡堂中固定的场景，每一天同样的工作似乎单调乏味又庸琐平实，但父子三人丰富的形象内涵，以及影片简练表现的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关系及情感处理，使得影片画面叙事与情感意念表现得丝丝入扣，呈现出一种单调中的丰富，乏味中的情趣，平实中的深刻，并以此寄寓生活的真谛。大明“回家”的过程，也是寻求人生真义的过程，人生的美就在于这每一天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只有热诚地对待生活，不吝惜地付出真情真爱才能体味到真实的人生。
21集电视连续剧《一年又一年》，则是从一年又一年这种更长的人生历程上去表现生活和人生。该剧表现1978年到1999年的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以陈、林两大家庭为轴心，表现改革开放20年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及观念意识的巨大变化，在形象地展示剧中人的生活和人生追求的同时，提供给观众一份对于生活与人生的审美体验和感悟。1978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真正进入了发展经济，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变革进取的社会发展历程，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中所伴生的文化危机也正在出现，物质日益丰富而精神相对贫困的矛盾日见凸现。传统价值话语失落，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却有所抬头。社会的这种文化失衡和精神失态现象已成为有识之士，尤其是知识精英忧虑和关注的焦点。影视剧中关注现实社会状况，述说传统伦理话语，表述重建道德价值体系的作品也因此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公众共同看好的主题。《一年又一年》是世纪末回溯历史的电视剧大手笔，其叙事的话语精神也立足于此：以人的精神价值的存在重建真实人生的精神维度，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该剧表现了在商品化浪潮冲击下，林一达、何大海和陈焕三对夫妻的情感经历与人生的波折沉浮。林一达与陈焕的生活经历和内在精神表现可视为一组对立物。林一达出生于高干高知家庭，“文革”期间他曾备受磨砺，知青返城后，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他有远大的人生抱负，不甘心于平庸，社会经济走向市场化后，他又很快下海经商。然而，随着钱越赚越多，他逐渐迷失于商海而无法自拔，一方面他拼命地赚钱，不择手段，不顾情义；另一方面，在朋友、妻子相继离他而去，父母也与他越来越疏远后，他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心的空虚、孤独与无助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陈焕出生于平民之家，知青返城后，他参加高考，接着又读研究生出国深造。与林一达形成对比的是，他生活清贫，但精神富足，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社会知名的青年学者。他认为，商品社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商品。他违背爱妻林平平要他出国相伴的意愿，为的是要把人生的立足点放在祖国。他拒绝林一达高薪、住房的诱惑，因为他把精神品格的完满自足看得高于物质享受。在他的身上成功地体现出现代社会正在失落与飘零的人类诗意的生命。该剧通过林一达跌倒后的精神回归，通过何大海和陈青这对贫贱夫妻人生的价值追求，形象而又生动地展示了人生的真义，肯定了人的精神生命追求的意义。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的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转型是一场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变革。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大时代的生活的参与者和最深刻的感受者。影视艺术需要立足于真切的现实生活，感悟、把握住时代的艺术作品。从《外来妹》到《姐妹》这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发展下的价值话语的转换。90年代初的《外来妹》，叙事的重点在于表现改革开放之初时代转换的新生活、新气息、新观念。该剧塑造了第一个走出大山的姑娘——赵小云的形象，从一个文化的大视角表现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两种观念意识的交融与冲突，着力点是时代生活的激扬，个体精神的时代意义，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商品经济的合理。在怀恋传统文化的温情人性味的同时，又不留情面地揭示了旧的文化意识的封闭僵化，表现它的落后与历史重负下的沧桑，以积极的态度召唤新世纪的曙光。而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姐妹》则是以走出大山的姐妹俩来昭示走向商品社会以后我们应持有的人生态度。该剧的叙事重点已转为张扬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商品化消费话语发展到逐步主宰社会文化生活的今天，人们发现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取代精神的满足，我们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同样不能忘了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该剧通过姐姐与妹妹形象的对比，表现了当前影视剧重述伦理话语的共同趋势：重新理解和认同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建构社会精神文明，使社会和生活充满人性、正义和善。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7]艺术正是人类建构自我，创造完满生命存在的文化创造活动。真正的艺术以人性的魅力，显示为一种启迪、一种道德和抚慰的力量，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影响。
当前这一批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其影像内涵正指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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