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但思想影响更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同样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决定了演员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之时。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如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型”；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多具其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分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30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为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才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5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片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1955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年12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2月中旬，毛泽东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泽东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1955年到19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泽东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地总结和合乎逻辑地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倚轻倚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1958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陡然超过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增长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没有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奇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象的束缚。“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政治斗争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不过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地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己有的经验、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份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波浪”开其端，李开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年7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主要负责人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这位负责人是很被毛泽东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人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觉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泽东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的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等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即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泽东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泽东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他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判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设新的平衡》说，1956年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泽东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炉”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跟群众需要相距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耸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讨苦吃。“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方面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泽东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就这样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泽东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个博士头衔”。前文已经提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30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5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主观上一蹴而就之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泽东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听取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各部委汇报后的产物，其中意见，即使最先是由这些部委负责人提出，但当毛泽东将它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中，当然可以认为其中的思想还是源自于毛泽东，是他头脑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摧促，迷信群众运动等经验，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他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随即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催化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成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他将批判“反冒进”同1957年反右派斗争相联系，超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泽东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达到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大跃进”年代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最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家庭和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真知灼见。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离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地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泽东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人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泽东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档次，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不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即生产关系方面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度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在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最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后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的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以使人精神境界纯洁而高昂，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愿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泽东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种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年11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厚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中国传统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泽东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问题是，他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泽东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国家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泽东的这种空想，既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有对以往革命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级，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扰，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相信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他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得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掌权的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697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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