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为了在世纪之交，加强对本世纪文学发展的研究，今年10月8日本刊与广东中国文学学会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研究讨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编发了这组笔谈，希望能为今后本刊展开有关的讨论和研究开一个头。
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提法，是为了开展讨论而设的，对这个提法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理解。比如“新文学”这个概念，有人只用来指“五四”前后二三十年间出现的、能够体现“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中国文学；有人则用来指“五四”前后至今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那么，“新文学传统”一说，从前者看来，自然是指称“五四”精神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传统了；从后者看来，则可以指称“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白话文学传统，其包容范围更大一些，传统形成的时间可以晚一些。而如果从整体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20世纪的新文学在整体上是否为下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可以继承和发扬而又不同于以往中国文学的某种新的文学精神、文学方式，或新的文学传统呢？不过，“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提法又是有一定规定性的，它指的是在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文学传统，它应该是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具有某种新质的文学传统。
新文学传统的生成意义
无论从文学本体还是客体意义上看，只要稍微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作一比较，就不难列举出种种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新文学作为一种存在的传统，确实是有许多明显特征的；例如它的开放性、自由探索精神、启蒙思想、个性主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更高深的层面考察和思考这种传统的发生和形成，不进一步研究“传统”在历史转换中新的内涵，这些个别的特征意义就会被过去的历史所吞没。人们会习惯地发出追问：难道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没有接受外来影响的传统吗？就没有人道主义吗？就没有对形式美的追求吗？……
无疑，这种习惯性的追问并不能把古代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等同起来，因为每一种现代的成果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初期的文化；但是它构成了一种分辨传统的威胁，能够把一切创造性的因素纳入既定的历史轨道之中，用过去的依据解释现在，使现在和未来的意识服从过去，使对文学的认识局限在一种“过去式”的思维模式之中，永远是过去吞没现在，而不是相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确定新文学传统是什么的时候，首先应考察新文学传统是怎样发生和形成的，因为正是这种发生和形成的特殊性，真正造就了新文学传统的前所未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中国新文学传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种不同正是它们不同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传统”也有了“新”与“旧”的区别。
传统的发生和形成是历史过程，是在过去的延续中凝结下来的，古今中外皆如此。但是，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传统的形成基本上是一种编年史的延续，是在一种人们习惯的单一的时空形式中存在的。换句话说，传统作为一种存在，是被某种特定时间和空间观念所规定，并且由这种观念所决定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传统就无处栖身，而传统的发生和形成则持续了这种时空，使得无序变成了有序。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造成了一种稳定的时空观念，古代文学中的承前继后使传统不断延续，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维系在时间的链条之中，很难挣脱开去。
然而，当新文学产生时，这种固定的时间链条断裂了，新纪元代替了“老黄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不可能在原来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被历史延续性所规定，它突然面临着一种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选择，进入另一个空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变成了时间，空间的延续变得比时间的延续更具有决定性。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而中西文学的交流则打开了中国文学新的空间，中国新文学开始从空间的横向联结中，获得时间延续的最新体现。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发生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冲突、时间与空间的对接和转换之中，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传统的生成。
这种不同也决定了新文学传统更具有空间性的属性，它不象古典传统那样追求历史的认可，在承前启后的时间中表现价值；而是追求空间的拓展，在超越历史的创新中显示意义。这就必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自由探索精神。发现新的园地，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新的认同，成了新文学作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文学的价值观从过去转移到了现在，从区域性转向了世界性，而新文学传统也具有了显明的当代性和易变性。
所以，“传统”的属性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事。这是由于纵向的历史发展观念逐渐淡漠，而横向联结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文学，对“传统”的选择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它可能选择“过去”，也可能选择“未来”，作家可以依据某一地域或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作，更可以把全世界的文学当作自己的传统遗产，而由此所创作的作品及日后成为历史的传统，也必然不再是从前意义上的“传统”——稳定不变，拘于一时一地的延续——而具有不稳定的、多变的、富有世界色彩的属性。
传统与特征
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先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因为某一民族、社会的文化，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特征后来在较长历史过程中，由于其存在的合理性，被不断地延续，或者保持着自己的影响，这才成了传统。例如我国自《诗经》、《楚辞》而后，就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后来往往在同一个时代，出现这两种传统的大作家，如杜甫、李白、白居易还有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到现代也有鲁迅、郭沫若，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说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在我国真是源远流长。20世纪文学快要一百年了，时间不算短，它当然有自己的特征，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特征。而凡能成为特征的东西，一般来说总会保持较长的时间，不会是甫生即灭的。但另一方面，20世纪文学又是出现不久尚未结束的新东西，因而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哪些特征可能形成或已经形成传统？这在当前，还要我们去研究。我们说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那是作为后人去回顾以前数千年的历史，当然看得比较清楚。20世纪文学的传统，到了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得比较清楚。但这不妨碍我们今天可以来认识、探讨我们时代的文学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自从1986年被提出后，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已出的以“20世纪”为名的文学史、文体史等，就有好几部。但就我所读到的，不算未完成的多卷本，大多质量不大高，留着匆忙编纂的明显印记。反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认识，至今尚无比提出者谈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而没有比较科学的理论认识做指导，又怎能编出优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呢？我看到海外就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费力甚劳，而其基础却不甚稳固，这是我们所担忧的。“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与态度、对于解释近百年中国史的诠释模型、对于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他们可能都得再花点气力去思考。”（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我认为这种意见有其道理。例如以往谈20世纪中国文学，偏重启蒙文学，似乎启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了。因而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其美感特征的核心是“悲凉”等。这显然有其不全面之处。如果说我们过去过分强调革命文学的意义、作用，把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成了革命文学史或无产阶级文学史，把其他许多文学排斥在外，或未予重视，致使现代文学成了“清汤寡水”。那么，把20世纪文学只看成是启蒙文学，它不同样会排斥了其他成分的文学吗？事实上，这样的理论也很难贯彻到实际的文学史编纂中去。
因此，我觉得首先要好好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而且不是多方面的特征，而是最主要的特征，即之所以成为20世纪文学的那些东西。这一要靠长期的踏实的研究，要肯下功夫，付出辛勤的劳力，而不能靠即兴式的灵感抒发。二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各种认识都得以发表，相互切磋琢磨，共同提高认识。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质疑
我认为，还不能够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已经形成了“传统”。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也没有产生可与世界名著相比美的伟大作品。80年代以来，文学界将西方文学各种新流派写法走过场地搬演一遍，是自己还未形成传统的有力证据。
从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新文学诸文体风格的基调是：模仿的，是与本土文学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向外来（西方的、苏俄的）文学的仿效—趋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传统的贵族的诗文继承基本被否定，举起于近世的市民的小说、戏曲也被冷落，而西方的（包括苏俄的）文学样式，例如西式的小说、诗歌和中国所无的话剧等，则成为时髦、主流。因而，西方的（包括苏俄的）文学名著自然地被奉为经典、范本。
文学作为人类感情的（审美的）宣泄口，有共同的、可以互相交流仿效的一面，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作为民族的文学，又有作为民族感情的（审美的）宣泄口的特定功能，因而有彼此互相区别的另一面，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民族文学互相区别的一面，其实也就是它的民族特色赖以存在的依据，或者说，它之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依据。很明显，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根植于民族生存的共同血缘、共同地理环境、共同历史（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以及由它们共同衍生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也就是民族文学传统的根本依据。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包括各阶段所形成的诸传统在内）正是据此生成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乃是民族的生存状况及其所衍生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中的凝定和固化。而这种凝定和固化即包含着合理的、一贯的、不可舍弃的规律性，并由这规律性规定了文学传统之新旧交替的承续。由此言之，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与本土传统断然决裂的取向，尽管有其历史必要性和理由，却不能不说从根本上妨碍了它形成自己的新传统。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与某些很早就凝固的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不同，在其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经历了多次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如殷周之际的东、西文化融合，秦汉之际的南、北文化融合，汉晋隋唐之际的中、西文化融合，等等，从而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文学上的情形也不例外，甚至可能还要更加丰富多采，例如楚辞赋对于中原文化就完全是新的文学样式，词、曲大量来自西域（包括波斯、印度等）音乐，古代白话小说形成之深受佛教变文、俗讲的启发影响，以及佛教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作用，等等，都是显例。正是这种种与异质文化的融合，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产生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触发传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旧传统的凋落，新传统的生成。但是，又必须指出，这种种融合归根结蒂是以上述中华民族的传统为依据的，因而新传统与旧传统又不仅是互相承续的，还是以一个共同民族传统作为承续基础（依据）的。据此可借新懦家的话说，一个新传统的生成，就是一个“反本开新”的过程。
一百多年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使中国文学打开了又一次大融合的新局，以西方文学为首的世界文学的涌入，以普通话为代表的新白话文的兴起，从内、外方面塑造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风貌，这就是新白话文学（包括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白话诗、白话戏剧，等等）。经过自五四以来的几代文学家的不懈努力，新白话文学已经彻底战胜了旧文学，并且蔚为大国，其中尤以“革命文学”和“乡土文学”成就最为可观，然而，也不必讳言、总体来看，新文学还未达到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的高潮时期，它的新的传统也还处在酝酿—形成之中。要使在20世纪启动的这场大融合成就一个新的传统，就还需要经历一个“反本”—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重新认同—的过程，这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特点
我以为，20世纪新文学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1)民族性。凡是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越有民族风格的作品，就越有世界意义。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生活，一定带有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民族特点，就说明它是不成熟的。过去，我们讲到五四以来的文学流派，不论是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还是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以至现代派、新月派等等，几乎都说是从外国来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有些人只说这些流派和外国某种文艺思潮有联系，而忽视它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关系。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并不都是从外国来的，它是中国优秀文学的新发展。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文学“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等作家的代表作看，它们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都是很明显的。
(2)人民性。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学革命”时期提倡白话文，要求文学能为更多的人看得懂。从这一条线发展下来，30年代提倡文艺大众化，抗日战争时期讨论民族形的问题，一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说明从五四开始新文学一直追求为更多群众、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现在提出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循着这条线发展来的。
(3)开放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外国文化接触，慢慢地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便要求现代化。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精神，就是中国人民要求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因为要现代化，所以要向外国学习，在文学方面吸收外国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的特点，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人，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的时候，都讲到受了外国的影响。鲁迅说他看了百多篇外国小说才写小说；郭沫若说他被惠特曼那个调子感动了才写新诗。鲁迅提倡“拿来主义”，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把外国的东西拿来改造融化成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给我们提供的好经验，只有这样做，才能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几种形态
在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架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许多因素多元互补，很难用一两句话作完整的概括，它贯穿着敢于冲破一切旧的传统束缚与外来文化融合的现代意识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属于这个时代又属于自己民族的特征。
从文学思潮的影响来说，现实主义是新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形态；就文学的功能来说，着重教育和认识作用是它另一个重要的形态；以文学的表现形式来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存又是它一个重要的形态。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但“五四”时期出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从西方涌进中国来的文学思潮，它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给20世纪中国文坛带来蓬勃生机，而且有力推动了新文学的创作。鲁迅的《呐喊》、《彷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巨著，郭沫若的《女神》成为浪漫主义的杰作，就是明证。
“五四”时期现实主义被提倡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和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奉为圭臬。他们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诸如教育、妇女、家庭、青年、恋爱等问题都属于作家选材的范围，不论是“求美”、“求爱”、“求真”，全离不开“为人生”这个主题。“乡土文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贴近人生，着眼点是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的悲欢离合，人道主义在这些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钦文、蹇先艾等便是主张文学“为人生”和“乡土文学”的代表。
鲁迅也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他把“为人生”、“改良人生”与启蒙主义结合在一起，认为要在天地之间争生存，与各国竞胜负，认为要在天地之间争生存，与各国竞胜负，“其首在立人”。他把人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在《狂人日记》中他用“吃人”来概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反映了失去“人的价值”以后，有人“吃人”，有人“被吃”的封建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阿Q正传》也不止一次写到阿Q企图证实自我价值的可笑的行为及其悲剧。写人、人性、人格独立、人的尊严，正是五四现实主义的新内涵，鲁迅为新文学的传统树立了一个坐标。
浪漫主义在中国也有其渊源。但把创造社前期强调艺术的“美”和“全”，崇尚“神会”、“直觉”、“灵感”乃至于“天才”的文学观纳入五四启蒙文学的框架，他们把“表现自我”作为艺术作品的中心，通过表现自我来透视人生、社会或时代，应该说也同属于启蒙文学争取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范畴，与新文学传统的形成有很密切关系。
至于现代主义对中国作家和20世纪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很明显。鲁迅就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现代主义在“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对中国新文学的冲击，使文学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风格不同和象征派、意象派、新感觉派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多元互补的观照中看到它们不可取代的作用，而现实主义作为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形态则居于主流地位。三四十年代的救亡文学和工农兵文艺以及解放后十七年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和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有向现实主义滑行的轨迹，存在一条与现实主义承传关系的脉络。
着重文学的教育和认识作用，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学的一种抉择，在文学传统中体现了民族意识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转变，中华族备受欺凌，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因而表现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成为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文学的教育和认识作用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强化使爱国主义成为文学主题的核心，有不少作品表现出极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风靡一时，成为千古绝唱，就是最典型的事倒。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教育和认识作用仍然占重要位置，象《红旗谱》、《青春之歌》和《红岩》等小说都是政治思想性较强而又为群众称誉的佳作。“文革”时期，因文化专制与“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制约，文学被扭曲变形，以至沦为“阴谋文艺”的工具。粉碎“四人帮”后，清除了极“左”思潮对文艺的干扰，文学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标准等得到了新的诠释，文学摆脱了“工具论”的束缚，开始用现代眼光来审视现实，曾经失落的文学主体性和文学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终于得到回归。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和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重新出现，突破了某些旧的创作模式和思维模式，这一巨大变化，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增加了文学的容量。不过，在特定历史务件下形成的新文学传统形态，还不完善，却是事实。在当前“两为”方针下，为了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和认识作用不能“淡化”，恐怕也是事实。我认为新文学传统是在发展中的“传统”，只要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发展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文学的自我超越。
新文学人民性的传统
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新格局的背景下，一开始便以战斗的姿态涤荡着旧文学领域的污泥浊水，使旧文学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巨大革命。新文学植根于中国新的现实土壤，密切联系着时代和人民，以崭新的观念、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开拓了人民文学新纪元。新文学的可贵，不仅在于它已取得巨大成就，更在于它在成长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积淀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形成了人民性的传统，这对于发展21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学人民性的传统，最突出的一点，是以自觉的时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现实主义特色。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始终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人生，反映了中国社会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表现了中国人民心灵的深刻嬗变。新文学无论揭露还是歌颂，无论运用何种手法或表现形式，总是联系着时代，关注着人民，反映着时代和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新文学属于人民，同人民建立了新型的关系。人民关注着新文学，要求新文学表现时代、社会和人民的创造力。新文学以真实的生活、健康的思想和热情，为人民所认同，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新文学决不以题材框死自己的活力，题材本身并不足以说明文学的高低优劣。新文学只要和时代合拍，面向现实，表现丰富的人生，人民总是欢迎的。人民也需要娱乐和休息，需要丰富的生活形式，但这和那鼓吹没落意识、渲染暴力罪恶、宣扬腐朽生活方式的破烂，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在不断地尽清道夫责任，反复扫荡这些文场拉圾，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意识。随着我们的社会从战争走向和平，从革命转入建设，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给新文学的发展营造了更宽松的环境，新文学就更贴近人民的实际生活，更丰富多彩。但是，环境宽松了，我们有的作家却忘记了文学和人民的联系，无视时代，脱离人民，回避现实。奋发向上，振奋人心的作品少了，胡乱编造的东西多了，还认为这是人民的需要，是经济文化的必然。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家远离现实，远离人民，只能闭门造车，生出许多瞒和骗。作家只有在人民之中，在实际生活之中，真正写出人民的体验，才能保持人民性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色。这对于21世纪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文学人民性的另一点，是以自觉的世界意识，参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形成自己的开放创新的文学体系。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决定了新文学改革开放的特色。五四文学革命伊始，新文学便广泛引进和吸纳世界的各种文学观念、文学主张、文学表现手法，中西文学的撞击，迅速改变着中国文学的质素，催化出新文学开放性架构。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经验告诉我们，新文学的改革开放，就是要为中国民众开放，向中国民众交流。只有如此，新文学才可能有坚定的开放信念，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开放态度。否则，新文学的开放交流，势必离开本国的实际，离开人民的实际，也离开新文学自身的实际。新文学有过“全盘西化”的极端，也有过统之过严的偏颇。我们的引进、吸纳和交流，从没有今天这样的好条件。但我们的新文学人民性的观念淡薄了，模糊了。虽然花样翻新，浪潮一个接一个，却只是一厢情愿，自我欣赏，与老百姓无缘；也有的由于猎奇，“拿来”的多是皮毛，“拿去”的也不是自家的精华，趣味低下，俗气得很。于民众无缘的东西，没有不走向困惑的。新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取决于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取决于作家整体的和个人的素质，取决于作家的观念、意识、意志、生活阅历、素养、文学功力等等。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熟。我们并不悲观。20世纪新文学经历了许多风雨，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就。21世纪，我们的社会将会给我们的新文学充分发展的条件。只要我们的作家不脱离社会，不脱离人民，坚持新文学人民性的传统，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去开拓，去创造，新文学将会更加辉煌！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情怀”
夏志清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中国作家的展望，从逾越中国的范畴”，刻意表现中国的困厄及拯救的希望。这个论断是符合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文学实际的（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除外）。
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与中国政治溶为一体的色彩。作家大抵带着赤诚的拯救国家、改造国家的理想从事创作，大抵对于国家现实的改革、未来的发展存有一套方案或设想。最显著的标志是：作家往往企图借文学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并且不符实际地声称欧洲国家的进步全赖小说之功云云，一般新进的中国文人对此称“文艺救国”论，都深信不疑。至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又多次表示文艺可以唤醒国民的灵魂。这种对于文艺启蒙作用的信仰影响了不少作家，甚至在今天，仍有作家坚持这样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在二、三十年代，不论何种出身，何种政治背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希望中国变得好起来，只是各个人开的药方不同而已。由于中国社会政治情势的混乱，救国的理想无法通过政治手段加以实现（如梁启超等），也无法通过实业性的手段加以实现（如鲁迅等人的初志是医学救国），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被摒弃在政经秩序之外，于是，写文章就成了经国之大业，成了严肃地追求社会理想的途径。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中国情怀”的成因之一。文学中的这种“中国情怀”，究其实，就是作家对中国的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对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体认与焦虑，对繁荣、富强、民主、稳定的向往。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异质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的异质性则主要表现在：
一、新时期文学基本上背离了现代文学中文学为政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学曾明显地成为为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而斗争的工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一切为了抗日；延安《讲话》以后，文艺作为“工具”的色彩就更深厚了。建国后的前17年，基本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新时期文学从“文革”的“政治工具”的绳索中挣脱了出来，不再写中心、配合中心，而是写作家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于是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更多的是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作家们的阶级斗争意识渐趋淡薄。
二、在艺术上，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后写实主义时期，稍稍地向通俗化倾斜。现代文学的总体形态是严肃文学。这无论是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文体；也无论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代表作家来看，都是如此。老舍、赵树理写过一些有通俗成份的作品，但实为大众化、民族化的作品，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通俗文学。新时期的现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港台文学的影响下，文坛上却掀起了一股通俗文学的热浪。有些作家不由自主地转入写通俗文学，有些作家虽还坚守严肃文学的阵地，却稍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通俗的审美特征，以便有利于在市场上竞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二点异质性将更加发展。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泾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向、理论、演变等等问题时，为了使考察能超越以往的成果，能较多地获得科学的品格，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是否走出了这种思维误区。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孕育、降生和发展壮大的。这“独特的历史语境”便是：空前的民族和阶级的屈辱，空前的民族和阶级的血泪，空前的广大民众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奔突着对民族和阶级敌人的痛恨，纠缠着对中华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政治革命的渴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作家，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对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历史要求，从理智到情感到行动，都自觉体认了。他们大体有这样一种共识：新文学不但要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而且要使文艺自觉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解放斗争的一翼，以便有利于民主革命的深化、展开。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到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的延安文学，可以说有许多作家都认识和把握了这一时代的、阶级的“绝对命令”，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应该承认，在那独特的历史语境中曾成为改造社会，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的文学，在历史上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们应在现代文学的美的历程中享有应得的荣光。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的思维陷入误区不能自拔，凡属这类作品均偏执地膜拜与推销，不属于这类的作品则贬抑、淡化和矮化。于是，什么“正宗”、“主流”、“盟主”等闪光的字眼都一一加在政治意识形态强烈的作品上了，对它们只有赞颂，没有批评；只有让后人去断承和发扬光大，却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追问。
我觉得这样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是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的。在新文学几十年的美的历程中，不是明摆着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驾驭叙述过程的矛盾，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使自己的创作成为意识形态的号筒的蒋光慈、洪灵菲、殷夫、华汉……等等之外，还有一大批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美学内涵、心理内涵，呈献给一种真实的人生过程的巴金、沈从文、郁达夫，以及有意追求精神自由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等作家吗？即便就作家个人而言，蒋光慈除了有强烈宣传鼓动性的《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之外，不是还有《丽莎的哀怨》吗？茅盾除了《春蚕》、《子夜》等明显带有政治话语的作品之外，不是也还有以苦难时代一些青年精神上经受折磨、道路曲折为观照点的《蚀》三部曲吗？世界是可以从多个角度观照的。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除了产生革命文学或政治文学系统的作品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就是：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切入我们的全体，着重表现个人的人格力量，个人的需求与满足、精神与物欲、理想与激情、选择与责任、痛苦与挣扎、孤独与奋斗、忧虑与愉悦等思想方式、体验方式、行为方式的“人本文学”。
以社会主体为立足点、观察点，以促进社会改革、社会革命为指向的社会文学和以个人主体为指向、以表现和揭示个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为目的的人本文学，可以并存发展，互相补充，不必人为地定出谁优谁劣，谁尊谁卑。
继续纠正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的偏颇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这一重要论断，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研究史的。自从创造社、太阳社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后，就逐渐形成“左”的倾向，而且愈演愈烈。历来许多研究者也随之承袭了其中某些“左”的观点去判断是非和评价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恢复和发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一些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示出了力求纠正“左”的影响的努力。可是，也无须讳言，由于没有完全冲破过去的思维模式，还没能真正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较深层次去研究。比如，有的至今仍承袭一些作家“左”的观点，认为30年代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批判者和反对者”（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胡秋原当时主要是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同时也批评了钱杏邨的文艺思想错误，并未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又如，对梁实秋在30年代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也缺乏较全面的评价，只强调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这一错误方面，而未肯定他还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亦未能指出他在抗战时期被革命作家误解而受围攻的事实。
目前研究中之所以还存在“左”的偏颇，其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继续沿用以往评价文学史现象的是非标准，以革命和政治划线，甚至以“左联”划线，凡是与革命有关的，与“左联”的主张一致的，应肯定，否则便否定或评价不高。这样的评价标准显然狭隘了。
为了纠正这种种“左”的偏颇，我认为，除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新的评价标准外，尤为重要的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弄清事情的本来面貌，才有可能得出较为真实的客观的评价。譬如，只要我们把胡秋原与左派作家论争前后的全部论著看一看，就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象瞿秋白、周扬说他是“红萝卜”式的敌人和看法的。只要我们看一看梁实秋30年代的全部著述，就会看出他无论在政治态度上或文学见解上都是有复杂性的，不是只有单一的反动性。只要我们看一看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全部文字，就不会认为他提倡幽默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实际上，他是我国第一个提倡幽默的重要作家，要是否定他提倡幽默，怎么说得清现代中国幽默文学是怎样兴起和发展的呢？
反叛之路
可以说，20世纪文学是在反叛传统中起步的。从此，反叛给20世纪的文学生命带来永不安份、永不停滞的活力，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世纪的业绩，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反思的话题。当我们反思20世纪的“反叛传统”时，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关于反叛，二关于传统：20世纪用什么作为武器反叛？什么是20世纪对传统认识上的洞见与盲视？
毫无疑问，西方文化是中国20世纪反叛传统的重要武器。当鲁迅喊出“救救孩子”的时候，当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时候，国人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吃人”，也从黑屋子里看到了一束另一天地射进的强光，听到了一种救赎的乐章，看到了一片并不吃人的天地。借他人之火，煮自己之肉，成为国人自觉的行动。在西方文化的登陆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洗礼。90年代的中国学者迎来了20世纪中国的又一次觉醒，这次认识到，不能再用自己的行动有意无意地去肯定“西方中心论”了。当我们为西方文化路上鲜花满地而兴高采烈时，不能不留意鲜花织就的陷阱。
20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机遇，也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劫数”：一个从危机中觉醒以求更新的“机遇”，一个在否定、批判中被再命名、在再命名的强暴中寻求新生的“劫数”。“劫数”源于“机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源于揭示文化危机以振兴文化的冲动。当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发现了传统文化里的“封建性”并对之大加讨伐时，中国文化无疑迎来了一次新生的曙光。那是无可否认的划世纪革命。显然，“封建”之于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的符号，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符码，一个具有强烈倾向的价值判断。它表明着新价值体系的出现和旧价值体系内部贰臣逆子的诞生。然而，当“封建性”不仅作为传统文化某个侧面、某些特性的认识，而且作为一个命名被派给传统文化时，误区便出现了：对象里需要批判、扬弃的因素变成了对象整体的名称，对象的多元价值被一元价值之刀阉割了。
人们往往通过命名去认识对象。寻求方便的人们可以对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封建。于是，“封建”对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命名，而且成为一个“成份”。“成份”的关键是用经济／政治思想给对象定位。任何复杂的对象在这里都变为经济／政治思想的单一载体。对对象的认识也就轻松了：只需按照政治思想的先进程度给对象排队，然后按照对象在队列中的位置给以相应的情感态度即可。
“成份意识”里有一个明显的二元对立系统：封建／民主，保守／革新，腐朽／先进，坏／好。封建与保守、腐朽、坏等等字眼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二元对立系统里隐藏的单维、单向的思维模式。这里只有二元、只有一个向度而没有其他。“成份意识”对传统文学、文化研究的“进入”可能远较我们的想象严重。20世纪以来，不乏为传统文化辩护者。然而，不少辩护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文化的“成份编码”。一个典型的辩护是：传统文化里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这议论自然精譬。它既肯定着文化的成份性，也肯定着对文化“成份”的单向、单维的二元对立思考方法。问题在于，除了封建／民主之外，有没有其他方式谈论传统文化？文化，除了“成份”定位外，有无其他的价值？答案是显然的。一个民族的文化里深藏的，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任何单维单向的把握都可能接触到智慧的某些成果，找到智慧的表层，却不是智慧本身。对智慧的把握因而需要多维多向多价值尺度。
中国文化的古典时代已经在上个世纪末列强的炮声中结束，为特定时代、阶级服务的文化思想也必然被新时代埋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批判是为了新生，批判不能否认对智慧的挖掘。中华民族的智慧不会随特定时代、阶级的逝去而逝去，却必须会有新的闪光。中华文化的新生将是中华智慧在批判时代、新语境中的光大。因而，真正的文化批判，是一种建设性的剥离，从历史的尘封中剥离出民族的智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把它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的著作定名为《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给了我们启示：对传统文化的“剥离”不仅要进入政治、思想层面，还要进入思维层面；不仅要研究先哲们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更要研究先哲们如何想，如何说。
历史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反思不是为了指责昨天，而是为了奔向明天。走出“西方中心”、跳出“成份意识”，在反叛中走向新的文化建构，已是今天的文学、文化工作者无法忽视的课题。
五四新文学与个性主义文学传统
根据会议的主题，我想谈一点与五四传统有关联的问题。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产品。在我们的观念中，五四文学是怎样的文学呢？那是一种由于思想比较解放而人的精神得以张扬的文学。如果封建专制的精神环境不出现变化，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是不能出现的。但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根基非常深厚，“王纲解纽”的时期往往是短暂的，一旦封建势力“重整纲纪”，加在文学上的压迫就又来了，精神又再萎缩，原有的“新文学”的意义也会逐渐消失。精神环境变坏了，文学当然还在发展着，正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也一直发展着一样。但这时候就容易走回老轨道，在封建牢笼中讨生路。故知五四文学的“新”，是“新”在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牢笼的束缚，求得合理的发展。它的发展，整体地是相对于封建思想专制的弛缓而言的，在本质上应是一种个性化的文学。文学作者有了“人的觉醒”，有了个性的自觉，才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才会热闹起来，文学上也才会出现多元化的发展和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个意思，是五四时期众多不同派别的作家都说过的。他们的文学思想尽管不同，但在个性发展的问题上，意见大抵上是一致的。不但是鲁迅、刘半农、郁达夫等作者，就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也是这样看的。周作人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
但是能不能说个性主义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要讨论起来就很复杂了。因为即使是在五四时期，有个性自觉的人往往都很痛苦。整个封建传统是排斥个性的，人虽然知道个性发展的重要，而一旦实行起来，就会与整个维持旧秩序的社会对立。单个的人站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那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能看见的坚持个性的作家是很少的。到了30年代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时代，除了如写隐晦曲折的杂文作品的鲁迅等个别人之外，还有哪位作家坚持着表现了自己的真实的个性，是很难确认的。有些不肯放弃个性的作家，实际上也有了对个性的自我限制（如沈从文），或仍然挂着个性的招牌而实际上扭变了自己的个性（如林语堂和周作人）。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难题：新文学的发展必须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个性得到发展；但封建专制势力又非常强大，文学作者极难以个性主义的要求去贯彻始终，文学就只能在个性受到压抑的状态下以各种样式发展起来。因此，个性主义是新文学的历史性的要求，在遥隔五四文学6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学对个性主义的强调。对人的文学的呼唤，对作家主体精神的重视，对文学的多元发展的要求，便都是具体的表现。
新文学的现实主义
对今后文学的前景，不少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持谨慎或悲观态度，往往含糊其辞。老作家汪曾祺则表示过十分明确的意见：“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讨论会上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说：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汪曾祺文集·文论卷》）
我大体上赞成上述意见。现实主义在本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始终居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包括许多文学以外的因素作用。但从80年代中期起，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被逐渐解构；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动摇了现实主义的地位，现实主义不再是一种权威话语。这里有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奠基石。鲁迅为现实主义奠基之时，已经为新文学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在原则和精神上，他要求作家体验自身生命和反映外在世界要达到最大程度的真诚与深刻，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应当“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在内容上，鲁迅以“为人生”和启蒙为出发点，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目的，坚持了对封建主义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创作方法上，鲁迅将浪漫主义尤其是现代主义融入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呈现出极为开放的状态；在形式与风格上，鲁迅对民族传统精华与西方文学良规兼而取之，创造出既具现代性又富于民族性和难以摹仿的独特风格。
遗憾的是，鲁迅之后新文学（包括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不仅再也未能达到鲁迅的丰富性、深度与高度，而且逐渐失去了鲁迅现实主义基石中最重要最可贵的成分。不是没有人试图维护和发展鲁迅开创的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然而，无论是胡风在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针对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话语弊端提出的批评和在理论上所作的新的开拓，或是丁玲通过《在医院中》等作品对新的政权下依然浓重的小生产保守意识所作的严峻审视；无论是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或是60年代初现实主义权威性话语构建者们在“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离经叛道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文学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等论点中表现的对于经典话语的有限反叛……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悲剧性地被收去了进入话语系统的通行证。倒是一些远离权力中心的作家多少获得了一点在现实主义大前提下进行艺术探索的机会。象肖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寒夜》、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就是具有艺术独创性因而也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
问题在于，我们总是让现实主义背负着太多的功利目的，使文学放弃自身去为大至政治小至一项中心工作奔走效命。当文学的现实主义有可能疏离意识形态中心时，我们又赶紧用“生活本质”扼杀了批判精神，用“理想化”修正了“真实性”，让单一模式消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千姿百态，政治化倾向压抑了文学的主体性，现实主义变成伪现实主义。正因如此，当新时期伊始提出文学“向现实主义复归”时，就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要通过坚持真实性和批判精神，高扬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使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实现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某种否定与反叛。于是有“重放的鲜花”，有“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有“文学主体性”命题的提出，有对《讲话》某些提法的修正，有意识流、象征、荒诞、黑色幽默等现代派手法对现实主义的介入。最后是现代派文学和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学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后新潮诗的大规模兴起，消解了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
展望未来，以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来说，现实主义毕竟比某它一些创作方法具有更多长处，所以在21世纪中国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很大。但在有了新时期文学这一段重要历史而中国文学又日益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情况下，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必定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现实主义，更多地兼容其它创作方法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永远保持自身的生机活力；它也必定要在消融外国文学的形式和手法的基础上实现对民族化的追求，朝着“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方向前进。
重振人文精神改进批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它与国内整个文学批评一样呈立体多元格局，从以往仅只注意文学的外部联系向探讨文学内部结构深化，文学作品本体研究呈一时之盛，文体批评、形式批评、语言学批评、小说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等各种新方法各擅其长，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新方法各据文学的某一特性为自己的王国，自某一特定角度（如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来实施研究。这些新方法最根本的一条便是以科学主义的拆解、实证方法取代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性研究。这各种新方法的交叉运用，确有利于立体地揭示文学的多种属性和功能，使其以空前的清晰度呈现出来。但是由于这些方法的科学化操作色彩，文学文本已不再作为浑然的整体进入批评视域接受其综合审美考察，颠覆了文学批评研究对文本意蕴的整体把握，导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学最本质的精神：对于人们生存意义的终极性关怀与寻求，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
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对于“五四”到新时期优秀的文学精神的一种违拗。“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个体生命价值意识高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觉醒”，当时两大文学现象“问题小说”热与“乡土文学”热是其突出表现。“问题小说”广泛涉及妇女地位、青年教育与就业、儿童培养、家庭专制、婚恋束缚、社会习俗恶陋等问题，表现了五四作家对人生意义这一生存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究。（这一点庐隐以她激切的声音表达得最为充分和有力）“乡土文学”，则从乡村的破败与习俗的恶陋中，对乡民以至整个古老民族的命运进行沉思与拷问，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而以鲁迅肇始的对于“国民性”的反思，经鲁迅的哲人式思考、发掘和其后老舍、沈从文等大师的赓续，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文精神的光辉体现。新时期的文学在相当一段期间里始终与社会保持同构，并向民众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关怀（这一点只须看看高晓声对李顺大、陈奂生形象倾注的热情便可了然），这正是这时期文学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现当代文学是我国自有文学以来最富于人文精神的一份精神财富，研究它而偏偏缺少了人文精神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是人学，这已成了众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遗憾的是在批评实践中它往往被人忽视。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文学不是科学，文学批评研究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对“人学”的力求透彻的探讨，其对象是活生生的各各不同的人而不是不具生命的物。文学批评研究虽也叫做“人文科学”，但这儿“科学”一词主要指研究主体观点、方法、手段的科学性质而言，而非指推重实证性、精确性与普泛性的科学技术，也非指一个独立的科学系统；这当中“人文”才是根本，人文精神是文学之魂。新方法往往由于它们的理论预设，常常将非文学的学科理论强加于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文学本身。有时，批评主体对于方法本身试验的兴趣和热情远远高出于对研究对象的索解与关注，结果文学文本只成为方法的陪宾。有的则由于观念上的偏激，为了强调艺术主体而摈斥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漠视了广大读者的精神需求。以上这些，正是我们某些文学批评研究陷入误区的明证。历史告诉我们：借鉴或运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一个如何不背离研究对象特殊性的问题。一定的方法依赖于一定的对象，而不是“方法创造对象”，对此绝不应有误解。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对文学主体性的研究，以排除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侵扰；进一步发扬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以克服科学主义方法占据中心位置的状态，逐步建立一种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本质特征的精神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正如生态文明将是较工业文明高级的文明模式一样，这种精神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将可能会是较目前的新批评方法更健全、更高级的批评模式。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的关系至为密切。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在尽情吮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学到西方文化学的某些方法。因此，他们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之际，也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评价中国文学。例如胡适从文化的发展演变着眼，揭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提出了革新文学的主张，并得到陈独秀、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和响应，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便应运而生。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如胡适、鲁迅兄弟、郭沫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群几乎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启蒙，他们的作品都包蕴着新的文化特质，因此，用文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他们的创作，能够较准确、较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文学作品的意蕴与价值。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研究者最初也正是从文化视角，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和文艺社会学视角去评析现代文学作品的。
再次，一些研究者逐步打破各门学科的畛域，融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和文学等为一炉，致使文化视野更为广阔。如苏雪林就运用跨文化研究法、结构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等方法，研究了湘西文化圈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不过，当时的文化学尚是一门刚刚建立的年轻学科，文化学某些重要理论著作还未介绍到中国来。到80年代，文化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已逐渐走向成熟。文化学中各种学派的重要理论陆续译介到中国。梁漱溟、张岱年、林惠祥、冯友兰等文化学者、民族学者、人类学者和哲学家的著作的再版，以及港台暨海外华人学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金耀基、余英时、成中英等人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在大陆发行，为文化热增添了燃料。和以往的研究不同，现在许多研究者突破了长期以来所惯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模式与政治经济分析模式，改变了以往对作家贴标签、作鉴定的僵硬方法，把作家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运用文化学的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多元考察。研究者的文化眼光所注视到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冰心、沈从文、郁达夫、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萧红等人文化思想的特质和个性特征，内隐外现的行为方式，在现代文化学的观照下，已大都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过去研究中所存在着论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弊端，得到一定的克服。
在现代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感悟下，探讨现代文学及其各个发展时期、某些文学流派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已成为近几年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有的研究者把“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与古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之所以大异其趣，是因为近现代文化的新的特质在固有文化系统中获得发展；新的文化元素不断渗透入传统模式之中。新的文化元素经过中国本土的吸收、消融，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特质成分。研究者对文学社团和流派也有浓厚的兴趣。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仍是研究的重点自不必说，他们还探索了乡土文学派、京派、海派、山药蛋派等流派的文化特质。区域文化圈是乡土文学的文化基础，区域文化对现代作家文化灵魂有着浸淫作用，而现代作家在形成自己文化个性时又对区域文化有所超越。有的研究者指出，乡恋与怀乡是乡土文学的情感架构，其底蕴是隐伏在许多作家，包括那些新文学运动的最激进的倡导者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化回归的深厚心理结构意识。严家炎对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京派作家文化归属作了明确的阐述，也认为京派作家的基本思想是现代的，京派小说是一种现代性灵小说。吴福辉则分析了海派文学的现代质，认为这种现代质，最早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文化，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还有的研究者将山药蛋派的审美现象放在解放区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其文化特质的结构和功能条分缕析，指出解放区文化大致可分为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和农民的文化观念，这三种文化观点各以其功利性、超前性和传统性来表现其质点。这些探讨，拓展和深化了现代文学研究，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启发作用。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构成因素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域外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和文学思潮）异质对中国原有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对自身变革与发展的要求，是影响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形成和发展的三个基本因素。
本世纪，由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革命与社会观念的新旧交替，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关注这一系列社会革命和思想变革，并相应地摒弃旧有的文学观念，产生新的文学意识与之相适应，与之相配合。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为文学提供了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中国在20世纪文学意识的主流，一直表现出较强的时代使命感。本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即以“改良群治”为主旨；现代白话文学的催生，与五四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大众化的精神是一致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出现和持续不断的发展，与本世纪中国农村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农村和农民心态的变化成为作家关注的重要方面密切相关；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思想变革与社会革命的内容要求相适应，相继出现了“为人生的文学”、“国防文学”、“革命文学”、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等文学主张。在这些文学意识导引下，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便有意反映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思想变革、社会革命以及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变化。
20世纪又是域外文学和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中国文学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都以师法域外文学为共同要旨。五四以后的十年间和新时期文学摆脱了长期禁锢之后的十年间，西方近二百年的文学潮流在中国文坛上各重演了一遍，汇入了中国文学而有所创新。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主要受到了东欧特别是苏联文学的直接影响。所以，域外文学和文化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形成中国新文学传统丰富形态的重要因素，形态丰富是新文学传统构成的一大特色。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众多流派，许多与域外文学或文学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如新诗创作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现代派以及乡土文学观念等等，有的已延续成流派传统。
再者，为了对大众思想启蒙，促进社会变革，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亦要求自身变革，要求文学大众化，摒弃文言脱节、不适合广大民众需要的语言表达手段，这促成了现代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加上翻译引进了大量外来词和句式，新文学因此形成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传统。文学大众化还促成了乡土文学的出现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反映农村变革和农民心态变化为要旨的乡土文学传统；促成了革命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从而逐步形成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文学传统。
文学传统的形成方式是多样的。《诗经》《楚辞》较早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两个源头和高峰，而《红楼梦》则是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尾声才出现的。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主要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而产生，经过几十年在所在国本土文化环境下的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华文文学。中国新文学则是受了大量外来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反对旧文化而又离不开20世纪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下产生和形成传统的。一般说来，在文学有较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环境的情况下，“文学代变”等说法是成立的。变化了的文学经过一定时间延续便逐步积淀出某些新的文学传统方面。唐诗在格律的形成、自然山水的描写和情感的自然抒发方面形成一代诗风；宋诗则因以义理为诗而有别于唐代诗风，构成宋诗的传统。文学传统有丰富的构成形态，如风格传统、语言传统、审美意识传统、表现方式传统、文学意识和思想的传统等等，因此，对文学传统的概括可以有层次的不同。“文学传统”不是不可企及的高峰本身，而应该理解为在成功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在时间上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对后来的创作有一定影响和借鉴意义的创作精神、创作方法、创作倾向等等，它是后来文学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它本身也要变化发展，不然传统便成了陈规，就会僵死，“继承传统”也就毫无意义。
新文学在反传统的精神下催生和发展，但新文学传统与以往中国文学传统不可能完全脱节。就其影响来说，它们共同构成今后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共同为作家提供文学修养的根基。而对于以往的中国文学传统，20世纪新文学传统既是它的否定，又是一种承继。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对以往传统的回应，大量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的出现，便是一种反映。近年寻根文学和 乡土文学向文化寻根方向发展，也是新文学回应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然而，新文学除了与外来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外，更重要的还是本土生活。不断向现代化发展和向世界开放的中国本土生活，是新文学传统发展的根和作家情感体验取之不竭的活水。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20世纪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